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震災發生之後，我和許多人一樣，無法入睡，只能日夜守在電視和電腦旁邊，一邊等著最新的消息，一邊憂心如焚地思忖著自己到底可以做什麼。除了捐款與誦經，我們這些身在遠方而且沒有專門技能的人，到底還能幫上些什麼忙呢？

然後我看到有人開始質疑震災前的預警工作。據說早在5月3日晚上就有群眾致電四川阿壩州防震減災局，查詢將要發生大地震的消息；可是當局視為謠傳，於是開始了“闢謠工作”，並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網頁上發佈在有關當局的“主動解釋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緒”的消息。再來則有人批評災區的學校建築有問題，其中極可能發生了偷工減料的情況，否則倒塌的怎麼多是學校呢？

這種種反思言論發出之後，自然會引起一些線民的不滿。他們會想，這都是什麼時候了，大家應該一心救災，而不是坐在一邊批評這個譏諷那個，與其空談，不如行動。錢鋼先生也在《現在是解民於倒懸的關鍵三天》（《南方都市報》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傳媒朋友，現在就把注視的焦點集中在問責和反思。我想對你們說，你們想做的這一切都應該做，但現在不是時候。至於有的傳媒，震中資訊尚且朦朧難辨，就已經主

我每一個月都起碼花一個禮拜呆在北京，這個陳冠中口裏最有趣的城市。可是坦白講，直到今天，我還是沒辦法完全領略北京的妙處。

沒錯，北京是全國的文化首都，聚了各式各樣有趣好玩的人物，梳辮子的、剃光頭的，樣樣不少。沒錯，北京總像一個蓄勢待發的大工地，隨時要出現甚麼好玩的事情。然而它就是 缺了一點甚麼，就是那點東西，讓我不能毫無間隔地進入北京的肌理。

和香港比較一下，你就知道北京的那一點是甚麼了，那就是街道，可以行走可以遊可以隱的街道。從前的北京不是這樣子的，從前的北京固然有寬闊得只合檢閱部隊使用的長安大街，也有全世界最大因而也違反人權尺度的廣場，可當年它還有窄街與胡同。

然而如今的北京卻為縱橫的路所切割，無論往哪兒都要坐車，而坐車其實也就是堵車。

北京已經變成一座不宜行走的城市，如果勉強行走，難免會惹來一身塵土，彷佛是漸被沙漠侵蝕的孤島綠洲。

我城香港，其實是個很小的城市，它的市區面積甚至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的一個區；偏偏人人都說它是座國際大都會。它怎可能同時既小且大呢？關鍵就在它的密度了。從旺角開始，你若沿彌敦道向海前行，一路上都能看到海港對面的「中環

當你動不動就無限上綱地說人別有用心,甚至後頭有利益集團撐腰時,你是否就先已斷送了學術獨立的生命呢?

最近在看一本有關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Badiou)的文集,編者是英國的霍瓦德(PeterHallward)。霍瓦德不只翻譯過巴迪烏的書,甚至還寫過專書向英語世界介紹這位法國大哲的思想,如此看來他跟巴迪烏的交情真不一般。然而就在這本文集的導論裏,霍瓦德卻提出了幾條非常核心的問題,假如答不好,巴迪烏的整個理論體系就要從根動搖了。這樣子為難好友,還算得上好友嗎?他是不是想徹底摧毀巴迪烏的學術生涯呢?

這部文集的高潮就在於書末有巴迪烏的回復,在這篇短文的開頭,巴迪烏如此形容霍瓦德:“這位不可多得的讀者、翻譯者、同伴和批評者,這位嚴苛而且溫柔的朋友。”既是同伴又是批評者,不只嚴苛同時溫柔,這是種在當今中國知識界文化界很難想像的關係。在我們這裏,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友,就很難同時是狠批我的批評家；你如果真的欣賞我,又為什麼還要質疑我呢?

在過去幾個月裏,中國學術界最好玩的八卦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季廣茂教授的罵人事件了。事緣四川師範大學的鐘華教授在學術期刊上寫了一篇書評,季教授覺得那是對他學術生命的根本否定。於是氣往上沖,

我們對電影的要求變得越來越低了。我可不是說我們不再在乎一部電影拍得好不好，而是我們不再關心用什麼方法去看一部電影。今天當一個人聲稱自己看過某部電影，他的意思可能是在錄影帶、VCD、DVD乃至於電腦的線上傳輸中看過這部片子。然而，在黑暗的戲院裏完整地看完一部由底片投射至銀幕上的電影，與在光亮的環境下透過電腦螢幕斷斷續續地接收訊號，這兩種狀態難道就真的沒有一點分別嗎？

用不著爭論，因為大勢如此，由不得人，線上的電影觀賞的確正在取代戲院。於是，連電影節的存在價值也變得相當可疑了。假如我們能在網上看見大部分的電影，隨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時間和環境，甚至連今天看不完一套片子，明天再接著看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還有需要辛辛苦苦地在電影節那段日子過著每天趕三場的生活嗎？

舉一個例子，今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為美國前衛電影先行者馬雅·戴倫做了一個小專題。這位偉大的導演，過去要看她的作品可真不容易，連DVD也很難碰得到。可是自從有了互聯網之後，你不只可以很方便地訂購光碟，後來甚至能在一些博客上免費下載。最近我試著在Youtube鍵入她的名字，居然也搜出了十多條短片。既然如此，我還有必要在下了班之後以劉

很多人看見南亞地震及海嘯的慘重災情之後，就發現香港果然是塊福地，既不在地震帶上，也少有海嘯的風險。又有很多人發現印尼亞齊省及斯里蘭卡居然有人為了食水和麵包，幹起搶掠打劫的事，於是瞭解到自己的生活幸福，不愁吃穿，實在要感恩一番。這讓我想起曾經有非政府組織帶一批香港中學生去泰國農村考察，目的是看看全球化對傳統小田農夫生活的影響，結果學生們回來之後的最大感慨竟然是：「我有錢買野，又有書讀，真系好幸福。我以後一定要努力讀書，珍惜光陰」。這種從他人的苦難身上發現自己優越的情緒，好的一面是重新肯定了自己現有生活的價值。但壞起來的話，又何異于有些父母故意帶孩子去看乞丐，然後教訓他們「睇下，唔努力讀書，第日就會變成咁啦」。這些廉價的憐憫只不過是自私的最佳盾牌。

傳媒廣泛報導誘發善心，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感論》裏有一個出名的「中國地震」比喻，說一個普通的英國人由於距離遙遠、情感陌生，因此不會對遠在中國的地震災民生起太大而持久的同情心。對那些認為道德建立在情感之上，而情感又決定於關係親近與否的人而言，這是個經典比喻。近年興起全球倫理學，強調一個人即使對於遠在天邊素未謀面的異國人，也該負有道德責

中國到底有多可怕？「因為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大量外移往中國，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因此毀滅，因為中產階級工作機會隨著外包消失了」。

這是著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前院長梭羅(Lester C. Thurow)在他近著《當中國成為第一》中的一句話(見臺灣《商業週刊》第1024期)。這句話精簡準確，把自從《世界是平的》一紙風行以來的全球共識用相當駭人的方式說了出來：中國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大敵。

外包當然不是甚麼新鮮事，只不過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從未見過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吞噬那麼大量那麼多樣的工作機會和工作程式。今天的中國以一國之力吸納了二三十年前由東亞四小龍等一眾新興工業經濟體瓜分的市場，它又怎能不成為眾人矚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標呢？

你以為中國只能生產低端消費品嗎？今年初當英國名牌服飾商Burberry關掉它本土最後一家工廠，宣佈將全部生產線移往中國之後，大家就知道中國的潛能遠在意料之外了。

對很多經濟發達地區的受薪階級來講，他們面對的是一場嚴酷的競爭。以一個普通美國工人來講，雖然「沒有階級的社會」早就成了一個褪色的神話，他可能還會在民意調查裏面聲稱自己也是「中

一個人為甚麼要拍電影呢？他必然有很多的想法與欲念。

我們或許都聽過這樣的故事，從電影學院出來的學生，看了許多大師的作品，也學了一身技巧和理論，於是他的心裏就有了一段故事，一幅圖畫。他覺得這是只有他能理解的故事，只有他能看見的圖畫；而這故事與圖畫的意義是如此地深刻，令人留戀，魂縈夢系，幾年下來不斷纏繞著他，甚至成了他的一部分。他越來越相信把這些畫面與故事實現出來成為具體的電影乃是他的天職，似乎不拍出這部心目中的作品，他就不再是完整的自己了。

跟著他要看命運的安排了，大部分人都沒有機會完成自己的使命，猶如最後終於回不去海岸產卵的小海龜，早夭在無情的暗流與數不盡的天敵手中。那少部分回得去的，則要歷經磨難，甚至傾家蕩產，才勉強做出一套粗糙的半成品。要不是極端地執著，電影又怎能出現在銀幕上呢？

「『自我』是根本無明，它是被誤認為真實的一種幻覺。因此，凡是從『自我』生起的一切，一定都是無明與幻覺。」可是「自我」卻總是專注於自己，肯定自己，一心要滿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好肯定「自我」是真實存在的。由於根本沒有「自我」，所以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滿足自我的欲望。「為了補償不可能得到真

奧運火炬抵達香港，世界必將靜觀。一來這是奧運火炬傳送歷程在華首站，二來大家會很想知道在一國兩制底下一向寬容各種示威活動的香港將以何種手法應對抗議的聲浪。結果香港政府做出的第一件事是把打算前來示威的丹麥藝術家高志華（Jens Galschiot）遣返出境。這項罕見的行動或許會得到不少內地同胞的掌聲，覺得特區政府站穩了民族大義的立場,處理異見分子(或曰“反華分子”）毫不手軟。但許多香港人則感到十分錯愕——不是他們全都支援高志華的行動，全都贊成借著火炬傳送歷程所發出的不同意見；而是他們早已習慣了反對派的存在，一時間不能理解不讓人專程來示威的原因。至於外國傳媒的意見，那就更是可以預料，一定是大聲歎息香港的失色和一國兩制的消亡了。

香港特區政府這次決定確實不尋常，因為它不符合港府近年處理示威的慣常模式。那麼它的慣常模式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盛行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化藝術”和“政治心戰”近年也開始在港流行，尤其自從曾蔭權上臺之後，對於這套英美等國政府擅用的技巧，更是玩得得心應手。許多“憤青”在所謂的“西方反華浪潮”裏感到的是一套由上而下，

上年七月，浸會大學頒發了第一屆「紅樓夢獎」，這是整個華文世界獎金最高的一座文學獎，專門頒給每年最傑出的華文長篇小說。香港入圍的作品就只有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它還得到了以哈佛王德威教授為首的評審團讚賞：「這是一部構思絕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間關係來構築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份又匠心獨運地寫出了香港這座城市特有的資本主義歷史風貌。其精妙的藝術構思和後設的寫作技巧受到了評委的讚揚……」所以董啟章得了一個評審團特別獎。但是他沒拿到大獎，和最重要的三十萬獎金。其中一個理由是這本書只是他《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有待發展完成。

「我曾經想像自己擁有那三十萬港幣」董啟章如是說。身為他的朋友，我也很希望這筆錢是他的，而非賈平凹，完全出自鋤強扶弱的心理。我告訴他：「你知道嗎？賈平凹一本書的稿費和版稅加起來恐怕就不只這個數了。更何況他的書法也是值錢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飯館商號盼他題字呢。」董啟章聽了不算吃驚，但還是不免羡慕：「唉！要是有三十萬，夠我用幾年了。」

這位全華文世界其中一位最傑出的作家，只要給他三十萬，還真能用上幾年。「我試過在一個月中旬的時候身上就只剩

我這半輩子讀書最少的時候，就是在電臺工作的那一段日子了，但也正是在那短短的十幾個月裏，我才有機會看到一本一般人看不到的「密典」，嚴格地說，那其實是一本手冊。這本手冊是香港廣播管理局發給各電子傳媒機構的指南，凡是上面列出來的辭彙，都不能在大氣電波里散佈傳播，因為那全是些鄙俗不堪，有乖倫常，傷風敗德的粗話與黑社會背語。真有這麼多的禁忌辭彙，多到足以編成一本手冊嗎？有的，我舉個例子：“柳骨”。“柳骨”就是黑社會成員稱呼牙籤的暗語，太黑了，所以我們電臺主持人當然不能使用。

我敢打賭，今天任何一個自稱黑社會成員的金毛小夥子也不可能知道什麼叫「柳骨」，那它為何還會出現在一本九十年代末期才重新編定的禁語手冊裏呢？沒人知道。不過我們一幫同事又很驚訝地發現，本來人人都以為是粗話的「僕街」居然不在手冊之內。早知如此，當年大家就不必擔心電臺裏的火爆名嘴罵人「僕街」了。彭志銘在他的新書《小狗懶擦鞋》裏就特別替「僕街」平反，指出「僕街」是咒人橫屍路邊，頂多惡毒，卻不是平常那些總要和性事拉上關係的粗話。而且他還更正大家，「僕」字的正寫應為「踣」，同學們要注意。

從魯金數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