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突发脑梗中风而杭州、宁波两地辗转病榻一年多，前几天在病床上突然接到慈溪侠女胡遐的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她负责主编的新一期《上林书社》就要开始集稿了，问我能否为之写个800字左右的短文。当时我心头一愣，想这《上林书社》是个什么东东？以前只知慈溪文联办有一本好看的《浙东》呀？所以就请胡遐寄几本以前的社刊来学习学习。没几天她就将厚厚的一册合订本和近期的几本社刊给我寄来了，翻读之下真是眼前一亮，想，慈溪的文友们端的是了得！不仅个个爱读书，而且专门还因读书而结社，且经营得又是那么的像模像样：做出版，搞评奖，出社刊，开展内外交流，不仅有固定会所，而且还争取到了政府的10万拨款！

    其实我在读2009夏季号的《浙东》时就已经隐约知道一点了。慈溪有一个执着于发展地方文化的作家童银舫在，那么出什么样的奇迹或成果都是有可能的，那一期《浙东》上载有一位外地作者的一篇散文《杨梅》，写他吃到比荔枝还神奇的水果杨梅时的惊喜心情，文中就提到了上林书社，他能吃到慈溪杨梅全靠书社组织

慢慢回忆（之一）

在青海的生活与创作

这是2009年的中秋节，我还在病中休养，我这次的病情很特别，能吃能睡，耳聪目明，脑子也还清爽，就是行动不便，因此我只能在床上在纸上作慢慢回忆。

我想起1972年３月初刚到青海时的一段生活与创作的经历。那年我42岁，多年轻啊，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正是有条件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的时机。

我们生活的地方在离青海省西宁市还有35公里之遥的大通县，这是一座回族自治县的县城。在县城边儿上国家（一机部）投资建了一座重型机床厂，主要生产为专供火车车轮修复用的大型车床，这在国内还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于青海省

     如果要问是谁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鲁迅先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镇海中学、柴桥中学完成中学学业。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到鲁迅先生那充溢着浙东地方风味的散文与小说，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想：哦，原来文学作品可以这样写，那我将来也有很多人和事可以写写的。

    而引起我投稿欲望的是当年《宁波大众》报的“百花园”副刊，那时我在柴中读书。上面刊登的诗文我每篇都读，读完后我试着写了一篇小文章《杨梅》。记得文章开头一句用的就是我们乡下的谚语：“小暑杨梅红，夏至杨梅要出虫”。可能是这篇应景文章很对编辑先生的胃口，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就在《宁波大众》的“百花园”里登了出来。初试成功，让我信心大增，这之后写得更勤也更好了，只是肚子里存货有限，山穷水尽时便找更多的书报来读，看看人家都写些什么。也许广泛阅读的兴致与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那时凡能找到的印有铅字的报纸和书，不管它多么皱多么脏多么破我都会仔细地将它们整理出来认真

 现代社会光怪陆离变化多端，谁也免不了出点洋相。因为没有一个能说得出口的过硬身份，而在酒席上差点出了洋相的张三已经由滕刚先生的微型小说名篇《姓名》作了精彩阐释，今天我要说的一次出洋相的经历也与酒席有关。

且说我这人走南闯北，阅人无数，各种场面也经历过不少，应该说已差不多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的场面均能应付自如了，但那天的洋相却出得有点离奇，至今想来，仍不免喷饭。

 因为平时在报上发表过数篇有关美食的文章，不经意间，自己竟然成了本市的一个小有点名气的美食鉴赏家。有一天，本人很意外地收到了一家高档酒店老板朋友的邀请，说是他们的几个大包厢刚刚装修完毕，又重金礼聘了南方某都市的高级粤菜大厨来当厨师长，为新开辟的“一餐两菜式”的全新餐饮理念作预演。所谓“一餐两菜式”是本市继推出“看样订菜”之后的又一个全新尝试，即你若去他

    四年级的小学生闹闹爱上了掌上游戏机。

    他跟妈妈磨：“买啊，买啊，某某已经有了啦，某某某也有了啦。”他妈妈想：“好吧好吧。买一个就买一个”。这东西比较贵，但特别吸引男孩子。游戏机不同于其他玩具，可能会影响他学习。但这一天迟早总要来到的。小学男生呀，怎么会不爱上游戏机呢？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课余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与游戏机有关的“口袋怪兽”、“绿宝石”之类的游戏卡名目。大家凑在一起都是在探讨游戏攻略什么的，如果不让他接触，他是不是跟同学就没有共同语言，就会没有朋友了呢？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所以，游戏机非买不可，但规矩也不得不做。因此，照老办法，先订协议，再去买。闹闹的爸爸妈妈与闹闹约法三章——

    １.周末才能玩。

    ２.玩之前必须经过爸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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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象——如果我在看由名导张艺谋拍摄的《印象江北》，那么我们在银幕上将首先看到那一条海上长虹──宏伟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一辆采访车在大桥上飞驰，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栏杆依次掠过，然后进入桥畔的那一座生态农庄，然后是慈城古镇，孔庙，中城小学，考棚，古县城。

伴随着咣当一声钝响，清风园门口的那一座有点怪异恐怖的充满现代感的雕塑会突兀地出现在面前。然后是古镇里那一条条丁香凝结的雨巷，银幕上缓缓闪过著名作家冯骥才、科学家谈家桢、著名台湾实业家应昌期的身影。

接着出现的是一组老屋，画外音告诉我们，这是冯骥才的故居。这时，镜头中出现浩翰的星空，一颗星星的特写。浑厚的旁白说：这一颗星星，已在天文学上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一颗流星飞快地划过然后直落在慈城上空，旁白道来：被誉为生命科学领头羊的中科院院士谈家桢先生就出生在慈城镇上这一

看了文章的标题，或许你会以为我是一名去西部支教的大学生吧。自从国家启动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来，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选择到祖国西部志愿服务一年或两年。每当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新闻报道，如今已是七旬老人的我都会心生感慨——因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八年，就是在西部度过的。

上世纪的60年代，26岁的我从浙大毕业，被学校分配到东北齐齐哈尔工作。也就是说，我得从宁波出发，沿东海岸北上去那状如雄鸡版图的鸡首处上班。这实在太远了，回家跟母亲一说，老人家当即吃惊得喊叫起来：“什么？这么远，天寒地冻的，这不是到了外国了吗？”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向老母亲讲清楚，齐齐哈尔是我们共和国版图东北角上的一座城市，在黑龙江省，就像我们宁波在浙江省一样。

经过紧张的筹备，1968年３月，我和我的同学（现在是我的妻子）高高兴兴地登上了东北的列车，说“高高兴兴”是我现在写文章用的词儿。在当年，我也确实心有不平，因为年轻时，我的梦想工作地是以宁

东北人豪爽大气，这是真的，性格使然，体现在生活习惯上，他们就与南方人大不一样。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分到东北工作，厂里的师傅们对我们这些南方人十分爱护，但也常常见了我们便拿上海人的小气说事儿。

也不知他们从哪儿听来的段子，说：“哧，你们上海人上菜场买菜，常常是称二两肉，买一梗鲫公子（河鲫鱼），三根小葱，回家细细切了，烹炒煎煮能做出一桌七八碟的小菜出来。然后老老少少一家子围坐着吃，还开一瓶五加皮，一个个弄得小白脸红丢丢的。”

然后又不知从哪个柜子顶上取出一把胡琴，驼沙驼沙地拉起来，听听合上越剧曲调了，一个小老太在人背后嘴巴一瘪兰花指一翘，便唱将起来：“梁松（兄）啊，……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英台吾日日等君来提亲，却被那不学无术的马文财捷足先登……嗯啊……嗯……”，他们就这样连说带唱，常常弄得我们这班南方人哭笑不得。

2008年５月12日，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有８万同胞遇难，这是多么惨烈的灾难啊，这一年的5月19日到21日也被定为全国哀悼日，降半旗。５月12日，于我个人，也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正是那一天的中午，我突发“脑梗”， 右脑栓塞致我左半身“不良于行”，将我击倒。这之后我在宁波一院作为重症监护病人，在病床上整整昏睡了一天二夜，据老伴事后告知，我有整整一天未睁开眼睛。当时她叫醒我，我努力睁大眼睛，眼前还是茫然一片，不知发生了什么？更糟糕的是，左臂不会动，左腿不会站立，只能躺在病床上。

在杭州工作的女儿了解到省人民医院的康复治疗在省内开展得较早，于是急急忙忙联系住院病房，于６月11日将我接到杭州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８个月，连春节也是在医院过的。身在杭州，心里却日日挂念宁波，总想着何时能安然地走回家乡，即使住院也要住在宁波的医院里。

今年春节，有在宁波二院工作的医生朋友来杭州看我，谈到康复治疗

“我是快乐的鄂伦春”，哦，那么我是少数民族作家了？不是的，这里面有个故事的。

我是在我们村小念的初小（小学1－4年级）。

我们村小的校舍是在一座庙里，进庙门有一个很敞亮的石板明堂，我们一二年级的教室在左手边厢房，那厢房很长很大，前面立着黑板讲坛，下面则排着密密麻麻的课桌椅，足可坐下六七十个学生，就这样，教室后面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课间休息时我们就在那儿跳绳，踢毽子，做游戏，“我是快乐的鄂伦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一到放寒假或者是礼拜天的下午，这里就成了我们跳集体舞的舞厅。这个活动没有任何人组织，完全是自发形成的，一大帮男生女生围成一个大圆圈，角落上一架风琴。校长先生坐在角落上的一架风琴前，一边用劲地踩着风琴的踏板，一边用双手在键盘上按来按去，欢快的乐曲响起来了，那曲子既简单又好听，曲调和歌词大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