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的周末,来得特别快,过得却异常的缓慢。
台风来了,悄无声息的与我们擦身而过,只留下高涨的潮水,证明它的踪迹,同时也证明我们曾经的担心多么的不足为介。似乎戏剧才刚开始,却已经宣告了它的结束。很多事情,似乎只要结局是足够美好的,过程便会被漠视、遗忘。
海边的笑声,似乎来得比较迟,想像中
我是一个内心羞怯的人,常常对爱情等此类较为私人的问题避而不谈,同时也伴着内心的点点惴惴不安、自卑,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心态,同时也是一种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缺失。我想,谈爱情,就该和谈吃饭一样,是应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习惯了遮遮掩掩,不过是为了维护爱情看似神秘的一面,以增强享受时的愉悦感。
对于爱情,其实我只是门外汉,一次次的擦身而过,换来的,连一次回眸都没有;人是不能过分要求的,拥有过了,便是满足了,至于能否留下点滴的感情,则是不可奢求的;好比看到一处美景,顿感心神喜悦,等到归家才后悔没有用相机拍下来,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偶尔徘徊在门外,羞赧的往厅堂里望了望,满心好奇,却终究没有勇气去叩响门铃。我不是哲人,所以没那种闲心去思考究竟是“非如此不可”、还是“这样也可以”这类欺人的问题,只是顺着自己的
日子总是异乎平常的平静和单调,简直到了令人诧异的地步,固定的两个包子、一个白粥,固定的一个妇女、一个女生,固定的邮箱、Skype,固定的文姐和阿军——或许日子本该如此,蒙头向前冲,而不用去顾及周遭的变化,可惜人是不安分的,总会去思考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喜欢多问个为什么,有时自己也真给问得烦躁不安,于是便会愈发的孤独了。
米兰·昆德拉想要让我们相信身体与精神的二元性,可惜这个问题太过拗口,是难以想明白的,或者根本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或者是一种思考方式的选择,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仅仅以为,躺着的肉体不过是一个躯壳,而精神才是独立而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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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绕着曲曲折折的滑道溜了好久,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只是没有起飞的意思,大概也是依恋着这个怀抱吧。很幸运的遇见师姐,后来一起坐大巴到浙大,免去了行程的孤独与无聊。
晚上的西湖,印象模糊,着眼之际都是墨得彻底的漆黑,只有现代化的霓虹灯在黑夜中显示它们的尊贵地位,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所谓的音乐喷泉、突兀的雷峰塔、孤独的断桥,总觉得这些东西是如此的不搭调,就该在某个人迹寥落的时刻,在西湖边上随处找个角落,静静的遐想,可惜这种想法被撑船的大叔也一口否决了,“西湖什么时候都是很多人的,现在算是少了。”既然如此,那西湖的美,该是无法获取的了。Ella到了上海后,说上海也没什么;或许吧,没到过西湖,总以为西湖有什么,到了
很久没能上来除草了,趁着周末,赶紧上来浇灌下花圃,顺便除除草,免得自己的后花园一片荒芜萧条。
说些最近碰见的囧事:
囧事一:一看你,就是出来玩的人。
大前天晚上,和湘雅医学院的老师胡侃了一通后,打的回酒店。上车后,发觉侃劲还没有完全过去,于是又接着继续和司机胡吹,话题也就限于长沙的吃喝玩乐。司机也特能吹,先是和我介绍了长沙的夜生活;顺便提下,去了三次长沙,总算慢慢相信,长沙市区的夜生活是要盛过广州的,不过两者之间有些许差别:长沙的夜生活是年轻人聚集在酒吧、KTV、步行街等灯红酒绿之处逍遥快活,中年人分散在各处洗脚、洗头等洗浴中心松筋软骨;广州的夜生活更多是几个人绕过灯红酒绿之处,找到一家路边小店,点了几个小菜,就着生啤,发点牢骚。之后说到玩
早上出门前,看看天气,天空并未显出夏天即将到来的娇艳,却也不似冬天般冷酷,这种天气是顶好的,既不令人感觉油腻,也不让人瑟瑟发抖;同事说广州是没有春天、秋天的,我们能够不苛求的话,这种天气是算得上春天的。尽管不甚愿意,还是带着自己出门了。
上了地铁,习惯性的换乘1号线,直到上车了才发现,目的地已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地方了;叹口气,转身,离开。
火车有节奏的晃动着,带着仅有的那点思绪,回到了广州。
最近的生活改变了许多,有些是自己的选择,有些是事情的发展,无论自己喜欢与否,总是走在不断前进的路上,至于未来,我不敢想象,甚至连眼下的事情都变得捉摸不定。朋友问我,到底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你喜欢的呢?我不置可否,真的不懂;假若思考得清楚,我便不是我了。
就像阿桑唱的,“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一个人流浪在长沙的街头,漫无目的的走走停停,看到旅游专线列车,于是登了上去,才为自己身上是否有零钱而窘迫不已。晚上,把行李箱寄存在车站,然后在步行街的后面,找到一家廉价旅馆,花了四十个大洋,只是睡一晚,并不需任何苛求。晚上走廊里点着灯,照得屋内宛若白天,等到白天了把灯熄灭了,屋内顿觉昏暗无比,反倒像是到了晚上,所以一直睡到九点半才看了下手机,想大好时间就花在旅馆的床上,确实浪费,于是洗漱完毕,背起背包出发。
外面下着细雨,层层叠叠的覆盖下来,没完没了的。幸而我并不讨厌下雨,要是此时穿着凉鞋,则要算得上是喜欢了。因为没有目的地,所以走得确实轻松:拿着地图比划了几下
记得有谁说过这么一句话,确切言语已是无从得知,大意是说,世间的快乐总是不公平的,但是苦难却公平的均到了每个人身上。那时自己遭遇了点小挫折,看了这话,深以为然,并对自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深同情,仿佛自己受到命运的百般嘲弄,夹着尾巴躲在墙角舔弄伤口。
后来,随之年岁的增长,面对的事情多了,思考的东西也相对复杂了,才越发觉得这种想法的可笑:好比特意在大街上揭开自己的创伤,以博取别人同情的眼光。
汪曾祺有篇散文,叫做《跑警报》,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飞机时常骚扰
广州的天气变化多端得很,甚至比得过怀春的少女,时而是明朗的晴空,时而却又是忧怨的阴天;时而是恬淡的安静,时而却又是暴戾的狂风。所以常常早上背着几层衣服出门,还没走到公司就想脱个精光,待到吃了早餐,身子倒是暖和了不少,额头却已经沁出了汗珠。无论如何,广州的天气是难以捉摸的。
忘记是哪个阴郁的下午,天空间或还飘点毛毛细雨,我和阿军却突然无法遏制的想出去,想找个地方安静下——突然才发现彼此都是如此的神经质。于是又到了那片旷野,到了那个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两个人拼命的踩车,放纵的高歌,只是没有目的。是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寻找一个目的或者目标呢?于别人我是不置可否的,但是于我们两个人而言却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