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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里老师12月5日下午2:30将在成都市图书馆讲授《儒家经典与婚姻爱情》,欢迎广大爱好者届时前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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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祭孔与祝寿(2009-11-26 16:55)

按:2009年11月1日,四川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学工作室每年一度的祭孔仪式在崇州文庙举行。祭孔结束后,为工作室导师杜道生老先生举办了九十九岁生日庆典,现将有关内容发于博客,以与网友共享。

 

                       祭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圣人文

维共和国六十年秋,岁次己丑九月十五,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大字典》编辑、国学泰斗九十八岁杜道生,成都大学教授、心理学家八十八岁张粹然,成都党校教授谢祥荣,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炎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恕豪,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温茹秀,四川音乐学院教授代茹,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李里,率众致祭于崇州文庙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圣人前:

元王先觉,中建极立。夫子挺生,光耀月日。董生三策,儒尊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说,我有智慧吗?我没有。圣人是很谦虚的。“鄙夫”就是当时的乡野平民,有乡下人来问我问题,我对他们的提问“空空如也”,“如”当样子讲,空空的样子,就是一点不知道。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就抓住问题的前后、正反方面仔细地向他们询问,再结合我了解到的情况尽量地分析和答复他们的问题。这里的“叩”就是叩问、询问。两端,指事物的两头、前后、正反等方面。把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搞清楚了,我就能竭尽所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句话有几层深意,第一层是说孔子虚怀若谷,对任何人都是谦虚诚敬的,并能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第二,孔子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哪怕是乡野村民来问他问题,他也能尽其所能地了解情况并竭力回答问题。第三,任何人都不可能将所有的学问都掌握,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回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

即使是圣人也可能有不知道的问题,搞不清楚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这是讲的一个方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句话很关键,历朝历代、各家各派对这句话都有自己的解释。一种讲法是孔子很少说利、命和仁这三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儒家重义轻利,轻视功利。命不可把握,众生本迷信,多讲反使他们沉溺其中,不知如何。仁则是德之全,很难做到,所以孔子少说这几个问题。这符不符合事实呢?《论语》中这几个问题都谈了。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谈命。仁就谈得更多了,“仁者,爱人也”,“先难后获为仁”,“智者求仁,仁者安仁”,等等。所以按上述那种讲法就不太讲得通。

那么这一句的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应该在“言”字,“罕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直接说的话就叫言,和人家讨论的话就叫语。这就好理解了。“子罕言”,就是孔子自己很少说这几个问题,凡是说这些问题都是在和人家交流。人家来问他,他就回答。很多弟子都来问仁,于是孔子作答。命也是如此,利也是如此。“罕言”,孔子自己很少说这些问题。人家来问,他才答。为什么孔子自己很少说这些问题呢?因为对于孔子来讲,仁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圣人说话是温润祥和的,很难得说出一些很决绝的词,很斩钉截铁的词。而这里用了一个“绝”字,杜绝、断绝,孔子杜绝了四种弊端。圣人要坚决断绝的东西,肯定是很有问题的,对于人来讲是最大的弊病。“意”,起意,做事的时候喜欢臆测,凭空揣测,没有根据、没有证据地在那里瞎怀疑、瞎猜测。“必”,根据自己的瞎猜测,得出一种定见,并对自己这种定见深信不疑。然后,这种定见的观念越来越强,变成固执。一固执就变成我见,一种私我的偏见。这个“我”就是指自私、偏见。

偏见是怎么来的?起意于凭空揣测,或对事物片面的认识与理解。比如,今天早晨我出来讲课,我走的时候才给家里面养的鸡鸭喂了饭,鸭子还很高兴地“嘎嘎嘎”地叫。等我回家以后发现鸭子不见了,我就开始生气了,心想,我走的时候鸭子还好好的,为什么我回来就不在了啊?我在心里揣测,肯定是隔壁王大娘偷了。因为昨天王大娘从我家门口过,我的狗冲她叫了,王大娘很不高兴,吼了它几句,看了我两眼——肯定是王大娘报复我。这样就开始生起对王大娘的不

第八篇《泰伯》从“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到最后两句“周之德,可谓至德也矣”前后照应。盛赞周朝的德行之美,这就是孔子一心要恢复周礼的道理所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要复古,为什么孟子言必称尧舜,儒家学问是如何传承的,读了第八篇,大家也就自然明了了。

 

第九篇是前十篇中最重要的一篇。中国人最重九,因为古人认为一、三、五、七、九是阳数,九更为阳中之阳,故第九篇所记自然格外精要。第九篇中记载的尽是孔子的大道。第八篇是“继往”,继承历代圣王的思想,第九篇是“开来”,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思想。孔子对道的自信,对道的认识,对得道的描述及修道的次第都集中体现在这一篇。要深刻认识、理解孔子,舍此篇很难做到,并且第九篇对当代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句话很关键,历朝历代、各家各派对这句话都有自己的解释。一种讲法是孔子很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巍巍”就是高大。孔子说,高大啊,舜和禹他们有天下。“不与”表示不相关。舜和禹统治天下是多么的伟大啊,他们自己并不占有天下,他们能够为天下苍生做事,但是他们却一点儿不把天下当自己的财产,只是为天下苍生做事,多么伟大啊。大禹治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大舜自己非常穷,穿着破衣服,还要为天下苍生谋衣食。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写《原君》这篇文章,说古代的君主人人都不愿意去当,尧舜禅让的时候找不到人,让给谁谁都不愿意,因为当时的国君是真正为天下谋福利,自己苦得不得了,所以当时的人都不愿意做国君。尧都快一百岁了才把舜找到,很费力,找不到接班人。舜也是这样子,找不到接班人,好不容易才找到禹。黄宗羲说,后世的君主是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让众生去受苦。古代的君主是自己受苦,让天下享乐。所以孔子称赞,舜和禹是多么高大啊。这也让我们知道了尧、舜、禹为什么是圣王的原因。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大舜用五个臣子,天下就得到治理了,这五个人是大禹、后稷、契、皋陶、伯益。禹是夏朝的祖先,后稷是周朝的祖先,契是商朝的祖先,这三个人分别是夏、商、周的祖先,再加上皋陶、伯益,舜有这五个臣子就把天下治理了。“乱”当“治”字讲,“乱臣”,就是治臣,乱和治,注意,古代很多反义词都可以互相解释,治就是乱,乱就是治。武王说,我有治理天下的十个大臣,这说的就是周武王手下的十个贤臣: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邑姜,其中,邑姜是武王之妻。武王手下有十个人,天下就治理了。周公旦就是周公,分封在鲁国;太公望就是姜太公,分封在齐国。

这句是孔子讲天下得人才之难,人才的不易得。孔子说,古人说人才难得,不就是这样的吗?人才真是难得啊,只有唐虞那个时候人才是比较兴盛的,唐虞,传说尧在位的时代称唐,舜在位的时代称虞

蒙书讲义(上)跋(2009-09-01 08:56)

    共和国五十八年仲秋,《论语讲义》既刊之后,里复撰著《国学精义》。未几,汤编辑文辉先生瞩里:于今普及国学,蒙书更急于精义。里遂辍笔精义,转注蒙书。五十九年暮春,《朱子家训讲义》将罄,蜀中惨罹寰宇惊撼之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自成当务,里奋笔作灾后杂记八篇,旋赴青川,援以微力。继之又受邀奔走四方讲学,无暇撰述。今岁上元甫过,里则避居山野,专事著书。里乡居之目连寺,傍水涪江,依山庆云,当青堤渡,古朴详宁。清风明月,每来窗前;烟雨孤舟,时泛眼底。诗书为妻,落英作伴。闲步丘山,牛羊颔首;倦行江岸,鸥鹭回眸。暮鼓晨钟,日日笔耕砚作;黄花翠竹,朝朝心旷神怡。远俗去忧,意无尘扰。于是乎《蒙书讲义》上卷得终其篇焉。青堤渡为里先祖父故乡赤城与先外祖父故乡洪州交汇之地,里栖隐于此,数典怀祖,期不负先辈“但使先灵慰,须知后世贤”之训诫,更冀以此拙作庆贺共和国寿周甲子。恩师道生公、族兄炽昌公、乡贤永康公不辞年高体弱,赐序嘉勉,里铭感曷极,永矢勿谖。书成,忽闻为本书惠题书名之马来西亚华人领袖、孔教会会长沈公慕羽辞世,伤心哉,聊以兹著吊之。书跋之明日,里赴西藏讲学,途中惊闻季羡林先生仙逝。悲伤之余,

    廿六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廿读niàn,当二十讲;治当有序讲;乱当无序讲。二十六史是中国古代的正史,是记录中国古代历史的书,从黄帝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的历史全部记载在这里边。这里有天下太平的治世,有天下纷争割据的乱世。读了这些历史就可以知道天下的兴盛衰乱及其原因。这段话是对前面所讲历史的总结。前面从“自牺农,至黄帝”开始到“清太祖,膺景命。传九帝,满业泯”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将二十六史的大线拉了一遍。将这大线搞清楚了,中国历史的脉络也就把握住了。二十六史分别是西汉司马迁撰的《史记》,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南朝宋范晔撰的《后汉书》,西晋陈寿撰的《三国志》,唐房玄龄撰的《晋书》,南朝梁沈约撰的《宋书》,南朝梁萧子显撰的《南齐书》,唐姚思廉撰的《梁书》、《陈书》,北齐魏收撰的《魏书》,唐李百药撰的《北齐书》,唐令狐德棻撰的《周书》,唐魏征撰的《隋书》,唐李延寿撰的《南史》、《北史》,后晋刘昫撰的《旧唐书》,宋宋祁撰的《新唐书》,宋薛居正撰的《旧五代

    明清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总结时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学术思潮来说,明朝学术的核心是道学中的心学,清朝学术的核心是考据学。心学是对理学的解放,考据学是对道学的纠正。经学在明代是极衰微的。明王朝的专制,特务机构的恐怖,使得明朝思想禁锢,经学僵化,几乎未出有成就的大经学家。但为了思想的统一,明成祖时令翰林院学士胡广等39人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三书基本都用宋元人注,肯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其余学者则认为宋朝的周、程、张、朱诸先生已将五经、四书的微言大义说尽,后人只需践行即可,无需再有著述,这些都是明代经学衰微的原因。明末清初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满人的入主中原,出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经学家,他们以经世治用为本遍注群经,发挥群经,提出以复古为解放,复汉代经学之古,以打破宋代理学的禁锢,以详细的考据代替空疏的谈理,并开启了清代经学考据之风。清代经学继承汉代古文经学的传统,在文字、音韵、训诂、考据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故清代的经学又称汉学或考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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