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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孙悟空老师,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悟空:千万不要称老师!“老师”这个称谓曾经很神圣,但现在妓女见嫖客都叫“老师”,您还是换个称谓吧,就叫我“大圣”好了。 

记者:好的。大圣先生,《西游记》开篇,说您是从仙石中迸裂而生,是真的吗? 
悟空:这是一个谎言,是无视最起码的生物学、生理学常识而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您想想看,石头再怎么灵通,怎么可能化为生命?……实话告诉您,我的父亲叫李刚。 

记者:李刚? 
悟空:是的。他到现在都还没有现身,但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默默地保护我、提拔我。在我没有任何资历的情况下,让我担任了弼马温;在我偷吃蟠桃、大闹天庭,打碎无数文物、器物的情况下,我没有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只是被判了500年有期徒刑,在闻名天庭的风景区服刑,享受五星级服务,实际上是把我给保护起来。您不妨对比一下,猪八戒比我的罪轻多了,只是酒后调戏了一下嫦娥而已,却被玉帝“打了二千锤”,从天蓬元帅这一正部级高官位置上贬为庶民,又有人暗中做手脚,修改了八戒投胎的时间节点和程序编码,导致误投母猪胎,惨遭一级毁容,落下终生残疾。再对比一下沙和尚,原本是在领导核心身边工作的卷帘大将,仅仅因为“在蟋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就被玉帝“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变得这般模样”,“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他“胸胁百余下方回……饥寒难忍……” 

记者:这简直是惨无人道的蹂躏啊! 
悟空:是啊。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叫李刚,罪虽轻,必依法严惩。 

记者:弼马温是个小官,也是照顾您吗? 
悟空:这个我当初也是理解错误。弼马温是个闲差,您知道,天上的神仙都会腾云驾雾,就拿我来说吧,我会驾筋斗云,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谁还骑马?因此,交通部门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在天庭属于最无聊、最被边缘化的机构。但是,为什么还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呢?主要是为了安排各级领导的子女、亲属,这些人大都是不学无术的家伙,安排到这样不干活的部门才不会犯错,而只要不犯错,就有理由提拔啊!这样,一方面让他们受锻炼,一方面互相结交,建立权贵圈,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当初我没有理解这种安排的深意,因此,才一气之下,离开了。 

记者:您当初高挂“齐天大圣”大旗,玉帝派遣天兵天将缉拿您的时候,他们奈何您不得,奇怪的是,后来您闹天宫的时候,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只是一个站岗的中士,却与您“斗在一处,胜败未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悟空: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李天王为什么先让巨灵神打先锋,而后让哪吒与我交战呢?这种安排的用意是,通过巨灵神的失败,衬托出哪吒的威猛,将来,李天王才好提拔自己的儿子,让他当接班人。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天兵天将如果表现得比哪吒厉害,就是跟李天王过不去,就是拆李天王的台啊!再说了,天庭上下,腐败得乌烟瘴气,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花钱买下来的,这些人经常吃喝嫖赌,鱼肉乡里,以捞回本钱,哪里会有战斗实力? 

记者:当初玉帝承认您做“齐天大圣”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悟空:我当初以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官,后来才知道,就是一拍手党首脑,相当于政协主席,摆设而已,每逢玉帝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就得面带崇拜的笑容,连续不断地拍手,手经常都肿着……奶奶的,那种苦,唉,不说了,早知道是这个,我才不当那个什么破“齐天大圣”呢? 

记者:现在的管理学教材,把分配您去看蟠桃园,当成一个经典案例,认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您认为自己应该为蟠桃这一珍品的消失负责吗? 
悟空:这是天大的冤案啊!或者说,这是一个天大的阴谋:他们为什么偏偏在蟠桃快成熟的时候,派我去看蟠桃园?为什么要在“蟠桃园右首,起一座齐天大圣府”?这些时间节点如此巧妙,难道仅仅是巧合? 

记者:您能详细讲讲吗? 
悟空:OK。蟠桃总共有3600株,前面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1200株,6000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这些蟠桃被口口声声说成是属于天庭全体神仙、神民的,却只是供一小撮人享受而已。放下这点不提,我们不妨计算一下,3600株蟠桃树,每株结果至少100个,多的好几百,即便以最低的100个计算,总共也有360,000个蟠桃,我一天最多吃10个,全部吃完需要3.6万天,折合98.6年,而我在那里总共做了两、三个月,蟠桃就没有了!而且,我尽职尽责了很久,才想到吃桃子,即使吃,也是“三五日一次”。怎么可能吃掉所有蟠桃呢? 

记者:是啊,这是有点奇怪啊! 
悟空: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有人知道我会偷吃蟠桃,故意把我放在那里,甚至把齐天大圣府也修在那里,而且,将蟠桃的养生功能再三对我强调。这难道不蹊跷吗?目的很简单,就是诱导我吃蟠桃,然后,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偷抢更多的蟠桃,而把罪责全部推到我身上。真是用心何其毒也!大腐败分子之所以喜欢任用小腐败分子,都是这个道理啊。都怪我,当初因为太紧张了也没有算一下,就慌慌张张地逃了,背下这口大黑锅。而且,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大阴谋! 

记者:什么? 
悟空:物以稀为贵。蟠桃一旦被消灭,其他养生的品种就飞涨了,就失去了竞争压力。因此,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炼丹的老头——老君,他的丹药空前抢手,比“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苹什么”要疯狂多了,而且,顺利实现了整体上市。 

记者:您三打白骨精,您师傅“再不要你做徒弟了”,甚至发下了堕“阿鼻地狱”的狠誓,您是否认为师傅对您太过分了? 
悟空:我当初也是那样想的。但现在想通了,他有难处啊,白骨精是一个草根妖精,没有后台,而后面的妖精基本都有强大的后台,一旦这样打下去,万一打错了,得罪了后台老板,我师傅也是吃不了兜着走。难啊!他通过那种绝情的方式告诉我:凡是胡作非为、恶贯满盈、嚣张跋扈的妖,都有很深的背景,得学会妥协啊,反腐跟调控房价一样,就是跳钢管舞,给不明事实真相的人看的,不能动作太大啊。唉,莫大的天庭,其实就是一个黑社会:每当我的金箍棒举起,准备行刑时,总会有各种不同的高官跳出来,高呼:“大圣留情,那是俺的人!”,甚至连作案证据都要走,“大圣,那宝贝也是俺家的!”父亲叫李刚的人多来去了。我常常很无语啊。 

记者:您怎么看那些妖精、妖怪? 
悟空:妖精基本都有后台,妖怪基本都是草根。而且,很多妖怪根本不是妖怪,有的是因为拆迁被驱赶出来的农民,有的是因为长期食用有毒食品、转基因食品变得面目狰狞,像妖怪了。而天庭的人每天吃特供食品,就不会变成妖怪,最多因为心术不正,妖气太重而变成妖精。但天庭常常妖魔化那些草民,然后再以打黑除恶的名义干掉,消除天庭的不稳定因素。 

记者:很多人不理解,您的“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为什么那么多的妖精、妖怪都能用兵刃轻易挡住呢? 
悟空:唉,那个重量是不实的,是龙宫统计部门给出的数据,您想想看,统计部门的数据除了日期之外有真的吗?另外,那个所谓的“如意金箍棒”其实就是一个拉细钢筋的模子。龙宫建设部门为了贪污建设项目资金,比照这个模板把钢筋拉细,拉细到“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以至于我拔下金箍棒,整个龙宫都在摇晃。吃回扣吃到对自己都那么狠,把工程做得劣质到那个程度,我很无语啊。 

记者:有一个现象我很不理解,您在遇到妖怪、妖精的时候,多次自报家门,说自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些妖怪、妖精为什么不仅不害怕,反而气焰更嚣张了呢? 
悟空:是啊,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取经回来后,我翻阅了过去的报纸,查到有关我大闹天宫的报道,才明白了真相。大闹天宫那一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花果山一自称孙悟空的精神病人,逢人便声称自己是“齐天大圣”。此人经常抢夺行人财物,调戏妇女,还占道经营,扰乱城市秩序,引起广大天庭群众的强烈不满。本着人道主义考虑,天庭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居委会老大妈做其思想工作,但劝阻无效。而后,城管大队长二郎神亲自前往做说服工作。没想到,这位精神病患者竟然对人民的好城管大打出手,二郎神的细犬忍无可忍,照其腿肚子咬了一口,又扯了一跌,其他城管队员一拥而上,将这名精神病患者送到了收容所。天庭群众敲锣打鼓,为城管大队送去了鲜花和锦旗,盛赞他们是天庭人民的守护神…… 

记者:看了这篇报道,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悟空:我靠,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话说得一点都不假啊。早知道那些妖精看到的报道是这样的,大闹天宫的事我连提也不提了。 

记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教您,您一个筋斗就十万八千里,几个筋斗就可以见到佛祖,把经取回来,为什么还要长途跋涉,费那么大周折呢? 
悟空:西天取经是天庭和唐朝廷共同合作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开出了巨额财政预算,如果我带着U盘,翻几个筋斗就到西天把经书拷贝下来了,这经费怎么花完?各级官员怎么以此名义互相请送?所以,小事必须按照大事做:成立了西天取经领导小组,我师傅任组长,我跟八戒、沙僧、白龙马是常委,聘请了10万8千名顾问……没有困难,我们殚心竭虑地去寻找困难、创造困难,也要迎着困难上。天庭百姓穷得叮当响,但天庭政府富足得满地流油,钱怎么也花不完,我们不得不雇人帮助花钱,有时候还开假 发票,最多的一个月,我们弄了5170张虚假 发票,套现1.42亿,还是用不完啊! 

记者:这样折腾就是为了花钱啊! 
悟空:是啊。不花钱自己的腰包怎么能鼓起来呢?凡是我们要到达的地方,当地政府都重修道路,哪怕是刚刚修好的,也好再修一次,一方面趁机拿回扣,一方面表明对取经这一重大工程项目的重视,迎合上面的想法。不仅如此,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领导就携带家属迎接,大摆筵席,其实,我们师傅几个能吃多少?但他们一报账就是天文数字。有的还趁机出国旅游,一路送我们,有的从出发地开始,一路送了1万多公里了还不肯回去,最多的时候9千多官员携带家属送我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啊! 

记者:他们是要为出国旅游找个名分吧? 
悟空:是啊。他们彼此还互相送贵重礼品。自己买礼品留用,属于贪污,但送给别人,叫正常业务招待。互相送,既得了钱物,也规避了风险。其实,我们很讨厌这种应酬。我与那些贪官污吏握手,最多的一天,把我手上的猴毛都磨没了,后来,我用金箍棒变了一双手套,结果,手套也被磨光了,再变回金箍棒的时候都不好使了,以至于影响了战斗力。每当回忆起那些日子,我都忍不住很痛心,您说,好端端的人一说变成畜生,咋那么快呢? 

记者:…… 
悟空:唉,实在不愿意说下去了,以后再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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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胡志明市——上月,越南法庭将两名爱国学生判以重刑。这两名青年二十出头,罪名是“恶毒言语攻击中国”。这些罪名触及越南国民神经的最敏感之处——我们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精神——并将越南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勾结昭著于世。

越南最大的悲剧在于,政府以共产主义共同信仰的假象为掩护,允许中国扩张主义肆虐泛滥,并遏制民主,审查、压制信息,在心理上恐吓自己的国民。本周早些时候,河内警察制止了一场反华游行,并将组织者投入监狱。

数千年来,尽管越南处境艰难,而且强邻中国从未放弃吞并越南的扩张野心,但我们越南人一直在建设并捍卫自己的国家,我们有充分理由为之自豪。我们忍受了1000年的中国占领。在那漫长痛苦的黑夜里,中国不断试图同化越南人,但他们失败了。

越南在13世纪打退了入侵的蒙古人,并在15世纪、18世纪及20世纪击败了其他外国入侵者。这些英勇抗争塑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然而,如今中国藐视国际法,践踏原则及道德,将领土主张延伸到南海,像一头蛮牛伸出舌头,要吞噬这片海底深处储藏大量石油的水域,以支撑亟需能源的中国经济,实现中国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野心。这片海域也是中国实现野心所需的重要海上通道。

作为对中国所作所为的回应,知识分子及城市青年愤怒的脚步声回响在越南街头。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抗议。农民也加入了抗议,因为政府打着全民所有制的旗号,没收了农民的土地,却并不提供足够的补偿,使得农民陷入贫困。同时,互联网上的交流网络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表现了无视一切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

就在民众的怒火日益炙烈之时,越南领导人却表现得怯懦软弱。反华阵营与更加恪守教条的保守势力之间的内部派系斗争一直很激烈,而且日趋白热化。

越南领导人现在所说的“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糊不清。他们正试图紧紧抓住一种已经过时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改革,中央计划经济可能已经让越南走向了经济崩溃的边缘。然而,那些经济改革陷入了停滞,因为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我们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建设一个拥有真正的公民社会的法制国家。

上世纪70年代,在打败美国后,越南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尊重和称赞。但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坚持要保留僵化的政治制度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越南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我们的政府也因镇压民主和侵犯人权而成了国际社会批评的对象。

越南领导人变得过于屈从中国,脱离了民主轨道,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如今,越南极度需要融入这个世界,这样它才能发展壮大。

中国领导人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采用了无节制的右派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制度滋养了该国祖辈从未放弃过的扩张主义梦想。而越南领导人却正在用两国共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烟幕弹来保护自己对权力的控制。他们那些虚伪的友好邻邦言论只是一场闹剧。

为了保护一个小型政治精英团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背离了人民。为了确保宪法保护人权,并让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宪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发出了一系列请愿书。然而,在政府控制的报纸上,我们的提议迎来的只有侮辱和诽谤。

我们的领导人必须意识到,爱国者对外国侵略的反对和对民主与人权的呼声已经汇聚在一起,而这将引发无法预测的变化。越南政府越是动用暴力、进行镇压,它就越多地显露了自己不人道的一面。

一位切实了解这种新局势、能对人民的意志快速做出反应并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上的领导人,将会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也会得到越南的外国朋友的同情。

然而,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为了紧紧抓住日渐瓦解的权力宝座而背离人民,如果他们藏匿于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信条之后,固守一种过时的反民主治理模式,并把我们的国家引向一条死胡同,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社会学家将来(Tuong Lai),又名阮福祥(Nguyen Phuoc Tuong)。1991年到2006年,他曾为两位越南总理担任顾问。本文由《纽约时报》从越南语翻译成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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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布莱德利的这几句话往往被诠释为美国自认为决策失误,有后悔之意,这是一厢情愿的误解,不符合事实。

多年来,每提到朝鲜战争,我国各种报刊经常引的一句话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曾说那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以此来说明美国自己也认为那场战争是不该打的。本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查档案中发现这段话出现的背景与我国广为流传的不一样,一直被断章取义,由此误解了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当时我就曾写过文章予以澄清,可惜不为人所注意。直到今天,朝鲜战争已过去六十年,我的正误也已提出二十年,国人还在不断以原来的理解来引用这段话,因此感到有必要再次说明来龙去脉,以还历史本来面貌。

布莱德利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指美国出兵朝鲜本身,而是另有所指。在美国出兵朝鲜,打得比较顺利,直抵鸭绿江边时,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少数军人主张轰炸中国东北,以切断志愿军的供应线,并摧毁新中国东北的重要工业基地。根据麦克阿瑟的想法,这样一来,中国的工业化就要推迟许多年,而且将成为苏联的沉重包袱。而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当政者的主流派坚决反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由于麦克阿瑟擅自发表与美国政府政策不同的言论(威胁可能打击中国本土),杜鲁门于1951年4月解除了他远东地区“盟军总司令”之职。此事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麦克阿瑟回国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群众欢迎。以共和党人为主的反对派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并在国会提出质询。5月间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总题目为“远东的军事形势”,全面审议美国的远东政策。布莱德利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中阐述了反对将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理由,大意谓:美国出兵朝鲜是以最小的力量抵制苏联全球扩张的一个方面,如果战事扩大到中国,将使美国大量军力,特别是海空军力量陷进去,这将正中苏联下怀,它可以乘机控制整个欧亚大陆,并由此控制全世界。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把朝鲜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统治全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说,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这个战略(按:指麦克阿瑟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战略)将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

他用的语法是虚拟式:“将会”,很清楚,“错误的战争”决不是指已经进行的在朝鲜的战争,而是“如果”扩大到中国的战争。另外,布莱德利还说过,即便要同中国打一仗,也只能在南边而不能在北边,因为那里离苏联太近,苏联不可能坐视不管。事实上,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美国朝野都没有否定过在当时的形势下美国出兵朝鲜的必要性(不像对越南战争有许多反思,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占上风)。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布莱德利的这几句话往往被诠释为美国自认为决策失误,有后悔之意,这是一厢情愿的误解,不符合事实。

美国人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的普遍共识是:首先是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那篇著名的讲话中关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没有包括朝鲜半岛,给金日成造成错觉,以为美国可以放弃南朝鲜;后来,美国又不顾李承晚的反对,开始从南朝鲜撤军,更加重了这一印象,从而帮助了金日成发动进攻的决心,这才是美国人自己检讨之点。

不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时美苏两家都力图避免直接冲突,同时也决不允许对方跨越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的界线,这是双方的战略底线。


选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2月
作者: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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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食用粽子、赛龙舟等各种各样的风俗,让人们忽视了: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节日其实和“华夏”无关,也并非是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的节日。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判断:什么是华夏?什么是炎黄子孙?这一点是现在的若干汉服爱好者等等所谓的“华夏传统文化”的支持者所津津乐道的:华夏是与蛮夷相对的,是正宗的中华文化的起源、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居民。具体上溯到历史渊源,可能汉服爱好者们最喜欢举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孔子的一句话:“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里夸的是管仲辅佐当时齐国的国君公子小白,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称霸春秋。这里已经很明确地区分了“中原民族”(即所谓的正统的华夏子民/炎黄子孙)和夷狄。参考其他史料,我们知道管仲心目中的“夷狄”其实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方之外的“化外之民”。

——遗憾的是,端午节这个正是起源于与管仲同处于东周时代的节日、现在被称之为华夏民族传统节日,其发端恰恰跟这些地方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蛮夷的节日。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主要的来源有四种:第一,源于纪念屈原(楚国人)。第二,源于纪念伍子胥(楚国人,后投吴)。第三,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古越人)。第四,源于纪念孝女曹娥(曹娥救父投江,是《二十四孝》的典型案例之一)。

从这四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前三个全都是与楚国、吴越这样的蛮夷地方有关,(其实从传说中的“划龙舟”这种细节我们也可以知道,这应该是起源于水系比较发达的南方,而不是凉爽干燥的中原北方省份),而第四个“曹娥投江”起源说其实并不出名,估计只是后世的附会。今天,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纪念屈原起源说。因此,按照管仲的标准,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蛮夷的节日,是个外国人的节日,跟所谓的“华夏民族/炎黄子孙”其实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后期逐渐融合而成为主流节日而已。

所以,要感谢屈原这个外国人,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端午节这个可以拥有小长假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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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为何说中国人不讲理?

近日有媒体采访一位曾在华留学的德国人雷克,其言论在网络上引发广泛争议。雷克说:他不理解中国的微博情绪,自己在微博上好像说什么都会被骂。他还称观察到一个现象:“微博的删帖,大部分是有人举报。我觉得大家是在相互审查,我很难理解这种现象。如果是有恐怖分子,我们可以举报。但是如果有不同观点,就相互举报,这样的做法非常糟糕,其后果是,每个人都会习惯性地自己审查自己。然后,该说的话也不敢说了,好像到处都是警察。”

雷克觉得,微博上相互扣帽子,相互谩骂。很多中国人似乎并不讲道理,也不听人讲道理。但是如果你要说中国人不讲道理,可古代既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现代又有八荣八耻,怎么会不讲道理呢?

一,中国人的不讲逻辑

中国人不讲道理,大概是我们从小在学校就开始培养的。举个例子,上学时我们经常听: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学生动手打架,老师一般会这样认定:一个好的也没有。道理是:好人怎会打架呢?这种逻辑无疑是荒唐的,但是中国人害怕麻烦,不愿意调查研究明辨是非,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公正,其实却是混淆是非,是在为不公平保驾护航。但这种逻辑在当下中国却大有市场,大行其道!

说到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不要说学生和老师,就算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时也让人感觉既缺乏常识,譬如有人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国家是根据哪条法律禁止外国记者到敏感地区采访。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却说出“别拿法律当挡箭牌”这样的昏话。如此解答记者提问,除了说明其法律意识“单薄”外,确实说明我们还不会讲道理。我们有时候把权力当成道理了。

除此之外,中国式还有一种“辩证”式的逻辑,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五毛们,一看到有人赞扬美国,或者有人赞成移民到国外,就喊出了他们自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再比如说,专制社会固然是不好的,但是民主社会也不见得都好。既然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那么就没有好坏之分了。这种思维在中国很普遍,但其实是不分轻重不分主次的搅混水。这种人的嘴上经常挂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而什么都无所谓。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都有点数不过来。

不讲逻辑让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最后演变成双方的“对骂”。所以去年初的方韩之争,人们大多因为支持而支持,因为反对而反对。当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的时候,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一切似乎永远无真相无关。

二,有理讲不清

中国人不讲道理,有时还因为无法讲理。文革期间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好在哪里不说,但是,反复地强调就是好,于是就好了,这是多么不讲道理的事情。在中国,知识却被当成了障眼法,当成胡说八道的迷彩服。所以,那些占据话语权制高点的专家,竞相发表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雷语。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贫富差距越大越能刺激经济发展。什么腐败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什么中国通货膨胀主要是输入式的,都是美元贬值的错。

很多人还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

更可悲的是,有些人本来讲不清道理,却反而因为这些糊涂话而在电视上大红大紫。例如,当年芮成钢竟然把骆家辉轻车简从坐经济舱到中国赴任,说成:提示美国人欠中国钱。凡是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购买美债是一种投资行为,中国出口换取的大量外汇不能全部躺在银行里睡觉,总得有些投资渠道。如果你针对外汇购买美债不满,你应该向政府外汇管理局进行抗议,而不是向美国驻华大使进行嘲讽。毕竟,不能因为自己购买了国债,就摆出一副黄世仁的模样,对人连讽带刺,既显得没有修养,也显得没有常识。

三,中国人心中只有权威,没有真理

中国人搞学问,首先问的不是真理,而是问的谁是权威,首先是政治权力的权威,其次是家庭之中亲情的权威,再其次是“文化”的权威。在中国,连法律也未必比权力更大,道理更无法与权力相提并论了。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权力部门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什么临时性强奸,什么躲猫猫等等,这些理由一看就破绽百出,但是我们权力部门竟然毫无顾忌,老实说,这绝不是误以为民智低下,而是知道,不管找到什么搪塞的理由,民众也只能无可奈何。

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权力部门可以随便为各种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随便找些五花八门的让人看起来很好笑的借口。好在这些总算是有个理由的,还有干脆连理由也不给的。之面曾有媒体报道,有交警拦车罚款,司机若问为什么,交警二话不说:加倍!再问,再加倍!甚至有访民和当地政法书记评理,政法书记说:我上嘴唇是天,下嘴唇是地,我就代表法律。你能说这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度?

四,中国人缺少反省的智慧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民族。这种错误的逻辑曾把人类带入战争或苦难的深渊,特别是一个国家领袖不讲道的时候。比如,希特勒的讲话中,90%都是论断,但讲理的过程不到10%!十年文革中亦也是如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从来也没人告诉我,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比如,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一旦有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

特别是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讲理就必须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不能因为利益而改变道理。譬如说,我们不能因为爱国,就认为凡是替国家说话的,就是爱国。否则,即使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因为可能对国家声誉造成消极影响,就成了道德的败类。那样的话,雨果先生当年愤怒谴责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行为,甚至痛骂自己的同胞是强盗,岂不成了民族的叛徒?道德就是要求人们说实话,如果因为实话损害了国家声誉,我们就说假话,我们还有资格和理由谴责日本人千方百计掩盖侵略的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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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这几年有个顺口溜悄然通过网络流传:1921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91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8年:只有中国能才救资本主义。

有人看了莞尔一笑,有人看了却血脉喷张,好像我们真的是救世主,好像我们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如何下一步再谈,现在,先看看日本有多少世界第一。

以前,曾写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GDP为日本的三分之一,人均GDP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有朋友看到后表示怀疑:“人均差这么多我相信,GDP总量差这么多吗?我觉得该差不多了吧!”

中日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底差多少并不难找。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2004年年末,中国的GDP仅为日本的1/3,但2005年12月20日“突然”达到了日本的一半。日本学者说,2005年的“突然”上升是全国经济普查修正统计方式的结果,也和汇率的变化有关。当然,我们的增长也是货真价实的。据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日本的GDP为5万亿美元,中国约为2.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一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的GDP年底要超过德国,名列世界第三,还有预测说2012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事实是,没到2012,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二。

中国GDP快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自然是可喜可贺之事,作为中国人无疑感到自豪。然而,高兴之余还是要关注到差距,日本在许多数据方面依然领先我们很多,不可漠视。

首先,GDP背后的能源消耗不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6%,其一次能源消费仅占世界的5.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5%,其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0%强。钢铁产业是耗能大户,各国生产1吨粗钢需要使用的煤炭量相差很大,中国为1.5吨,美国为1吨,而日本仅为0.6吨;另外,日本每使用1000克油当量的能源,可创造出10.5美元等额价值,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7倍~10倍。日本的钢铁业在产量方面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但是在高级钢材的产量方面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在钢材出口方面也居世界第一。

其次,日本的GDP大量投资于科研。尽管近年日本综合竞争力后退,但日本的科技竞争力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经费也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比德国、英国、法国3国的总和还要多。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的研究人员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每万人劳动人口的研究人员数为全球之最。

科技大军的背后是对教育的重视,这方面日本也有诸多世界第一。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100%,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还有韩国、瑞典、英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意大利;日本中等教育入学率为99.5%,居世界第一,基础教育的扎实发展,造就了平均文化素质高的日本国民,成为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宝贵资源。日本取得这个成绩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早在1911年,6年义务教育的就学率便达到98%;1947年,日本又将义务教育延长至9年。

相比而言,日本的大学教育并非世界领先,但在亚洲名列前茅。2007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有多所高校入围,但内地高校的排名略有下降。排名亚洲第一的是日本东京大学,全球排名为第17位。北京大学由去年的第14位跌至今年的第36位,清华大学由第28位降至第40位。另据统计,在日本,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

在财富方面,日本也有诸多世界第一。截至2005年年底,日本持有的净海外资产总额为180.70万亿日元,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而且远远超过位居第二的瑞士(48.85万亿日元)以及位居第三的中国香港(44.23万亿日元)。日本是全球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至2005年6月底,日本持有6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34%;中国为2432亿美元,占12%。

除了科技、经济,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世界领先之处。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日本的软实力――国家形象也是“世界第一”。2007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一项调查,27个国家不到3万民众评估12个主要国家,显示中国国家形象第五,中国继续在世界民众的心目中以适度的正面形象出现。但日本国家形象却位居世界第一,高出中国多达12个百分点。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4%,与1964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不对国内森林进行商业性采伐,木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与之相对照,中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8%,低于22%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仍在进行商业采伐并出口,其中许多出口到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子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子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为82岁,已经连续多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世界第一。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2004年3月,“透明国际”发布的《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日本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另外,日本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为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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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博客
作者: 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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