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业界有少数人开始注意到这家企业，有投资圈的、互联网圈的，也有传统零售业的人士，我在4月初知道这家企业的名字，并且联系上了李亮。采访很顺利，但是我却没有其他的信息源来更多地了解PPG。它的供应链究竟如何组织？外包的工厂究竟是怎样的？和外包工厂、物流的协作流程究竟如何？

没有人知道。

我打过PPG的销售热线，询问接线员每天的轮班次数以及每天的接单量；也在PPG的呼叫中心现场数过坐席数；在PPG唯一的发货仓库猫着腰蹲点，询问工人平均每天发出多少件衬衫；还问过前来取货的快递人员的工作频率和流程。但是，我仍然觉得如果要写出一篇文章，似乎缺失了制造环节的信息。

为此我找过为PPG做质量监督的SGS公司，我的好友薛建博士在这家企业，可是他拒绝透露PPG的工厂分布，只是告诉我，目前有将近10家工厂在帮PPG做代工，名单

而它的前辈Kindle 1，在2008年的总销售量约为50万台，与iPod刚面市第一年的销量近似。虽然以数码产品来说，Kindle的销售总量仍不算大，但如果从传统出版业的角度来看，50万已经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尤其是在一本书卖上5万册就能登上排行榜、一本杂志卖上10万册就能获取影响力的当今社会。

但是，和数码玩意儿iPod本质上不同的是，Kindle的东家亚马逊并没有将其看成数码产品，它的真正使命是书籍的载体——在互联网影响下的商业环境里，传统世界的价值正在往互联网迁移，图书业曾经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第一次迁移，亚马逊建立了书籍的电子商务网站，并且在多年后的今天成功转型为百货的大型交易平台，并且将冗余的互联网能力出售给那些意欲在互联网上开展业务的传统企业，比如全美第二大零售企业Target，这些被亚马逊泽被的传统企业们，其网站将被烙上“Power By Amazon”的印记。

Kindle是图书业的第二次互联网迁

如果以当红程度看，台湾歌手陈绮贞无论怎样都算不得一线明星。这个满腹才华的女歌手，从1996年出道至今，一直都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出专辑，这些游走于主流和非主流边缘状态的歌曲大多由她个人填词作曲，她本人似乎也不在乎销量。

10多年来，陈绮贞的专辑也就10来张，其中还包括3张早年间她玩票性质的自费发行的专辑小样，每张限量发行1000张。也有一些专辑的发行范围很窄，比如2001年发行的专辑《Princess From East '01 Series》，就只在日本市场发售。比起已发行40多张专辑的天王级巨星张学友来，陈绮贞的专辑实在算不上高产。

在音乐界资深人士的经验里，如果没有数十万张甚至上百万张的唱片销量，没有人敢冒险开演唱会。按照行业里不成文的规则，当一个歌星唱片的销量是百万张时，那么他（她）有资格开3万人规模的演唱会。如果销量低于10万张，按照常规的市场判断，观众人数是无论如何都撑不起一场演唱会的。

但是陈绮贞却不同。她的唱片销量从来不值一提，从未产生过巨量，但是近年来的演唱会却场场人气旺盛。2008年的北京演唱会，甚至还获得了加演一场的好成绩。

顺应用户参与的势头，一大批依靠互联网及IT技术开辟新模式的企业诞生了。这些企业都以互联网作为承载“商业公民”的平台，然后引导这些“商业公民”们在这个平台上成立自发性社区与组织，而企业与之的关系是多向的。这里的精髓不在于公司是否为互联网企业，而是将互联网的这个体系与原有的商业环节都有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其能够自己运转起来。

这样的公司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它们要负责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负责平台上的各种功能模块的建设，建立最初的规则，用不同的分类方式来建立社区，并引导社区里的“商业公民”参与进它们设定的商业活动中，这样，这个平台才能持续良性的运转。

这有点像是一个政府，要负责城市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公民们能够生存，还要颁布多种法令来维持秩序，在出现纠纷时还要有第三方的机构来负责调节……这样的企业可以称为类政府型企业，如Google、eBay、淘宝等等。它们的盈利方式也同样类似于政府的税收，比如eBay收取的商品登录费与成交费、Google与它的“商业公民”——AdSense的使用者共同分享的广告费。甚至在eBay、淘宝、一些运营网络游戏的公司搭建的平台外，还有这些“商业公

通过互联网的深度以及多重的参与，原来最终的消费者的身份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个通过互联网参与商业行为的用户可以是一个产品的生产商、供应商，当然也是消费者，这样的身份模糊带来的趋势由传统商品的“消费主义”向参与性“生产主义”转变，权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向个体用户的手中转移。

王锋是一家网络公司的产品经理，从在淘宝上的若干次交易中，他感受到了权力在这种转移之后所带来的商业体验的变化。在淘宝上王锋的身份更多的是一个买家，2007年他在淘宝上已经购买了两万多元的商品，这些商品小到一张两元的彩票，大到一台任天堂Wii游戏机。“在我购买商品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受到了尊重，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而且我的意见能够直接对卖家产生影响。我似乎找到了我在商业活动中应该有的尊严。”王锋说。

让王锋觉得有尊严的一部分原因是淘宝上的一个第三方工具——支付宝，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子支付工具，而且还是一个起到担保作用的第三方担保公司。当买家决定购买卖家的货品之后，将钱打入支付宝，支付宝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品确认之后，再通知支付宝把钱汇入卖家的帐户中。在这套流程中，还要一些更细的规则

以拍拍贷、宜信网为首的这类网站，号称“私人借贷领域的淘宝”。他们运用新型的模式——P2P（指个人对个人）网上借贷服务。一时间，“网上借钱，解燃眉之急”变成了“缺金者”的新口号。

杭州网友serene 是最早的赶潮人之一。serene这位“信用卡达人”的15张信用卡已经透支了12万元，对于月收入只有8000元的她来说，这可是不小的数目。所以 serene打算用一笔资金把小额度的信用卡还清并注销。然后再向银行申请提高其他卡的信用额度，到最后只保留4~5张信用卡。

但这个计划就缺少那笔“启动资金”。serene不想让家人、朋友知道自己如此糟糕的财务状况，所以她在“卡族”前辈的指引下选择了拍拍贷。经过简单的注册和个人信息认证，没有几天就获得了这笔资金，十分便捷。

作为国内第一家个人信用网上借贷平台，拍拍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讨论过，当一件产品变为一件商品，它将经历从产品制造链到商品流通链的流转。产品制造链属于前端，是从创意到生产的过程；而后端则是商品流通链，是产品流通到渠道，再经由各种传播手段吸引消费者购买的流程。在传统的商业行为中，这个过程是单向流动的，当消费者最终得到这个产品时，无法参与到购买前的各个环节。

这是典型的由生产者控制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消费者（也就是个体）只不过是将“产品”转化为金钱的能量源，生产者对消费者有绝对的优势。比如一部通俗小说或歌曲在产生前是属于那些专业人士私密的创作过程，是封闭的；即使如汽车这样的大产品生产之前，也是多半依靠经验和生产商对市场进行的调查来判断产品是否会被市场接受，同样是生产者主导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个由生产者主导的单向过程正在被改变。

参与前端创意及制造

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那些可以用字节形式存放在服务器中的数字类产品，如文字信息、图片、音乐、软件、视频节目等。通过互联网，大量的个体可以参与到数字产品的前端创意及制造环节。业余参与者们

很多70后、80后出生的人还记得童年时的购物经历，大家总是站在供销社的柜台前，请求售货员将心仪的大白兔奶糖卖给自己。那些并不丰富的商品摆在冷冰冰的玻璃柜台里，或者售货员身后的货架上，它们并不是触手可及，要经历等待、请求等一系列动作后，才能拿在手上触摸和细细观看，以决定是否要购买。

在商品稀缺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并没有太多的权力。销售的主动权在卖方，甚至可能是在供销社的售货员手中，如果她因为太忙或者心情不好，没有将商品递到我们手上，那么当天很有可能是空手而归。

消费者第一次权力的解放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商品开始变得丰富，超市业态进入中国。在自助式的购物模式中，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倘佯在每个货架前，将每一件商品拿在手

无论是创业型公司，还是传统老牌企业，对“轻”都有着强烈的渴望。因为“轻”意味着轻灵的供应链、灵活的反应速度、卓越的市场能力、轻资产的杠杆增长、低成本地快速成长……

当大家都在谈论如何利用互联网培育自己的轻基因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那些曾经是标杆的轻公司，却在逐渐地转入“重”的轨道。

当年电脑业的黑马——以互联网和呼叫中心销售电脑的戴尔现在已经“落地”进入了沃尔玛等零售卖场；

擅长于借资源进行杠杆增长的利丰集团频频出资，以重资产的方式进行跨国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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