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的博客

对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的观察和质询

谈传世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古典名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直流传不衰，而现在的一些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花了好大气力，流传却很困难，多则一二年，少则一二月，就再也不大为人提起了?还有人进一步追问说；从小说艺术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小说的技术手段，比起中世纪来，不知丰富了多少，高明了多少，可为什么在赢得读者和流传程度上，现今的作品反而赶不上古典名著呢？
    初看这问题，似乎问得有点傻，不值一顾，但真要把它说清楚，还不那么容易。要是我说，名著传世就因为它是名著，不传世还能叫

我所了解的茅盾文学奖

第八届茅奖即将开评，不少博友想了解这项大奖的由来与某些争议的焦点所在，特贴此文。

一 设奖来由

    据我所知，茅奖的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那年在重庆为茅盾举行了'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在6月24日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十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在接受捐款时表示:自己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按照茅盾意愿,'文协'为此专门成立了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冯乃超、邵荃麟、叶以群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并在《文艺杂志》新一卷第三期和八月三日的《新华日报》共同刊出了'文艺杂志社'与'文哨月刊社'联合发出的'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启示,规定征文以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这次征文经评选产生了一

“打工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前景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是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所以，我认为，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不要怕消亡这个词，它往往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当然现在还不到消亡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不这样界定是不行的。这样说，

传统的断裂与标准的紊乱

——关于“真正透彻的批评”之二

二、信仰的失落、价值的多元与当今批评标准的紊乱

    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精神信仰体系遭遇整体崩溃，西方文学也进入一个人文价值危机、多元甚至混乱的现代与后现代时期。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与世界经济、文化、思想的交融，人们整体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含有很大进步因素；但同时要看到，由于没能建构起自己的审美体系，表现在思想界、文学界则是批评资源的匮乏和批评标准的混乱。今天，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和一个文学现象了。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80后之前的几代人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标杆，但对80后和90后来说，未免显得古老，有点像《荷马诗史》或屈原那样遥远。即使对于60后和70后作家来说，《战争与和平》也不过

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 

     在中国，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像今天这样软弱被动，尴尬无奈，在多种力量的牵拉和围堵之中，找不到自己应有的无可替代的独立位置，也难以找到摆脱困境，奋然前行的途径。当年，在无条件为政治服务的禁锢时期，情况当然很糟，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僵化而刻板，除了独断论式的赞扬就是如雨的棍棒，不过，它虽然生硬而单一，却也不像现在这样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迎来了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大解放，它扮演着启蒙者和审美判断者的重要角色，目光自信，精神焕发。然而现在，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作品在大量涌现，批评家们在各地的各种媒体上发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大学校园里，有不少硕士、博士在研究着各类当代作家作品，仅就从业者之众及评论的数量、口号、声势、名词、新术语、理论旗号而言，当前文学批评不仅堪称“繁荣”，简直多得要“过剩”了。

中国独缺史铁生式的作家

    史铁生自从在陕北染病，肢体瘫痪以后，行动的半径越来越小，心灵的空间却越来越大，他就此远离了喧嚣，退而沉思生存。他从不追逐潮流，他没有选择诉苦和呐喊，也没有选择个人化的先锋写作，也没有遁入宗教徒式的迷狂，而是以哲人般的眼光，富于宗教精神的博爱，以及寓言的方式，始终把关怀人的问题放在关怀哪些人的问题之上，让自己的心贴近平民直至整个人类。这在他后期的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所以，我认为，中国不缺一般意义的作家，缺的恰是史铁生这样具有强烈终极关怀、接近神性的作家。史铁生说过，死亡是生命的节日，他早就把死亡放在身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死亡，进入了时间之流。

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

本报记者　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9月22日   07 版）

强化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 

     我们总喜欢处在“运动”状态中。潮流所及，习惯使然，似乎谁也很难置身事外。但对文学来说，“运动”状态虽能推涛作浪，呼风唤雨，却往往不利于精致佳作的产生。倘若永远为时尚所左右，长篇热闹就热衷写长篇，短篇热闹就热衷写短篇，积久成习，恐怕既出不了什么好长篇，也难出多少好短篇。可悲处在于，时尚冲乱了规律，思潮压倒了文体。然而，谁又能脱离潮流的巨大力量呢，一部作品若自外于潮流，其活力、吸引力至少会减却大半。这也是不少作家，宁可权且放下孜孜以求的文体实验，先迎头赶上时尚或者潮流以不致落队的原因。潮流循环不息，追逐也不息，难得静下来修炼文体，回首创作，只见一个个浪头起伏，却少见可供涵咏、品评的精品。这已成为很多作家的两难处境与平生的悲哀。

    在我看来，历史上的好作品，大都是既在潮流之中，又与

    新的文学环境和传播机制使得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体看来，新世纪的作家构成主要有四个部分，他们是：传统型作家；网络作家；80后、90后青春作家；自由撰稿人式的草根作家或称为“非职业作家”。虽然文学环境产生了极大变化，但传统意义上的几代作家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们无论从创作到出版发表，都沿着传统文学的路子前行并不断创新，有所开拓。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评出去年“当代长篇小说奖”，评出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阿来的《格萨尔王》、苏童的《河岸》、张翎的《金山》共五部。应该说，大体上公正。这些实力派作家已经够努力了，各有各的审美亮点，但是，倘若以发行量和在读者中的覆盖面而言，那又像是汪洋大海中的几叶扁舟。

    据资料显示，网络写作的受众人群超过了5000万，作者达到了10万人。网络写作改变了以往“你写我读”的书写方式，形成了读写之间的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以及人生经验交流的平民化书写潮。不论你认可与否，网络已经成为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