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阿斐写吧

    朋友来电话，聊起最近的写作状况。他说，很久没写了，有空就在床上度日。这当然是他的无奈之语。我的这位好友，一个有想法、有创造力的年青诗人，和我以及许多其他的朋友一样，对国家社会、人生理想、文学思想有一肚子话要说、可以说。然而他现在的状况，暂居于祖国的一隅，为了一个刚创办的公司，绞尽脑汁、劳苦度日，何尝能静下心来细思这些“大事”并为之进行创作。我对他说，这只是暂时的，只要脑袋还没有停止思维，什么时候想写、什么时候有工夫写，都可以。
    我说得很客套、很违心。在我恐慌的日子里，像我的朋友一样，每天都处于一种自责的状态中。我深知自己肚子里墨水的多少，也清楚自己的自我控制力，所以，我对自己说：你的写作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克服惰性。是的，“惰性”，这个词在我和许多朋友的交谈中无数次提到过。它像一个幽灵，日夜徘徊于我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它，读书不勤，创作欲低迷，甚至不想去跟人讨论什么。为了驱赶它，我动用了一切可能动用的能量，比如淡化工作的意义，

    昨天跟南方周末的记者聊天，我谈到诗歌与“言说智慧”的观点，说诗歌从其“用”而言，其根本是从“言说”上来影响人。但我突然又失语了，因为我不知道，现有的诗歌有多少言说上的智慧而言？至少对我来说，我甚至不能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说话都尴尬得很，写文章不能婉转而通透，写诗也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言说习惯。如果诗歌可以推动“母语”的前进，对人们的“言说”赋予“智慧”，那写诗的人至少可以“说”得很好罢？
    也许这有强烈的功利心在作祟。诗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神秘”甚至“神圣”的，甚至是“不可说”的。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诗歌要有存在的必要，必定有其必要存在的理由。如果简单地说，诗歌是一种精神创造，或者说诗歌是一种精神，未免也太含糊了。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给我的启发是，诗歌是让人学会说话的，而说话是可以改变性情的。于我自己而言，差不多就是如此。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诗歌必要存在之理由，根自它之于人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