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森锋”成为新制度的“符号”

　　　　　　　　　　　　　　　　雷　颐

周森锋是幸运的，人人羡慕的清华大学硕士，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湖北宜城市副市长，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硕士，且在襄樊市人大常委会担任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但周森锋又是不幸的，由于是“中国最年轻市长”，他立即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遭到网民质疑。他以前的学习情况，论文水平、是否涉嫌抄袭，他之前的工作情况，他和夫人双方详细的“家庭背景”，他夫人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选拔过程是否公正……甚至连他抽烟的品牌、在乡村视察时曾要别人打伞等等，全都暴露在公众面前，事无巨细，被网民披露殆尽，几无个人隐私可言。

　　然而，在他个人的“不幸”背后，却有更深、更应注意的社会函意。

公众对周森锋的广泛质疑，表明公众对当前干部选拔、任命制度的严重不信任。在当前吏治非常不佳情景下，人们对一个如此年轻的人的“火速”升迁，本能地认为其有“特殊背景”

外国记者问秦刚：你有孩子吗？

现场整理：
　　
　　Quentin Sommerville, BBC News. Qin Gang, do you have children? (laughter)

(Qin Gang gave one nod affirmative)
　　
　　I ask you because a few weeks ago, you asked my colleague whether he had children when he asked a question about Green Dam Youth Escort. And you said that the Green Dam Youth Escort is essential to protect the children of China, and my colleague would of course understand that if he had children. So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elayed the installation of this software, are the children of China, perhaps your children less well protected?

中国政府在6月30日夜宣布推迟强制安装绿坝网络屏蔽软件的措施。今天（7月1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秦刚又遇到了同样的尴尬问题。

今天，BBC的一位记者问秦刚，“上周你回答我同事的问题时，问他有没有孩子，现在绿坝推迟了，Do you have children？你有孩子吗

　           　　启蒙先驱容闳

　　　　　　　　　　　　　　　　  雷　颐

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于林则徐、洪秀全、杨秀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慈禧、袁世凯、孙中山、黄兴……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而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教育领域。而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他人的独特意义。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

                       《历史的进退》后记

　　　　　　　　　　　　　　雷　颐

长久以来，人们总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就被迅速遗忘；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得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许邓拓先生早就看到此点，所以在四十好几年前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呼吁要“专治‘健忘症’”。

然而，人们往往会有“我们缘何需要集体记忆”的疑问。其实，集体与个人一样，当丧失了集体记忆时，就会“错乱”。因此过去的痛苦与欣悦、辉煌与衰败、光荣与罪过都应该铭刻在集体记忆中，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面临的大变动中，俄罗斯人民了解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人们认为俄国在20世纪几次影响人类命运的巨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俄国历史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

学者律师质疑预装“绿坝”合法性 （转贴）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财经网》】由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引起的外界关注和质疑，并未因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解释而平息。

　　6月11日，香港树仁大学教授魏永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以公民身份向国务院递交建议书，认为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件（《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违法相关法律，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建议国务院撤销这一文件。

　　两人同时还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递交《行政垄断违法举报信》，称工信部要求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行为涉嫌“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同日，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方平则向工信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和听证申请，要求公开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相关事宜的信息，并对工信部这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听证。

涉嫌违法的五大理由
　　6月9日，工信部以“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件”，发布了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9日的《关于计算机预

“国学热”中说国学

　　　　　　　　　　　　　　　雷　颐

　　“国学”本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由于种种原因，已被“官”“学”双方冷落多年。不料近来却突然“走红”，在“官”“学”双方都引起了某些兴趣，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国学”而成“热”，殊为不易。有人认为这是媒体“热炒”的结果，但媒体为何要热炒这与国计民生原本干系不大的“绝学”？而媒体的热炒为何又能得到相当的呼应？可见，除了媒体的“热炒”外，定有某些更为复杂深刻的背景与因素。

　　其实原来本无“国学”一说，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且所向披靡的情境下，才有“国学”的产生，以与西学/新学相区别乃至相颉颃。 但“国学”原无精确定义，举凡有关中国传统的各种道德文章、经济学术等等都可称为国学。因此，从近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国学倒不乏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意义。它曾是“顽固派”抵制新学、反对革新的工具，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鼓吹“反满革命”的有力武器。不过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新学”成为彼此争斗不休的救国方策之后，“国学”被目为“落后”，遂蜕尽“杂

请看陆川如此说

拙文《丧失底线的陆川》登出后，引起不少读者共鸣。但也有一些读者对陆川是否说过这些丧失底线的话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本人有可能断章取义。的确，人们可能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陆川之口。现将2009年4月20日《时代周报》陆川答记者问全文转贴，供大家参考。

另外，陆川的“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见《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1期。由于此文较长，恕不转贴，若有兴趣，可到该期刊网上查阅。

（转贴）陆川回应质疑：我时刻准备摔跟头

本报记者 陈炯

 《南京！南京！》四年，是陆川走过最充满争议的四年，拍摄期间的各种负面新闻让他觉得像走在“黑暗的地下蛛网城堡”里，如今面对上映后即将受到的猛烈炮轰他反倒泰然：“电影都说好才有问题，就怕你不骂，对这些骂声我会很娱乐地看。”如果说“娱乐”是他的态度，“草根”则是他的定位：“我是一个草根导演，我还没进化到大师的阶段。”所以他也不怕可能会埋伏在前的失败：“我迟早会有一天摔一大跟头，迟

为了票房，陆川极力贬损拉贝，他说：“日本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　　　　　　　　　　　

丧失底线的陆川

　　　　　　　　　　　　　雷　颐

《南京！南京！》与《拉贝日记》两片同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又几乎同时上映，不巧“撞车”，自然形成对比和竞争。两片的艺术水平究竟孰高孰低，观众尽可各有各的看法，不必也无法“统一”。但《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在竞争中不择手段、丧失底线的做法却令人难以认同，值得深思。

在激烈的票房竞争中，陆川使出的杀手锏是传统的“釜底抽薪”之法和一度非常盛行的“上纲上线”、扣大帽子的做法。

他想法设法对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数十万中国民众的拉贝本人阴阴阳阳地贬损一番，以此达到贬损竞争对手《拉贝日记》的目的。陆川说：“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都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

                    新文化与新教育

                                雷　颐

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文本”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倘脱离其社会背景，无视其后果，便无法正确、深入分析它的意义。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们却总是习惯于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习以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将“文本”从社会脉络中挖出，使之成为与社会变动和发展完全无关、完全隔绝的“独白”。言说没有背景，思想没有来龙去脉，郢书燕说，自难避免。现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亦源于此种“唯文本”研究――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确实不乏这类激烈论述。其实，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

　　　　　　　　　　　　　　因为“五四”

　　　　　　　　　　　　　　　雷　颐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思想史的影响既深且远，对新文化运动亲历者的影响，更不待言，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选择，都引人深思。

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激烈表示反对，1929年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从4月到6月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今天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侵犯人权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要民主、法治、宪政。他尖锐指出：“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他举例说，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因为当面顶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