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性伸手在床头上摸了一本书,是睡觉前刚刚和扣子一起读过的绘本《爱花的牛》(英文原名“The Story if Ferdinand”,作者是两个美国人,文Munro Leaf,图Rober Lawson)。主角小公牛费迪南,诞生在全世界好战的1936年,以斗牛著称的西班牙,身为一公牛,一名具备“凶猛素质”的公牛,成为“斗牛”几乎是费迪南天经地义命运。然而,费迪南爱的是花,他喜欢坐在一棵栎树下,静静地闻花香。他也曾被带去斗牛赛场,而无论斗牛士怎么挑逗、刺激、愤怒、期待,费迪南都无动于衷,他喜欢的是观众席上女士们头上的鲜花,他在沸腾的斗兽场中间坐下来,静静地闻花香。至今,他依然坐那一棵栎树下,静静地闻花香。书的最后一
记忆中的夫子庙只有河边的一片空场,散落着一些小吃摊子。那河据说就是文人描绘的风情万种、诗情画意的秦淮河,如今已是洗尽铅华,重归百姓家,朴素得与周围的小吃摊一般。或许,那描绘原本就是文人的臆想?小吃摊的核心大都是个小炉子,腾出一团团热气,不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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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在温带以外的地区生活过这么长时间,所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北方的冬天感觉如此的强烈。那天到北京,一下飞机,冷空气扑面而来,我像突然掉进冰窟窿里,寒气清爽得使浑身紧缩了一圈,把在台湾揣在身上的脂肪,凝固缩小,仿佛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变成了布朗库西式的人形。寒气也惊醒了我的台湾梦,说台湾对于我是梦,是因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雪纷飞的时候,台湾依然是绿草茵茵,对于所有冬天都是在中国北方,或者在近似北方的纽约、东京、奥斯陆渡过的我来说,台湾更像北方的夏末秋初。所以,我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到台湾做梦去了,北京兜头的一股寒风,把我在台湾晒暖了的身子,把我在东海大学草地上做的梦,吹得个一干二净!
日月潭
按计划今天游日月潭。上午10时30分,中国时报记者赵小宁和倪在沁的朋友张玲钰开车来带我们。出了台中,沿途最突出的景观,是大约每300米就有一个卖槟榔的摊位,这些槟榔摊位同时也经营一些饮料、小吃和香烟之类的东西。远远望去,每一个摊位都有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该摊位的名号,如“兔女郎槟榔”“水姑娘”“东京娃娃”“小木屋”“阿莲”等等,为了吸引顾客,有的摊位还装了闪光的装置,好像是救护车灯或者就是警灯了。当你走近摊位时,发现每一个摊位都很小,占地面积只有3-4平方米,形制像一个个竖着的长方盒子,令人叫绝的
我和廖雯、尹齐、尹齐女朋友毛毛,徐冰、王朋、张蕾、张芳等在31日的下午2点多就去了时代广场,因为听说3点时代广场就戒严了。这一点美国和中国很象,在这之前,许多纽约的朋友听说我想去时代广场看,都说我疯了,因为,电视台极力宣扬让大家新年小心,说一些外国的恐怖分子扬言要在时代广场放炸弹,据说警察局在皇后区查出炸药,所以许多纽约人在新年之前都到外地去度假去了。我心里清楚没什么事,但是我还是对
我在泰达心血管医院做检查时,被这里的专家诊断为心血管有阻塞,并约好今天上午10点左右给我做手术。但直到中午过后12点多,才有两个小伙子推着一张床来到我的病房,“验明正身”后,我被放在这架有轱辘的床上,由两个小伙子推着进入10楼的电梯。我平躺着的这张床,占据了电梯的大部分地方,把两个小伙子,和送我去手术室的“家属”们廖雯、佳音、小韩等人,隔离成一圈,在电梯这个方形的空间里,形成了有趣的阵式:一圈直立着的人,围着一个横着人,他们很近地俯视着我,我很近地仰视着他们,象隆重的告别仪式。这个仪式很短,很快就到了1楼。楼下还有马惠东、王闻生、苑来,他们送我到手术室的门口,我望着那个长方形的门口挤满了我熟悉的人,这是我进手术室时我对亲人们的最后印象。假如我在手术室再也没有醒来,“长方形门口挤满的人”――就是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最后一瞬的视觉影象,在我写下以上文字的瞬间,那个画面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纯粹的静止的视觉影象,没有伴随任何其他感官感知的因素,诸如声音什么的,我想这是纯粹的视觉艺术能继续存在的理由。我想,同时在这个世界里,我假设的我最后一个影象,留给廖雯和我的朋友们的,是我躺在那
1972年底,爸爸带我从干校回来,户口落在姥姥家的和平门外后铁厂七号,转年的新学期开学,我要去分片所的属的小学上学了。记忆里的那天,还在冬季,空气里却已然有了暖意,依然灰蒙的天色,轻轻浅浅的一碰就破。小姨带着我,穿过几条狭小的胡同,出到琉璃场西街上,走到路口向北,过一条马路,就看见小学的门口了,浅灰色的门柱,深绿色铁栅栏门,门头上一行猩红的大字:“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小姨一路说着路线,教我记着,最后指着学校的名字说是“毛主席题的字”。这个小学,“解放前”是“贵族子弟”学校,“解放后文革前”是“高干子弟”学校,要不是当时已经实行的“分片”原则,普通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资格”进的。长大了才懂得,“革命”最直接和实惠的效应,就是“资格”转换。
当时的我不到
爸爸回来就住院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