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常聽人說：詩人沒有真假之分，只有好壞；詩也沒有真假的區別，只有寫得好與寫不好兩種而已。後來我才發現這是哄人的謊話。就像一個小孩喜歡踢足球，做大人的就騙他，說他真是一個足球員，然後叫他好好努力長大之後說不定能變成施丹。這種大話，在寫作班很常見，善心又貧窮的作家不忍挫折年輕學子的喜悅與自尊，所以不敢向他們揭露殘酷的真相，那就是會踢一兩下球不代表你是球員，能寫兩三行字也不表示這就叫詩。

詩人廖偉棠今天結婚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也說這樣的大話，但是我絕不對他說謊。他是個真正的詩人。當然這是廢話，三十出頭的他早就走遍中港臺，藝名揚天下。從臺灣、香港到馬來西亞，能拿的文學獎幾乎都拿過了。可是我們實在不需要有這麼多的掌聲這麼多的獎章來說明一個人是好詩人，更甭提真詩人。

為了再次向他的妻子保證她今天確實嫁給了一個真正的詩人，也為了證明我如此主觀武斷甚至不負責任的論點，請容我很無聊也很辱人地花一點時間介紹趙麗華（“辱人”的意思是侮辱廖偉棠以及所有真正的詩人）。

趙麗華是近期最走紅的內地“詩人”，各大網站的論壇都有人在討論她，或者惡搞她。她出幾部詩集，《人民文學》也刊登過她的

曾經有一段日子，我深深著迷於人類學，讀了一堆民族志，看了許多古靈精怪的儀式紀錄與習俗報導。我喜歡人類學不是出自獵奇的趣味，而是因為透過認識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反過來發現自己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其實是多麼地特別，對其他文化來講又是多麼地奇異。換句話說，人類學不只幫助我們瞭解陌生人，還可以讓我們站遠一點，發現自己何嘗也不是一個陌生人。不只對他人而言是陌生的，我們也不完全認識自己。我們吃飯為什麼要用筷子？進屋為什麼要脫鞋？這一切看在許多外國人眼裏固然是奇特的，要我們自己解釋清楚恐怕也不容易。

上年逝世於普林斯頓的克裏福·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是我最崇敬的人類學家，一手開創了詮釋人類學這個流派，數十年來影響了整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走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文章，是在去年某期的《紐約書評》雜誌，他評論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暢銷名著《大崩壞》，依然不脫本色，強調文化的重要遠遠超出許多科學家的想像。《大崩壞》的主旨是每一個社會都有它崩潰的一天，這個崩潰可能是由天災引起，也可能是它的存活方式耗盡了它所需要的自然資源。總之，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早地調整自己，就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出版社老闆。把公司設在吉隆玻市內的中產住宅區，太陽之下，一幢平房，幾棵果樹，悠閒得沒有一點做生意的意思，但是馬來西亞華人圈子的社運搞手和進步知識份子還是管他叫老闆。於是我們來到了老闆的基地，推開紗門，換了拖鞋，一走進去就聽到他說：“先等一下，我得先安排好這位朋友的事”，然後他就繼續和他的菲律賓朋友交談。原來這菲律賓人曾是菲共遊擊隊員，出獄之後雖然放下了機槍，從事性質和平的社會運動，但菲國政府還是不放過他。比方說這回他從香港串連歸來，入不了菲律賓國境，只好取道馬來西亞，找老闆幫忙。老闆要安排的就是他秘密歸國的路了。

沒錯，這真是一家出版社，滿房子的書和坐在地上正在包書籍的工人完全能夠證明這一點。只不過老闆張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歲的年紀了，仍然充滿年輕人的氣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閒散地放在木椅上，說話的時候一邊用腳輕踢地上的拖鞋，一邊晃動夾香煙的右手。

我聽他說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來的都是政治犯，大家每天讀書討論，不知學到多少東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時候還覺得時間不夠用”。難道坐牢不苦嗎？“最要緊的是專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外頭，

有時候在街上和讀者聊天，或者看他們寄來的電郵，我發現他們很關心書要怎麼讀才可以讀得更快更多。可是叫他們失望了，我並沒有秘訣。如果真有這種秘訣的話，我也想知道。

其實何必曰快？又何必求多呢？在我看來，讀書最重要的是讀得好。所謂讀得好，我指的是起碼要讀通一本書，沒把裏頭的基本事實搞錯。目標看來定得極低，但是在這個時代，我發現這已是很難達到的成就了。

且先別說讀書，光是看報，原來也能產生很大的閱讀障礙。舉個切身經驗為例，話說近日我寫了一篇文章，藉梁家傑參選特首的政綱受到傳媒漠視，批評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務實的平常心態，矛頭指向的當然是自許務實的曾特首。為了說明大家厭談理想的心態是怎麼一回事，拙作特別引介了現代大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和波帕（Karl Popper）的相關說法。後來身為波帕徒孫的吳靄儀大姐為文回應，申明再務實也不能不顧理想的指引作用。這一來回實在是友好的觀點交流，我以為頗有互相發明之妙。

可是後來我看到一些評論，居然以為這是場筆戰，而且還誤讀拙作，覺得我是在幫特首教訓梁候選人好高騖遠！同一篇文字，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果說是我自己的文字不俐落，

法蘭克福書展的其中一個重頭戲是高行健的演講，據聞近年身體不大好的他演講起來還是神采飛揚，溫婉動人。而他說的，當然是法語。又聽說有些參展的中國出版社員工也去湊熱鬧，不過竟然對人表示：“我們好像聽過有這人，但不大清楚他到底是誰。”

對於這位第一個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作家的中國遭遇，我始終覺得叫人羞恥。為什麼當年的官方發言人就不能大大方方地說一句：“高先生獲獎是我們全體華人的驕傲，我們謹向他致上由衷的祝賀。當然大家也知道高先生過去對中國有他個人的看法，但是國家現在已經很不一樣了，國民生活安康，社會環境穩定，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我們歡迎高先生隨時回祖國看看，和我們分享他的榮耀。遊子歸鄉，想必能為高先生帶來更多的寫作靈感。”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在政治爭議聲中誕生的。因為土耳其的帕穆克（Orhan Pamuk）去年二月才在瑞士對記者說：“在20世紀對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的種族屠殺事件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有罪。三萬人和一百萬人慘遭殺害”，於是給他的老鄉告上法庭，罪名是土耳其刑法第301條的褻瀆土耳其國格及其政府。按照這條法例的規定，如果被告是在國外發表有關言論，則罪加一等，最高可判入獄三年。

早前赴深圳演講，有聽眾起立建議在座的政府官員出手，幫忙弄個舊書市場，好啟動這個新城市的文化靈魂。身為外人，當時我很不客氣地指出其中難度：“舊書市不是說有就有的，非有兩代以上的積累不為功。深圳是個很年輕的移民城市，平均人口年齡低，在此出生的還都在二十以下。老者不多，散書的人自然就少。即便勉強生造一個舊書市場，賣的恐怕也都是月前上市的新書，珍品恐怕不多。”

可是深圳偏偏就有一家挺雅致的舊書店，就在丹下健三設計的那個新書城一角。書城大抵都是一副模樣，闊大得叫人迷失，不宜久留。但開在這間全球最大的書城裏的二十四小時書店卻令人意外，賣的不全是暢銷新書，反而有不少坊間少見的人文社科精品，尤其好的是滿滿兩櫃書話書史和書目。我知道店主必是同好。果然，主管孫經理出來相認，身上素樸的直條襯衫一股書蟲味十米外都嗅得到。

談得高興，孫經理引我去隔壁一家酷似中式傢俱店的酒吧，居然兼營舊書買賣。書量不大，但也有許多好東西，例如一匣精美的1940年代德國印中國畫論線裝書，更有中國營造學社三十年代有關五臺山佛光寺調查報告的初版，可惜這是非賣品。孫經理原意是伴我過來淘書，沒想到竟自己一頭栽了進去不理我，才

每當我被問起最理想的閱讀應該是什麼狀態，我就用史提芬史匹堡拍的《機場客運站》（The Terminal）做例子。在這部通俗討喜的電影裏面，大美人嘉芙蓮薛達鐘斯（Catherine Zeta Jones）是個漂亮的空姐，觀眾眼中的欲望物件，男主角湯·漢斯的豔遇伴侶。有一場戲，兩人在機場的書店碰上了，男的問：“咦，你買了本什麼書？這麼厚。”女的答：“噢，一本拿破崙的傳記，我最喜歡看和他有關的東西了。而且這本書厚成這個樣子，可以夠我看上幾天，也才不過六元九毛九，多划算！”

請注意這是位有專門興趣的讀者，她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暢銷書，也不是漫無目的地瞎挑，而是情有獨鐘地追隨拿破崙的足跡。其次，她買書的態度很輕鬆，主要是兩個字，“抵睇”。厚厚的一本書才賣七美元，就能打發好一段無聊的日子了。最後，她沒有故作嚴肅地先清一清喉嚨，再隆重介紹：“嗯，這是本拿破崙傳，我研究拿破崙。”而且湯·漢斯也不驚訝，只是淡淡地討論兩句就算。

看見這個場面的當時，我就想像要是換了一位香港賣座導演來拍，會怎麼處理它呢？他會不會來一個大特寫鏡頭，讓那本拿破崙傳的封面佔據了整個畫面？再轉向湯·漢斯，拍他訝異的表情？又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音效

農曆年前，我們一群師兄弟妹照例給業師石元康先生祝壽。老師席上念及遠在臺灣的逯耀東先生，說他有一回很煞有介事地對著都是教哲學的老師和師母說：“嘿！知道嗎？中國人的飲食何只有歷史有文化，談下去簡直可以弄出一套哲學。”有幸上過逯先生的課，知道他談到吃的時候是副什麼模樣，興高采烈起來還會一拍自己的大肚子，那饞像可真是從肚皮裏生出來的。然後，石先生一貫很酷地擺擺頭：“說文化是有的，但我看他也沒寫出什麼哲學出來嘛。”典型的哲學與史學之爭。

如今大陸上知道逯耀東先生的，都說他是美食家。其實他首先是個長於魏晉南北朝史的歷史學家，又有過一部研究中共史學觀的大作。或者如此，內地報刊比較傾向於稱頌他研究美食的那一面。不過，逯先生大概也會喜歡人家記著他是個美食家吧。看他談中國飲食文化的書，如《出門訪古早》和《肚大能容》，常見這樣的場面：一夥人結伴旅遊，吃罷晚飯他就送太太回旅館，跟著自己再去逛夜市連吃他六七個攤子。又或者進了某家賣地方特色的商店，人家還在看這選那，他就一個人出了門口拆開剛買的零嘴大嚼起來，他太太出來逮著了，就問：“你怎麼馬上就吃起來！”

逯先生實在不能不胖，於是被太太逼著減肥。

香港國際電影節結束之後，馮美華有點悲哀，因為有那麼多的好作品，那麼多有趣的實驗，而她，香港最重要的獨立影像藝術家之一，已經有三年沒創作過任何一部作品了。因為她的工作太忙了。

許多人以為藝術家是種職業，以為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躲在畫室畫畫，以此為生，並且還活得不錯。就算賺不了多少錢，但以他們那種不修邊幅的波希米亞風格，日子總是浪漫的。別人睡覺，他們工作，人家上班，他們發呆。我們甚至不知道工作對他們而言到底是不是一個恰當的用詞。

幾年前看過一筆資料，原來在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職業分類表，藝術家、夜總會從業人員和馬夫（真是在馬場幹活的那種）是屬於同一類別的。這真是誤導，不是因為這三種職業的共通點不多，也不是因為藝術家極少領取月薪，收入不及另外兩種同類穩定，而是藝術家根本不能算是職業，尤其在香港。

絕大部分香港藝術家都和你我一樣，有份正常工作，例如幹投資銀行家或者開巴士。創作對他們來說，是公餘的本業，比謀生的工作更根本，但不能是謀生的工作。例如馮美華。

今天才認識老是穿T恤涼鞋的馮美華的人，一定很難想像當年她下班之後一身黑色套裝趕到進念·二十面體排戲的樣子。從1972到199

說到窺探書房的書，這許多年來，我最喜歡的還是《At Home with Books》，因為它打開的書房叫人有意外之喜，並不總是文人作家那麼沉悶。

例如老牌樂隊滾石（Rolling Stone）的吉他手奇夫·理察（Keith Richards）的書房。想不到吧？這位搖滾巨星居然是個書蟲。書的訪問一開頭也是這麼寫：“一個滾石怎可能擁有一座藏書室？一個滾石何時會跑去買書呢？他一年到頭巡迴演唱，總是同時住在好幾個地方，總是被他的吉他佔據。然而，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可以比得上躺在自家藏書室的沙發上埋首書堆，更要令奇夫·理察感到心滿意足的了。”

原來奇夫·理察不只愛書，還收集了不少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小說。他讀書一來是因為巡迴演出的路程很沉悶，不讀書，何遣永日？其次，他是為了瞭解自己這一行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要在成千上萬的人群面前工作，他們永遠尖叫永遠擺動。這和一個獨裁者擁有的效果差不多。我很有興趣知道人們為什麼會拜倒在獨裁者跟前，又是什麼刺激起了這種群眾心理……我覺得一個人在舞臺上的轉化是很神奇的，你會變成大眾狂熱的一部分，在那一刻你會遺忘自己，這是否也是希特勒經驗過的事呢？”所以他喜歡看有關納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