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一下我介绍过和还没介绍的足球书，竟然没有一本是中文的。为什么？

且迂回地从一本与足球无关的书说起，华康（ Loic Wacquant）的《身体与灵魂》（ Body and Soul）。这位华康教授是法国已故社会学大师布狄尔的门人，也是他晚年亲密的合作夥伴。关于社会学，布狄尔有句名言：“社会学是一种搏击运动”。华康认真看待师傅这句话，抓紧吃透，真的学习拳击，在芝加哥大学附近低下阶层常去的一家俱乐部里打拳多年。

华康的原意是想用民族志的方法去研究芝加哥城的街角社会，想拿点第一手的材料第一身的体验。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他操著有口音的英文，挂着古怪的姓名，带着突兀的白人相貌；跑去拜一个叫做 Dee Dee Armour的老牌教练为师，天天和来自三山五岳的非裔美籍弟兄们练拳。不料几年下来，愈打愈好，愈打愈上瘾，最后竟来到了一个人生关口：到底是全身投入，成为职业拳手好呢？还是继续留在地位崇高的芝加哥大学，过那教书赶论文四处开学术会议的日子？为了此事，他还谘询过老师布狄尔的意见。这是一个搞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典型危机，为了瞭解研究对象，你不得不移情投入；但是太过投入成了对象的一部份，却又回不来退不出了。

我的童年在台湾度过，那不是一个玩足球的理想环境，不只没有职业球队，连业余的也寥寥可数，电视上更是几乎看不到任何赛事的转播。但是小学的体育课还是一定会教几堂足球的。记得老师讲解完基本规则之后，就点了我的名字，他说：“梁文道，你是个‘港仔’，踢球肯定有一手。来！示范给大家看怎么传球”。天！我虽负“港仔”之名，但自从出生之后，其实根本没在香港呆过几天，又怎能秀出香港足球的风范呢（那是七十年代，香港足球还有风范的年头）？结果我的传球自是令大家目瞪口呆，提前三十年让大家见识到了香港足球的未来。

如今我们看世界杯的时候总是特别激动，说足球是凝聚世界的轴心，是全球化的侧面典范；可是真相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起码台湾人就不特别沉迷足球，而影响台湾运动品味极深的美国人更是不在话下，此外大家也别忘了板球为王的印度可是人口第二大国。少了美国和印度的全民投入，足球又怎算是彻底全球化的运动呢？

另一方面，足球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但也并不表示它踢到哪里都是同一面目，毫无变化。当然大家都用脚来踢球，遵守的规则也约莫一致；就像全球化的另一表征麦当劳，无论在哪里吃，味道也不会有什么不

世界杯和经济表现有没有关系，是个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出版业和印刷业的生意在这段期间一定火，首先报纸杂志都得狂出特刊增页；然后各路出版商也不可能放过机会，什么纪念特辑观战指南，无不你抄我我抄你，乱七八糟地胡搞一气。如此一来，从造纸到发行这一条龙产业的生意又怎能不好。有个数字，今年世界杯时段英格兰出版业的营业额会上升百分之十，达十亿英镑。

如果你自命是个好深思的知识份子，面对着这许多眼花缭乱的书刊，该选哪一本作为你的世界杯读物呢（如果你还有时间读书的话）？最近买到一本叫做《动脑粉丝的世界杯指南》（ The Thinking Fan's Guide To The World Cup）的书，名字很吓人，排阵也不错，作者包括了 Nick Hornby、 Tim Parks和 Jorge G. Castaneda等三十三个相当不错的作者。读下来才发现上当，原来它根本没有指南的功能，只不过是一人一篇文章地介绍世界杯决赛周的三十二个竞赛国（外加《新共和国》总编辑 Franklin Foer一篇结论），而且写得相当个人化，谈一下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或者说一点自己和该国国家队的恩怨。

不是不好看，但我就是搞不懂这本书和世界杯到底有什么关系，其中有几篇甚至没怎么

在当年拉美文学风潮最盛，每个文艺青年都抢着啃读马奎斯的《百年孤寂》时，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提起过乌拉圭的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当每个热爱足球的读书人都交口称誉英国作家杭比（ Nick Hornby）最能写出球迷悲与喜，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提起加莱亚诺的《太阳与阴影中的足球》（ Soccer in Sun and Shadow）。

加莱亚诺和许多伟大的拉美作家一样，是个左翼记者。他唯一一本中译的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是一个典型左翼记者的控诉：跨国企业与军人独裁政权总是不懈地吸噬拉美大地的血液。右翼军人当道的年代，加莱亚诺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最后到了西班牙，完成拉丁美洲编年史《火的记忆三部曲》，一本由断简札记与沉思组成的悲怆史诗。如果只看一部拉美全史，你不应该找第二本书。

只有真正热爱拉丁美洲的作者才写得出《火的记忆》，也只有真正的拉美球迷才写得出《太阳与阴影下的足球》。足球如此美丽，却又叫人心碎。正如他为拉丁美洲所做的一样，加莱亚诺替心爱的足球写出了一部编年史，纪录百年来一个又一个巨星的诞生和殒落，同时也描述围绕着足球公转的世界，以及足球自己的命运。

这部历史里当

陈水扁果然是民选总统，懂得作秀，每年的就职纪念日都要做一天“志工”（也就是香港人所说的“义工”）。今年他去沙滩捡垃圾，看见记者就感慨：“台湾志工在世界各地做很多好事，感人的事迹罄竹难书”。大夥们听了可傻了眼，因为“罄竹难书”向来都是负面的意思，指的要不是一个人罪孽深重，即使砍尽竹子杀青成篙，亦难以尽书；就是身逢乱世，灾异之象太过频仍，根本记录不完。如今陈水扁竟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很多好事”，岂不贻笑大方？

然后台湾的教育部长杜正胜出来护驾，硬把“罄竹难书”解成十分中性的“事情多得写也写不完”，还搬出《吕氏春秋》说明其原意果然如此，只是随着历史的演变才化成了贬词。

杜正胜自从出仕以来，就没停过出事，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最惹争议的教育部长。那许多的骂战和笑话，我都在心里替他暗暗解释，觉得这一桩是他的性格太好斗，那一回多半是无心之失。只有到了这次，除了献媚以外，我就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就算杜正胜提出的是确切原解，但正如他所说的，“罄竹难书”的负面意义早已是后人共识。要我们相信陈水扁读过《吕氏春秋》，而且记得“罄竹难书”一语是源出于此，还要在海滩上收拾完垃圾之后就

因為謠傳聯合國將在 2008年「廢除」繁體字，漢字的繁簡之爭竟然成了近日文化界的熱門話題。正當大家都以為中國的崛起必將順便消滅繁體字的時候，大陸有批年青人卻意外地鼓吹恢復「正體字」，這全拜新一輪民族主義復興之賜，一下子出了好些人堅信以前的中國甚麼都棒；包括「漢服」（也就是滿清入關前的漢人服飾），也有人主張大家都得重新穿上。

其實叫「正體字」還是「繁體字」，就已經是個大問題了。以前的中華民國覺得一切正統盡其在我，寫的字當然也是正體字囉。現在台灣則有幾人呼籲應將其正名為「台字」，反正對岸不用，我們大可以在字體上順理成章地去中國化了。至於大陸，必不可稱自己通行的是歪體字或斜體字，於是就很科學客觀地把文字改革前後的兩種字體分別成繁簡二類。

最近我又發現了新名詞，那就是「原體字」了。瑞典的漢語教師林西莉（ Cecilia Lindqvist）為西方大眾寫了一本《漢字的故事》，圖文並茂地從甲骨文和金文的源流介紹一些有趣漢字的由來和構成。這本書大概在兩年前就有了大陸版，買回來翻了一翻就沒動過了，直到近月出了台灣版之後，我才提起興趣細閱。理由很簡單，就像林西莉在台灣版的序言所說：「但是有很多新造的

看着色彩斑斓的《香港春卷》，我想起了当漫画还是黑白的年代。

直到今天，我仍然在看港产薄装漫画，也就是人物肌肉贲张，抡着刀剑砍来劈去的那种。好看吗？其实不。只是上了瘾，一个星期一本地这么追了下来，戒不掉，也无谓戒。在报纸连载小说消亡殆尽的年头，香港还有任何接续不断的通俗读物吗？也就只有这些漫画了。

很多很多年前，接待过一个画漫画的台湾朋友，他想见识一下那些名震海外的香港武打漫画是怎样画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去了马荣成的办公室参观。结果叫他目瞪口呆，原来香港式漫画竟然工业化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比方一把威力无穷的“神兵”，是专责画刀剑的助理先在纸上勾勒出轮廓，再影印数张图画出来，让负责着色的另一个助理像小学生玩填色游戏一样，一格格地在空白处涂上指定的颜料，然后花一轮剪贴工夫，最后拼成一把多彩的武器。马荣成的助手向我们介绍各个不同的岗位，这是画“面相”的，那人画“风位”。一眼望去，整间办公室就是一条生产线，一堆熟练的技工正在埋头苦干。

所以在香港要定义独立漫画还真容易，因为商业漫画根本就是工业漫画，规模太庞大了。因此凡是一个人一手一脚地创作出所有，还卖

既然要办一个阅读《苏格拉底申辩篇》的读者会，就得找一本好的译本。但是遍观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柏拉图作品，到底哪一个版本最精审妥当呢？

现在的中文出版市场发达，很多硬皮英文书买回来没多久，价钱只是十分之一的中文版居然就跟着出现了。所以有时候逛英文书店，看到些喜欢的书，也不禁思之再三，怕吃亏。我的办法是除非真有即时需要，否则别买那些铁定会出中文译本的新书，例如最红最多人推介的畅销书。

可是书的翻译似乎模模糊糊有个规律，那就是越容易畅销的书通常也译得越糊涂。因为时间重要，人家的全球热潮早就过了，你才出中文版就会影响销路了。例如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Steven Levitt去年那本《 Freakonomics》，用经济学的角度比较三 K党和地产经纪，研究毒贩为什么要和他们的老妈住在一块，既有趣还长见识，现在仍在美国畅销书榜名列前茅。果然，大陆中文版很快就在今年年头抢闸推出。但是才见到封面，胃口就倒掉了，因为他们居然把书名译成《魔鬼经济学》！ Freak要怪到什么程度才会变成魔鬼呢？

八十年代正逢“文化热”，学术书的翻译也有只争朝夕的现象，我曾在比较公共财政制度的书里见到 free rider变成了“自

有几个朋友想搞读书会，或许都是正在攻读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对当代名家特别有兴趣，于是建议要不一起看点李敖，要不就选本傅柯的著作。我觉得读书会是种很好的活动，一群人志同道合，细心阅读之后再各抒己见，就算遇上艰深的钜着，合众人之智，终也必有寸进。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参加老师学长主持的读书组，获益不少。

李敖的东西我看得太少，反正正在阅读傅柯晚年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笔记，所以就想从他开始。跟着又发现傅柯对柏拉图对话录《苏格拉底的申辩》很有兴趣，在那些讲座中说了些挺有见地的评论，于是猛然醒觉，何不干脆读读《苏格拉底的申辩》呢？这是真正值得大家费心钻研的典籍啊。

经典这种东西如今的名声不大好，没有人再相信学问和知识有按部就班这回事。如果一个教授告诉学生，想认识西方文化得从柏拉图开始，因为“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他不是太土，就是不切实际。土的地方是这种说法太老套，你说柏拉图是源头，那些之前影响了古希腊的非洲源头又如何呢？此外，什么又叫“西方”，那是一种文化还是五味杂陈的一堆大拼盘？何况把文化想像成一道有源有终的河流，本身就是饱遭挑战的假设。不切实际，

但见有人字画甚佳，中国人就会想办法去求字求画，还不给钱，讲的就是人情，或者朋友的朋友的人情。比方说在台湾逝世的台静农教授，据说就给这些无日无之的人情弄得不堪其扰，晚年身体不好，更是难受。于是郑板桥这首打油诗才会那么为人传诵：“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又当秋风过耳边”。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曾经寄住焦山别峰庵，本是个静养的好地方，逛竹林望江景，偶有所得，即书墨竹一幅，好不自在。但是后来闻风而至求画的人太多，坏了庵里僧人的清修，也败了郑板桥的兴致。所以写下这首诗，贴在庵门，好叫人知难而退。

我连给郑板桥擦鞋子的资格都不配，但是他受的苦，他的心情，请容我说一句：我约略有点感受。所以，今天我要借这一角郑重地呼吁各方友好，如果再想搞些什么阅读讲座和论坛，就请别再找我了。

我基本上是个靠嘴巴吃饭的人，在电视上耍嘴皮子，久而久之竟成一门手艺，尽管粗糙，可还是有朋友以为我能说爱说，故此一遇上什么座谈会人数凑不齐的时候，就找我充数。再加上每个礼拜在这里向大家报告最近都看了哪些书，而且是我想像中的大众会有兴趣的，不免就令人误会，觉得我真有什么读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