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7月26日，“2007中国最佳银行评选”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16个奖项，除两项由在中国运营的外资银行得去外，其余14项均为中資银行捧走。另，颁奖典礼在前述16
个奖项外还单独颁发了由主办这一评选的《经济观察报》和八家民间环保组织及一家咨询公司评出的“最佳绿色银行”奖。
前述16个奖项涵盖了中资、外资、城市商业、创新、成长性、国际竞争力、风险管理、科技应用、个人金融服务、现金管理、网上银行、外汇金融服务、财富管理、信用卡业务、企业伙伴、贸易融资方面的“最佳”，体现了在中国一般评判银行业绩的标准。而“绿色”是后加进去，单独评选的。这正说明了环境、生态，以至是整个公司社会责任在中国评判银行业绩标准中的位置。
金融，在今日人类社会的生产经营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因而对人类的生存质量，对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999年，全球协议计划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次年启动，号召公司遵循在人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方面的九项原则，以建立一个更加广泛和平等的世界市场，并促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给世界市场以人道的面貌。
2003年，赤道原则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确立，目的在于形成一套
（2008年7月10日，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我想，即使不是深思熟虑，不是为了一个宏大深远的目标，也是有意义的——去看看别人和自己不一样的生存状况；去多少帮助一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别人和自己生存的状态不一样，可能是发展中存在问题，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相当多的人不知道贫困到什么样子），这需要我们尽力去改善。面对文化传承和个人选择的不同，我们应该能接受别人和自己不一样——这一点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要尊重别人的选择，认可多元。至于平等地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当然，意识到这责任的人，也就有可能会感到一种压力，一种伦理的重负。
人在年轻时候，特别是读大学的时候，较少家庭负担，能更多地考虑一些自己之外的事。当然，以后也还会有，但每个人不一样，职业革命者和圣徒之类的人是少的，但或多或少地做志愿行动，参与公共事务、慈善捐款，在一些国家中已是人们的习惯。
中国情况不同，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走来的中国，相对较少有志愿者行动，较少有慈善捐款。这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和经历不同。
我们有别国少有的经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经
灾后反省制度——对我们这样处转型中的国家，是极为必要的。
报载：一些专家们针对每当灾害来临，国家机关“‘九龙治灾’，各干各的”——除非“总理任总指挥”这一“旧有难题”，提出要“创新救灾体制”。其办法却“不外健全立法、加强现有协调机构”和“建立新部门”（减灾部）（《南方周末》2008年6月12日）。
此论，我以为：大不当。
持此论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减灾委员会成员单位就有34个部委局”，“如果把各部现有的分部门救灾管理组织统一到一个部里，原来各部之间协调而产生的问题转化成一个部里各司局的协调问题，在部长的干预下协调会好得多”。
在现行体制下，互不辖属的各个部门之间因缺少制衡，有权力而无问责，才造成政府各部门和相关地方政府反应迟钝，效率低下；逢利必争，遇难则推；各自为政，难以协调。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给我们须认真花时间、下气力化解的“遗产”，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结构性、体制性障碍（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不突破这种障碍，仅以改变事项管理单位的阶位，何能解决问题？何以证明部协调司局的能力，强于国务院协调部委的能力，部长的干预强于总理的干预？
持此论的专家又认
（在“灾害救助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2006年7月4日）
大家好！在今天这个会场上，我既不是做减灾方面工作的，也不是做扶贫方面工作的。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是法学和社会学，在应用方面主要做一些法律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事，在这里，相对大家而言，我是个外行。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个人面对现实不可回避的问题，就包括了灾害与贫困，它向我们提出挑战，检验着我们的良心。
我们在这个城市开会，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世界杯和超女，很少有人关注到灾害。但正像世界杯和超女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回应灾害，我们就将被淘汰。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灾害，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文明，不同的生存和生产的方式，不同的民族品性之下，灾害的形成和灾害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同的。谈到贫困，灾害也与贫困相关。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差别太大，如果社会不公正，就会产生更多的灾害，同样的灾害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一种主流的或者习惯的说法，叫做“自然灾害”、“社会减灾”，我个人不大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对人类而言，任何灾害都是社会的。我们不能善待我们的兄弟姐妹，把
国务院
温家宝总理：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成立了灾后重建规划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也下发了《关于编制“5•12”特大地震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紧急通知》，国务院要求灾后重建总体方案争取三个月内完成（即大约在8月24日前完成），四川省提出要在6月30日前（即在一个多月内）编制完成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所有专项规划。
作为政府机构之外的专家和民间组织认为有必要提请政府在编制地震灾后重建的规划中注意以下各项：
一，重建不应只是恢复灾前的景象，更不应是把受灾地区修成“全新”以至面目全非的用以表现“发展成就”的标志物。重建规划应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改革”，国务院推进多年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的西部开发结合起来，贯穿“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重建后的这一区域较之震前更为和谐，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
二，为了慎重决策，十六大即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
汶川大地震之后，政府和民间都在考虑灾后重建的问题，但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去重建和怎样规划、重建，对中华民族的今后影响甚大。
“逝者安息，生者前行”——体现了人类的坚韧品性。不管是在多大的灾难打击之下，都要“前行”。而需要激励自己“前行”，或被劝勉“前行”的，首先在灾难中丧失亲人，在灾难中受到损害的人。是他们需要“前行”，因此，“重建”也首先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意愿，其次，才是帮助他们“重建”的人的基本想法和具体打算。
“重建”实际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按照在明确的发展目标之下整体规划的生存设施（包括生活、生产经营和社会管理）与山河动植物等生态分布和历史文化遗存、传承的人文布局的关系设定，去进行建筑的物质“重建”。
汶川大地震涉及的地域广大，处于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要“开发”，而“开发”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的中国“中西部”中的一个重要地带。民族众多，山川峻险，地质结构复杂，地震之后，一些城镇村落、建筑、公路有可能难以在原址重建，一些农田也可能因地形改变而无法耕种，一些河流水域和周边的关系也可能有所改变。原来由各级政府规划、批准，或由各个产业管理部门、经营机构规划、建设的水电、化工、
需要不断强调的是：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灾害，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文明、不同的生存（包括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品性之下，灾害的形成和灾害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同的，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和方式也是不同的。救灾，在客观上彰显了一个国家包括国民的爱心、良知及政府管理水准在内的综合国力。
救灾的理念是“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看作是第一位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人，是一个、一个的人；受灾的人和救援的人。
在理念确定之后，救灾须有良好的合作和管理，提高参与救灾各方的协同行动能力。参与救灾各方的配合和救灾管理中对许多技术性问题的处置，关系着降低损害的实际效果和统筹救灾的工作效率。
灾害的发生有时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由此，救灾又显现了一个政府日常的灾害管理（减灾）工作和一个社会应对灾害的准备究竟如何。其中既包括了民众是否有足够的应对灾害的避险知识和训练，建筑物、通讯、交通设施、水、电、气设施是否具有一定的抗灾能力，物资的储备是否足以应对灾害，又包括了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特别是其中的生活和产业及其他用地布局是否足以减少灾害（包括次生灾害）的发生，及在灾害发生后是否有利于减少损害——因为
三天的全国哀悼日已经过去，我在想，自汶川大地震以来我们表现出的爱心和对生命的尊重能否持续。
为国民而不是为国家领导人降半旗，这是第一次。自汶川大地震以来，有着太多的第一次，以往时常缺血的血库，到了献血之多无法存放，要劝人们先登记，等待通知再献血的地步，人们纷纷捐款，一些人自费去灾区救助那里需要帮助的人，各类民间组织也在行动中；民政部门的官员说以往的救灾中——包括“九八”抗洪和2003年抵御SARS（我想，还有年初的雪灾），民众中表现出的爱心和自觉行动都无法和这次相比。
既然是第一次，就说明了以往不是这样，或者是以往不如这次。既然是第一次，就有一个今后我们能不能持续这样的问题。
中共中央文件中曾指出，当前中国几个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2006年），而这次表现出的恰恰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对他人，对可能是素不相识的人的爱心，甚至是舍己为人。当然，个别抢夺、借机诈骗也是有的。既然两面都有，如何使好的一面得以发扬、持续，使不好的一面得以遏制、衰减，就是一个发展中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灾害，但在不同
7年前“申奥”成功时，甚至是十几年前“申奥”提出时，相当多的人没有想到“奥运”对中国的考验。
其实，有了“95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人们早应当想到这些。
中国正在日益开放，但这个开放的中国却从封闭，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走来。特殊的经历，注定了中国必须接受考验。但中国在这场“考试”中能够及格吗？历史将给出答案——我们应该警惕，应该努力，因为前几道题的考分并不高。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人们的思路是“斗争哲学”，认为“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甚至认为“斗”，“其乐无穷”。
那时，认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现在，环顾周边，好像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朋友，和谁都有些矛盾；往远看，几个大国，也时不时地轮流和我们闹些不愉快，好像没有一个真心对我们好。那时，认为别国的政府是不好的，人民总是好的。现在，别国政府说想“搞好关系”，同时却说管不住那里的“人民”——哪怕是“人民”中的“一小撮”，“人民”中的“极个别”。
30年来，“开放”、“改革”相互促进，但走向开放的中国，尚未完全开放；持续改革的中国，十七大报告中说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远未完成。我们的国民心态
4月28日，胶济铁路T195次列车与5043次列车相撞，法制晚报A1版头条报道了事故的发生。人们关心车上人的命运，伤亡的情况和事故的原因。29日，法制晚报的相关报道出现在A26版。标题为“列车出轨，初步认定超速所致”，二级标题6个，第一是铁道部要求“加强安全管理”，第二是“中断20多个小时的胶济铁路正式恢复通车”，第三才是“伤亡情况”，其后的第四、第五、第六是“事件调查”、“事故处理”、“专家说法”。全文23个自然段，到了第13个自然段才述及“70人死亡，416人受伤”。而近一版的通篇报道的第一句话是：“经过抢修人员的紧张奋战，因‘4'28’铁路重大交通安全事故中断的胶济铁路，29日2时16分正式恢复通车”。
另一家晚报（北京晚报）也同样在一版主要位置安排了他们认为是重要的内容，与事故相关的报道排在这些内容的后面，在一版刊出标题，大字的正题是“北京医疗队上午赶赴淄博”，小字的副题才是“26名遇难者身份确定，凌晨胶济铁路恢复通车”。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事故发生，首先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人不幸死亡或者受伤，与伤亡人相关的善后处置；其次，则是事故的原因——因为它可使我们知道事故的性质：是人为破坏、责任事故，还是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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