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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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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主
青灯(北岛)

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青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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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姚名达在1925年进入清华国学院,是王国维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员。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后,他陆续写作了五则《哀余断忆》,发表在《国学月报》上。其中第一则记述了他首次向王国维请教的经历,那是在第一堂《说文》课后,姚名达“以旧在南方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

这一细节长期湮没在历史中,直到近些年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王国维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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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字体的演进、书写工具与材质的变革,以及在不断兴替的阅读与欣赏习惯的影响下出现的书写模式与视觉空间的转换都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形式因素的话,那么一部中国书法史首先就是一部书法在形式层面上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在书法史中作为主体的思潮、书风、流派与社团等要素,大多直接或者间接与书家在形式上的追求相关。对于书法史具有结构作用的历代书论,通常无外乎文化批评与形式批评,而对于前朝与并世书家的形式批评正是其间的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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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1919年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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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1903年,张之洞参与重订了学堂章程,这便是次年开始推行的“癸卯学制”。在同时拟定的《学务纲要》中,他特别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在张之洞看来,“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比如古文可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骈文适宜“国家典礼制诰”、古今体诗辞赋能够“涵养性情,发抒怀抱”等。只不过“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事经济,茫无所知”,于是世人才有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印象。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张之洞清醒地认识到“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不仅大学堂应当有“文学专科”,各学堂也必须开设“中国文学一科”。经过他的努力,国文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学制的形式确立下来。

    同年公布的《大学堂章程》,贯彻了张之洞重视“中国文辞”教育的精神。章程规定在京师大学堂建设九门“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就是其中一门。由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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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民族、区域的当代相比,西藏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无疑是更为纯粹、彻底的。这是因为我们当我们讨论“西藏当代文学”时,通常仅是基于那些西藏当代作家以现代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而现代汉语在西藏知识阶层中的普及,实际上又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伴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崭新的文学语言、文学观念与文学制度也被奠立下来。这种变革是整体性、结构性与革命性的,并且不独属于文学史,也是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中的重要一页。西藏当代文学就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生与发展的。

    西藏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经典化,很大程度上是在汉文版的《西藏文学》杂志中开启与实现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通过《西藏文学》从西藏走向中国与世界的扎西达娃、色波与金志国等作家的“西藏新小说”,更成为了西藏当代文学的典范。他们的作品与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交相辉映,以其达到的艺术水准与具有的文化品格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脍炙人口。评论家张清华在《从这个人开始——追论1985年的扎西达娃》一文中,对于文学史上的1985年记忆犹新,“因为一切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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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王之学”的另一面向

 

    由罗振玉、王国维及其门生为主体的“罗、王之学”,肇始于1910年代的甲骨学界,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首次科学发掘殷墟前,即已形成并蔚为大观。1929年,郭沫若在自序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现代中国“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金毓黼《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0页)作为“新发见之学问”的甲骨学,兼及两端,成为这一趋势最典型的代表。在“新史学”的谱系中,“罗、王之学”不仅被视作“开山”,其业绩与方法更一度成为现代学术的主流范式,以致“自从罗、王关于甲骨研究的论著刊行以来,到科学发掘以前,也还有其他的人的从事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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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1月,《东方杂志》为纪念创刊十周年,出版“纪念增刊”,时任主编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同仁合撰《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在“通论”部分中,他指出:

    以今视昔,虽国势之颠危,民情之锢蔽,犹不免为五十步百步之观,未能逾十年小变之常例。而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

    辛亥前十年发生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除政治上的“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外,更具体表现在“各论”部分的“外交”、“内务”、“财政”、“军政”、“司法”、“教育”、“实业”与“交通”等方面。其中,“综计十年以来教育情形,首学制沿革。”在“教育篇”的作者凡将(本名待考)看来,1904年开始实施的癸卯学制奠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基础,“故满清时代教育之革新,不啻为革命之导线”,是推动整个中国社会“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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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于刘再复的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正如他的福建同乡严复、林纾在百年前曾经深刻地影响过那个时代一样,刘再复——这位八闽子弟中的佼佼者,也与最能代表八十年代精神风貌的改革潮流与激扬文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了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坐标。遗憾的是,虽着他的去国“漂流”,在年轻一代读者的印象中,已经不再有那位在中国文坛与学界的前沿活跃了整整十年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的身影。揭批“四人帮”,倡导“方法热”,提出“文学主体性”与“性格组合论”并且引发新旧思想界的激烈交锋,如今已为陈迹,在通常情况下仅是“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与怀旧者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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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创获,大都以反思“五四”范型的学术理路为内在逻辑支点而展开。从发现“晚清”、重估“通俗”,到援引知识考古学、文化社会学等诸种视角与方法,这些发端自不同文化关怀的话语景象,在“众声喧哗”的背后,汇成了一股与“五四”及其传统展开建设性对话的“合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这些走过的足迹无疑都值得铭记。然而,正是在“三十年”这一迅速历史化的时段中,这份被整合的学术史的“记忆”,足以成为日后任何一位涉足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影响的焦虑”。如何就核心议题进行发言,自然更是对青年学者的考验。张丽华的新著《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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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

文化

分类: 书里·书外

    昨夜携雨归来,照例上网浏览一天的时事,不想扑面竟是周汝昌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禁怅然。恍惚间,想起确有一段时间未曾在荧屏上见到他老人家了。拜这传媒时代所赐,晚年周先生讲演与访谈的风姿,时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虽是鹤发,却系童颜,尤其那清脆的嗓音与爽朗的笑声,三言两语、一招一式都印入欣赏者的脑海,着实令人不易察觉其“老之将至”。然而现在,这一幕幕生动的画面却戛然而止——周先生已经不在。

    初次翻开周先生的著作,尚在读中学时。记得那时候,他连续发表了《红楼夺目红》《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十二层》《与贾宝玉对话》等多部红学研究著作。一时间,买先生的书、读先生的书,成为了我追逐的“时尚”。一本接着一本读进去,让我既流连于精彩的内容,也爱把玩其精致的装帧。直到数年后,我才比较明确地知道先生作为“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贡献与所谓“局限”(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09-114页),以及他对图文并茂的书籍何等情有独钟(周汝昌:《北斗京华》,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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