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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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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自由

追求自由,是我的理想.我坚信: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以个体与个体之间平等权利为基础的自由,需要一种以诚信的契约为支撑的自由,也需要以信仰法律为前提的自由.

 

文明社会的运动,始终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梅因<古代法>

 

一个自由的社会,正如安东尼-德-亚塞所言,应该有六个基本原则:

一个人主义原则---只有个人才能选择(最高原则)

二政治原则---个人不但可以为自己选择也可以为别人选择

三无支配原则---个人的选择要完全根据个人偏好

四 契约原则---承诺必须兑现

五 优先原则---要有先来后到

六 排他原则---所有的产权都为私有

 

有且只有他——伊曼努尔-康德——让我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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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宣言》全文如下:

    序 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视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现在,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歧视为无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二)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任何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工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二)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三)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三)父母结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二)人人以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伤口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参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确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三)这此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体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人个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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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自由之辩
五月花号公约(中英文)
 
  

简 介 

1620年11月11日,一批英国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帆船经过66天的海上航行来到了美洲大陆。经过艰苦的海上航程,船上原有的乘客只剩下102名。他们的目的地本来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风浪却把他们带到了科德角外的一个港口。他们决定就地登陆,不再到哈德逊河口去。这些乘客出发前曾与伦敦的弗吉尼亚殖民公司签约,公司授权这些人在该公司“管理”的辽阔土地上任选一地定居并管理自己。上岸之前,乘客们决定签署一份公约,以便上岸后有所遵循。这样,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便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圣诞后一日,102名乘客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上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下锚于荒凉海港的一条船上产生的这项公约,便为在新大陆上建立自治和法治的社会打下了基础。五月花公约被后人称为美国宪法的两大基石之一。
    
    《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棗信仰和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于右。
    
    (签名)
    
    The Mayflower Compact (November 1620)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We, whose names are underwritten, the Loyal Subjects of our dread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c. Having undertaken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Hono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 a Voyage to plant the first colon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Virginia;
    
    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k, for our better Order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ance of the Ends aforesaid; And by Virtue hereof do enact, constitute, and frame, such just and equal Laws, Ordinances, Acts, Constitutions, and Office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all be thought most mee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Colony; unto which we promise all due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In WITNESS whereof we have hereunto subscribed our names at Cape Cod the eleventh of November, in the Reign of our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of England, France, and Ireland, the eighteenth and of Scotland, the fifty-fourth. Anno Domini, 1620.
    
    John Carver Edward Tilley Degory Priest William Bradford John Tilley Thomas Williams Edward Winslow Francis Cooke Gilbert Winslow William Brewster Thomas Rogers Edmund Margeson Issac Allerton Thomas Tinker Peter Browne Myles Standish John Rigdale Richard Britteridge John Alden Edward Fuller Georoe Soule Samuel Fuller John Turner Richard Clarke Christopher Martin Francis Eaton Richard Gardiner William Mullins James Chilton John Allerton William White John Crackston Thomas English Richard Warren John Billington Edward Dotey John Howland Moses Fletcher Edward Leister Stephen Hopkins John Goodman

 

                                     来源:爱思想网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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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百年中山演讲:赠给李庄辩护团

网友:山东人

   [陈有西按]孙中山的演讲词我早先已经发在本网《有西史学》栏。但是当这位明显有很深学术造诣和思想的隐名朋友把这这个演讲文字稿发我时,我打开《走向共和》静静地听孙先生缓慢、沉痛地演讲时,泪水不禁依然静静淌下。灾难深重的中华,一百年,我们还在原地徘徊,这是缩命,还是子孙不敏?

 

 

    陈有西律师: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追求的是民权,要建立的是民主宪政制度,是一场要变制的民主革命。但是,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发生在中国共和国大地上的李庄案,使我们看到一群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着改变中国倒退的法治体制构架,明知不可为之而为之,我对你们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到十分敬佩,对你们这种为国为民的行为表示支持。

   著名文史学者伍立杨在其新著《中国1911》中说:“辛亥革命的要义,就是既争一时,也争千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久之后遭到重大挫折,但在辛亥革命的后半幅它却取得了圆满的功德。而且在辛亥革命后半期,启蒙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

   我相信,李庄案的世纪大辩护,对中国的法治启蒙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也是既争一时,也争千秋。 最后,向你和全国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同胞们献上《走向共和》孙中山的演讲词。

 

     “我知道诸位议员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

    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

  “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

    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

   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所击败。 ”

  “有人说, 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

   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

    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那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

   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必须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

   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

   啊,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 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

   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三民主义。

    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没了?别急…… (孙中山撩开衣服,露出里面暗兜) 监察权在这里装着!这个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

    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词语,不是一个形式,她要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

    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 

     http://wq.zfwlxt.com/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a76d0b71-e9d0-4b4c-9477-9bf500a4b480&itemID=b3a3f069-e222-4924-b495-9ecc00c8a7d5&user=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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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标签: 西南联大
● 冯友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干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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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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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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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在十年动乱以前,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了一个办北京大学的方针:继承太学,学习苏联,参考英美。大动乱开始以后,他的这项方针受到批判,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当时我也说过,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我不知道陆平的方针是不是受我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创见,不过,当时的批判,并没有涉及到我。
    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现在讲北京大学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也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留下来的纪念品吧。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当时的管学大臣换了几次人,当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传说中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他可以说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对于北京大学有贡献的一位校长。据说,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就请吴汝纶为总教习。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当时所谓旧学的一位权威。他也懂得一点当时所谓新学;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隶(今河北)作官,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据说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曾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不见。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站在吴汝纶的门外(一说是跪在卧房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不料吴汝纶从日本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没有来得及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吴虽然没有到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我们学生听了,都很感于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和吴汝纶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
    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以严复为第一任校长,不过为时不久,后来又换过些别人。我于一九一五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兼代校长。文科学长是夏锡祺。当时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我入的是中国哲学门。在我们这个年级以前,还有一个年级。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谩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在中国哲学门里,有一位受同学尊敬的教授,叫陈介石(黼宸),他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那一带的土话,一般人都听不懂,连好多浙江人也听不懂。他就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印发出来,上课的时候,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学生们抄都来不及。下堂铃一响,他把粉笔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写的跟讲义虽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复,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恰好写到一个段落。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说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为学生讲课,真有点像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说话成为多余的了。他的课我们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时候,听说他已经病死了,同学们都很悲伤。
    1916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也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播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合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碰见沈尹默,谈起书法。沈尹默说,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看见沈尹默写的字,批评说:“这个人的字,其俗在骨,是无可救药的了。”沈尹默说,他听了这个批评以后,就更加发愤写字。从“其俗在骨”这四个字,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书法评论的标准,不在于用笔、用墨、布局等技术问题,而在于气韵的雅俗。如果气韵雅,虽然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那是可以救药的;如果气韵俗,即使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也不是好书法,而且这种弊病是不可救药的。陈独秀评论书法,不注重书法的形态,而注重形态所表现的气韵,这不仅是他对于书法理论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对于一切文艺理论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大概就是在十年动乱中所批判的“智育第一”、“学术至上”吧!随着“学术至上”而受到批判的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当时所针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在清末民初时代,人们还是把学校教育当成为变相的科举。哪一级的学校毕业,等于哪一级的科举功名,人们都有一个算盘。学术成了一种做官向上爬的梯子。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针对着这种思想而发的。他当了北大校长以后,虽然没有开会宣传“不做官”的原则,但从他的用人开课这些措施中间,学生们逐渐懂得了,原来北京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时代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学生们逐渐知道,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就中国的历史说,那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在做官的余暇做学问的。他们都可以说是业余的学问家,学问的爱好者,虽然是业余做学问,可是成功以后,他们的成绩对于国家、人民和人类都大有好处。学问这种东西也很奇怪,你若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
    在十年动乱时期,还批判了所谓“教授治校”。这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调动教授们的积极性,叫他们在大学中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当时的具体办法之一,是民主选举教务长。照当时的制度,校长之下,有两个长:一个是总务长,管理学校的一般行政事务;一个是教务长,管理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蔡元培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
    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照上边所说的,北大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乱七八糟,学生的思想,应该是一片混乱,派别分歧,莫衷一是。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像上边所说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的言论行动,同学们都传为笑谈。传说的人是当成笑话说的,听的人也当成笑话听的。所谓“兼容并包”,不过是为几个个人保留领薪水的地方,说不上保留他们的影响。除了他们的业务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之可言。反之,为新事物开辟的道路,却是越来越宽阔,积极的影响越来越大。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以后,除了引进许多进步教授之外,还把他在上海举办的《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成为北大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地。学生们也写作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在校外报刊上发表。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的。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
    上边所引的那位中学校长说,学生是通情达理的,不仅通情达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的判断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当时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文化运动将近达到高潮,真是人才辈出,百花争艳,可以说是“汉之得人,于斯为盛”。就是这些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就是这些人,采取了外抗强敌,内除国贼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中,类似的行动,在太学生中是不乏先例的,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的传统。五四运动继承并且发挥了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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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制定章程限制校长权力:

设立召见问责制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31日05:17  东方早报

  作者 早报记者 韩晓蓉

  从2009年1月14日正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杨玉良院士履新两周年。

  昨晚,在和媒体共聚一堂时,这位自称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分享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教育、复旦精神以及治校的独特理念。

  据介绍,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表示:“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

  

    复旦章程旨在“分权”

  复旦有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并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这些意见将是学校领导执行学术决策的依据,还可以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

  复旦大学是教育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杨玉良斩钉截铁地表示,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

  在杨玉良看来,权力属于一个群体,“如果有教授跟我讲某某学科很重要,我作为校长就大笔一挥批复500万元,这是很危险的,大学的‘宪章’就是大学的法律。作为一个管理者,把所有重要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会让规章制度不健全,而应该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决定。”

  他以耶鲁大学为例,在做重大决策时,耶鲁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协商讨论,因而在行动上往往显得踌躇不前。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在反应上、行动上似乎是迟缓的,但它的决策又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必然是审慎和稳健的。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都不是赶时髦,人们可以说他们进步不快,但“其进步总是有选择和基本正确的”。

  

    将设立本科生院

  杨玉良透露,复旦在通识教育方面也将有大胆的试验,将成立本科生院,并把教务处、招生处、学生处以及书院等部门合并进行统一管理,以保证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设立本科生培养委员会,让有很高道德修养的导师进入书院辅导学生。

  为了让学生的学习硬件条件得到改善,继前段时间传出交大将装1.1万台空调的消息后,杨玉良昨表示,复旦也会有行动,宿舍不仅装空调,还要装淋浴设施,“今年暑假天气很热的时候,曾经有学生发帖抱怨宿舍太热,并说要把杨玉良校长绑架到宿舍去,看他能活几天。”杨玉良的话引起哄堂大笑,杨玉良表示,上海冬天冷夏天热,安装了空调和淋浴设施后,让学生们都能安心学习,目前这些都在规划中,并将会举行听证。

  

     校长称理想要照进现实

  “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58岁的杨玉良如是说。

  杨玉良说:“大学没有了学术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没有了魂的大学就成了野鬼。学术自由,就是要追求真理,我们的校歌里就这样唱‘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复旦培养的学生,应该不畏权贵,只会向真理低头,彼岸的理想主义相当于此岸的灯塔。”

  谈及治校理念,杨玉良总结了十六字治校方针“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

  杨玉良的治校哲学受到广泛认同,其十六字治校方针在微博上发布后,引发围观,复旦学生尤其对于“宿舍不仅要装空调,还要装淋浴设施的利好消息大加赞赏,连称‘校长很贴心,行动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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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按:无意当中看到了这篇简练的文章,这个学期也在讲大学精神,越讲越悲凉。
 
赵伯麟:大学精神之辩
标签: 大学精神

赵伯麟  


    近日,某重点高校学生在天涯发帖讨论当代大学现状,引发了网络围观和热议。热议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民众对中国大学的失望,记得梅贻琦于1931年12月3日到清华大学就职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时下中国各高校紧跟圈地运动,不缺圈地建高楼,但充斥着教书匠和念书匠背后的则是大师的缺乏。大师正离中国远去。没有精神的大楼是不可能滋养出大师的,或者说不适于大师生存。再如,如今大学衙门风气十足,官员热衷功名政绩,大讲排场和噱头,学生们急功近利正是当代大学的图景。
    

    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不可能有答案,不过并不能说这是一个伪问题,中国大学的迷路正是大学精神的缺失。本文以为大学精神不可没有独立、自由、批判三者。
    

    纵观世界每一次变革无不是为追求独立,把人身从物中解放出来、打破人对土地的依附、打破思想中神性的束缚走向理性都莫不是如此。没有独立的精神就孕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都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不唯书,不唯上,唯科学真理。没有了独立精神,大学只不过是一个学部而已--一个完成社会化的场所和机构。大学和私塾,一个追求独立,一个只求继承,前者以书启发人们思考,后者以书扼杀人的活性。
    

    当今大学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其高依附性造成的,大学与官场联系在一起,必然使先生联向官僚,学术联向政治。门生之风、裙带之风自然盛行,追求功名者也就趋之若鹜了。那么,大学分化出来的必要性也就完全没有了。
    

    独立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由,自由的本质不在于可以做什么恰在于可以不做什么。规则是不可以做什么,道德是应该做什么,自由处于二者之间,如果没有了自由,或者自由仅为少数人所有,必然造成规则的无限制侵入。行政未必是自由的扼杀者,除非行政体系培养出的是官僚和政客。试看,国内某些大学领导者一纸命令、一个红头文件就能让学生失声早已不是个例。陶行知在论述教育时,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教育培养出的应该是农产品--给其养料,涵养其生长;而不应该是工业品--通过机床打造出一个个相同的模件,可见自由的重要性。时下国内高校特别喜欢宣称其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但是试问培养方式都不与国际接轨又怎可能有国际化人才呢,还不是一个个的本土化人才。而且不少同学特别爱标榜其办学理念,殊不知以官僚管理为大学的理念只是符合了形式逻辑的正确性而已,再说理念的存在意义就是一面镜子,可是一方面理念高高在上,一方面学生没有批判各大学的自由,从理念的提出到现状的评价都仅仅是几个领导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消费品罢了。形而上自由的缺乏,自然是形而下学生的死气沉沉。
    

    没有自由,自然也不可能有批判精神,批判的实质就是可以不认为对方是正确的自由,教材里常说的"批判继承"为何只见继承没见批判。官员垄断了批判权又缺乏自我批判的勇气,造成了从上到下的失真。发展,永远离不开批判和建构,批判的目的正是为建构指明方向,没有批判的继承只是"活在前人的阴影里"罢了,正如中国的学生从思想到价值观都不需要思考,因为前人都已经替后人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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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农转非”为哪般?

                                           周永坤

 (博主按:本文转载自周永坤教授博客。本来今天在课堂上就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了这个话题,还是感触良多。)

       1949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的户籍政策是歧视性政策的产物,这一政策违反宪法平等原则,这是几亿农民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因此,改革这一违法的户籍政策曾经是农民的梦想,本人的文章中也多次为农民兄弟呼吁过。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农民不想“农转非”了,政府反过来压迫农民“农转非”,这真是令人看不懂了。不信请看下面来自重庆的消息:

 

  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彭智勇9月15号在重庆市农村籍大中专学生转户工作推进会上表示,“按照目标进度,10月底前,全市农村籍学生转户率总体达到95%以上。”同时,“把转户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区县教委、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年度考核。对工作推进快、措施实、效果好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对领导重视不够、工作推进不力的单位和学校将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讲话稿中还说:“我们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确立‘自愿不等于自由,尊重不等于放任’的观念。”

 

  有消息说,重庆市某高校已经停止给拒绝“农转城”的学生发放助学金,并且称,学生如果不按时参加“农转城”动员会,要被扣学分,如果多次不参加,还将会被处分。学生反映,很多同学没有转,现在助学金没有、奖学金没有,他们家庭本来就很困难,本来没有出现这个事情之前,他都要评一等、二等助学金。现在个人助学金没有,其他评优评先都没有。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开会,讲解农转非的好处,同学们不愿意参加,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去参加,他以课时来计算,然后多少课时之后,你不去,就会扣分。

 

  重庆市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软件工程系的学生给记者发来两张图片,据学生反映,这是老师在班级的QQ群里聊天记录的截图,第一张图上是软件工程系党总支29号发出的“关于奖学金的通知”,通知上说,“由于奖学金名额有限,须向已农转城等更困难的同学倾斜”,并且公布了6名已经被暂时取消奖学金申请的学生姓名。第二张图上是辅导员发出的“免职通知”,6位担任班长、团支书等职务的学生,因为“在重庆市政府统一部署的城乡统筹政策、转户制度改革工作中,未尽到干部同学的带头作用,影响极为恶劣,经系党总支研究,以上同学停职反省,以上同学本学期的各类评优、奖励、加分等一切优待取消,直至问题解决,其后这些同学不得推荐干部任职”。《学生干部未转户口被撤职》,《现代快报》2010年11月1日。

 

  我猜测这与时下轰轰烈烈的“城乡一体化”运动有关。如果从规则上来搞城乡一体化,这很不错,但是现在的“城乡一体化”不是针对歧视农民的规则来的,而是在“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下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这无疑是又一次对农民的掠夺。几十年来,在“现代化”的口号下,农民忍受着人为加大的“剪刀差”,血已经被抽干,现在他们除了几分薄田以外已经一无所有,现在权力与资本又看中了农民这点唯一的财产。他们通过扩大城市范围这一新式“圈地运动”,将农民私有的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再通过与资本的合作,通过强制拆迁,将农民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上逼走。

 

  我相信,重庆方面的学生“被自愿”背后站着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土地权利问题,或者是对学生其他权利的剥夺,不然的话,无法理解学生的抵抗,谁会拒绝送来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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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5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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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5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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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博主按:今晚与友人闲聊,忽听他吟诵起王重阳的一首无名诗,觉得有趣,便回来记录下来。

 

一住行窝几十年,蓬头长日走如颠。
海棠亭下重阳子,莲叶舟中太乙仙。
无物可离虚壳外,有人能悟未生前。
出门一笑无拘碍,云在西湖月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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