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巴回来，绕地球一个圈，跨越夏天冬天，混淆黑夜白昼，身心整个乱七八糟了。半夜醒来，不知何时何地，不知梦里梦外。

习惯性伸手在床头上摸了一本书，是睡觉前刚刚和扣子一起读过的绘本《爱花的牛》（英文原名“The Story if Ferdinand”，作者是两个美国人，文Munro Leaf，图Rober Lawson）。主角小公牛费迪南，诞生在全世界好战的1936年，以斗牛著称的西班牙，身为一公牛，一名具备“凶猛素质”的公牛，成为“斗牛”几乎是费迪南天经地义命运。然而，费迪南爱的是花，他喜欢坐在一棵栎树下，静静地闻花香。他也曾被带去斗牛赛场，而无论斗牛士怎么挑逗、刺激、愤怒、期待，费迪南都无动于衷，他喜欢的是观众席上女士们头上的鲜花，他在沸腾的斗兽场中间坐下来，静静地闻花香。至今，他依然坐那一棵栎树下，静静地闻花香。书的最后一

   第一次到南京是1988年，初冬。南京城的气息，与我自幼居住的北京城，竟是十分相近的，只是空气里多了温润。北京的太阳一贯强势，即使是浓重的阴霾，也一穿就破，而南京的太阳犹犹豫豫地浮着，笼着清淡的灰蒙，却千重万叠，揭了一层还有一层。长居北方，被干冷空气砂惯的脸滑软了几分，被暖气哄惯的身子却酸津津的。朋友说去夫子庙喝碗汤鸭血汤，可去阴寒。

记忆中的夫子庙只有河边的一片空场，散落着一些小吃摊子。那河据说就是文人描绘的风情万种、诗情画意的秦淮河，如今已是洗尽铅华，重归百姓家，朴素得与周围的小吃摊一般。或许，那描绘原本就是文人的臆想？小吃摊的核心大都是个小炉子，腾出一团团热气，不卑不

我从来没有在温带以外的地区生活过这么长时间，所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北方的冬天感觉如此的强烈。那天到北京，一下飞机，冷空气扑面而来，我像突然掉进冰窟窿里，寒气清爽得使浑身紧缩了一圈，把在台湾揣在身上的脂肪，凝固缩小，仿佛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变成了布朗库西式的人形。寒气也惊醒了我的台湾梦，说台湾对于我是梦，是因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大雪纷飞的时候，台湾依然是绿草茵茵，对于所有冬天都是在中国北方，或者在近似北方的纽约、东京、奥斯陆渡过的我来说，台湾更像北方的夏末秋初。所以，我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到台湾做梦去了，北京兜头的一股寒风，把我在台湾晒暖了的身子，把我在东海大学草地上做的梦，吹得个一干二净！

日月潭

按计划今天游日月潭。上午10时30分，中国时报记者赵小宁和倪在沁的朋友张玲钰开车来带我们。出了台中，沿途最突出的景观，是大约每300米就有一个卖槟榔的摊位，这些槟榔摊位同时也经营一些饮料、小吃和香烟之类的东西。远远望去，每一个摊位都有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该摊位的名号，如“兔女郎槟榔”“水姑娘”“东京娃娃”“小木屋”“阿莲”等等，为了吸引顾客，有的摊位还装了闪光的装置，好像是救护车灯或者就是警灯了。当你走近摊位时，发现每一个摊位都很小，占地面积只有3－4平方米，形制像一个个竖着的长方盒子，令人叫绝的

我和廖雯、尹齐、尹齐女朋友毛毛，徐冰、王朋、张蕾、张芳等在31日的下午2点多就去了时代广场，因为听说3点时代广场就戒严了。这一点美国和中国很象，在这之前，许多纽约的朋友听说我想去时代广场看，都说我疯了，因为，电视台极力宣扬让大家新年小心，说一些外国的恐怖分子扬言要在时代广场放炸弹，据说警察局在皇后区查出炸药，所以许多纽约人在新年之前都到外地去度假去了。我心里清楚没什么事，但是我还是对

我在泰达心血管医院做检查时，被这里的专家诊断为心血管有阻塞，并约好今天上午10点左右给我做手术。但直到中午过后12点多，才有两个小伙子推着一张床来到我的病房，“验明正身”后，我被放在这架有轱辘的床上，由两个小伙子推着进入10楼的电梯。我平躺着的这张床，占据了电梯的大部分地方，把两个小伙子，和送我去手术室的“家属”们廖雯、佳音、小韩等人，隔离成一圈，在电梯这个方形的空间里，形成了有趣的阵式：一圈直立着的人，围着一个横着人，他们很近地俯视着我，我很近地仰视着他们，象隆重的告别仪式。这个仪式很短，很快就到了1楼。楼下还有马惠东、王闻生、苑来，他们送我到手术室的门口，我望着那个长方形的门口挤满了我熟悉的人，这是我进手术室时我对亲人们的最后印象。假如我在手术室再也没有醒来，“长方形门口挤满的人”――就是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最后一瞬的视觉影象，在我写下以上文字的瞬间，那个画面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纯粹的静止的视觉影象，没有伴随任何其他感官感知的因素，诸如声音什么的，我想这是纯粹的视觉艺术能继续存在的理由。我想，同时在这个世界里，我假设的我最后一个影象，留给廖雯和我的朋友们的，是我躺在那

1972年底，爸爸带我从干校回来，户口落在姥姥家的和平门外后铁厂七号，转年的新学期开学，我要去分片所的属的小学上学了。记忆里的那天，还在冬季，空气里却已然有了暖意，依然灰蒙的天色，轻轻浅浅的一碰就破。小姨带着我，穿过几条狭小的胡同，出到琉璃场西街上，走到路口向北，过一条马路，就看见小学的门口了，浅灰色的门柱，深绿色铁栅栏门，门头上一行猩红的大字：“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小姨一路说着路线，教我记着，最后指着学校的名字说是“毛主席题的字”。这个小学，“解放前”是“贵族子弟”学校，“解放后文革前”是“高干子弟”学校，要不是当时已经实行的“分片”原则，普通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资格”进的。长大了才懂得，“革命”最直接和实惠的效应，就是“资格”转换。

当时的我不到

      1972年底，爸爸被特批回北京治疗腰伤，可以带一个孩子，爸爸带回了我，妈妈和弟弟还留在干校。爸爸的腰是在干校扛水泥砸坏的。弯腰等人把水泥放上的时候，一袋水泥从高垛上掉下来，200斤重，正砸在腰中间。“熬”了一段，终于是直不起来了。这样的场景，我只在“码头苦力搬运”之类电影镜头中见到过，怎么也无法和我那细高、文气的爸爸联系起来。明明说爸爸是去学种水稻，不知道怎么又去扛水泥，这让我深感做人之无常。如今，我人到中年，腰也坏了，才体味出其中的苦楚，爸爸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理会过，每每想起，一丝无奈的悔意长长地划过心底，留下纤细而深刻的一道心疼，鲜活鲜活的。

爸爸回来就住院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