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关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与民主进程，中国知识分子做了种种猜想。包括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甚至德国模式。然而，最后在中国人中，和平实现两党轮流执政的地区，是台湾。所以，在这本《我们台湾这些年》中，一个专制的社会如何走向开放、民主、自由之路，如何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一乱一治”的历史宿命中解脱出来，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本。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是政府的事情，与老百姓无关。事实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解释，“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从这一点来看，良好的政治制度不仅在于政府的执行力，更在于广大群众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尊重别人的自由，才不会陷入“人人想要称王”或割据一方的混乱局面。

与大陆一样，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台湾仍然处在“冷战”的大格局中。大陆要将台湾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而台湾也同样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要求所有男青年都必须服兵役，双方仍在指责对方为“匪”，直到邓小平谈话，“叶九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大家才逐渐开始跳出“土匪”史观，尊重历史，寻求和解。虽然，蒋经国仍旧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就曾有过“费厄泼耐”应该实行还是缓行的争论，在今日的中国，虽然世态人情已有大的变化，但对于“费厄泼耐”（fairplay，即体育比赛中的公平竞争）是否适合于中国，或者说应该如何实行，还存有极大的争议，薛涌的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实国情和发展思路进行探讨并引发争议的真诚之作。

单从文章的标题来看，出生于六十年代革命家庭的旅美历史学博士薛涌，对三十年代出生的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和法学家江平的批判，似乎只是知识分子的意气之争，或者说，是对话语权和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但细读下来，本书所反映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发展与稳定的冲突，正是改革到了深水区之后的必然，而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如何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健全的未来，则是这两代人共同关注的焦点。

事件的起因之一：面对重庆拆迁钉子户的诉求，物权法的起草人江平教授，号称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不约而同的站在了政府的立场，认为钉子户的诉求不能太过分，不能让政府为难，也不能以物权法和市场自由为由，漫天要价。在我看来，这种现状正和周恩来晚年为江青辩护、劝邓小平“事缓则圆、急则生变”

在《奋斗》火爆两年之后，当记者问石康续集《奋斗乌托邦》的主角为何只有陆涛、夏琳和米莱，而少了杨晓云和向南时，石康说，如果要看杨晓云和向南，看《过把赢》就好了。而就我看来，目前在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其实就应该是杨晓云和向南在现实生活中的延续。为买房子而举家借债，为钱财而出卖色相，在今天的大都市里，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以前那种单纯的夫妻二人的性别战争，在生存压力超过一切的今天的大都市中，恐怕已经是一种奢侈了。

所以，今天的白领，尽管在朋友聚会的时候用《呜莎呜莎：左脑右脑诊断》来测试自己的性格和恋爱倾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但事实上，最终改变命运的还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形势。《蜗居》中海萍买不起房，而在海藻傍上的宋秘书那里，无论是钱还是房子，都是小事一桩。在我周围，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幸运，还能过上房奴的幸福生活，如果运气不好成为“蚁族”，即便付出再多，何时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是未可预料之事。毕竟，石康所不屑一顾的“过把赢”式的生活现状，无论何时，都是都市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至于到巴黎或美国奋斗或创业，那也就是个乌托邦的梦，想想就好了。

小说榜上还有两本婚恋近作《纸婚》《三人

建国六十年大庆获得了圆满成功，我们的成绩世人皆为之赞叹，而如何更进一步，使处于深水区的改革更能兼顾效率与公平，自然就成为热门的话题。今年，新闻出版单位开始企业化转型，新中国第一家报纸已经停业倒闭，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也如同箭在弦上，由此，时政、政治史类的图书明显走俏——网上的调查显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改革后能否公平，当然，潜意识里，也都希望这次改革对自己有利。
所以，《朱镕基答记者问》《建国大业》《中国生活记忆》等一系列政治史的图书理所当然的获得了读者的追捧。当下的改革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而建国时的政治智慧和六十年中的民生实践则是最好的依据，毕竟，以前政治家的决策过程并非草率从事，同样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次改革，如果配套措施不及时跟进，往往会引发许多后遗症，最后甚至危及改革自身。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重温建国六十年的实践，应该比谈论唐宋明清的封建王朝要有意义得多。时代已经发展到21世纪，用袁腾飞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今天的改革，恐怕会将喜剧演成悲剧——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在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改革的先锋而不是被

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取得了新的进展，输出版权创下新高，达2417项，可喜可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消散的今天，中国经济迅速反弹并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模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模式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经济带动了文化的影响力，我们终于从以往的“文体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中走出来，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版权输出的良性互动。
然而，这还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已经从穷国、弱国的阴影中走出来，但离富国、强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文化领域上也是如此。前任文化部长王蒙称中国是文学大国、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的看法，我实在不敢苟同。中国的先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皆可称为一代之文学，而当今的中国文学成就，有什么可以流传后世的呢？莫非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如果真是如此，恐怕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悲哀，还是世界文化的悲哀。在我的印象中，王蒙先生一直就是新形式、新思想的斗士，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对官僚现象的质疑，到《活动变人形》中“东方意识流”的熟练运用，他一直都在题材和形式上开创新的领地，令人尊重。但在90

网络时代的到来如此迅捷，如此势不可挡，超出了所有我们能想象的范围，而与之相随的80后，也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并成为当然的新生力量，以及未来的社会主流。在一个不断改革、不断破除旧传统、旧势力的大潮中，80后是主人翁，而在信仰迷失、道德沦丧的批评声中，80后也是受害者，是垮掉的一代。当一个社会的扁平化、大众化变得日益清晰的时候，当精英与傻子在我们身边逐渐消失的时候，中年人都对原先的科层社会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迷恋，而这本《单向街》正是70年代的精英们对80后自然流露出的赞美与诅咒、忧虑与期冀。
　　在我看来，这种担心，既有必要，令人尊重，又无可能性，令人嗟叹。与70后对改革户籍、自由择业等强烈的渴望相比，80后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相反，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改革。在他们上学的整个过程中，今天所学的，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能用，是否有用。在我教书的时候，学生一听教材或高考制度的改革，就怨言满天飞。在他们看来，改革与折腾无异。比如：头天还在电视上讲话的领导，明天就成为玩弄女性、贪污公款的罪犯；头天还在和同学组织学习小组，第二天即用不得不因为房子拆迁而不得不转学；头天还和爸妈一起去麦当劳庆祝生日，第二天就因父母离

如果单从小说的意义来解读《格萨尔王》，显然，我们难以理解阿来的十年心结。作为一个母语文化中的经典，《格萨尔王》的故事，是每一个包括阿来在内的藏族人所耳熟能详的记忆。而重述这段经典，如何让更多的人理解藏族人的文化传统，读懂藏族人的眼神，显然是一个难题，需要的不仅是智慧与毅力，更多的则是勇气，以及面对后世人不断诘责与挑战的信心。
　　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为了记录英雄的功绩，而是要留给后人战胜困难、创建美好家园的动力与信念。所以，格萨尔王在门岭、霍岭、姜岭三大战役中的胜利，并没有给人以太多的新鲜感，场面描写倒是有点类似于封神演义，故事情节更像是“打怪升级”的电子游戏《魔兽世界》。不难看出，作为口头流传或文字记载的《格萨尔王》，显然还没有像影视游戏那样来得刺激而直接。那么，《格萨尔王》何以具备如此的魅力，千百年来在藏区传唱不衰？
　　要了解这一背景，我们需要和阿来一道，重走一遍格萨尔王所创立的岭国，而这一点，也是说书人晋美——也就是“仲肯”，在获得格萨尔王的神授之后，所要经历过的一样。小说中，晋美在拉萨广播电台录制《格萨尔王》时，获得国家所认可的艺人身份以及相应的

仿佛是一夜间，作者的版权意识空前高涨，今年的出版江湖不断爆出作者行使“后悔权”的案例，无论是五月间作家王刚的新书《福布斯咒语》“一女二嫁”，还是最近作家王刚的新作《苍黄》（原名《落木无边》）的“脚踩两只船”，都是作家和出版机构为作品出版大起争执的案例，双方都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诉说出版合同中的“陷阱”，相互指责甚至对簿公堂，要求赔偿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

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作品的所有权利都属于作者，这一点，体现了法律对作者的保护和鼓励作者创作的本意。然而，如同购房者在强势的房地产商面前毫无话语权一样，作者在精明的出版商面前也常常落入“陷阱”，放弃了很多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在“好心人”（多为其他出版商或律师）的提醒下，作者才意识到自己在困顿时期签订的合同（有时也是在酒桌上脑门一热一时冲动讲哥们义气的结果），会使自己失去很多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如同消费者会面临“消费陷阱”一样，出版合同中的“陷阱”往往会使作者不得不相信“写书不如编书，编书不如卖书”的民间格言。作者如果想要毁约，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一般的出版合同中也并未对此进行约定。

由此，如同《

    与欧美一样，在金融风暴过后，人们似乎对经济问题本身并无多大兴趣，而是在忙碌着修复危机中受伤的心灵，由此，两三年前开始引起大家关注的“身心灵”修炼、包括“灵修”一类的书，开始被读者追捧。与去年的《秘密》《少有人走的路》一样，励志类的图书总是能给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以温暖和希望——中学时，《一碗阳春面》的故事曾让我们心潮澎湃，在无数个寒冬酷暑依然坚持学习，而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滥情与欲望遭受打击后，只有亲情与希望，才能成为我们走出泥潭的阶梯。

由此，《不抱怨的世界》一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大多数时候，抱怨带来的都是内耗，往往是矛盾全面激化的开端。然而，在危机到来、失败不可阻止的时候，抱怨就像一种人的本能，脱口而出不可遏止。毕竟，大家都需要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向好的方向改变，推却责任、赢得同情都是每个人的本能，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以此作为借口转嫁责任，恐怕非但不能得到理解，还会让人怀疑你的道德品质。在某种程度上，女人最恨男人只是抱怨，而老板也最讨厌员工抱怨不停。

    在《不抱怨的世界》中的“紫手环”流行之后，台湾知名女主播张德芬在

大约是在十几年前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曾在宿舍里看到一位刚毕业的学长留下的一句名言——大学四年，醉生梦死各一年。当时还很不以为然，以为自己未必就如此，直到四年下来，才发觉真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而今天的大学，显然不会再有人会为“大学四年怎么过”这样的蠢问题辩论——反正成绩好坏和找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大家都是毕业就会失业，那么，很潮很文艺的，当然是“大学四年怎么玩”。

老一代的大学者经常说，四十岁前不要写书，以免贻害后人。而在今天，绝大多数人四十岁前都已经是著作等身，四十岁就准备功成身退了。或许，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能代表80后的心声。所以，在《长裙过踝半厘米》中，罗素、康德、黑格尔、马柯思、倪采……等著名哲学家都变成了80后的新新人类。曾有人说，让女人讲哲学，是对哲学和女人的双重不尊重——既不知道作者在香港大学是不是上的哲学系，如果是的话，倒是又一次证明了这是真理。就这样，一半是拿无知当个性的恶搞、嘲讽，一半是故作姿态的小聪明、小伎俩，最时髦的哲学术语“后现代”，与最大众最商业的“青春文学”相互交合，产下了这样一个“后现代青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