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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38]

 职棒开打

这一年，职业棒球赛开打，将台湾已经流行许久的棒球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棒球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最早是日据时代传进，到1945年以后，棒球运动更是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来自台东深山里的红叶小学少棒队，击败了来访的日本冠军队，为这支最初只能用木棒和石块练习的队伍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而来年的金龙少棒队参加美国少棒联盟于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锦标赛，并夺得冠军，更将全民对棒球的疯狂推上了新高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半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代表队在国外的比赛，是一种共同的回忆。而那些年，青少棒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也是夺冠连连，打遍天下无敌手，拿冠军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当然，那些都有时代因素。事实上，美国的少棒联盟本质是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台湾却处心积虑地营造“台湾人是世界一等”的自我催眠。人家是夏令营杂牌军，台湾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为了求胜硬是土法炼钢式地练习。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成棒（成人棒球）也是扬威世界，历次打败如古巴等世界超强队伍。可以说，当时的棒球选手都是从小就参加世界赛事。但是，当时并没有良好的职业队伍制度，只有类似联赛的赛制，所以当初也使得不少球员离开台湾去外国打球。

1990年，为了避免甲组成棒联赛观众日益减少以及优秀球员流失，“中华职棒联赛”终于开打了。成立之初，共有统一狮、兄弟象、味全龙、三商虎（排名不分先后，否则就会知道球迷是很可怕的）这四家企业成立了球团，投身职棒运动。当年上半季和下半季总冠军分别是三商虎和味全龙。翌年，中华台北奥运棒球代表队更在巴塞罗那奥运上拿到银牌，让全民为之疯狂。在各种媒体以及亲朋好友间的推波助澜和口耳相传下，从此，棒球不再只是参加世界比赛拿冠军这样的意义，而是真正成为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后来职棒队伍增加为六队，但职棒运动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几年后发生了职棒签赌案等事，职棒陷入黑暗期。在这期间，就连创始的味全龙及三商虎队都解散了，伤了许多球迷的心。而许多一流的好手，也相继被美日等棒球强国挖走，以至于我许多朋友在很多年后，看到中华台北队赢球，全场的蓝彩带（三商虎的颜色是蓝色的），会感动得哭着喊:“三商虎终于夺冠了，呜呜……”另一个朋友，在康师傅回台并购味全龙之后，裁掉棒球队，他跑到顶新的办公室前大喊：“康师傅，还我味全龙！”一直到2000年后，热潮才重新回来了。

总之，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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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外交关系”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人权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人权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

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

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中正纪念堂”，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

“中正纪念堂”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正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正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中正庙”。

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三月学运”；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野百合运动”。这次学运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那年2月，台湾的“政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坛”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大选”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二月政争”。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国民大会”也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台湾除了一个“立法院”外，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大会”负责“修宪”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国会”，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国会议员”。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国会”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老法统”，“国会”也被揶揄为“万年国会”。

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大会”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国大”，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

在台湾近30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世代”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美丽岛世代”；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辩护律师世代”；而参与这次“三月学运”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

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党产”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

1990年的三月学运，是台湾大学生第一次大规模串联，其中的领袖人物，大部分都进入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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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36）

林强《向前走》

    那年，有首闽南语歌打动了所有人的心，那就是林强的《向前走》。摇滚以其充满节奏感的旋律，热血的歌词，让人听几次就朗朗上口。跟以前大多数的闽南语歌曲不同，这首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歌词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初生之犊的乡下小伙子，对大城市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发下豪语，要在城市里闯下一番功业的心情，非常励志。当初，我在午间综艺节目里，看到林强忘我又热切地舞动着唱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了。

在过去，可能是历史或文化的影响，闽南语歌总是给人一种“悲情”的感觉。当然，这样说不一定精确，但闽南语歌的确因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种特殊的沧桑感。日本的统治之后，闽南语歌有了些演歌的江湖气息，再加上后来的酒场酒家文化，闽南语歌开始有了酒的气息，或者说是一种风花雪月及风尘般的苍凉。

后来，随着台湾社会的演进，许多年轻人纷纷到大城市工作，所以，也有很大一部分闽南语歌是在描述这些——大概就是以后一定要衣锦还乡，故乡的爱人请等我成功回来，爱人的离别之类的主题。粗略地说，早期的闽南语歌，主题不外乎社会底层、风尘沧桑及市井小民的生活，所以有浓厚的苦命和不认命的哭腔。虽然以前也有些曲风比较不同的闽南语歌，但仍然成不了主流。

因此，《向前走》一推出，马上就引起一阵轰动与旋风，在流行乐坛中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不仅仅是那种创新的曲风，同时它也让大家发现，原来闽南语歌也可以这么摇滚、前卫、流行、有人文深度。在当时处于十字路口、人心茫茫的台湾，林强以那种傻傻的形象，用不太标准的国语，唱出了许多到台北奋斗、不向现实低头、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的心声，也激起了许多人“只要向前走，什么都不怕”的雄心壮志。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首《向前走》都是许多人喜欢选用的竞选歌曲。

这首MV的拍摄地是当时刚建好的台北新火车站，背景画面很好地描述了许多外地人对台北新火车站的第一印象。我的大学同学说，当初他坐火车北上到台北读书，对前途一片茫然时，随身听里放的就是《向前走》这首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台北，台北对他来说，像是另一个世界。

其实他这样讲，多少也表现了“台北”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差异性。因为许多住在台北市的居民，心里很自然地会有种首善之区的优越感，过了淡水河出了台北市，就算是河对岸的台北县，也好像低了一级。总之，这里的人很习惯用台北市的角度去看台湾的其他地方。

再加上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台湾一直有所谓的“南北差异”，北部人跟南部人在思想及个性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当然，这个“北部人”指的是台北人。南部人会说台北人太冷漠，还是南部人热情；可是台北人会说那是因为台北人够理性冷静，不像南部人常常那么粗鲁做事不经大脑。长久以来，电视节目也有这样的画面：台北人低调奢华，中南部人有钱却像暴发户；台北人“高水平”讲国语，中南部比较“乡土”讲闽南语。诸如此类的事，从个性、思想，一直到建设、政治立场，都能拿来吵或互相讥讽。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叫“战南北”，就是南北部人在那边打嘴仗吵来吵去，大部分都发生在网络上。

总之，台北人常常有种莫名的优越感。最近台湾经济不景气，股市一泻千里，所以，当财政官员在电视上表示希望“中南部的有钱人一起救台股”时，你就知道这句话又将要引发“战争”了。

台湾有些人会觉得台北人有点儿骄傲。于是他们一方面讨厌台北，但另一方面又想要到台北来闯闯。同学说，台北车站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当初刚一下车，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与台北这座城市发生关联。

林强在那一年可说是红透了半边天，那一句“向前走，什么都不怕”也成为当年的流行语。不过，他后来也慢慢退居幕后。而这首《向前走》在台湾百大流行歌曲里排名第六，在一向是国语歌统领的流行歌坛里，能得到这种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从这首歌之后，闽南语歌如同灌入活水般有了新风气。

现在我也在外地工作了，心情郁闷时就会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触，推荐大家有机会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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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35]

  1989 蒋经国死后的“宫廷斗争”

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年和后几年，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得最剧烈的几年。不仅民间变化剧烈，在高层，也暗潮汹涌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无比的“宫廷斗争”。可以这么说，后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反对运动与抗争都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有关。

蒋经国的去世，表明蒋家父子“政治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谁来接他的位置，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依照法定程序，李登辉理应马上继任。但是党务方面，“主席”谁来继任还未确定。因此，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由“中常委”轮流主持的，表面上一团和气，但私底下却是暗潮汹涌，大家都觊觎着那个“主席”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掌握了“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台湾大权。

蒋经国一死，李登辉的动作如鸭子划水般，不温不火的。他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党国元老”，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的野心。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而就在蒋经国去世后没几天，当时还是“立委”的赵少康，突然与其他三十几个国民党“立委”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当时，赵少康在一般选民心目中是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与当时的陈水扁、谢长廷一样，都是两党内各自的明日之星。因此，他的这一联署，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

当然，经历过这次“宫廷斗争”的人大多还在世，因此有许多当事人仍然不便多提，只能是简单地描述一下。

后来斗争的战火也延续到了“国民大会”的选举里，直接引发1990年的“三月学运”。所谓“党政军”，李登辉已经掌握了两者，剩下就是军权。为了掌握军权且安抚非主流派，李登辉后来任命“参谋总长”郝柏村为“行政院长”。后来几年，宋美龄也跟着离开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关于宋美龄的离去，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架华航747专机起飞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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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34]

 1989  小学生活杂谈

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学生的回忆之一，其中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蛲虫检查，每学期会做一次。在低年级时，老师会统一带同学到检查的地方，然后不分男生女生，检查的时候每人大庭广众之下就把裤子脱下来，露出一个白白嫩嫩的屁股，拿了一张玻璃纸来粘肛门，看看有没有蛲虫蛋在上面。到了高年级后，大概是为了顾及大家的隐私，就把纸发给大家自己回家去做。

等到要收的时候，总是会看到有几个粘纸粘到了黄黄的东西。负责收这些东西的同学，通常是卫生股长，他还要把这些东西按编号排好，所以总是看到他一脸大便样在做这些事。有些比较顽皮的同学，居然把这些纸拿去粘校犬小黄的屁屁，还好小黄够健康，没有寄生虫，要不检查出来的结果恐怕会很可怕。现在想想真是太神奇了。

每次检查后不久，结果就被公布出来，这时就紧张万分，祈祷没有自己。通常老师会让有蛲虫的同学到前面，并发药给他吃，这些同学就会被取笑为“蛲虫人”。有一次，有位非常漂亮、我暗恋已久的女同学“中奖”了，让我心里久久无法接受。天啊！正妹的屁不是都是香的吗？大便不都是粉红色的吗？为什么她会有蛲虫呀！我不要啊……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很久。

在小学，同样的检查还有粪便及尿液，都要回家自己取样，你仍然可以看到卫生股长在收这些东西并排号时的一副大便脸。有一次尿液检查时，某同学把维大力（台湾一种金黄色的饮料）灌了进去交上去。检查结果出来后，老师面色沉重地把那位同学叫过去讲话，要他好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注意身体。当然，真相大白后他少不了一顿毒打。

防空演习

每个学期总会有一两次，经常是配合着当局办的演习一起做的。每次防空演习的警报声一响起，全校师生统统都要躲到地下室或者桌子下面。若在地下室，那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地下室通风不良又闷热，感觉好像没被炸死也会窒息而死。

防空演习当中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警报声，代表着不同的攻击形式，比如说轰炸、毒气、核弹、解除等。我到现在只记得毒气是一连串鼓声而已。除此之外，防空演习时还要做出各种动作，比如说用四指把眼蒙住、拇指塞住耳朵等，因为要避免在袭击时会眼瞎耳聋。另外要呈跪姿，用双肘把身体撑起，这是为了防止核弹的震波将内脏震碎。老师那时候形容得很恐怖，让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活在那种空袭的阴影里，觉得很可怕。所以要是天空传来一点儿音爆或喷射机飞过的声音，或者街上传来大声一点儿的警报声，我都会心头一惊，以为战争开始了。

参考书

其实，在小学里用参考书是被禁止的事，但一般来说老师都会用，因为老师可以收回扣。为了这种事，教育局常常也会派督学来学校查，这时老师就要教小朋友说，“等会如果督学有问，要记得说没有啊。”等到督学要来时，全班就会统一收起参考书，藏在蒸便当箱或扫具箱里。不过，督学来的消息十次有九次都是假的。

同乐会

每次学期结束前，最后一次考试后到放假的这段时间是最快乐的。老师都忙着改作业、算成绩、开会等，而学生想要干什么都可以。平常不能带的电动玩具、漫画等也都可以带来学校玩，还可以带许多零食来吃。这时，老师通常会把教室里的桌椅重排，排成一个大圈圈，中间就变成了一个表演场地，同学想要表演什么都可以。有些人会带收音机放音机来放音乐，大家就开始混乱地跳些不知名的舞蹈。这个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是开同乐会，而且每天都是中午就回家，简直就是快快乐乐地上学，快快乐乐地回家。等到大家都疲乏时，假期就开始了。

带动唱

当时台湾小学里很流行一种叫“带动唱”的唱唱跳跳形式。通常都是放一些小学生耳熟能详又轻快的歌曲，配合着歌词，以简单的手势与夸张的肢体活动来解释歌词。这种带动唱往往是用来带动气氛的，并时常要求观看表演者一起参与表演。

比如说最常见的带动唱就是《登鹳鹊楼》，一边念着“白日依山尽啊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啊入海流”等诗词，一边身体跟着摇摆用手做日出日落、水流等动作；或者会用一些歌曲，像当时小学流行的儿歌《虎姑婆》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年轻不要流白》、《青苹果乐园》等，都可以带入动作大家一起做，精力过盛的小朋友们也乐于一起唱唱跳跳。

不过，等我上了初中之后，开始有反社会倾向，就觉得这种带动唱活动简直就是弱智，做了智力八成会退化。不过带动唱在一些团康活动里还是很流行的。

纠察队

同类型的还有卫生队和之前提过的交通队等。

小学中低年级时，都很羡慕高年级的能当纠察队。因为纠察队可以管人，而且，小学生每次迟到都会被纠察队登记，对纠察队充满了敬畏之心。好不容易等到五年级，可以自己当纠察队管别人了，也感觉终于熬出头来，扬眉吐气。每天早上，总是在出门前，就要把那黄布绣着红字的臂章别在袖子上；放学了，也不肯拿掉臂章，走起路来，特别神气，大摇大摆地回家。

纠察队除了早上登记迟到的人，平常也负责校内风纪，比如午休时有没有人不睡觉，走楼梯有没有乱跑、边走边吃等琐事。不过，有时候看到低年级的萝莉们被登记后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还是会不忍心的。有一次，我为了登记一个人，抱着负责任的热情，跑到对方教室里把他揪出来，没想到他们级任老师也在教室里，我没看到，反而被那个老师骂了一顿。

现在看到小学生纠察队还是那副样子，就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很可笑。

小学鬼故事

其实，小学流传的鬼故事也多少反映出，小学生所谓的“恐怖”只注重表面现象，而不是恐怖的本质。比如说好像每一所学校，以前一定都是坟场、刑场之类的，要不就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半夜会自动传出琴声，贝多芬像的眼睛会转动等，或者是那几尊看起来很邪恶的动物雕像会吃人之类的。排在第一名的还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半夜会自动起来巡逻。并且，这类故事一定要配上“我朋友”来加强公信力，并且“我朋友”一定都是忘了带东西回家，晚上回学校去拿。

小学时，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是，前任校长的遗体其实都藏在校长室里，而校长常常在换，就是因为都被学校里的恶魔给吃了。同学在描述时，表情还十分严肃。后来长大问起其他人，怎么大家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鬼故事呢？小孩子的脑袋果然装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肯定是大人们编出来要小孩晚上不要到学校乱跑的说法。

日本学校与美国学校

我家旁边的一条马路，每天一到下午三四点左右，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和洋人。马路一边是美国学校，马路正对面是日侨学校。虽然在一般台湾人的小学里，偶尔也会冒出金发碧眼的洋人或名字是四个字的日本人同学，但绝大部分的外侨还是读这两家学校。所以，从小学开始，我们这里的小孩几乎都跟这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有着爱恨纠葛的关系。

先说日本学校。小学时每年都会跟日本学校学生做交流，他们每次都会准备很精彩的民俗才艺表演，而我们每次只不过唱个简单的民谣，什么《茉莉花》、《梅花》、《望春风》之类的。在台湾的日本人很低调，虽然台湾基本上没什么反日情绪，但偶尔被激起时，他们学校的墙上会被乱喷漆，而他们只是低调地将其清除掉。

日本的小孩在台湾，即使在冬天也常见他们穿短裤短袖的。他们总是很有礼貌，当然这跟家长本身也有关系。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在公园里面玩球，大家也能很快打成一片。

美国学校前面的那片红砖人行道，以台北市的标准来说，显得异常平整。每到下午三点，那条马路一定会塞车，几乎都是来接学生的车子。与日侨学校的纯日本人相比，美国学校里的学生其实四分之三都是黄皮肤的伪洋人。在那个年代，台北市还没有禁街机，不管是哪一国的小朋友，常常都挤在机台前面玩着或看着。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还是如快打旋风（街头霸王）、格斗天王之类的游戏，这时免不了有“国际友谊赛”的情况出现。当然啦！小学生不一定懂得外语，但是，诸如“干”、“Shit”、“Fuck”、“八嘎”这类国际通用语还是听得懂的。不过说来奇怪，跟日本人就是不容易吵起来，但是跟美国学校学生常常玩一玩骂一骂互看不顺眼，儿童版的街头霸王很容易就当场上演了。

也许，住在这附近的小朋友从小就很懂得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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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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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33]

 1989 股市首次上万点

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台湾社会弥漫着一股浮躁的气氛，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刚开放，更大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突然变得有钱，整个都是暴发户急功近利的心态，尤其这年的股市首次上万点，更是将这种气氛推向最高峰。

那几年的台股大起大落，最后居然还到了一万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任何金融及商业法则都不适用的，只能说，群众一窝蜂的盲目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背后操纵这一窝蜂的大户。台湾股市从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到了1986年时，才刚破一千点而已。但自从破一千点后，在短短九个月内就破了两千点，再过两个月，破了四千点。其中遭全球股灾影响，大跌重挫51％，1987年12月跌至2298点。虽然这时已经有人看出，台股根本就是底气不足，因此才在全球股灾中伤亡惨重而发出警告，但这怎么能抵挡得住整个社会的一头热呢？

半年后的1988年6月，台指反弹，突破5000，7月6000点，8月8000点。涨幅太快，导致当局不得不出面干预，开始征收资本利得税，又重创股市，马上跌到5000点以下。但被冲昏头的投资人，心里预期的都是一万点。而当时当局也害怕失去民心选票，在政策上不敢坚持，便顺应民众做出些让步。到了1989年6月，台指终于突破一万点，1990年初达到一万两千多点的新高，简直就是上下欢腾，全民如同集体嗑药般HIGH到最高点。

股市像无限提款的提款机一样，不管怎么买都会赚，就算你不懂什么是月线、季线、K线，就算你买一些鸡蛋水饺股，依然能被炒得老高而大赚一笔。炒股成为全民运动，或者应该说，突然而来的暴富，使大家突然间有些不知所措而开始迷失。

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通通投入了股市；不管是商人、军人、工人、读书人，甚至是出家人，皆为此而着迷。媒体也大幅报道什么“炒股神童”之类的神话，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堆教人如何炒股致富的书。当时有个名词叫“菜篮族”，即一些家庭主妇提着菜篮本来应该到菜场买菜，却跑到“号子”（证券公司）里看股票去了。于是，股市也造就了一堆新富阶层的富太太们。当时股市九点开盘，十二点收盘，整个交易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所以那些暴富的太太们生活得可滋润了，收盘之后先吃结伴大餐，下午再来逛街、唱歌、跳舞、购物什么的。因此，号子旁出现了一堆高级餐厅，百货公司的生意也随之大好。

此外，股市一片大好对社会的冲击更是明显，比如工人发现炒股比工作更好赚，干脆不工作了去炒股，造成劳工短缺，许多公司的产品无法顺利交货。工厂老板索性把工厂给卖了，因为炒股有更高的利润。公务员也在炒股，干脆去办公室打个卡就跑到号子里，造成行政效率降低。在学校里也差不多，有些老师一边上课一边戴着耳机收听股市行情，听到一半就突然叫小朋友自习，自己跑出去。小朋友在学校也开始攀比谁家里赚得多，谁买得对，哪支股有潜力，仿佛大家都可以上电视当“老师”一样。而大学生干脆课也不上，专心炒股。更令人觉得夸张的是，在证券公司里上班的倒茶小妹，也领着一般上班族羡慕的高薪，年终奖金居然能领到几十个月的薪水那么多。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两个朋友相遇，一位朋友问另一位，“现在几点了？”朋友很自然地回答，“一万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台湾社会简直是全民狂欢，病态的疯狂。

难道当局没有什么干预措施吗？当然，有识之士看出了其中的许多危机。简单来说，当时台湾刚解严，除了民主化加快外，经济自由化的速度更快，相对地，行政力量也在减弱，“国会”力量又开始膨胀。但想进入“国会”，选举可是要钱的啊！所以，财团们索性送人进“国会”或支持特定“国会议员”。因此，每当当局提出干预措施，就有民意代表或政党人士反对，迫使行政部门让步。这样的结果就是，“国会议员”、金融市场、财团统统被绑在一起。

当然，这种炒出来的盛景，仍要回到市场规律内，“擦鞋童理论”仍然是有道理的。接下来的股灾，加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致命一击，导致股市在半年内跌掉了一万点。许多人倾家荡产，最可怜的还是大部分散户，在高点时一窝蜂跟着买，但等到崩盘后，连续跌停，想卖也卖不掉。这时，社会上充满了焦虑的气氛，自杀，甚至是带着全家自杀的新闻时有耳闻。

当时班上就有个同学，家里靠着股票大赚了一笔，简直不可一世，大家都想巴结他分些小好处。但股票崩盘后，他家也跟着破产了。这时候，大家反而落井下石，嘲笑他，他受不了这种嘲笑，不久后就转学了。死小孩的邪恶劣根性在此暴露无遗。

这一时期的暴起暴跌，使得整个台湾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一切回到原点。但至少也让大家了解到，股票不是那么好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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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2月27日（周日）下午14：00
地点：外图厦门书城（福建省厦门湖滨南路809号国际文化大厦）
主讲人：廖信忠（台湾）

时间：2009年12月28日（周一） 下午14：00
地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101室（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
主讲人：廖信忠（台湾）
演讲主题：美丽与哀愁——《我们台湾这些年》

——60年来第一本，让13亿大陆人真正了解台湾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的书
——一个台湾青年写给13亿大陆同胞的一封家书
——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上市七周，狂销近40万册！

台湾中天电视台重磅报道：“《我们台湾这些年》火箭般蹿红！”
台湾TVBS重磅报道：贩卖“台湾“，无名小卒对岸爆红
台湾东森电视台重磅报道：“《我们台湾这些年》大陆爆红!”
香港《亚洲周刊》封面报道：“《我们台湾这些年》风靡中国。”
凤凰卫视资讯榜重磅报道：“《我们台湾这些年》登上畅销书榜首。”
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从《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解读出两岸关系的走向。”
《国际先驱导报》重磅新闻评论：“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台湾。”
《瞭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台湾这些年的大事件和小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台湾这些年活得也挺憋屈！”
《中国青年报》：“台湾百姓不希望自己的生活里充满政治。”
《南方都市报》：“你的美丽，我的哀愁”
《新京报》：“我们了解台湾吗？看了这本书，才会了解真正的台湾。”
《成都商报》：“台湾草根看台湾，感叹大家都不容易！”
中国新闻网：“台湾老百姓的故事《我们台湾这些年》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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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32]

 1989 《爱到最高点》

这一年最受欢迎的流行歌，除了销量超过百万张，传遍大街小巷的《梦醒时分》以外，另一首是伍思凯演唱的《爱到最高点》。这是收录在《等着你，爱着你》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这首歌成为当年“爱台”运动的主题曲，到现在我都还会唱：

昂起我的脸

走在黎明的面前

我想告诉全世界

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

闭上我双眼

想你一遍又一遍

不管是现在或从前

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圆

爱到最高点

爱到最高点

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

爱到最高点

爱到最高点

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

现在来看当时的那股运动，也许有些人会百思不得其解吧，不过“流行”本身就很莫名其妙。当然，后来有人认为，那几年各种思潮不断对国民党统治进行冲撞，这股热潮是当局长久以来的价值观开始被怀疑动摇而做的一次转移视线的活动。

但是，要把这解释成“政治运动”，对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来说实在太沉重，充其量只是一股流行的风潮。那时候，电视上不断播放那首《爱到最高点》，配合着一片旗海飘扬的画面，学校也是早、中、晚三餐放这首歌，所以大家不得不会唱这首歌。

在那张专辑里的另一首歌《生日快乐》，也成为当年“双十节”的主题曲，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双十节”都会放这首歌。

当初伍思凯因为这首歌上了各大节目，好像也变成当局的形象大使一样，不过这几年他也改口说，当初这首歌变成爱台运动的主题曲不是他的本意……

“小虎队”爆红，歌迷疯狂

1987年左右，华视在星期六下午一点有个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由汤志伟及曹兰主持，大概就是一些人上节目表演才艺等，算是那时候的选秀节目。这个节目刚好赶上小朋友们周六中午放学回家吃完饭的时间，所以有为数众多的小学生观众。过了两年，这个节目改名为“TV新秀争霸站”，形式跟原来差不多。

在前一个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宋少卿及邰智源上节目说相声，当时邰智源就要去当兵了，所以这一集就让他们搞笑了一场。后来节目改为“TV新秀争霸站”后，还记得阿亮卜学亮与当时他就要入伍的大学学长一起上电视表演了一段街头卖药。后来，张小燕组合了卜学亮、宋少卿、刘尔金、黄子佼这四个曾经参加过节目的年轻人，组成了“帅哥综艺团”，成为节目中固定的搞笑班底。

在《青春大对抗》节目里，有个类似助理跑龙套角色的少女团体，叫做“小猫队”。但总不能一直只有红花没有绿叶吧，因此到了后期，节目里出现了另一个少男组合，就是“小虎队”。“小猫队”后来一直没红起来，倒是“小虎队”，从这个节目出道后，一路开始爆红。

“小虎队”出道后，并没有马上推出专辑，严格说起来，是1989年1月在“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加进了两首男声曲及合唱曲。不过明眼人很清楚地看出来“小虎队”是在模仿日本当红的“少年队”。“忧欢派对”则是在模仿“WINK”。但无论如何，推出这张专辑后，“小虎队”一下火了起来，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偶像。那也是许多小朋友一生当中，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崇拜起偶像来。在学校里，许多女生都会搜集他们的歌曲、海报，搜集他们的个人专辑，剪下所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仔仔细细、小心翼翼地贴在剪贴簿上、资料夹中。还有印着英姿的垫板、纸礼物袋、信纸信封，都被带到学校去，彼此交换资讯。

一般家长对于小孩迷恋偶像多少是有些反对的，但对于“小虎队”来说，这句话并不适用，因为“乖乖虎”苏有朋在当时就读于全台湾第一重点高中——建初中学，后来也考上台大机械系。在台湾的高中，校庆都会办园游会对外开放，各班都要有卖东西或游戏的摊位。当时建中办园游会时，大批歌迷跑进校园，逛来逛去就是要找苏有朋，后来苏有朋他们班索性也不做摊位了，就早上下午各办一场签名会，据说排队的人从楼上排到楼下。“小虎队”就是因为有苏有朋这个好学生，成为许多家长鼓励小孩学习的对象。而“小虎队”的整体也给人年轻、健康、活泼、阳光的印象，所以对于崇拜“小虎队”，家长的抵触比对其他艺人小很多。

三个月后，“小虎队”正式推出第一张专辑《逍遥游》，引爆了“小虎队旋风”，成为青少年眼中的超级偶像。四月开始，他们办了一场叫做“万人马拉松”的签名大会，现场至少来了五万人，他们签得手都软了，有许多歌迷看到他们那么累而不舍，简直就是一边哭一边拿给他们签名的。

接下来，就是展开为期一个月，横跨全台的“逍遥货柜小虎队”货柜车演唱会。这场演唱会简直让大家为之疯狂。但因为“小虎队”的形象如此良好，所以也提出了“重荣誉，守秩序”的口号。说到“小虎队”，就不得不说到这次巡回演唱会。这辆神奇的货柜车每到一地，就会变形为一个大舞台，基本上都是选择一块大空地举办，并免收门票。除了“小虎队”外，更请到当时飞碟唱片的许多歌星，如王杰、姜育恒等人也前来助阵。在台北的那一场，因为正值周六的晚上，好多同学都是早上十一点就以各种名目请假回家，然后跑去演唱会现场打地铺占位置。这辆货柜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周围也总是绕着许多歌迷的车子追逐“护驾”。

“小虎队”也瞬间成为各种才艺表演时的模仿对象，男生们总是对吴奇隆在《青苹果乐园》里最后的那个后空翻着迷，而女生一看到那个后空翻就会尖叫。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翻得出来的，所以老师也常常劝导大家别乱后空翻，在才艺表演时大家也只好几乎都是用转身一圈来代替后空翻。

他们走红的那几年，歌迷的行为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当时在一些班级里，你只要无厘头地大喊一声“小虎队！”马上就会换来一堆歌迷的尖叫声，叫完了就会互相看着傻笑。当然啦！也不能以现在的团体来跟他们比较，看谁更红。只能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出现了一个新形态的表演组合，让大家眼前为之一亮，并留下美好的印象，所以成为一个经典。

现在“小虎队”三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了，但近年来一直都有好事者想要撮合三个人再度同台演出，只是苏有朋似乎一直对“小虎队”有心理阴影，以至于这计划一直没有实现。唉，希望我有生之年还能够看到他们再度同台演出啊！想必这也是许多歌迷的愿望。我似乎能想象那个画面：三个老头在台上弱弱地唱歌跳舞，简称“老虎队”，而台下也有一群老头和大妈摇着荧光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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