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谈到企业危机公关 

记得在去年7月伴着玩具问题（*），中国的大白兔糖在新加坡已经发现问题并作出报道，技术官僚的反应一律把国外报道打成“妖魔化”，强硬回应....少部分产品出现问题....不排除伪劣仿冒产品云云...这几天却陆续有境外报道“大白兔”糖检验出含有三聚氰胺（美国与比利时）

中国多年的老品牌大白兔可能过得了那时，渡不过今天，小问题不承认，不改正，再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别人相信你就艰难

记得去年到汕头作品牌演讲，有问该怎么建立汕头的品牌，我的回应是任何品牌最基础的是“诚信”，不管你花多少努力去营造个性，要消费者相信你是最基本的，没有诚信怎么做品牌最终都是白费的投资

有些企业，花钱做媒体广告说明自己诚信，这个做法除了媒介欢迎外，有良心的广告代理会告诉你不要做，因为诚信主要是你做什么，不是说什么——这点在中国近代史上不难

     没有奶粉的日子

质检总局司长邬建平跳楼身亡官方尚未正式披露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8/13/content_16206663.htm

资料图片：邬建平

东方网8月13日消息：记者从权威渠道证实，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司长邬建平于8月2日突然非正常死亡。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正式披露邬建平的死因。

知情人士透露，邬建平是在接受检察机关约见后跳楼自杀身亡的。据称，北京市检察机关于8月1日约见邬建平，此前相关部门曾接到有关邬建平“存在

“珠江纯声”音乐节广州独立音乐新起点

http://ent.163.com/08/0922/15/4MF41DK100032PQV.html

所谓独立音乐，就是青年人以独立的音乐方式，独立地歌唱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个社会需要青年来支撑，需要了解他们，听到他们真诚的歌唱。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独立音乐渐渐成为一个为人所知的概念以来，广州一直是这一青年文化运动的一座地标。回首这十多年，有多少摇滚/民谣音乐人在这里演出生活又离开，有多少独立音乐酒吧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然而近几年来，基于国内外整个音乐产业的不景气，以及广州本土文化、政策、经济等诸多原因，广州独立音乐逐渐式微。

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更像是独立音乐的一个码头，或一块试验田。如蜻蜓点水一般来了广州不久就离开的乐队/音乐人为数不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州没有独立音乐的受众群，仅仅从广州媒体对独立音乐的关注度就能证明——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华语传媒大奖中专门为独立音乐设置

台湾一直保留着一些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如果你到台北市，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主要道路的命名，例如忠孝东路，仁爱路等

从小在英国殖民地香港长大的我，当初到了台湾大学时候，总觉得这些有点“老土”，不是你说了人家就会做，你说了人家不做那不是白说？

后来观点有点变，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到大陆后感受到文革对中国人的影响，觉得坚持一些价值观还是很有用的，不管是用说的还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大陆，从“批林批孔”到目前重新认识儒家，个人觉得现在起码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中国哲学家的观点是什么，认同与否那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

个人走过部分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感觉相对的较守法有礼貌，一般维系的其实是一些公共认同的道德价值观，虽然他们的法律很严，但平常维系的主要当然不是法律，因为大量投入资源去执法与司法，既不符合施政的经济效益，亦无和谐可言

话说回来，如果既没有共同道德观，也不守法，只顾向钱看，也就是一个字——“乱”

大陆在90年代对台湾的印象之一，就是立法院打架

（台湾立法院的功能相约等同香港的立法会，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

在80年代开放民主之初，立法院仍然是国民党的天下，仍然是橡皮图章的利益团体控制

想要正义发言的立法委员基本上处于弱势，加上三个电视台、两大报以及所有的电台都是国民党垄断控制，当时候也没有互联网，他们的发言基本上无从上新闻

怎么办？

记得第一个抢麦克风打架的是“朱高正”，据闻他是德国的博士——专攻政治，为了有新闻报道，他的方式是在立法院制造事件，于是电视台报纸就不断的报道他的言行，因此他要说的意见就开始有老百姓听到，开始打破橡皮图章利益集团的垄断，按他说，抢麦克风打架只是手段

当然，这种新闻对大陆的媒介来说，准是乐于大幅报道，因为这样大陆同胞就多点取笑对岸同胞的话题

后来媒介更加开放客观了，朱高正先生再也不打架，不过据闻他也搞不懂为什么后来台湾立法院还是不停的枪麦克风...

我们做广告行业的，都知道有一种激发创意的会议，叫头脑风暴（Brain Storming)

开这种会议的目的，是让团队每一个人的创意能够在自由没有压力之下爆发出来，产生具创意的解决之道

这种会议的前提，是不能杀想法（kill ideas),任何的想法不能说不，都要记录，并且鼓励多发言，懂得主持这种会议的都知道这是有效的激发每个人创意的方法，当然，重点在于人类需要自由的气氛，不受打压下，才会畅快发想，产出令人有惊喜的创意

虽然三民主义是允许言论自由，但80年代以前的台湾，对批评政府的言论都相当敏感，柏杨便是因为批评蒋介石而入狱，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个案

这种文字狱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清朝更是“异族”统治下，好像并没有出现任何划时代的创意，最好把八股念好，便可以考取功名，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理科并不被重视，想这样的社会便更为安定... 于是清朝年代就跑不过洋人的洋枪洋炮，及工业的进步

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创新，就是跟原来或一般的不同，如果你的想法与别人不同的时候，就有人把你抓起来坐牢，老百姓谁敢创新

如果你有机会去台湾，建议你留意一下台湾的军人

台湾行兵役制，男孩子全民都要当兵，一般是两年，有些兵种甚至要三年

一般路上的军人不多，如果偶然在路上看到台湾军人车辆的话，一律都是深绿色，而且都很规矩，绝对不敢在路上横冲乱闯，也不敢乱停车冲红灯，更不会看到时髦漂亮的女孩开着名贵进口军牌车到处跑

规矩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管的严，军人受宪兵管，当兵的人如果在街上碰到宪兵，一定掉头就闪，因为宪兵看到阿兵哥就会找他麻烦，要不然是“皮带扣没有刷亮”，要不然就是“皮鞋肮脏”，反正都一定可以给抓到借口，登记了名字回去就要受罚，所以一般台湾街上的军人都乖乖的，绝对不敢对老百姓怎样

台湾的阿兵哥还是挺可爱的

80年代的台湾,如果你要去'公家机关'(政府单位）办事,可以说是 难-难-难:

脸色难看

说话难听

事情难办

这'三难'可能今天的年轻台湾同胞并不能体会,因为今天的台湾政府公务员办事已经相当不错,而且礼貌很好. 而当年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台湾政府机关单位却真的是官僚麻烦,纳税人交钱养的公务员从来不把服务纳税人放在眼里

而另一方面'有关系'的人办事却快的很,方便的很,在台湾这种文化相关的名词很多,例如'关说','送礼',' 红包','走后门' 等等,不少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虽然薪水不高,但家肥屋润,所得不少,趾高气扬,美国移民等等,花样无穷

这现象一直到解严后,立法委员真正实施民选,反对党成立, 政府得到适当的监控才改善过来

现在到台北一般的地方政府机关办事请,态度好得很,进门可能有人向你问好'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拿了号码条后,坐下来可以边看电视边喝茶等候....与当年的'三难'真的两个世界,事关如果不把老百姓服务好,下一任的台北市市长选举就不容易得到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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