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176家大型歌城已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歌城一旦有人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见12月19日《重庆晚报》)
公众一唱低俗歌曲,监控系统立亮红灯、报警,执法部门立即出动……此情此景,让人恍若隔世,那应该是我们父辈年轻时代可能发生的事,21世纪再发生,未免令人诧异。以“低俗”之名限制公众某方面的精神生活,必须经得起三重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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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176家大型歌城已安装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歌城一旦有人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立即自动闪烁报警。(见12月19日《重庆晚报》)
公众一唱低俗歌曲,监控系统立亮红灯、报警,执法部门立即出动……此情此景,让人恍若隔世,那应该是我们父辈年轻时代可能发生的事,21世纪再发生,未免令人诧异。以“低俗”之名限制公众某方面的精神生活,必须经得起三重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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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西乡交警中队的内部人士爆料称,该警队队长与领导在酒楼应酬,因喝大量洋酒轩尼诗而醉亡。警队随后将其上报因公牺牲和烈士,称主要是想从名誉上弥补他,为家属多争取一些抚恤。(
估计深圳市西乡交警中队因为忙于与其家属计算工龄及补偿(家属提出要补偿从38岁到75岁的工资,一共要480万元),无暇顾及碑文一事,不才不揣冒昧,为“酒烈士”拟一碑文,如有不恭,罪在我。碑文如下:
陈警长者,青年才俊也。英年早逝,山河同悲。
某日晌午,为不拂领导之意,为联络群众感情,陈警长慷慨奔赴酒桌。惟见席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群众频频举杯相邀,句句真情呼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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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南方日报》报道,据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日前进行的一次社会问卷结果显示,84%的干部群众认为广东省消极腐败问题得到较好遏制;群众对基层干部作风的满意度达85.5分;90%以上的干部群众认可了广东制度防腐工作……
“90%以上的干部群众认可了广东制度防腐工作”,不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也不知广东省政府敢不敢领这个荣誉。作为小百姓,我只能叹一句:又被代表了一次。甭说把群众纳入调查范畴,即使仅在公务员甚至是官员中进行反腐败满意度的调查,恐怕也不可能达“90%以上”吧?公务员对腐败牢骚满腹也者大有人在。
别以为笔者属于10%的行列,质疑调查结果是诛心之论,就事论事说“制度防腐”吧,且问:广东在预防公务员职务犯罪方面有什么制度创新?权力有效制衡、独立腐败调查机关、官员财产申报制、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舆论自由监督……这些被普遍认可的防腐举措哪一项在广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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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的《昆明日报》长篇介绍了昆明市自2008年以来公务员大集训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组数字:2008年2月,仇和发起一场“学习革命”,提出昆明市领导干部“每月至少4个半天或者两天”的要求。截至目前,55次领导干部集体培训像一次“洗脑风暴”,共2.6万人次参加了培训。
“学习革命”、“洗脑风暴”,从这些“文革式”语言足以窥见昆明公务员培训力度之大、规模之巨,再见“仇和风格”。不独昆明,近两年来,公务员集中培训成为一股强劲的“飓风”,自上至下都搞,规模之大为历年罕见。因为秉持某种近似正义的逻辑——提高公务员的学识与修养,转变他们的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增进公共利益——而不容置疑。无论是不是公务员,加强学习、提高学识总归是好事,问题在于,公务员大规模培训是否需要?公众有没有责任为公务员培训埋单?
我们不妨先从成本与效益角度审视其必要性。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公务员集训,吃喝拉撒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果进省城、京城,更加惊人,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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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地震后,四川灾区建立了一所“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不仅屋顶上有明显的“中国烟草”的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 据调查,我国以烟草冠名的希望小学还有不少,如中南海爱心小学,红云集团菜园希望小学,红塔希望小学,等等。(见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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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每年年末都向社会征集能代表这一年世态的汉字,得票最多的汉字当选为年度汉字。在今年的16万多张选票中,“新”字得票超过1.4万张,以8.73%的得票率独占鳌头。(见11月12日《扬子晚报》)
与去年的“变”相比,今年的“新”更令人振奋,体现了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由是我想,假如我们也评选2009年度汉字,哪一个有幸入闱?
“黑”、“被”、“牛”等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都非常耀眼。“黑”,重庆的高调打黑,犁庭扫穴,一时间黑恶分子、腐败分子纷纷落马,群众拍手称快,山城河清海晏,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焦点,再到千载难逢的日全食;“被”,“被增长”、“被代表”、“被就业”、“被自杀”……“被”字的用法与内涵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广博,公众的无奈与愤慨从一个个用“被”作前缀的新词中透露出来;“牛”,显然不是今年才流行,但后劲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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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三届六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说,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名举报,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见12月3日《重庆晚报》)
“万封举报信”,如果摞到一块,也怕是一座小山了。每一封举报信,背后都有一段“悲情故事”,“万封举报信”便堆成一片民意的“山”,民怨的“海”。我想,重庆方面在处理完举报所揭露的问题,还举报人一个说法之后,应该为这“万封举报信”辟个纪念室,成为党员干部的教育基地,让所有官员都来参观、品咂,什么叫民意,什么叫民怨。
在我看来,“万封举报信”既是对黑恶势力的血泪控诉,对某些与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的官员的严重不满。黑恶势力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街头小混混,发展到最后成为兵强马壮的黑老大,其头上都罩着大大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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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这世界,骗子比苍蝇还多,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令人防不胜防。别说因自己贪小便宜而上当,甚至不小心接个电话、回一则短信都有可能受骗。假如你被骗,你会选择马上报警,还是自叹倒霉?广州市民的态度是,74.4%的受害者没有报警。选择不报警的三大原因分别是:“破案机会不大”、“怕麻烦”、“即使破案,损失得不到补偿”,这是广州社情民意中心最近一次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见12月1日《信息时报》)
74.4%的受害者不报警,主要原因是“破案机会不大”,舆论容易很容易把公众的“火”引到警方身上。当然,当然,任何习惯的形成,任何路径的依赖,都是多次的试错的结果。公众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之后不愿报警,与警方的破案率有直接的关连——与其增加自身的麻烦又破案无望,干脆哑巴吃黄连算了。但是,在批评警方,呼吁其提高工作效率,增进公众信心的同时,作为受害者一方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我看未必。
公众一方面对警方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希望警方更有效地打击犯罪,提升城市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当自己的权益受到犯罪分子的侵犯时,却因担心“破案机会不大”或者“怕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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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还在“打寒颤”的经济冬天,“中国留学生浩荡而来”,令他们感到了久违的暖意。但遗憾的是,中国学生也同时救了一些泥沙俱下中颇不规范的学校,留学生上当受骗的,有时竟像农民工在国外受骗的情况一样严重。(见11月29日《环球时报》)
就在本月初,澳大利亚就有5所学校倒闭,造成3000多人失学,其中中国留学生竟达1200多人!这5所学校,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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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市一农村党支部书记在任15年里,大肆变卖村里土地。村民不断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均无结果。村里六旬老翁卖血筹钱用作上访费用,称就算卖掉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卖地书记告倒!(见11月26日《南方农村报》)
“卖血告官”,是一页基层群众维权的血泪史,一出正不胜邪的苦情戏。在我看来,鲜血有现实意义,可以卖钱,卖了钱作上访的费用;血,更有象征意义,血是一个人最后的“财产”,最后的“本钱”。当一个人、一个群体,不惜用鲜血来捍卫某种价值,或者换取某种东西的时候,将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如当年的革命先驱,为了自己坚持的真理,敢树起“砍头不要紧”的大旗,他们还惧怕什么?同理,当民众不惜抽出身上的热血去告官,他们还会怕什么?所以,“卖血告官”散发出危险的信号,对于社会和谐决不是好事。
村官腐败,倒卖村民土地,侵害村民利益,已成蔓延态势,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中国现阶段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