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一場活動裏，臺上的大螢幕正在放映一小段錄影，其中有一段林夕的訪問。林夕一亮相，台下立刻聳動起來，甚至有人尖叫“林夕呀！”
這個場面讓我想起從前和他做同事的那段日子。林夕不常上班，他用不著。林夕也不開手機，因為他不需要。要是哪一天下午，他睡醒了，詞也暫時寫完了，心情甚好，決定回來巡視一下，公司裏頭就會為他醞釀出一股奇特的緊張氣氛。通常是由他走進大門那一刻開始。從保安到各級員工都要奔相走告，然後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夕爺返嚟啦！”無論正在幹甚麼，我都要暫時放下，和大家說一聲：“夕爺返嚟啦！”而且人人都明白都諒解，任由我丟下會議不管直奔上樓。跑到他那一層，每一個人都會抬頭跟我說：“夕爺喺房度。”一進門，就能看見許多人圍著他，其中幾個是公司裏的資深創作組長，他們輪流負責為他出去買下午茶餐。而我們的夕爺，則一邊吸著煙（這裏是全公司除了老大姐辦公室以外唯一可以吸煙的房間），一邊檢閱桌上堆積如山的信件，然後慢條斯理地打開下頭準備好的茶餐，看一看，聞一聞，偶而留句評語：“我還是不吃了。”
在我的記憶裏，這些片段總是和《大紅燈籠高高掛》裏頭的某種場面混雜在一起，那種山西財閥從外地
又要提起“舒哥”舒國治了。幾個月前在臺北訪問他，有一段話他說得極好：“我最怕美食這兩個字了。現在人人都在講甚麼美食、美食家，連最簡單的一碗面、一個饅頭也要說成是甚麼很了不起的美食。其實饅頭這種東西很簡單，規規矩矩去做便是最好。只要老實用心，張家和李家的東西根本差不了多少，你能說誰的出品就一定好過其他人很多嗎？”
回想起來，我年輕時也曾經試過為了一碗傳說中的魚蛋粉，先搭車，後乘船，來回花上三數小時專程跑去某個離島。結果除了滿足自己那種追求美食不計代價的虛榮心，以及替小女友營造出一股虛幻的浪漫之外，根本甚麼味道也不記得。那碗魚蛋粉真有那麼好嗎？真值得為了它如此舟車勞頓嗎？這麼多年下來，我發現大部分人的味蕾根本沒有敏感到可以區別一般生抽與頂級頭抽的地步，他們特別費勁跑去某個藏在山邊的神秘私房菜，原理其實和買一件釘了名牌的狗毛衣差不多，用的是心理感覺。
美食家就跟時尚達人、潮流教母一樣，金指一點，再名不見經傳的品牌，再偏僻遙遠的地方也都能染上一圈美食的光暈。這是個美食家、美食書與美食節目的年代，因此也是一個盛產美食的年代，再日常的東西也能被美食化。
年紀愈大，我便愈懷
上訪不是反政府，反權威，反對一切現有秩序，恰恰相反，上訪是對政府（高層）有信心，對權威認同，對現有秩序下的缺失懷抱一種要好好撥亂反正的期望。假如中國人根本不信任政府以及任何現存權威，他們就用不著丟下自己的工作，中斷自己的正常生活，千辛萬苦跑去日日纏著信訪辦的工作人員了。
既然上訪行動不單沒有削弱政府的威望，反而是老百姓信任政府的表現，為什麼許多官員還要聞上訪而色變，千方百計地阻撓轄地人民越級上訪呢？除去最一般的理解，說那些官員害怕自己幹錯了事被發現之外，學者應星曾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中精闢地總結出以下幾點：一、集體上訪雖然與個別上訪有性質相近的一面，但集體上訪中出現的自發組織卻有變質或被別有居心的人利用的危險；二、如果有過多的越級上訪發生，不僅高層不堪重負，而且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治安秩序也會受到威脅；三、當上訪變成纏訪時，就會危及科層制的日常運作和社會治安形勢；四、高層對秩序的某種焦慮又使他們可能對基層（政府）施行相當程度的保護，同時要求基層切實控制集體上訪。
也就是說，中國的信訪制度雖然起到了恢復正常秩序的作用，讓人民有處申冤，讓體制得以糾正錯誤，但它又總是涵
每次帶外地朋友去陸羽，我都會重複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你們知道嗎？當年英女皇訪港，也想去陸羽來一趟正宗的廣式飲茶。可是陸羽卻說位子早都訂滿了，沒空招呼女皇她老人家。其實呀，陸羽根本沒甚麼訂位不訂位的問題，它的位子全都留給熟客，有時候明明看到它有剩餘的桌子，他們卻偏說滿了滿了，把你打發出去”。雖然今天的陸羽老早就不是這個態度，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把這個傳說再說一遍。
為甚麼？大概是為了讓它聽起來好像好吃一點吧。“夠寸”，似乎是我們用來判斷一間餐館夠不夠好的標準之一。雖然大家都喜歡無微不至、賓至如歸的招待，可是我們華人身上好像就是有一塊骨頭比較賤，總覺得現在那些禮數周周的地方很可疑(例如從美國學來的那套侍應對答，老是在你點完菜之後讚歎一句：“真是明智的選擇！”)總是認為口味比服務重要一百倍(還記得倪匡評論Nobu的那句名言嗎？“一百分！服務九十九分、食物一分”)。而好口味的表徵，竟然就是店家很“寸”。
真的，你去比較一下其他地方，便會發現華人的飲食文化確實多了這麼一根骨頭。
去歐美的名牌餐廳，最難過的那一關就是訂位那一關，一間館子的聲譽往往建立在訂位的困難程度。我常常懷疑，像Frenc
自從今年兩會有人提出分批廢除簡體字，重新推廣繁體字，一個困擾中國人達百年以上的老爭議一下子就又成了大家關心的時髦話題。比起簡繁之爭，更有趣的其實是它背後的思潮轉變，誇張點說，這種思潮的變化甚至與近年“普世價值”對“中國特色”的討論有隱隱呼應的關係，是中國民族意識崛起在另一層面的表現。
今天大家在辯論漢字繁簡之爭時，往往忽略了當年中國政府推動簡體字，除去掃盲等種種便利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長遠更終級的目標：那就是漢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曾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也就是當局推行中文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為全國上下的普通話樹立標準，還能讓大家逐漸適應拼音文字，令它終有一日取傳統漢字而代之。也就是說，簡體字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漢字的拉丁化才是現代漢字改革最後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從世界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一直到漢字拉丁化運動，各種廢除傳統漢字的激進方案層出不窮。而且他們的推手雖然政治立場迥異，但卻有志一同，所據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錢玄同，他認為傳統漢字“和現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張“學校從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學術，都應該採用
我知道有一些素食者喜歡“鬼佬齋”多於“中國齋”，因為他們認為西洋素菜的感覺比較清淡、真實，且自然。清淡也就吧了，傳統中國齋菜（尤其廣東齋）的確是夠油的，但西洋齋菜又為甚麼會比較自然而真實呢？
理由是西洋素食多取蔬果等自然材料，很少或者幾乎不用齋魚齋肉等豆制人工食品。如果要補充蛋白質的話，西菜就用芝士代替，雖然做不到肉食的質感，但也別具香味。
說得也是，有沒有麵筋素肉，的確構成了中西齋菜料理的極大分別。我們使用素肉的習慣使得中國齋菜比較容易保留一般中菜的傳統做法。無論是百合炒素牛肉，還是糖醋素魚，烹調的技藝與調味的香料都不會和真肉原版有太大分別。相反地，西方齋菜則不會為了讓素食者繼續享受鵝肝的美味，而特別創作一些齋鵝肝出來。因此，他們只好另闢蹊徑，想辦法弄出完全不模仿肉食的素菜，同時又要保留豐富飽滿的味覺層次，不下於一般帶肉的菜式。於是西洋素菜就要在蔬果的食材組合與處理方式上搞創意下功夫了。
米芝蓮三星名廚亞倫·帕薩（Alain Passard）曾經以龍蝦和烤乳鴿名震江湖，但是自從九十年代末開始，他就逐步取消掉菜單上的肉食了。他宣佈：“我做了好幾年的素食者，現在更完全喪失了烹
季羨林先生辭世之後，輿論當然要討論的一個話題是中國以後還出不出得了大師，似乎季先生就是碩果僅存的最後巨人，學界將來再無本事醞釀出另一位眾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了。這個疑問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仿佛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然而，我們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語言研究上的創見嗎？我們都能欣賞他在翻譯《彌勒會見記劇本》上頭下的功夫嗎？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寫成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讀過一遍呢？
不妨老實承認，雖然人人都稱季羨林先生是大師，但我們絕大部分人根本就連下這個判斷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坊間才會以訛傳訛，張冠李戴地把精研東方學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為“國學大師”（除非我們所說的“國學”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國學”，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納入傳統國學的範疇）。所以媒體才會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種古僻語言，因為這是一般人想像得到的成就，將學術看作武藝奇巧，花樣會得越多越好。
既然我們無能判斷季先生的大師地位，可見這個尊稱就不是我們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說季先生是大師，不是因為我們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為我們相信內行人的判斷。雖然那些內行人其實只是人數很
大家在懷念米高積遜的時候，都一定不忘順便歌頌他打破種族藩籬的功勞。但要是仔細說下去，除了一首《Black or white》和部分歌曲裏的言論之外，又好像再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加上一直圍繞著其膚色變化的漂白疑雲，所謂打破種族藩籬就變得玄虛更詭異了。
如果說他是第一個獲得白人認同的黑人流行歌手，那也絕對不是事實。在米高積遜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之前，Donna Summer，Marvin Gay都曾攻佔過美Billboard冠軍的位置，更不用提前輩如Ray Charles甚至Louis Armstrong了，他們的音樂不只受到黑人的歡迎，還擄獲了好幾代美國白人聽眾的心。
不過，坊間流傳的說法裏頭至少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米高積遜攻克了MTV這個偏重白人歌手的堡壘。然而，這一點不能只從表面上看，還要繼續深挖下去，瞭解當年MTV頻道的性質。
創辦於1981年的MTV，一開始是個搖滾頻道，主力介紹各種類型的搖滾音樂。基於這種音樂口味的選擇，它們不大播放黑人歌手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歐美流行音樂文化的光譜裏面，搖滾本來就是個白人主導的樂種。幾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談過重金屬和白人種族主義的關聯，結果被一些重金屬迷批評我不懂重金屬的精神。其實你用不著去
坦白講，我們大家現在都很混亂了：到底是有自由好，還是沒自由好呢？
之所以亂，是因為“自由”、“亂”和“管”這幾個字都大而抽象，每一個參與討論的人好像都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可是每一個人又都好像不能準確理解對方所說的“自由”、“亂”與“管”是什麼意思。例如成龍，他在博鼇論壇上說:“有自由好，還是沒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混亂了。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變成臺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究竟他所謂的“自由”是什麼自由？“亂”又是哪方面的亂呢？由於欠缺準確的界定，大家的激烈反響也就有點各說各話的意思。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成龍和他的支持者那裏找出一條基本邏輯。
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把自由和秩序放在天平的兩端，自由多了，秩序就亂了；假如秩序那一頭“管”得緊(先不說“管”是什麼意思，也不說誰來“管”的問題)，自由也就相應地少了。所以自由與秩序恰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吾人只能在其中尋索一種平衡的藝術，儘量兩全其美。可惜的是中國人恰恰不能掌握這種平衡的藝術，一自由就放縱，一放縱就混亂。所以結論只能是“中國人是需要管的”。
然而，自由與秩序
有一回我在一家賣影音光碟的小店閒逛等人，一股消費的欲望莫名生起，於是站在一小排紀錄片前猶豫了一會，不知該買張《與CEO對話》，還是《香港UFO實錄》，最後我挑了後者。請不要誤會，我對CEO沒有任何意見，只是UFO實在比較有趣。
過去幾年，CEO這頭銜實在太過威風，乃至於不少只有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也要創出一個CEO的職位，讓有志者過過英才癮。那些在電視上“高管對話”之類的節目真是好玩，假如亮相的是外國大企業的高層，他們就喜歡說些其實你我都懂得說的人生大道理，但台下觀眾還是如癡如醉，彷佛在聽先知的啟示。假如是國內的富豪與執行官，則愛談一些很宏大的戰略分析，可是很神奇，後來你聽說其中有幾個戰略家居然進了大牢。
坦白講，我們如此愛聽這些人說話，不是因為他們說出來的話字字珠璣，而是因為他們很有錢。克魯曼查閱美國聯儲局的研究，發現1970年代美國102家大公司的CEO的平均薪資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20萬美金，是當時全美平均勞工所得的四十倍。到了西元兩千年，CEO的平均年薪已經到了九百萬美金以上，是平均勞工薪水的三百六十七倍。克魯曼認為這個變化其實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主管的品質與品質的重要性，都無法以明確的數字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