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海光寺是哪？”
“那个路口就在海光寺，卫津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地方。”
“家乐福超市。”
“天津师范大学没有搬迁之前就在海光寺。”
“海光寺就是那个十字路口，以及它周边一两公里的范围。”
“地铁站。”
“不对，是公交车站。”
……
提起海光寺，恐怕天津人没有不知道的，可是“海光寺”到底指的是哪块儿地，站在路口的那片绿阴下，记者得到了无数个有关海光寺方位的答案。
往北是南门外大街，往南叫卫津路，西边是长江道，东面是南京路。在人们的意识里，海光寺成了公交车站的代名词，找来找去，似乎就是十字路口交警脚下的那一点。
外国人修建在河西区的那栋小白楼没了，可你要是在大街上打听小白楼，一准有人详细地指给你；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下令修建天津军事城防时的营门没了，可大小南北四个带“营门”的地名还挂在你我的嘴边；清朝的候补道台黄荫芬的私家花园没了，可无论是谁打山西路那段儿经过，还得跟身边的人叨咕一句，黄家花园又变样儿了……
海光寺
海光寺这个地名，已有300年了，据说天津这里明代有八景，其中之一“定南禾风”指的便是海光寺这一片田园风光。早在1705年清朝初年，一位法号成衡的高僧来到现今的天津之地，见到南门外一带河渠纵横，水网泛波，颇有江南水乡鱼米泽国的风貌，便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金壁辉煌宏伟轩昂的寺院，取名普陀寺，引来远近的信徒香客骆绎不绝。到了1719年，一次康熙南巡路过天津时，普陀寺的成衡在西淀恭迎，不仅善于书画，而且对答如流，一时令康熙皇帝龙心大悦，兴致所至，赐普陀寺名海光寺，不但亲笔题写了皇匾“随处湘音”，还书就了“香塔鱼山下，禅堂眼水滨”楹联赐给海光寺。
获得皇上的青睐，海光寺从此名声大振，上好下迎，许多官、商也纷纷解囊，海光寺又得以扩充、修缮，寺外两道水渠，水边万株杨柳，终成了绿柳红莲交相辉映的美景胜地，一座欢喜桥冬日观霁，“平桥积雪”从此被列为津门十景之一。
到了1736年，乾隆皇帝下江南从此而过，不但为海光寺题写了匾额，还为海光寺写下了大殿额和对联，从此将海光寺定为行宫，这里名声更盛，香火更旺，竟被视为到天津不可不到的吉祥宝地了。
海光寺的衰落伴随着大清国的厄运，到了咸丰帝时，好似噩梦接踵而至。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破大沽炮台，沿海河上行进到三岔河口一带。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这二位一到就看中了海光寺，把它做了宴请英、俄、美三国公使的地方。最后还在这里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光寺从此戴上了屈辱的“签约寺”的别称。
到了1860年，西方列强再次占领天津城，英法联军占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占城南海光寺设南营，“签约寺”又一度变成了侵略军的“占领寺”，连天津知府都曾经被英法联军扣押在海光寺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海光寺周围率先成为清王朝西洋化的“特区”，这一带成为天津军火机器局的分局，成为西局。史书有载：“西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也带给了海光寺一段不算太短的辉煌。1870年，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1886年，李鸿章为了接待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环视察西局，把海光寺作为了醇亲王的行辕，不但将海光寺油饰一新，还从上海调来摩电灯和摩电师，海光寺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之一。
可叹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海光寺一带重又变成战场，与清军与义和团展开激战，海光寺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彻底摧毁，日军霸占海光寺废墟，建起了兵营，转年一纸《辛丑条约》，把海光寺划入了日租界，日本人一占领就把街道地名都改成为日本名，什么“住吉街”、“福岛街”、“三岛街”、“伏见街”等，惟独留下了海光寺有名无实的地名；在“海光寺路”上，不但海光寺片瓦不存，就连三个字地名都归给了日本人，“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的耻辱。到了1903年4、5月间，在这里驻扎了日军司令部，从此后整整45年时间，日本人把海光寺变成了策划侵华阴谋的大本营，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窟，当然也少不了修建日本神社，据记载还不止一座，在“宫岛街”即现在的鞍山道八一礼堂原址就有一座。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光寺日本兵营成为集中华北地区日本降军的地方，不久这些降军被遣送回国，海光寺兵营遂为国民党军队所接收。解放后，这里先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59医院，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病医院。附近的海光新村高层住宅楼等楼群里巷，以及原来的天津钟表厂、天津制冰厂、制药厂、天津中医医院等，当年均属海光寺的范围。至今，在血研所大院里，还保存有昔时日本兵营遗留下来的营房、马厩及带有无线电屏蔽装备的作战指挥中心等设施。
小白楼
1860年天津开埠后，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来天津强辟租界。最初英、法、美在天津设立租界时，现在的小白楼一带为美国租界，其四至是东西以海河与海大道（今大沽路）为界，南至现在的开封道，北迄现在的彰德道。就是这块总面积约131亩的弹丸之地，近百年来不断发展，逐渐繁荣，形成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小白楼地区。
小白楼地名的由来，是因为原来在这里有一个外墙涂白色的二楼酒吧，当时这一地区尚无其正式地名，当地居民便以这一独特白色小楼为标志，约定俗成地称这一地区为小白楼。
“墙子”
清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发动二次鸦片战争，大沽失陷，英、法、美、俄军舰溯海河而上，侵入天津，盘踞在三岔河口一带，并扬言进攻北京，威胁清廷。咸丰皇帝恐慌，派员赴津议和，在海光寺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针对天津城无崇山险隘可据守的弱点，咸丰十年（1860）正月，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亲王为增强天津防御外寇入侵的能力，下令围绕天津城垣挖筑长36里的护城壕墙。挑挖壕沟的土正好筑墙，壕墙南北向各距城厢约三四里，壕墙东西向各距城厢约五六里，近城河道及城厢之外民居、店铺密集地带，均被圈入壕墙之内。并设大小炮台12座，驻兵5000人，铺勇3000人，形成天津城厢之外的一道外城防御工事。为与外界沟通建了11座营门。人们把这道起防御作用的环城之“墙”，称为“墙子”；把墙外挖的水沟，称为“墙子河”。
“营门”
天津有几个以“营门”命名的地名，如“大营门”“小营门”“南营门”“北营门”“西营门”“营门东”等。这些“营门”当年都是军事防御设施，清咸丰十年（1860），由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下令修建天津城防。当时在距城里五六里的地方挖壕筑墙，以增强天津城的军事守卫设施。所筑的围墙，俗称“墙子”，围墙中间设14个“营门”。嘉庆六年（1881）重修。《天津通志·军事志》就标出了1881年重修后各座营门的方位。包括东西南北四个正营门和十个偏营门。
四个正营门就是：位于今唐家口附近的“寅宾门”（俗名正东门），位于善庆庵附近的“西成门”（今西营门），位于海光寺南部的“来薰门”（今南营门），位于红桥附近的“拱辰门”（今北营门）。其他10个偏营门，按照东西南北顺时针方向排列，分别是位于小树林东北部的“镇远门”（俗称东营门）、位于今大营门东北部的“朝宗门”（俗称直沽营门）、位于今大营门的“凝晖门”（俗称梁园营门，即今大营门）、位于今小营门的“厚德门”（俗称小南门）、位于通小稍直口处的“三庆门”（俗称小西营门）、位于今芥园附近的“顺轨门”（俗称西北营门）、位于今校场对河处的“保卫门”、位于今通大觉庵路的“绥丰门”（俗称小北门）、位于今新开河窑洼附近的“翊运门”（俗称堤上门）、位于今北站附近的“建魁门”（俗称东北营门）。
直至今日，仍然活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营门”字地名，已成为区片名，可称之为“名门”家族了。今之“大营门”，泛指河西区南京路和大沽南路交会处及附近地区；“西营门外”泛指南开区北起芥园西道，南至长江道，东起墙子河，西至李家园的地域。“北营门”泛指红桥区河北大街北端与津浦铁路交会处及附近地区，由此又派生出北营门地道、北营门东马路、北营门外大街、营门东等一系列地名。
南楼，等
在河西区的中部，集中着一片以“楼”冠名的地区：东楼、西楼、西南楼、南楼。虽然它们的名字中都嵌着一个“楼”字，但是我们却无法找出与地名渊源相关的楼的任何记录。无论是逻辑推理上应该存在过的小楼，还是民间传说中的可能出现过的小楼，皆是“烟波微茫信难求”。辗转过所有可能的信息渠道，仅仅发现东楼的历史和一个传说有关，尽管这个传说与小楼本身并无关系：东楼，泛指大沽南路和利民道交汇处及附近地区。相传明初有李姓渔民，打鱼地献给恰经此处的皇帝，帝甚喜，赐此地与他做晒网之用。后来又有一王姓之人来此居住，他们就是东楼村最早的两户居民。
其他三处的地名来历就更是简约至极：西楼，传说明初时就已经成村落，因与东楼村相望而得名，亦名西楼庄，后简称今名；西南楼，原为坟冢荒洼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此兴建起大片排或平房职工宿舍，因位于西楼以南，故称“西南楼工人新村”，后简称今名；南楼，1925年天主教会投资委托比国窑工张连祥监造建房，命为南楼村，又称南楼，1984年因兴建天津日报大厦拆除原村。
佟楼
佟楼，原名“童楼”，主人是乾隆年间的天津诗人童葵园。《续天津县志》中这样记载道：“童葵园居住直沽之南，买负郭田数目，住一小楼，题曰“闲闲斋”，日事吟咏。”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引经据典地考证出童葵园因何要买田盖楼在此地建起一座书斋小楼，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可是依照常情推测，举凡对小楼情有独钟之人，必定是看淡了世间风云。不是有鲁迅诗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闲闲斋”遗址，应该在今天的友谊路天信大厦附近。建成小楼的那个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野，无遮无蔽的视野中，这座小楼就显得格外突兀，过往行人便以“童楼”作为此地代称和标记。后来因为和红桥区的“佟家楼”发音相同，它又被人们就逐渐讹传为“佟楼”。后来，清盐道衙门沈某在今天儿童医院一带的高台处盖房设村，村名就取为“佟楼村”。二百多个寒来暑往后，“童楼”故迹荡然无存，而佟楼的地名到今天仍在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