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感受美好

这尤其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将用我演说的最后部分来谈论它。我愿意主要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没有真正的进展。事实上，强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图表明是“把螺丝拧得更紧一些”。
   涉及信息的国际交换，选择居住国的自由，出国学习、工作、治疗和一般旅游等重要问题，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为了给我的这种评价提供一些具体佐证，我愿意给你们一些例子——随便挑出来的一些例子，远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
   你们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儿童，比如说丹麦儿童，可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骑到亚得里亚海。压根就不会有人想到他们是“少年间谍”。但是，苏联儿童却不被允许这样做！我肯定你们都可以找出与这种或类似情况的一样的例子。
   如同你们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一部分的压力，决定限制通过卫星传播电视的自由。我相信，现在赫尔辛基大会开过了，该有着充分的理由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于亿万苏联公民来说，这既重要又有趣。
   在苏联，假肢和类似的对病人的帮助很缺乏，但是没有苏联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正式邀请——会因回应这类邀请而被允许出国。
   苏联的售报亭不卖外国的反共报纸，而且也不可能买到每期的共产党刊物。甚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国》也极难买到，它们只在很少的报摊上有售，而且马上被急切的顾客一抢而空，这一般还要搭配那些卖不动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从苏联移居国外的人必须得到近亲的正式邀请，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30万希望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旅行的德国人——每年向德国的移民限额是5000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计划将不得不等上6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希望与非共产党国家里的友人团聚的人，处境尤其悲凉，他们没有人为自己的申请移民案子辩护，在这样的事情中，当局的裁定遥遥无期。
   旅行的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万集体农庄工人仍然得不到这样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30年前被残酷地、野蛮地从克里米亚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没有重返家园的权利。
   赫尔辛基条约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则，但是，如果条约的内容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联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这既是通过法律机构的又是通过非法律机构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想在宗教精神中将孩子带大的愿望；因为阅读和传播——这通常只是对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欢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从一般的民主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比如宗教作品；还因为想要出国的愿望。对那些在道义的角度上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辩护的人、那些致力于发表和尤其是散布有关迫害与审判的消息、拘留营这类地方环境的消息的人，对他们的迫害是特别严重的。
   一想起来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们为这个庆典聚集在这个大厅内的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良心的囚犯正因营养不良而受苦，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由于他们日常伙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蛋白质和维他命，由于药品短缺——禁止给犯人送维他命和药品，由于过分的劳动。他们因寒冷、潮湿而颤抖，在光线阴暗的地牢里精疲力竭。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反对“灌输机器”的信念，实质上是为了反对对他们灵魂的摧毁，他们被迫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集中营系统的特殊性质非常小心地隐藏着，有一些人承受着全部的折磨，因为他们拉开了帷幕暴露了这个，为他们揭露和控诉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关于人类尊严的概念要求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对这个体系立即进行改变。而那些无罪者的苦难又怎么办呢?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干……
   今天没有时间供我来详细描述一些特殊审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运了。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的作品。我请你们注意纽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专门出版苏联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选印本，它也出版同样的新近事件的简报。这里，在这座大厅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如你们昨天被告知的，我请你们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下面是部分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维斯基、格鲁斯曼、莫罗斯、玛丽娅。塞敏努娃、娜德什达．斯维特利什娜娅、斯特法尼亚·沙巴图拉、伊利纳’克利内兹一斯达斯夫、伊利纳·塞尼克、尼约拉·萨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奥斯波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舒姆克、文斯、鲁马切克、考斯托夫、苏珀芬、波莱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马尔特申科、舒切维奇、帕夫伦科夫、彻诺格拉斯、阿班钦、苏斯伦斯基、梅谢纳、斯维特利奇尼、索夫罗诺夫、罗德、沙基罗夫、海费兹、阿凡纳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鲁基安南科、奥格尔佐夫、瑟吉延科、安东纽克、鲁皮诺斯、鲁班、普拉乔特纽克、科夫加、贝罗夫、伊格鲁诺夫、索尔达托夫、米亚蒂克、基伦德、约什科维奇、兹多罗维、托夫马扬、沙奇弗德扬、扎格罗比安、阿里基安、马尔科申、阿尔沙基安、米罗斯卡斯、斯图斯、斯维斯蒂尤克、钱迪巴、乌波什科、罗曼纽克、沃罗比沃夫、盖尔、普罗纽克、格拉德科、马尔切维斯基、格拉齐斯、普里什利亚克、萨佩利亚克、科利内兹、苏普瑞、沃尔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维、戈巴蒂沃夫、伯乔夫、图里克、泽科斯卡斯、伯龙钦、利索沃伊、佩特罗夫、奇卡林、戈罗德茨基、奇尔诺沃尔、巴拉科诺夫、邦达、卡林钦科、科罗敏、普卢姆帕、约格利斯、费多塞耶夫、奥萨德奇耶、布杜拉克一沙里京、马卡伦科、马尔钦、什特恩、拉扎·柳巴尔斯基、费尔德曼、罗伊特伯特、什科尔尼克、默齐恩科、费德罗夫、迪姆什茨、库兹奈佐夫、门德莱维奇、阿尔特曼、彭森、诺奇、伍尔夫·佐尔曼森、伊兹赖尔。佐尔曼森，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人。在他们中间，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马尔特申科、纳什皮茨和柴特莱纳克。
   马斯塔发．德茨麦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在等待对他们的判决。没有时间提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囚犯的命运，而更多的我不认识，或是我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讲的这种情况内，我希望我没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宽恕我。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难，多少年为了人的尊严的斗争。
   对迫害持异议者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国际公约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关押在监狱、拘留营、精神病院内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话，建立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上。这个建议并不涉及对任何国家内政的干涉，因为毕竟这是在同一基础上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对智利、对南非共和国、对西班牙、巴西、对每一个其他国家。既然联合国人权宣言已经宣布了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就没有理由说它是纯粹的内部或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任何伟大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不管这道路看起来有多漫长。这条道路之漫长在最近联合国的会议中已经明显看出。在美国提出政治特赦议案的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试图过分地扩大这个框架，以至于涉及大赦这个概念时，美国将这个提案撤了回去。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深表遗憾。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问题。我深信，能够使一定数量的人获得自由还是好的——即使他们可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比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起来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为每一个反对非正义的囚犯、每一例对人权的违反而战。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我相信，在保卫人权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作为不同国家内政体的无辜受害者的保护者而行动，并不要求这些政体的毁灭，或者是对它们的全面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选择性、试验性地对所有社会制度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什么是缓和？什么是和睦状态？我们不对字眼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更好、更友善社会的愿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备尝困苦。在这种搏斗中，重要的不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维的能力，处理部落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发展将提供与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联系。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无限的空间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中有一些也会比我们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这样一个宇宙学的假说，它宣布宇宙的发展是保持着它的基本特征而无数次地重复的。这样，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为“成功”的文明，将在宇宙这本大书“前面”和“后面”的书页上无数次地存在。然而这不能导致将我们在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尽量缩减。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中出现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钱学森之死有感（图） 全文完

而且，两极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威胁着世界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核消灭、饥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过多和非人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急迫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任何放慢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节奏，倒转城市化进程，呼吁孤立主义，古老的家长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产生的民族传统回归上复兴，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将是不现实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对进步的制止将带来我们文明的衰败和沉陷。
   人们熟悉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和密集农业方式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着要求回到更加传统和可能较少危险的农业方式的声音，但在一个有着亿万人民遭受饥饿痛苦的世界上，能够将此诉诸实行吗？相反，无疑我们需要密集农业方式的增加，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方式，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地使用医学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医学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细菌学和病毒学、神经生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基因手术，不管什么样的潜在危险潜伏在对它们的滥用中和这种研究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那种旨在创造一个系统来模仿智力过程的研究，那种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全球传播系统，选择和储存信息的系统，等等。很明显，在没有责任感的官僚主义当局的领导下，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所有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异常的危险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可能对人类极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们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来试验，进行社会学和科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的使用化学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个方面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反对增长着的自动化和工业产品的增长，无论它们可能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反对越来越大的热核能源站的建设，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为能源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联系的意义上，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在我们的国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延伸到各个极不相同的方向，从传统的磁热提取装置到激光器使用的各种方式。
   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努力，它们旨在控制围绕着我们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来自我们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号的尝试。这类试验成功的机会或许很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成功，它们的结果可能巨大。
   我仅仅提及了一些例子，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实上，进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能够使用而不冒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体制的风险。进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进展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低估这种因素的作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广泛，这无疑是官方哲学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教条所致，可能导致出一幅扭曲的进步图画，甚至是它的中断或萧条。进步只有当受到理性的控制时才是可能的和无害的。涉及保护环境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众舆论、开放的社会、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里面特别明显。斯大林死后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们能够参与60年代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讨论。但是，对这个问题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强社会的和国际的控制。科学成果的军事应用和裁军的控制也是同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其中的国际信心依赖公众舆论和开放社会。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例子已经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尽管这还显得很遥远。
   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这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结果，它是这些国家的特征。实际上，这些条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对于进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滥用，而且，还可帮助增强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极权主义国家今天由于缓和会享有一个机会，沉迷于一种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都认为很有必要的那种内在变化不发生的话，看来它们很快将会被迫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这正是缓和所带来的许多后果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界局势爆炸的危险只会增加。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广泛的合作，对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科学成果、技术、贸易以及相互经济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换。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有着开放的头脑，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国家对它们极权主义国家邻居害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合作将只会涉及一种讨好一个可怕邻居的意愿。而这样一种政策只能意味着将灾难之日拖后，灾难很快会从另一个门又回来，带着十倍增加了的力量。这仅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缓和的成功只能这样来保证：从一开始它就与对所有各方开放性的持续观察相伴，与唤醒公众舆论的意识相伴，与信息的自由交换相伴，与所有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尊重相伴。简而言之，除了裁军和贸易这类物质意义上的缓和外，缓和还应该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中，用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当一项重要原则的维持处于生死攸关时，也值得听一听一个人自己国家内那些短视的实用主义者的批评。
   在讨论裁军问题之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质的建议。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裁军、人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有权从所有国家接受对委员会所提质询和建议的回答。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机构，来保障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问题上的国际讨论和信息。我等待着对这个想法的支持，等待着对它的讨论。
   我也愿意强调，我认为，为了抑制国家和种族集团的武装冲突，更普遍地使用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对联合国作用的潜力和重要性估价很高，我认为这个机构是人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来这个组织遇到了困难和批评。我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写到了这个主题，但是当书出版以后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认真辩论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离之后一种民族再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导致反对任何其他民族。通过这样一种决议，在我看来，对联合国的声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动议——它常常因某些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责任感不够而提出，我还是相信依据它提出了自己目标的那些条款，这个组织或早或晚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
   现在让我来谈谈今天这个时代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裁军问题。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已经详细描述了我的立场。绝对必要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信心，在国际核查小组的协助下采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缓和延伸至意识形态的领域，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强调制定国际公约限制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供应的必要，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停止生产新的武器系统，禁止秘密的重新军备的协议，消除战略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弹头核导弹。
   我所考虑的技术层面上的理想的国际裁军协议是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这么一种协议来说，优先的是我们必须在军事潜力的程度上有一个正式的公布——尽管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尚不需要正式，这包括从核弹头的数量到可用于服役的人的数量的预测，还有例如指出那些“潜在冲突”的地区。这个协议的第一步将是保证对每一个单个的战略地区和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地区作出调整，每个地方中签约一方与另一方相比的优势要调整下来（自然，这种模式应该易于调整）。这首先就防止了一个战略地区——比如说欧洲——的协议被利用来加强另一地区——比如说苏中边界——的军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数量比较上的力量公平与否将排除从不同类型威力的角度来考虑——举个例子，说多少组Abm（反弹道导弹）相当于一艘巡洋舰，等等，这是很困难的。裁军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战略地区的成比例的、同时的军事力量的下调。这么一种两阶段“平衡”的裁军方案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存在潜在对抗性危险地区的军事力量之间一种相互联系的均衡，与此同时它也为作为军事化后果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专家和政治家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有意义的进展。然而，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核爆炸大屠杀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灭的威胁，我希望人类理性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步骤。根本的和均衡的裁军实际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构成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威胁性和急迫性问题的多样化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新阶段被称为缓和，它看来以赫尔辛基会议而达到了顶点，它的确原则上为这个方向的进展开辟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有一处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径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表述上细微不同的途径看来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个文件中有着在国际安全与保障人权、获悉信息自由、迁移自由之间联系上范围广泛的宣布。这些权利由签署国庄严的义务所保障。显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一种保障了的结果，但我们能说新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只能由长时期的有计划的活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签约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应保持一种统一的、与之相吻合的态度。

1960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9年的中苏核战争危机，是20世纪两次最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它们最终未能酿成核浩劫，归根结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核阴云笼罩下的人类拒斥共同毁灭的意志占了上风。其中，萨哈罗夫这样与共产极权国家战争政策决裂的物理学家的良心力量，与爱因斯坦等西方物理学界的人道传统，成为最令世人信服和赞许的道义与理性因素。
   我希望这两大传统也为中国科学界所认同并作为他们工作的指南。
   苏联政府禁止萨哈罗夫前往奥斯陆领奖。丽安丝夫人对此“深感遗憾”，并将此与1936年希特勒政权阻止前集中营囚犯卡尔·奥西埃茨基领奖事相提前论。萨哈罗夫的妻子丽娜·波尼代表丈夫出席仪式，并代为致答辞。我把1975年12月11日，萨哈罗夫为纪念诺贝尔而发表的书面演讲附在本文后面，以表示对他的由衷景仰。
   萨哈罗夫的人生原则是，绝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一句话，“不做臣民”。
   

   （图片说明：矗立在俄罗斯的萨哈洛夫头像雕塑）
   他被誉为“人类的良心”，不论在俄国还是全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希望与精神的灯塔（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他是二十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极权国家中的圣徒和先知，是俄国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以后伟大自由精神的继承人，也是中国知识界的道德矜式，是中国一切向往自由、尊严与人生及宇宙神圣的人们永远的精神先驱。
   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与妻子迁回莫斯科。萨哈罗夫成为苏联第一届国会中首位发言者。他没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它们已经够开明不凡了），而是公开要求结束共产党专制制度。
   与爱因斯坦一样，萨哈罗夫把他许多精力和时间用于非物理学专业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世界科学界的一个伟大传统。在探索宇宙奥秘、赞叹大自然壮丽同时，真正的科学家必然会在内心深处唤发谦卑、感恩和救赎这三种神圣感受，也就必然会抗议一切人类不幸、丑陋和苦难，就必然会拥有殉道者式的命运。按中国传统，这就是“求仁得仁”。
   钱学森也发表了一些与其专业不相干的言论，除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和《大众哲学》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类无稽之谈外，又对地理、教育乃至沙、草产业和气功发表了与其“科学泰斗”身份太不相符的议论。
   关于“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钱认为将产生一场21世纪新科学革命，甚至比20世纪量子学和相对论还要伟大。我本人曾接触过严新、张洪堡等“大师”，我的印象是，在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表演中毫无神奇，更无伟大可言。
   钱学森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历史不会忘记，钱学森、何作庥等“科学家”曾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坚决站在专制当局一边。历史不会原谅，在一代青年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文明付出青春、鲜血和生命代价的1989年，钱学森站在刽子手和屠夫一边的纪录。
   1937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执政，一名德国技术物理学家以扫出任纳粹物理学会主席。他向戈林、希姆莱等纳粹头目证明，物理学及其教学和基础研究，是战争事业至关重要的部分。他建议说，一切不利于德国最高战略利益的知识分子和理论，都应加以清除和驱逐。
   在我们时代，一直站在自由、人道主义和多元共存对立面的科学界人物，钱学森算是他们的代表。应该以某种特殊的人道关怀提请那些丧失独立立场的“科学工作者”，注意和检点自己的选择，慎重思考自己的责任。
   现在，这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去见他的祖宗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了。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
   1929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书爱德华·伯恩斯坦将其《自然辩证法》手稿送给爱因斯坦过目。一名斯大林主义者霍耳登在为该书英译本所作的导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经典理论具有神奇的功效，他本人曾经用阅读列宁格勒《哲学笔记》的方法治愈了多年胃病（这篇导言因此传遍欧美两大陆，当然引起了嘻笑：俄国人太幽默了！）。
   爱因斯坦浏览了恩格斯那本书后对人说，它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又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斯特鲁伊克暗示说，爱因斯坦刚刚看了几页《自然辩证法》，就被其重大价值所吸引。1940年6月17日，爱因斯坦就此回复说：爱德华·伯恩斯坦把全部手稿交给我使用。我的评语是指整个手稿而言的。我坚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够看到，在这样长的时间后，他所作的谦逊的努力竟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
   据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阿谀奉承都深恶痛绝。一些中国人如毛泽东之流，声称死后到马克思那里报到。这又使我想起了一则故事。列宁去敲天堂之门，看门的保罗问他找谁，答曰求见马克思，又问是他什么人，再答曰“马克思的利息”。又据悉，马克思在门那边听到了，当着保罗的面转身走了。毛泽东们如果早早知道了这个小故事，他们大概会萌发一点自知之明，不再提“报到”事宜。
   认祖归宗，是中国每一个农民和小民无需灌输的信条。伟光大的毛和聪明绝顶的钱活到耄耋之年怎么就非要认一名19世纪的德国人为祖宗呢？何况人家并不领情。
   赵越胜先生近日有《辅成先生》问世，可字读。
   周辅成先生也活了98岁，他是“仁者寿”的典型。
   我不知道钱学森属于那种类型。我相信，在他死后两天时间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写了这么些拉杂文字，并且把他与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并列，是过于抬举他了。
   
   据悉，党国全部最高领导将前往参加钱学森追悼会，他的最后头衔变成“同志”。谁也不能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祭奠任何人。我要告诫的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一名终身参予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导致世界毁灭的人举行“国葬”。这是极端危险的动向，请当局慎思明断，更愿同胞们洞察警惕。
   
   （全文完）
   
   2009年11月3日
   
   附件：
   和平、进步、人权
   
   纪念诺贝尔演说
   1975年12月11日，A·萨哈罗夫
   
   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这就是提供了我常说主要论题的基本思想。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伟大的、富有意义的奖励授予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对诸位讲话。对我来说特别满意的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嘉奖，它强调了人权是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 一可靠基础。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国际信心、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一个有着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和旅行及选择居住国家权利的开放社会的话。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为科学发达不至于被用于掠夺人类提供了保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发展转过来又是有卫社会权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就特定人类命运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起源和决定性意义这个论题进行论说。这个看法与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也与专家治国论的意见不同，专家治国论认为只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及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当然，我这么说，无意否定人民物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我愿意在我的演说中表述所有这些主题，我尤其愿意详细讲述一些涉及违反人权的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决定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让我们用来处理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这就是我把我的演说称为“和平、进步、人权“的原因。它与我1968年的文章《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的标题有着有意识的类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说与那篇文章，在内容上和寓意上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开端，就进入了它历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性和严峻性的阶段。
   热核导弹存在着，它在原理上具有消灭整个人类的能力，这是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由于经济、工业和科学进步，所谓的“常规”武器也同样发展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危险，更不要提化学和细菌的战争工具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克服贫困、饥荒和灾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也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祥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险。
   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数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人口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在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会成为一个亿万人生活中一个压倒性的因素，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饥饿的水准上被挤压为一种悲惨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前景具有威胁性，在许多专家看来会是悲剧性的，尽管“绿色革命”有着无可怀疑的成功。
   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城市化导致的压力和那些打乱社区社会和心理稳定的所有变化：对时尚和潮流不断的追逐，过分生产，生活的麻木和疯狂节奏，精神和神经病况者数量的增加，被剥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正常人类生活的人，家庭的解体和朴素的人类欢乐和愉悦的丧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衰微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么一幅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骚动不安的现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动的增加，等等。即将到来的世界资源的枯竭，人口过多的威胁，扎根很深、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及社会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有着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剥夺——至少是有着剥夺的危险——许许多多人早已习惯了充裕富足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临问题的形成方式中，人类那种全球性的政治性的两极分化起着更为决定性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人类被分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界——这通常用以称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已成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党派及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着极端的权力。它们拥有巨大的扩张潜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区增长它们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只达到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不太高的水准，而另外一个——苏联，通过开发它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通过对其民众才智和能力的极端剥夺但使他们的生活处于经常的匮乏之中，在今天已经积储了巨大的战争潜力和相对高的——尽管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低，公民权利比起那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也更受限制。高度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里，一个相对停滞的经济与增长着的国际政治活动同时可见。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人们不能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科学家，对于如使用原子弹这样重大的战争决策，从来没有众口一辞的附议。与爱因斯坦一样，良心、理智和道义感，始终是西方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故事，情节，内幕永远不可能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社会出现。如果中国也面临因为战争需要而使用原子弹的情势，如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会对最高当局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有天知道。象西拉德、弗朗克和爱因斯坦那种言行，恐怕不可能出现。
   当“毛泽东思想万岁”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人们有理由质问：这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狂徒关于世界大战、核大战的思想也将“万岁”吗？
   钱学森已经作古，他的崇拜者们要求为他们的又一尊偶像举行“国葬”。
   
   罗素本希望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以前，美国通过原子武器的垄断迫使斯大林接受国际秩序，确保世界自由与和平。1949年8月29日，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罗素意识到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热核武器，并且拥有完全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建立世界政府以维护全和平不再可能。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上成功爆炸第一枚氢弹。罗素立即得出结论，核时代的战争根本修改了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所宣称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种陈旧理论。原子弹、氢弹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前此一切战争哲学和历史理性，它只有一种结局：人类集体自杀，同归于尽。1954年12月23日，罗素以82岁高龄在英国广播公司以“人之祸”（Man’s Peril）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人类面临核战争的浩劫危险，引起世界范围内（除苏联、东欧、中国、北韩等共产国家外）强烈震撼。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建议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一封致有关国家的公开信，并召开一次有关核浩劫威胁的科学家国际会议，向各国公众强调核战争的毁灭实质。
   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一份宣言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这封被后世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文件上签名，七天后即去世了。
   罗素刚参加完“世界议员促进建立世界联盟会议”，正从罗马飞往巴黎途中。当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上空时，机长告诉乘客，他刚刚收到新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去世了。罗素感到“心都碎了。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支持，世界和平进程将被延误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但当他到达巴黎旅店时，爱因斯坦签名的《宣言》已从伦敦转到。爱因斯坦的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恳求人类的文明不要被其愚蠢行为所毁灭”。
   由此，爱因斯坦第一个签名的声明（本来叫做《关于热核武器的声明》，后改为《科学家反对战争》，最后通称《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希望这个文本摒弃任何政治偏向，各国科学家的都将被考虑。后来，加入签名的著名科学家有：玻恩，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理论主要创建人，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布里奇曼，美国高压物理学奠基人，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英费尔德，波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老友兼同事，爱因斯坦·英费尔德·霍夫曼理论创始人之一；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核辐射理论创始人，193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穆勒，美国遗传学家，辐射遗传学创始人，1946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鲍林，美国量子力学/化学合成理论创始人，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鲍威尔，英国核物理与宇宙射线理论家，195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川秀树，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创始人，1949年获诺贝尔；罗特布拉特，英国物理学家，194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有几位西方科学家拒绝签名，他们是另外三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玻尔、哈恩和西格班。理由是：一，在他们有生之年甚至更久，科学情报和成果的自由交换只能在西方国家科学界进行；二，任何有共产党人签名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共产党人的目标。
   这份不朽的文献的作者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他们告诫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拙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发表后，其副本分别运达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首脑（包括中国总理周恩来，我相信这个副本和其他更多中国人完全不知情的西方知识界通过各种方式送达的类似文件，都被密封在北京某个机构中）。英国首相艾登很快表示，同意《宣言》基本精神和原则，“放弃核武器必须成为全面裁军的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高兴地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八位著名科学家的请愿”。
   苏联与中国政府对这份《宣言》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
   不难推断，作为《宣言》签名科学家的同行和晚辈，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文件。我无法揣测他知悉这篇不朽文献时的感受。1955年7月9日，罗素在伦敦卡斯顿厅宣读这份历史性宣言时，钱学森正被美国政府驱逐回国，8月10日到达香港，11月即与钱伟长等建“动力研究所”。当爱因斯坦以生命的最后精力为他所属的这个世界签名留下一份将流传久远的伟大宣言时，他绝对想不到在他曾寄予满腔同情和希望的东方，一名他在美国的小字辈同行，会全身心地致力于他和他那些星光四射的科学家一致反对的毁灭性事业。
   受《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影响，1957年4月12日，联邦德国十八位原子物理学家和11位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哥根廷宣言》，反对他们的国家国防军装备战术核武器。他们发誓，“无论如何，签名者无人愿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使用”。
   三个月后，1957年5月18日，32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德国康斯坦茨博登湖联名发表《迈瑙宣言》，向世界呼吁：“我们相信：科学本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贸然发动总体战的国家将加速其本身的灭亡，并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威胁。所有国家都应当自动放弃使用武力来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极端手段。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将停止生存。”
   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精神鼓舞下，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家塔普契夫院士）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沃什村举行了首次科学家国际会议。到2005年7月在日本广岛召开以“在广岛和长崎后的六十年”为主题的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帕格沃什科学家们共举行了55届年会。科学家团队从最初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法律领域扩大到病毒学、精神病、政治、军事、历史、战略、社会学、国际关系，议题包括核武器、核裁军、军备控制，世界安全、科学家责任以及生物化学武器控制、太空武器控制、教育与人口增长、环境与生态、地区冲突、战争根源、艾滋病、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等领域。
   帕格沃什会议对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越南战争、解决印巴冲突、中东战争等重大冷战和地区危机发挥了最具理性权威和公正原则的特殊作用。并直接促成了《禁止核实验条约》（1963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68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生物武器协定》（1972年），成为从根本上改变核战争和一切战争的主要理性贡献者。
   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和他反对战争、尤其对核军备竞赛的深切认识，这个世界的面貌将大不一样。《罗素－爱因斯坦》和《哥根廷宣言》、《迈瑙宣言》以及帕格沃什运动，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浩劫启示录式的毁灭性结局，发挥了任何一个大国政府不可企及的作用。
   杀戳、集中营、迫害、流亡，物质世界奥秘，上帝的旨意，天才、良知、智慧、忧患、责任、使命……，无数因缘造就了爱因斯坦。他的科学成就，关于宇宙奥秘的沉思，人格，以及他那犹太先知特有的面容、目光、蓬乱的头发和胡须，都将作为人类德性与智慧的象征，万古长存。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心血和脑髓，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流亡生涯中，画了爱因斯坦72岁时的肖像，挂在我那混迹于水泥丛林中的写字室的墙上。每天上班，我都会与他会面，觉得无论阴霾蔽日还是夕阳无限，都如此神秘而亲切。
   

   （图片说明：1990年王康流亡途中画的爱因斯坦头像素描）
   
   1933年4月初，隐居在比利时奥德斯坦附近勒·柯克海滨的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写了两封信，拒绝该院关于他“参与了美国和法国和恶意诽谤宣传活动”的指控。还拒绝该院关于他在国外“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的要求，并声明辞去其科学院院士职位，放弃普鲁士公民权。爱因斯坦的正式答复如下：
   
   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立场。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进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只是间接的。
   
   在此前一个月，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实行的是：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钱学森之死有感（图）

   
   钱学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两位同行，美籍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俄苏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和现代物理学一代宗师外，就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这位德国犹太人不仅表现了其先辈如摩西和本·迈蒙尼第等人将《圣经》与希腊哲学、艺术西方文明两大源泉融汇的传统，而且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对二十世纪特有劫难的深度忧虑和异常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1932年，爱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呼吁阻止威胁意大利知识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诚的“残酷折磨”，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这种侮辱”。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么能如此神速地晋升到新中国核工业最显赫的位置上，有历史证评癖的学人恐怕会发生兴趣。须知，那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两年，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其父正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钱学森那时似乎还不是中共党员，也无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优渥厚遇，——恐怕不能仅仅以其专业或聪明解释。
   昨日上网，方知钱回国有二说。一则出于爱国，二则被美国当局递解驱逐。1949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么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一名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赴美的国民党高官快婿、又在资本主义美国接受教育然后执教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红色觉悟”来自何方？1999年，美国政府公布窃取美国国家机密者的“考克斯报告”，钱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时中美建立已经二十年整，江泽民正声称欲与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美国人没有必要“刺激”已到鲐背之寿且备受中国最高层膜拜有加的钱学森。那实在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华反共的FBI分子脑筋太死。当代“乾嘉学派”有责任弄个明白。至于我，对于前美军上校钱学森何故回到毛泽东这里来，了无兴趣。道理也很简单，毕竟是中国人，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算是“为祖国效命”吗？
   那之前两年，陈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请，担任某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前者以“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条件，以不宗奉马列主义为前提，慨然辞谢。五十年后的今人可以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人品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就和挚爱，丝毫不逊于包括郭沫若、钱学森等党国知识权贵。事实上，陈先生代表的中国文化立场和方向，为郭、钱望尘莫及。
   爱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他强调，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西方才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才赢得世界的称赞。这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传统，才使意大利受到世人的爱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寿近百的钱学森众多的仰慕者们会用什么辞藻为他送葬，至少，不会出现“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年7月，爱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昆建议，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告知这位美国总统，费米、约里奥·居里等国际物理学家已经使从大量铀中建立起原子 链式反应成为可能，由此将产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这种实验运用于军事，就会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他提醒说，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领导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实验。
   这封信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和广岛、长崎的核爆炸，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提前结束。世人因此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
   但爱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否认自己是原子弹之父。认为链式反应是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的，是丽塞·迈特内从德国逃出带给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而为国际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致词指出，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为了对此赎罪，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立资金以促进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苦恼”。他认为，“我们（主要指美国科学家）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主要指德国）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相像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他强调，“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最近更名为“中国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钱学森何以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返华的历史如此耿耿于怀。他那些本事完全来自加州理学院冯·卡门、帕森斯等人。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为共产党员这一案情，也应成为考据癖者的调查对象。其实是不是共产党员本来无关宏旨，事实上钱1958年不是“入党”了吗？在冷战初期麦卡锡时代，钱因共党嫌疑被取消他参予美国最高军事机密工作，本是历史洪流中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却让我难以理喻。就算美国冤枉了这位共产党天才，不也就是几年赋闲在家，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上独居了14天而已，他那800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
   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火箭研制喷气推进动力实验室，参予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然只是一名小角色），还以美军上校身份参加“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战后赴德国考察，这难道不表明美国制度的开放包容与慷慨大度吗？钱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募捐一万多美元为其假释，院长李·杜弗瑞德专程飞赴华盛顿为钱斡旋，并委托著名律师库珀为其作公开辩护，这难道不表明美国社会的人道关怀和公正精神吗？与毛泽东时代遭灾受苦罹难的数以百万计中国知识界相比，钱学森在美国经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
   据悉，中美建交后，加州理工学院将钱评为该院“杰出校友”，还赔偿其损失费，只是不作出道歉。钱因此拒绝回母校领奖。中国愤青于此又照例用了“气愤地拒绝”一类毛式修辞。天真的美国人很难明白，钱的凛然气节怎么就不对比麦卡锡时代恐怖一万倍的毛泽东们表现一下呢。
   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1957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1946年1月1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公开鼓动说，如果政府因为对俄国的恐怖情绪而试图加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国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美国政府的不义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他提请注意说，美国科学家“拥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缚力。当然，我们还有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莫斯科大会上，声称中国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六亿中国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类似主张，我不知道他赞成还是反对。但从其工作和行为看，他绝无反对可能性。这样，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上并无一个具有共同文明价值和道德底线的国际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号召与国家和政府不合作的号召，绝没有受到所有国家科学家的赞许。相反，至少在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在他们焚书坑儒的历史火光背后，那些实用学科类知识，是得到国家政权的悉心保护的。量子力学创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试图证明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智慧最强大的力量，终将使得哲学、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与物理学的客观、真实、永恒和普遍意义达成一致。在1949年以后，西方一切理论，包括物理学都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钱学森及其工作，证明此论不虚。
   此外，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献身于导弹核武器丰功伟业时，钱学森如何平衡他的爱国心。制造几枚要么永远不使用要么一旦使用就意味着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毁灭的核导弹与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之间，孰重孰轻？
   爱因斯坦曾提醒罗斯福总统“在政府同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那是因为必须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掌握原子武器，无论在道义和逻辑上，这一理由都是正确的，起码是无可奈何的正确。同时，爱因斯坦和其他美国物理学家深知这种建议和抉择，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隐患和现实命运上的危机。
   1947年6月，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艺术科学院发表演讲承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那些可憎的观念也从失败中取得了某种胜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自由民主国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钱学森先生是否多少与闻或感知到二战后世界一流知识分子这些既深刻又寻常的观点。他是否真正认为，以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为代价发展导弹核武器，是他的爱国心的验证，这一验证是对中国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
   此外，他理应比一般中国人更清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团准备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打击”。因为中国拼命发展的核武库将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只是因为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对，这场核浩劫才没有变为现实。

http://view.news.qq.com/a/20091207/000025.htm

蝼蚁尚且偷生，况乎人，况乎弱女子唐福珍。但唐福珍最终还是不能不选择死路，尽管她有一万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甘心，一万个不服气。

我大体上同意唐福珍被逼而死的判断，她不是暴力抗法，而恰恰是被暴力逼上死路。但如果要表达得更精确，那么我想说，唐福珍不是一般的被逼而死，而是被捂死的。

假设有一点点空间，假设有一丝丝光亮，唐福珍，这个追求美的女子，这个有着爱的女子，这个直到临终仍要配合医生顽强求生的女子，会选择死路，会选择那样惨烈的结局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打手破门而入时，当至爱的家人一个一个倒在打手的钢管下时，她不是还在楼顶大喊只要撤人就可以坐下来谈吗？

想象一下吧，那是怎样声嘶力竭的呐喊。纵然是铁石心肠，也该被那呐喊所震撼吧，也该有片刻的犹疑吧，这震撼这犹疑总该可以换来暴力拆迁的稍稍停顿吧？

但是没有。没有停顿，没有退让。唐福珍无疑还是太高估了对方的人性。喧闹的四周是死寂，血腥的四周是沉默。那是怎样无边的死寂和沉默啊。应该已到天将放光的时辰，但唐福珍看不到一缕光亮，她求生的最后希望被对方的决绝无情地掐灭。

还原11月23日这个血色的黎明，不难发现，唐福珍就是被逼死的，捂死的。切割，包围，把唐福珍一家同整个社会隔离开来，再以整个机器的力量摧毁之。这是对付唐福珍一家的全部战术，也是现在城市暴力拆迁通用的战术，所向无敌，百战百胜。

反思唐福珍之死，固然，需要谈到整个征地制度，整个拆迁制度，乃至整个私产保护体系。但是，仅仅谈到这些层面，仍然是不够的，仍不足以遏制悲剧的重演。更需要反思的是总体性权力。以是不是驯服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不驯服者一概划为麻烦制造者，然后整合全部的行政资源、法律资源、舆论资源，从四面八方把他们捂起来，随时定点打击，某些地方政府对这种总体性权力的依赖，已到了瘾君子离不开鸦片的程度。只不过此次成都表现得最为极端罢了。

受制于这种总体性权力，社会不公的每个受害者都沦为孤岛，几乎一切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一切有效的博弈渠道都被切断，公民就惟有自己的身体可以运用，而有所谓“跳楼秀”的此起彼伏。不跳楼无人关注，但跳多了就不稀奇了，只好开胸。不开胸无人关注，但很快开胸也过时了，就只好断指。身体的表达就这样不断推高，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最终不能不令公众彻底疲惫。而当公众彻底疲惫时，这最后的表达也就不能不归于无效了。

无边喑哑中，唐福珍惟有一死。有记者称，唐福珍一直生活在被跟踪和监视的阴影中，甚至吃饭时也被莫名查身份证。今年4月某日，更有上百人打上门来，她浇汽油以死相逼，才吓退他们。她也知道自己的孤岛境地，也想突围求援，便找到媒体，但，她那些故事太平常了，没有媒体感兴趣。

这就是身体表达的吊诡。不断推高的身体表达，不但不可能拓宽，反而只会让公民自救的路愈走愈窄。因为这个市场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市场，苦主竞争过于激烈，没有新意不能超越前人就根本不能吸引社会的注意，所以重复别人注定是死路一条。这么一来，身体表达的竞争就愈来愈尖端，难度和成本就愈来愈高。每一个先前的得救者，事实上都等于客观上剥夺了后来者得救的某一个机会。每找到一条突围的路，那条路就会在成功突围者的身后瞬间关闭。所以，前面突围的苦主愈多，则以后苦主的选择就愈少，突围成功的机会就愈少。

唐福珍正是这个悲剧逻辑的印证者。以前遭遇这种捂的如果说往往集中于底层，那么唐福珍之死则说明，纵然中产、纵然企业家阶层也一样不能幸免，但凡遭遇总体性权力的围追堵截，谁都是弱者，谁都会走投无路。唐福珍不仅死前被捂得昏天黑地，即便以死相争，也没能挣脱捂的天罗地网。从她自焚到她去世，其间整整16天，那16天是怎样的炼狱！那16天是怎样的撕心裂肺！那16天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但是所有这一切，除了当事人还有谁看到？还有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被捂得滴水不漏，甚至家人探视也遭拒绝，真是惨绝人寰！

这一切，无疑是需要有人负责的。区区一个现场指挥官的停职，还担不起这样的问责。唐福珍已经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她的至亲也都付出了身陷囹圄的代价，把唐福珍捂到死甚至死后还要捂的一干地方官员，难道就不该负起他们该负的法律责任来吗？难道生命的分量竟可以如此轻飘？权力机制的转型，即从总体性权力转到一个有限的均衡的权力机制，需要从有人对生命真正负责做起，那就何妨从成都开始？我们且拭目以待！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手机太老了，貌似都可以埋在地下假冒古董了。

还是小侄女。

 

不像我说话从来不说所以然。比如：

 

一次骑着她的自行车找她的好朋友小邓美女玩，小邓妈妈就随口说了一句，这自行车多少钱，赏娃子开口了：那天我在我姥姥家睡觉，我爸和我妈出去买的，等我睡醒，车子已经买回来了。所以她不知道多少钱买的。

 

早上我开着水龙头洗漱，她发话了：快把水关上，你知道农村好多小孩都没有水。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