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签：杂谈 |
QQ空间：http://573436497.qzone.qq.com/
我的新闻稿件会及时贴出来，欢迎拍砖。
如果你问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双抢”是何意？很可能，你面对的将是一张茫然的面孔，他或者她的辞典里从来就没有这个词语。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从南方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们来说，“双抢”一词蕴涵着多么难忘的记忆，又埋藏着多少辛酸的回忆啊！
每年的现在这个时段，正是一年中最忙碌最辛劳的“双抢”时节，持续半个月之久。“双抢”，顾名思义，就是“抢收抢种”的意思，南方水稻耕作区的农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收割早稻，然后再以最快的动作栽下晚稻，一收一种之间，一年的收成大势底定。
没有亲历过的人们或许还会对这一场景抱有诗意的想象，并试图将之描述成一幅田园生活的美丽画卷。然而生活终究是现实的，“双抢”的过程总是和“高温”、“炎热”、“劳累”“疼痛”与影随形。在没有完成农业机械化的南方水稻区，一切的动力全仰仗于人力和畜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也绝不是诗人的故作深沉，在太阳的炙烤下，农人斗大的汗滴从脸庞滑落，随后滚入水田，一起滋润着禾苗的生长。
由于耕地产出的稀薄，没有人愿意在小型机械化上投资，很多地区甚至还在使用耕牛、水车这些汉代流传下来的生产工具。在他们的眼中，所有的能源都是有价格的，柴油贵，电也贵，只有劳动力是免费的，累了，休息一下，一觉醒来，又可以下田了。父亲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诸多政策都有微词，唯独对于冬季兴修水利一项赞美有加。现在尚在使用的水利设施都是那个年代兴建的，而今的人们，到了冬季，大多在麻将桌上打发时间，集体组织已经全无力量发动成千上万的人们共同从事一项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了。
20年间，年轻人陆续出走城市，找寻新的生活，也更可理解为一种逃离，“双抢”更多成为了留守老人的“事业”。他们大多年过半百，终身事农，坚守着祖宗世代相传的技艺，忠实着对于土地的情感；他们的孩子却在城市里的某个角落奋斗、打拼，寻思着如何以一种更体面的方式留在已经适应的城市，而不是回到家乡。
我的父母成为了这一“事业”的坚守者，但他们心里也清楚，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今的生活只是延续着几十年来的习惯，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只会耕田，没有其他的技能。渐渐地，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也必将告别陪伴多年的老牛，来到城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黄昏时候，一天辛劳过后，农人独坐树下，忠诚的老牛斜卧其旁，两者的眼神都已然浑浊，迷离地望着远方，只是再也等不回吹笛的牧童，等不回愿意接过他们锄头的新农人了。在这永恒的等待中，人与牛俱老矣！
“×中，1182人三本达线”、“×中，749人三本达线”、“×中，639人三本达线”。
如果对于中国高考录取制度不熟悉的读者看到上面的一组数字肯定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对于曾经有过这种历练或者子女正在经受这种历练的人们来说，每年的六七月份，一场关乎千百万人的“数字战争”都会如约而至，粉墨登场。
每个高三教师都会为这样的数字欣喜不已，或者懊悔万分，原因无他，全在于他们一年或三年的辛苦均系于此一数字。县里每年会拨出专项资金奖励各个中学，而奖励制度完全体现“数目字管理”的原则，不考虑各校的生源差异、考生人数、达线比例，完全依照三本达线的绝对人数，列出上述排行榜，按照人数×1000～1500元的幅度予以奖励。有的学校有百万之巨，有的学校可能只分得到区区几千元。与之相应，这一座次分明的排行榜差不多就是各中学在县领导眼中的排行顺序，我甚至听小道消息说，教育局召开各校校长会议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定座位的。
基于现实的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为了打赢一年一度的“数字战争”，每个学校和教师都豁出去了，也就有了这样一些现实的景象：
一、圈养战略。这个战略有个通行的说法叫“县中模式”，肇始于苏北某些中学，后来被全国仿效。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半军事化的管理，轮番轰炸的战术。高一高二的时候每周末可能有一天可以休息，到高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才放一天假；每天早晚统一作息，早晨吹哨起床，白天连轴上课，晚上各科测试，11点后又是一声哨响，熄灯睡觉；每月有月考，每季度有联考，最后的几个月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模考了。
二、生源大战。如果你只差了几分或者想考一个好的学校，你不用当心没有学校可读，甚至不用当心学费问题。各个学校都明白，得复读生者得天下，在各个学校的功劳簿上，复读生的比例要占70%，甚至80%。为了赢得这些优秀的复读生，各个学校开出了丰厚的条件：距离三本线十分者，免学费；超过三本线者，现金奖励。每年高考分数下来之后的暑假往往是学校领导和即将担任复读班教学工作的教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除了给每一个高分复读生轮番打电话之外，还要雇上车子一家家地去家访，一家家做学生和家长的工作。
三、竞争上岗。学校之间的竞争是绝对人数，学校内部比较也是文科班对文科班，理科班对理科班，哪管你是应届班还是复读班。所有的老师都知道复读班是一块“肥肉”，大家都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有的老师以实力取胜，摆出自己历年在“数字战争”中的骄人战绩；有的老师走上层路线，和领导攀好关系，铺好路子。有人会说，带复读班辛苦，但没有人是傻子，辛苦的背后肯定是丰厚的回报。分数线下来之后，教师们就等着算账拿钱了，我听说每年都有几个老师“拿钱拿到手软”，“数钱数到抽筋”。
我家乡所在的县高考录取人数已经连续十年位于全市第一，但就是这样的水平，考生上线率也不过30%。换言之，所有的中学教育都在围绕这个30%了，余下的70%都化作不被人注意，也不被人提起的分母，更无从说起“素质教育”这样不着调的词语吧！
据报道，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有两名七年级学生在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地理授课教师杨某站在讲台上充当“看客”，没有加以制止，后来也没有送被打学生前往医院。
坊间很多议论将这一事情背后的隐情归结为“老师怕学生报复不敢管”，但这样的归因始终无法解释“学生出现意外后，老师并没有将其送往医院”这一事实。基于我对乡村中学受教经历的体认，我更倾向于将“杨不管”的行为理解为中学“副科”地位及其授课教师的困境。
我们的中学阶段，尤其是初中阶段，学科是有等级划分的，按照其重要程度可以分为“主科”和“副科”。“主科”是指中考必考科目，语文、数学、英语，这些科目占中考总分值比重大，学校自然高度重视，这三科课时也就多，每个班的班主任也大多由这三科授课教师担任，属于“主科”的第一等级；“主科”的第二等级是那些中考考试科目，但分值稍小，如物理、化学、政治、历史等；至于“副科”就是那些不属于中考考试的科目，如地理、生物、音乐、美术等，杨老师所教的地理课就位于这可有可无的“副科”之列。
在广大教师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副科”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地理教师，一个生物教师，一个音乐教师，一个美术教师，他们负责全部年级的授课，一个星期一节。就是这每周的一节课，老师不是用心去讲，学生也不是细心去听，彼此都在心照不宣地应付。
当一个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是这个老师的学生时，就等于说他没有学生。没有一种班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个老师自然也就不会对这个班级的学生产生任何感情。于是，在两个学生打架时，这个老师不会去管；在一个学生遇险时，这个老师也不会去帮，在他看来，熬完这节课的45分钟最重要，学生的事情关我什么事，交给他班主任去管吧……
25岁的刘俊（化名）从人大财政金融学院毕业后，数次求职受挫，此后谎称人大自考生才找到一份银行保安的工作。他跟父母和同学称自己的工作是“银行内勤”，每月1150元的工资按时还助学贷款。（昨日<新京报> ）
巧合的是，我和他是同一年毕业的校友，而且一次偶然的机会还与他长谈过一次。
那时他从内蒙古做志愿者回来不久，求职很不顺利，对于社会上的各种可以称作“潜规则”的现象愤愤不平。两年过去了，他还是没能走出人生的低谷，我有些遗憾，但更多的是惋惜。
当时一起交谈的还有我的人大同班同学，他也做了志愿者回来，直到现在我大略还记得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列举如下：
第一，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自信，作为人大的毕业生更要如此。大学时代的挂科对于刘俊的影响很大，当时他们班流行一个说法叫“逢经必挂”，好几个同学只要是经济学的课程都挂了，刘俊也是其中之一。交谈时候，他老是强调这一点，对于自己的成绩总是耿耿于怀。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只是过去了，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未来，过分地沉浸在往日的懊悔之中只能摧毁自己的自信。
第二，对于人生一定要有清晰的规划，要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刚毕业的时候，刘俊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去做了志愿者；一年后，他还是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自己的优势在哪？从这两年他的经历看，他依然没有找到方向，想过考研，考过公务员，当过中学教师，做过期刊编辑，应聘过民办学校辅导员，现在是银行保安，这些工作领域之大，实在很难找到他们之间的共性，如此的工作经验，怎能让下一个应聘的单位相信你的“核心竞争力”呢？我当时就劝他找一个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一直做下去，三年后你就能看到希望。只可惜，三年的时间他工作换得太频繁，涉及领域太多，时间太短，熟练上手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成功了。
第三，面对复杂而并不永远公平的社会，是我们去适应它，而不是它适应我们。我们无论怎样年轻气盛，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局限。与其将社会的种种不公当成是丑恶的存在，不如去正面迎战，作为对自己的考验好了。刘俊说做志愿者不开心，教中学不顺心，做编辑不遂心，当保安不甘心，在抱怨中会加剧对社会的不信任感，更会生发“时不我待”的空虚感与失落感。抱怨过了，牢骚发完了，情绪宣泄了，还得开开心心地去上班，去工作，去寻找每一个成功的机会，永远沉浸在牢骚与埋怨之中是毫无希望的。
我们所谈的这些其实并不是只说到刘俊一个人，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烦恼，只不过刘俊体现得更加尖锐一点罢了。做保安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它只是千万个工种的一种，不过刘俊是不甘心的，这从记者对他的采访中可以看得出来。我想无论刘俊以后做什么，作为曾和他深谈过的校友，我都有一句话与他共勉——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才最重要，然后，一直认真地做下去。
笔者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东四环的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是北京的一条主干道，平时就非常繁忙，每天上下班高峰期更会出现拥堵，没有五六分钟是过不了的。
大约半个月前，笔者上班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现直行的车辆和左转弯的车辆僵持住了，两边都走不了。抬头一看，才知道左转弯的红绿灯坏了，左转弯的车子都在忙着抢行呢！
我原以为这就是一个小问题，何况好几个交警都在路边，他们肯定会很快解决了。不曾想，这一解决就是半个月，每天早上都能见到这一“景观”，一直持续到现在。直行车辆的司机不用说了，绿灯亮了，想着一下子就过去了，却只见左转的汽车迎面挡住了去路，气得他们直按喇叭；左转车辆的司机也没有错啊，左转的绿灯也亮着，你让他们走还是停？
作为每天都要穿过十字路口的行人也为此烦劳不已，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什么时候停了。每次经过的时候，笔者心里就会嘀咕
但愿今天上班经过的时候，这个红绿灯已经修好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旅法画家潘玉良的作品《白荡湖》感到骄傲，因为那画中展现的正是我那可爱的家乡。
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一次假期中，潘玉良随夫君潘赞化溯江而上，来到当时桐城县东乡的浮山和白荡湖。潘玉良立刻被这里的山水吸引住了：浮山的峰崖石壁、飞瀑流泉、幽谷奇洞、古寺石刻，白荡湖的粼粼波光、叶叶扁舟、点点渔火、片片芦花。这一切都让年轻的潘玉良难以自已。此时，烟雨蒙蒙，潘玉良就坐在浮山的望江亭里，面对山下的白荡湖，完成了千古名作《白荡湖》。
70年后，我听到了一则关于望江亭的“段子”：在一个风雨之夜过后，年久失修的望江亭倒了；过了些日子，亭子边只剩下了几根较大的木头；再过了些日子，木头也不见了，有人看见一个附近的老农民把这些木头砍成了几截，背回家当烧饭的柴火了。
我无从考证这则段子的真假了，然而望江亭命运的背后掩饰不住的是浮山的沦落与寂寞。
浮山，因“山浮水面水浮山”而得名，是我家乡唯一可称道的景点。关于浮山的头衔，我特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主要有这么几顶“帽子”：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省级风景名胜区、安徽五大名山之一。即使在我刚记事的时候，浮山还是家乡人旅游的主要去处。姐姐和她的同学要去浮山，我也嚷着要去，可是她嫌我小麻烦，就被带我去，我气愤地说：“等我长大了，不用你带，我自己去。”真的等我长大后，登上浮山的时候，已经没有同行的旅客了，目见的只是满地的垃圾、剥落的石刻，山下的白荡湖也已经被围湖造田工程彻底改造过了。那一年，望江亭还没倒，但已经岌岌可危了，或许明天它就会轰然倒下吧！
我的朋友，浮山脚下一所中学的地理教师，目睹了这些年的变迁之后，他写出了《浮山旅游资源现状调查与开发》，在文章里，他发出了“救救浮山”的喟叹与哀呼。
我没有他的执著与坚持，只是平静地告诉他：“他们还没有重视。”谁都知道这里的“他们”是何指。
距离浮山不到十公里的地方，一场工业化建设的浪潮正在兴起，连央视焦点访谈的曝光也没有制止得住工业园区建设的步伐。一片片良田被围墙圈起，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即使是老迈而被人遗忘的浮山也能默默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冲天热气，那是工业化的原始冲动。
他们觉得开发浮山的投资太大，更愿意承接长三角地区因为环保标准提高转移过来的产业，这样做对漂亮的GDP数字很有贡献；他们觉得开发浮山不容易出政绩，更愿意围起一片片工业区，竖起一根根烟囱，这样做看上去很有气派；他们觉得旅游资源开发的时间太长，他们的任期却很短；他们还觉得浮山的衰落和他们无关，是旅游者自己不来了……
或许只有到了家乡的人都富起来的那一天，大家才会“发现”浮山的价值，将这座蒙尘已久的“名山”拾落出来；有或许，包括家乡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将忘记它，以至于若干年后，当一个孩子指着它问那上面有什么好玩景点的时候，所有的大人都面面相觑吧!
6月26日下午1点钟之后，堂弟的QQ图像就再也没有亮过。那天是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
“高考结束后的这半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前，他对我说，“不管是本科，还是大专，他都准备去读了，因为复读太可怕了。”只是，面对“出乎意料差”的分数，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在县城里，教师和医生的孩子是成材率最高的两个群体，换言之，父母对孩子的管束也最为严厉。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爸爸是中学教师，妈妈是县医院的医生，在医院大院长大的他，衣食无忧的同时，也不得不背负起父母的殷切希望，背负起沉重的书包。
很小的时候，只要父母有假期，他就嚷着要回农村的老家，那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在城里的日子，他每天必须要向妈妈申请，才能到楼底下玩一会儿，没过多久，妈妈的声音就会响起，“回家写作业了”。在老家，我会带他到田野里去，带他到退了水的湖滩上去，带他去不知名的小山丘上去，带他去一切他想去的地方，那里没有“作业”，没有“排名”，也没有父母的“谆谆告诫”……
幸福总是短暂的，很快的，父母假期结束了，他要回到县城里了，要回到那个每天隔着全封闭的窗户看外面风景的日子了。他似乎也很争气，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升高中，他都很顺利，没有给父母“丢脸”。然而这“顺利”的背后却是没有节假日的辛酸，每天晚上学习到11点的无奈。高中三年，他没有回过一趟老家，没有出过一次远门，为的只是这一场可能是盛宴也可能是噩梦的高考。
很多人都惊诧于他高考分数的“惨不忍睹”，这个几乎只是他平时成绩一半的分数让亲戚们不能理解，在我却觉得是一种必然。他对我说：“考完数学之后的那天晚上，他妈妈狠狠地骂他，责怪他为什么没考好。”实际上，第二天还有更为难考的理科综合。
我这个最小的堂弟很不幸，十个堂兄弟之中，有两个考上了名牌大学。从来要强的父母对他更是望之弥深，责之弥切，却不知更大的希望背后也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乃至于在最后的时刻摧毁了堂弟的信心与勇气。
他对我说，很羡慕我，父母从来不管不问，我的母亲甚至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最喜欢我讲的一则轶事：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带了本武侠小说回家看，看得很投入，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妈妈看见我很“用功”的样子就很高兴，还特地做了两个荷包蛋给我吃。他却没有了这样的幸运，在有知识的父母的“监视”下，所有和学习无关的书籍都成了“违禁品”。
这则轶事的最大意义还不在于“自由”，而在于“独立”。当我问他准备报考哪个专业时，他很茫然，过了一会儿，他问我：“哪个专业最挣钱？”我几乎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也无须回答，他的专业也许他父母已经早就为他想好了。在沉重的书包下，他已经没有了发展“兴趣”的“兴趣”了。
他爸爸打电话给我，说准备带他去山里的一所学校复读。这一年，他父母轮流住在学校的边上“照顾”他。这等于是说，也在“监视”他。我没有表达任何看法，只是在担心，如果明年他再失利怎么办？
我的2008-我记录
打电话回家，妈妈说爸爸这几天又不着家了，不到晚上十点是看不到人的。我知道计划生育检查又来了。
从爸爸退伍回村里到现在，他已经做了30年的基层干部，伴随着我的出生、成长，他也从一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了头发渐白的老人。这可能是他做的最后一届了。他常跟我说，30年来，他费心最多，着力最多，也最不讨好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很多时候得罪人不说，还很难使得上面的领导满意。
我曾经见过爸爸带领镇上的人去拆隔壁本家大伯的房子，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生育抓得最紧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超生，那时候的政策就是拆房子，搬家具。别的人就说你不能袒护本家的人，我爸爸只好先去和大伯说，拆房子是难免的了，希望他能谅解。后来的很大一段时间里大伯一家都不能原谅我。我舅舅的家也被搬空了，很多家具都充公了。妈妈常说你就在乎自己的名声，家里的人却没有落一点好，计划生育风头一紧，首先牺牲的就是亲戚。
还有威胁过爸爸的超生户，他说：“你要是让我没儿子，我也让你没儿子。”我就是他口中的那儿子，他已经有七个女儿了，还要再生。那一段时间，我正在上初中，每天都要经过他家附近的一段树林，路过的时候非常地害怕，生怕他把我“干”掉了。不过幸好他只是说说，并没有付诸行动。我不知道爸爸心里担不担心我，但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推进，他也撂下了很重的话：“我就这一个儿子，怎么着随你。”我那时候真有点恨爸爸的狠心。
他何尝不知道儿子对于农村人的重要，传统的观念、经济的算计、丧葬的需要，这些在城市人看来很遥远的东西，在我们那个小山村里面却是无比真实的现实。但刚性的计划生育国策又岂能容许这些“落后”需求的存在。有那么几年，我不是在早晨天刚亮的时候被吵醒，就是在晚上已经睡下之后被吵醒，爸爸妈妈都要好生接待，很多时候会留他们吃饭。他们都是那些超生家庭的老人们，为了他们未来可能的孙子而来。甚至有一个老人跪下了，说她就一个儿子，不能让他们家断了香火。那时候我分明感觉到了一种深切的悲哀。
有时候我会问爸爸，既然做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你还要去做？他回答说不管谁去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都要做的，他去做还能尽最大可能多争取一些指标，能给更多的家庭存留一份希望；如果他不去做，别人去做，情况不能好多少，或许为了数字的漂亮，很多家庭就断了希望；如果村里人自己都不做基层工作，镇里下来的人可能更简单、粗暴，他们又不生活在这里，也就不用顾忌那么多了，连夜在被窝里面抓人去引产的事情都发生过。
爸爸说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基层干部，因为他在计划生育上并没有完全地执行上面的命令。有时候，他会打点折扣，并不为了获得先进奖而对乡亲们“下手”；有时候，他会阳奉阴违，偷偷地给人家报信，让他们赶紧远走他乡，等孩子生下来在回家；有时候，他会去和镇上的派出所磨嘴皮子，给那些超生的孩子报户口，不能让一个孩子成为“黑户”。
当然他也会后悔，没有保住更多的孩子，很多时候也无能为力，他只是一个不入流的村干部，怎么可能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呢？他知道有些“二女户”会恨他，但他不会去辩解什么，也许时间能解决一切，人们的观念变了，恨意也就消失了。
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贝贝特策划出版的“温故书坊”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丛书，每一本我都会认真阅读。最新一本是我的老乡章玉政著就的原安徽大学的代理校长、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先生的传记《狂人刘文典》。章兄饱含新闻人的情怀，以史家笔法写作了本书，让一个民国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从历史的烟尘中走出，跃然纸上。
老实讲，我并不大同意“狂人”的说法，但完全理解著者的用心良苦。刘文典的言行不过是表达了一个学者朴素的想法，那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这一基本的治学要求在民国已属难得，在红色中国之后更是不可得。如今，面对大学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下的沉沦与堕落，人们开始怀念那些大学，那个年代。历史似乎就是如此吊诡，最艰苦的年代孕育了最好的大学，最有成就的大师；最富庶的年代的金钱却堆砌不起来一所一流的大学，大师已成为遥远的绝响。
玉政兄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人民大学的张鸣老师，我曾经旁听过张老师的多门课程，对其学问与人品自然有较深的了解。令我欣慰的是，人民大学不是张鸣老师“一个人在战斗”，“张鸣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萧延中老师，还有人大哲学院的单少杰老师，他们身上所昭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校园里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
萧延中老师和单少杰老师因为那场震惊中外的事件被压制了十几年，前两年萧老师才被评为教授，而单老师直到现在还是哲学院的副教授，可能是哲学院最资深的副教授了。外人不大知晓的事实是萧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是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流专家，单老师则是中国的前一二批哲学博士，早在那个年代即已崭露头角。我曾经听过一位人大的校领导说过“单少杰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在人大当老师呢”，其间的惊诧与跋扈可想而知。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沉沦，这些年来，萧老师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已经渐入佳境，而单老师的《毛泽东执政春秋》一书在港台出版后更是引起轰动。悲哀的只是，他们的著作几乎不能在国内得以出版，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们发出的声音已经响彻云霄，我们这些在铁屋子里面的人却不能听见。
巧合的是，单老师和刘文典先生同乡，也是安徽合肥人。同为安徽人，我们与有荣焉。刘文典先生最瞧不起的老师据说是沈从文先生，他说寅恪老跑警报是保存国宝，他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沈从文为何跑呢？又很巧，沈从文是合肥的姑爷，她的夫人张兆和女士和她的姐妹妹并称合肥四姐妹，延续了一种被称为合肥精神的东西。如果我们推而广之，合肥精神不也在刘文典先生身上，单少杰先生身上熠熠生辉么？同样，籍贯安徽枞阳的玉政兄现在也是合肥人了，他不也是在为将共同的合肥精神发扬光大而努力么？
这种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独立、自由的风骨。
我的2008-我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