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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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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余婧律师成长于法律世家,南京大学经济法学士,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市渊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首席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青年工作、北京市十佳青年律师。余婧律师为cctv-12频道《法律讲堂》长期资深主讲律师cctv-2频道《有法大家帮》、《对手》、cctv-7《法制编辑部》、cctv-10频道《人与社会》、cctv-12《热线12》点评嘉宾,北京电视台《警法目录》、《法治进行时》、《非常看法》、《大家说法》、《谁在说》、《你该怎么办》、《剧说》、上海电视台《风言锋语》长期点评专家,湖南卫视《辨法三人组》签约嘉宾,广播电台华夏之声《创赢人生》、香港之声《贴心律师》等法制节目、央视网特邀嘉宾;并多次接受《法制晚报》、《青年报》、《日报》、《新京报》、《消费者报》、《经济与法》、《南方人物周刊》、《北京商报》、《人物周刊》、《婚姻与家庭》、《妇女-法律帮助》、《民主与法制》、网、北青网、经济网等媒体采访,2012年年初出版了个人专著《婚,不昏》。

多年来,余婧律师专注于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钻研和办理过上千起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她不仅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心理学的专业涵养和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身份,以女性律师处理情感纠纷的细腻视角、深刻的洞察力与缜密的剖析能力处理婚姻家庭案件,尤其能够深入理解委托人在婚姻家庭矛盾中的痛苦繁杂心情,善于将双方纠纷化解于法庭之外。在诉讼中她主张采取各种灵活的策略和方案,以期将破裂的婚姻对当事人造成的情感、心理伤害和其他损失降到最低。她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赢得业界和广大当事人的一致好评。同时余婧律师对知识产权法律业务也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尤其在网络著作权、商业秘密、特许经营、传媒、影视法律等新兴领域有着独特的理论见解和实践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余婧律师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方面也有着深入的探索,曾多次受邀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知识产权风险与防范技巧的系列培训,深受好评。此外,对于公司法务、金融法务方面余婧律师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曾多次代理过大量巨额标的的金融纠纷,并为大型金融集团提供法律评估等服务。

2011年余婧律师从自己专注的婚姻家庭律师领域,向外扩展到私人法务领域。致在为被普遍忽视的个人法律需求提供最专业化服务。她深知仅凭一己之力帮助的家庭和个人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能够给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余婧律师组建了一支专注于私人法律事务的律师团队,并携团队创建了余婧婚姻家庭律师网、遗产律师网,同时推出“私人财富法律风险管理”新概念,致力于发展“私人法务”这一新型法律业务领域。该团队的品牌服务包括婚姻家庭、家事法务、遗产规划、不动产处置、股权事务、投资理财、家族企业风险管理、文娱传媒、专属私人律师等领域,是一支拥有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业务素质专业的律师团队。在首席律师余婧的带领下,本着至真至诚的服务理念,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个体情况,将婚姻家庭心理辅导和法律专业服务融为一体,从而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最完善的法律服务,并致力于打造最专业、最有影响力的私人法务高端律师团队。

咨询电话:010-51299970

 

余婧微博
声明

   最近接到当事人反映,有不法分子冒用本人名义在各个网站开通所谓的QQ或者MSN免费或付费咨询服务,本人及本人的团队从未提供过此类服务,望大家仔细甄别不要上当,如大家有法律问题,可直接致电:51299970,或者发邮件至yujinglawyer@126.com,我们会尽快为您回复的。

媒体联络请致电:1860102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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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4年春节,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向广大观众奉献了几场《中华法文化》大餐,其中的《夫妻情义》专场,由文史版主讲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大轩主讲。他旁征博引,用大量史料,讲述了中国古代夫妻有情有义的故事,又接地气的讲述了当代许多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揭示了婚姻的真缔。我受邀与中华女子学院李明舜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上海沪家所贾明军律师一道,在“敞开说”环节,针对当前的婚姻财产关系的处理作了点评。现将视频上传,与大家分享。


   视频网址http://xiyou.cntv.cn/v-f26a0912-8fcb-11e3-bf9b-b9856d949d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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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分类: CCTV12频道法律讲堂

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4-02/28/content_10545261.htm

      春节前夕,在外企工作的丈夫出差到美国总部开会。 除夕之夜,妻子却收到丈夫发来的微信,微信里竟然是丈夫与前妻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三口的合影。平时忠厚的丈夫,竟然如此明目张胆的晒他的“幸福”,这还得了?妻子连夜赶赴大洋彼岸,打响婚姻保卫战。原来,当初抛弃丈夫的前妻,又回头抢前夫,挑起一串串事儿……
             视频网址 ttp://www.chinapeace.gov.cn/2014-02/28/content_10545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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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4-02/28/content_10545272.htm

     春节到了,四个女孩拼车回家。谁知,途中被警方查出她们携带的玩具熊中藏有毒品。玩具熊是谁带的?毒品又是谁藏的?经过警方慎密侦察,终于水落石出。然而,案情大白之后,牵出的却是“闺密”的算计。



                   视频网址:http://www.chinapeace.gov.cn/2014-02/28/content_105452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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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余婧法律智慧分享群即将开通】长期以来我一直用“点亮国人法律智慧”鞭策自己和团队,在带领团队积极分享和传播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大家对法律智慧的渴求。微时代的信息交流离不开微信,现“余婧法律智慧分享群”将正式开启!我们会针对“婚姻、家庭、财富”三大主题,定期分享婚恋智慧、法律贴士、经典案例等资讯,助您提升“法商”,成就您婚姻、家庭、财富的和谐之美!赶快扫描图中二维码加入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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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8日凌晨0时41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下称“马航”)一架由吉隆坡起飞前往北京的MH370航班客机,突然与空中交通管制台失去联系。17天后,我们没有等来期盼的消息,却听到飞机沉入大海,乘客无一生还的噩耗。对于马航在没有飞机残骸、没有黑匣子的情况下发布噩耗,全国舆论一片指责,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有关媒体也对此结论提出保留意见。

    据报道,在中国失联乘客中有14名参加“中国梦·丹青颂”书画交流笔会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以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副会长蒙高生、南京六朝书院院长刘如生、人民美术网特聘画家买买提江·阿布拉等为代表,均为当今中国书画艺术界造诣颇高的重量级人物,一旦“噩耗”落实,则我国书画艺术界将因此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在为生命和艺术惋惜的同时,我们还为艺术家们的财富传承怀有担忧。纵观近年来的文化艺术圈,各种遗产纠纷此起彼伏,前有王式廓、侯耀文、陈逸飞,后有李可染、陈忠志、娄师白,无一不旷日持久、家私外露、亲崩情裂、名贬誉损。那么这些失联艺术家是否已提前为意外发生做出安排?如果“不幸”终成定局,他们的遗产又将如何继承?会不会重蹈陈逸飞、李可染等上述已故艺术家、李可染、、的争产大战覆辙,频遭媒体曝光呢?

本文不欲对失联艺术家的命运做出任何负面预测,仅以此为视点,对艺术家这一特定人群的财富传承状况进行简要分析,以期对他们的财富管理意识有所启迪,并提供法律视角的建设性意见。

    一、艺术家身后容易爆发遗产争战的原因分析

   (一)原因一:遗产类型特殊

    艺术家的遗产除了常见的房产和现金、存款、基金、股票等金融资产外,更主要体现为艺术品,其中包括其生前作品和毕生藏品,这些具有艺术价值的特殊财产本身就具备容易引发冲突的各类元素,总结如下:

    1、具有不可替代特性

    艺术品与存款、基金等不同,属于个性化极强的特定物,一件是一件且此件非彼件,许多都是独品孤品,大师的作品更是旷世仅存,绝不可能相互替代;加之艺术品强烈的情感因素,有时某个继承人会对某件单品具有更密切的情感联系与更深厚的情感寄托,例如娄白石的孙女娄明就曾指出自己持有的八丈荷花画作是爷爷为辅导她学习专门赠与的,因此具有特殊纪念意义。这些都会导致部分艺术品成为相关人士的必争之作。

    2、价值件间落差巨大

    另一方面即便出自同一艺术家之手,件与件之间的价值高低也经常天上地下、差异巨大,例如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巨匠王式廓,32年前与世长辞并留下作品1300余幅,收入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井冈山会师》堪称传世名作,其作品相互间的价值落差最高竟达数百倍。因此相关继承人必定使出浑身解数力争分得价值高、名气大的那部分艺术品,一些传世精品更成为各利益方势在必得的争夺焦点。

    3、价值难以评定一致

    每个人对艺术品的审美感受都是独特的,期望继承者们自行对单品价值达成一致,可谓奢望;申请专家评估,又往往因为收藏市场的行情变幻以及专家本人对作者研究的程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很可能遭遇一个专家一个价的尴尬,如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朱屺瞻的《苍崖翠壁》横幅,各个专家估价80万至120万元不等,无法达成一致。而该幅画作在2010年拍卖时,却拍出201.6万的高价。这也容易引发继承人之间的重大意见分歧,从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基于以上三点特性,艺术品遗产纠纷即便对簿公堂,多么高明和公正的法官也会顿觉烫手,技术上就难于做出让相关利益方信服的公平分配。

    4、价值上涨空间极大

    随着艺术家的离世,往往会出现其作品价值不断攀升的现象,即便增值数倍在中外历史上也时有发生,那么当这种资产升值的利益无法使各继承人雨露均沾,便会“有人欢喜有人愁”,心理失衡而引发硝烟四起。比如国画大师李可染的作品,在其25年前离世之后并没有引来太多纷争,然而随着收藏市场对其画作的追捧,其作品价值一路飙升,2004年《井冈山》以1100万成交,2006年《漓江天下景》以1350万成交,而到了2008年其代表作《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更拍出4000多万的天价,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大师的至亲爱人在其去世18年后对薄公堂的重要原因。

    5、容易被转移隐匿

    在几年前轰动一时的著名相声艺术家侯耀文的遗产案件中,郭德纲在博客质问:“师父的万贯家财哪去了?那些珠宝名表田黄石羊脂玉哪去了?那些饰品家具字画藏品哪去了?……”

    艺术品遗产,无论是来源于主人的创作还是收藏,往往数量庞大,例如前文提到的李可染,其夫人认定丈夫遗留作品至少有1797件;而油画大师陈逸飞则遗留下完成的画作至少252幅,还有上百幅未完成作品;侯耀文遗产案中,仅从起诉后法院进行的点清中就确认了上件藏品的存在。这些海量的单品往往存放多处,几乎没有统一造册,加之体积较小却价值重大,极易被相关利益方予以隐匿甚至恶意转移,从而引发各继承人对遗产数量的质疑,也给司法机关查清事实带来极大难度。许多案件当事人,不得不因为部分遗产无法查实而接受和解,面对一笔糊涂账,满含怨气却无可奈何。侯耀文案如此,陈逸飞案也是如此,而大师娄师白的遗产纠纷案,则因为遗产数量实在难以查明,因此双方当事人只好暂时放弃对无法查明部分财产的争。

    6、处理方式多样化

    书画大师齐白石弟子、著名画家娄师白先生的长子娄述德曾表示,家人的纷争,主要源于对娄老作品在“保护艺术方式上的分歧”。无疑,展览、研究,甚至是建设艺术馆、纪念馆等方式能够更好传扬艺术家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另一方面有的后人则更愿意作为私宅收藏,以独享缅怀之情,这种处理方式的不同意见,也很容易引起财产争夺。

   (二)原因二:家庭结构复杂

    纵观所有发生继承纠纷的艺术家,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结构往往较为复杂。一方面艺术家才华横溢而易受异性仰慕,情感丰富又容易心倾情动,大多不止一段婚姻,且子女众多;另一方面因为历史原因,使许多艺术家在婚姻上存在实体问题或形式瑕疵,而这就相应导致了继承人身份问题的存疑。比如著名长安画派代表人物陈忠志,一生共有三段婚姻,四个子女,且因遗孀对艺术家前婚所生子女身份的质疑,不得不通过进行亲子鉴定来确认继承人身份;还有李可染、陈逸飞等几位大师均有先后两次婚姻;而大画家王式廓的婚姻效力更因形式问题受到质疑和挑战。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家庭结构中,实难平衡众多继承人之间的各种利益,这成为艺术家身后容易发生继承纠纷的又一主因。

   (三)原因三:处理遗产方式存在隐患

    中国人向来忌谈生死,认为不吉利,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也不例外,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承载,其思想也深受传统吉利观和生死论的影响,坚持“生前不谈身后事”的原则。可以说我国艺术家界集体传承意识缺失,从公开媒体报道资料看,有的完全没有任何安排,有的稍作一些粗放型处理,尚无一人做过完备的遗产规划,具体模式在后文将分类讨论。这对于艺术家们本就极为复杂的遗产情况和继承人局面,不得不说就好比是“埋下定时炸弹”,风险极高,隐患巨大

    二、艺术家财富传承规划的模式分析

    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已故艺术家处理遗产的方式主要是以下几种。

    1、疏忽放任型

    代表人物:侯耀文、陈忠志、娄师白

    前文提到的相声大师侯耀文是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享年59岁;著名画家陈志忠则于74岁时突发心脏病去世;而“齐派”传人娄师白更以92岁高龄病逝,前两者患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后两者更是年逾古稀、健康堪忧,但他们均未对自身的生理风险予以重视,更没有提前做出任何安排,哪怕留下只言片语。有人说“中国式善后”就是“不善后”,出于对死亡的极其避讳,国人遗嘱意识极度匮乏,即便在艺术家这样的精英人群中,“疏忽放任型”的“不善后”,也依然是他们对待身后事最常见的行为模式,也是最容易引发遗产混战的处理方式。

    2、概括表述型

    代表人物:李可染季羡林

    有些艺术家在对身后事的安排有了一定想法后,往往习惯于仅以简单的口头形式表达意愿,没有形成具体的处理意见,也不制作正式的书面文件,也就是以“遗言”替代“遗嘱”来表达“遗愿”。特别提示,“口头遗嘱”做为法律规定的一种遗嘱形式,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方能有效,一是只能在生命危急情况下使用,一旦“警报”解除,即需转换为书面形式;二是需要两个无利害关系人予以见证。因此很多时候,“遗言”并不等于“口头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前文所述著名画家王式廓曾向妻子表示:“人民培养了我,我死后,我的画作还是献给国家,献给人民……”但是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也未明确捐赠的具体事宜。国画大家李可染曾对遗孀邹佩珠做出类似表示,但也没有留下相关材料。国学大师季羡林遗产案也是因为季老表述不清、前后矛盾,引发争议:之前曾与北大签署《捐赠协议》,之后又给儿子季承留下字条,分别为“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里的一切书籍文物只是保管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和“全权委托我的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大师的这种含糊安排,引发北大及其子之间纷争不断。

    3、自书遗嘱型

    代表人物:许霖庐

    与前几位画家疏忽放任的遗产处理形式不同,国画大师许麟庐具有一定的传承意识。他曾在去世前写下一份手书遗嘱,安排自己的遗产,并与夫人在遗嘱前拍下合影。他在遗嘱中写道“我许麟庐百年以后,我的一切文物、字画及所有财产归我夫人王龄文所有。我许麟庐(许德麟)二〇壹零年九月二日所立遗嘱。”正是因为这一纸遗嘱引发许家儿女对九旬高龄的亲生母亲提起诉讼,儿女们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要求进行鉴定,同时要求鉴定父母亲与遗嘱合影照片的真实性。

    这个曾经被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描述为“我没见过第二个这么温暖甜蜜的家庭”,因为大师遗留的72幅字画、3把紫砂壶在母亲生日当天对簿公堂。这72幅字画里,包括大量齐白石、张伯驹、徐悲鸿等名人字画,仅齐白石书画就有24幅,保守估计价值20亿元。继承人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富,甚至不顾母子亲情在法庭上相互指责。

采取这种方式的艺术家,相对于前两种方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遗嘱是在被继承人去世后才生效,而此时被继承人已经死亡,有没有第三方的见证,自书遗嘱无法自己说话,因此很容易引发继承人关于遗嘱真伪的质疑。

    4、部分规划型

    代表人物:陈逸飞

    我国艺术家中,拥有财富传承意识,并能对遗产专门进行规划的可谓凤毛麟角,蜚声海内外的著名视觉大师陈逸飞便是其中一位,也许是商海沉浮的跨界经历,也许是旅居海外的理念熏陶,陈逸飞在这方面具有超前意识,早已将其在美国的所有财产进行了安排和规划,并专门成立家族信托来解决财富传承问题。然而令人感到痛心和遗憾的是,大师对于中国内地的财产,却反而没有安排,而正是因为他在遗产规划范围上的这一重大疏忽,引发了继承人之间一案未平一案又起的,前后三次遗产纠纷,每次无不耗时长久、争夺激烈。

    三、大师们带来的财富管理启示

    遗憾归遗憾,叹息归叹息,从财富管理角度,我们总结以下几点,期望对国人尤其是艺术界的精英们有所裨益。

   (一)应尽早制定遗产规划

    艺术大师,本应尽享国人尊重厚爱,然而一旦爆发遗产争战,除亲者反目、家无宁日外,还会导致其本人和家族隐私的对外披露,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师的社会公众评价。另一方面,从文化保护角度看,按照法定继承对遗产进行分割,既可能并不符合大师的本心意愿,也可能不利于对大师的艺术精神采取整体性保护措施,继而影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因此为了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艺术家未雨绸缪,及早进行妥善安排方是大爱的表现和大智慧的体

   (二)制作资产手册并予更新

    我们注意到,围绕艺术家遗产发生的纠纷,遗产范围都无一列外的成为最重要的争议焦点,如侯耀文案、娄师白案和李可染案,都发生继承人或相关利益人相互指称对方擅自占有或转移遗产的情况,几方各执一词,又缺乏充分证据,法院也难以认定。在娄师白案中,甚至出现因无法查清事实,法院不予处理的状况。因此我们强烈建议艺术家在生前要适时将自己的作品、藏品等财产进行清点,逐一登记造册,汇总为艺术资产手册。另外在李可染案中,原告方曾出示了两份对大师作品进行清点形成的清单,但被告方并不认可其真实性,这就特别提示大家,在制作资产手册时尽量聘请公信力强的律师、公证员等专业人士,以规范流程,固定证据。同时,还要注意根据财产的变动情况及时调整资产手册的相应内容。

   (三)合理运用财富传承工具

    1、工具一:公证遗嘱

    为了避免继承人之间对遗嘱真实性的质疑,制作公证遗嘱被认为是处理遗产最具公信力的方式,既可保证遗嘱形式合法有效,又可减少继承人之间的猜忌。然而这种方式对于作品、藏品数量大的艺术家,适用难度较大。同时由于这些作品、藏品的数量时常处于变动之中,如果没有及时对最新的财产处理意见进行公证,那么基于公证遗嘱效力最高的原则,很难保证艺术家不幸去世后,所有财产均能参与有序分配,也无法保障按照本人的最终意愿进行分割。

   2、工具二:遗嘱信托

    对于财产品类繁多、数量庞大的艺术家而言,遗嘱信托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单纯的遗嘱更能保证自己意愿的实现。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就选择了这种方式。

所谓遗嘱信托,也叫死后信托,即被继承人在遗嘱中列明财产,并委托给受托人设立信托,同时详细规定交付信托后遗产的管理、分配、运用及给付等信息,受托人则在被继承人身后依据其遗嘱交办的事项,管理处分信托财产。

    然而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遗嘱在被继承人去世后才生效,因此以其为据的遗嘱信托也只能在被继承人去世后方能设立,而此时继承人可能直接对设立遗嘱信托的基础——遗嘱本身的效力发出质疑,故而“釜底抽薪”,影响所有传承安排。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香港著名企业家“小甜甜”龚如心,她采用的传承工具就是遗嘱信托,然而在她去世后,风水师陈振聪与她的继承人之间针对遗嘱效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诉讼。

    3、工具三:生前信托

    生前信托是委托人生前就将财产交付给受托人进行管理,同时委托人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制定意愿书,将去世后遗产如何进行管理、分割、运用、给付等信息详细列于其中,且委托人可以随时将自己的新增财产纳入信托当中。相对于遗嘱信托存在的遗嘱效力风险,生前信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国内外许多知名家族在财富管理中都使用了这一工具,不胜枚举。

    4、工具四:(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比信托的架构更加复杂,但在功能上也有所升级和优化,是进行财富传承的完美工具,可以实现艺术家的各种传承需求。比如聘请律师、艺术品鉴赏专家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与家族成员共同成立基金委员会,统一负责艺术资产的日常管理及运营。该方式不仅有利于艺术品的保值、增值,而且有利于保护艺术家艺术作品和精神的完整性,以促进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如果成立慈善基金会还具有慈善捐赠功能,可以在指定行业,利用慈善基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该领域的发展。如美国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安迪·沃霍尔除了少量留给家庭成员的财物外,所有遗产都用于设立基金会,以“促进视觉艺术的发展”。这样可以使艺术家的艺术理想得到不断延展。

    结语: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留给世界最丰厚的遗产,若因遗产纷争让原本可以完整呈现的艺术生命历程,最终由于私人恩怨和个体利益而使作品散落四方,实为令人痛心的天下大憾,因此建议艺术家们在身前进行详细的财富传承安排和遗产规划,以保证家人的团结,和艺术灵魂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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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财经圈流行一句话:“如果你有千万资产,私人银行找你;如果你有亿万资产,家族办公室找你。”我加一句:“如果你有十亿资产,你应该成立自己的家族办公室。”

这两年,我在和很多企业家交流时,都会谈及“家族办公室”,我发现就像对信托的认识有偏差一样,插一句往往把信托当作理财产品对待,“家族办公室”在他们看来也是镜中花水中月,有的未曾听闻,这也不奇怪,毕竟这个概念也是这两年才逐渐升温的,有的则认为是“私人银行”给超级客户提供的一种增值服务。国内也的确有私人银行重磅推出家族办公室服务,聘请法律顾问在客户有法律困惑时给予意见,但这就真的仅仅只是“增值服务”而已,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家族办公室”的功能。

真正的“家族办公室”,不是仅着眼于短期利润和财富增值,而是应该以家族永续经营为目标,关注家族财富的长远利益;不是仅解决投资理财问题,而是有能力为家族和家族企业现有及未来所有问题,包括财富管理,协调各类资源、提供全方位服务。所以一个完善成熟的“家族办公室”可以说是家族的“全能管家”。

全能到什么程度?这方面你尽可发挥你的想象力,除了财富投资、资产保护、遗产规划和财富传承等财富管理问题,还有与家族企业发展及世代相传有关的一系列工作;家族成员的一切私人需求包括婚嫁礼仪、子女教育、健康管理、旅行安排、个人爱好事务等都可以纳入家族办公室的服务领域。就像有人说“信托可以媲美人类想象力”,我说一句:“家族办公室就是人类想象力”,并且“是真正的私人定制你家族的未来”!有这样表现的家族办公室大多都是专门成立只为一个家族服务的。

这方面最举世闻名的案例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办公室,它又被称为“5600房间”,是整个家族运行的中枢,百年来它为家族提供了包括投资、法律、会计、家族事务以及慈善等几乎所有服务。

但是这么丰富的功能里面,最主要的有三项:法律筹划、税务筹划和财富管理。今天只重点说“法律筹划”。虽然历史上,“家族办公室”最初的功能是财富管理,但发展到今天在法治社会中,法律筹划才是建立和运营“家族办公室”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

一、为家族企业谋发展

从家庭企业到家族企业再到公众公司,似乎是家族企业普遍的发展路径。国内近年“家族企业治理”的概念非常热,“去家族化”也经常被各方专业人士挂在嘴边。我个人不认为“去家族化”适合任何家族企业,对那些有心延续家族荣耀的家长来说,我更倾向于重点研究如何在家族繁荣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一方面家族牢牢掌握控制权,一方面企业科学规范良好运行的双重目标。从这点来说,“家族办公室”的法律团队基于对家族企业和家族成员的深度了解,是承担这一课题的最好资源。重点解决产权梳理、治理结构、控制权安排、激励机制和企业传承等几个问题,最终实现家族与家族企业的共同发展、长盛不衰。

二、为家族凝聚助力

在家族中,有的成员参与企业管理,有的不管企业只管家,有的两者都管,还有的都不参与,虽然他们的天赋德才、身份地位、角色定位各有差异,但家族要想繁荣昌盛代代相传,就必须考虑如何凝聚每一个成员,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以保证家族整体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家族办公室”法律团队的核心使命,首先是通过制度设计来把家族成员有力度、有层次、有艺术的汇聚在一起,仿佛演奏一曲伟大的交响乐。这些工作包括:搭建“家族办公室”整体结构、确定整体运营规则、设计治理结构;撰写“家族使命宣言”、制定“家族宪法”、统筹规划家族事务处理的原则性规范;制定“家族大会议事章程”、“召开程序”等程序性规范;为家族确立行事准则等等。

这些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将对家族精神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仍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例,分享三条家规:第一条是“富而不污”;第二条“富而有义”;第三条“富而有志”。家族强有力的凝聚才能让精神永存、文化延续。

此外,为接班人进行法律培训、家族财富传承和信托构架等事务在法律筹划中也非常重要。

三、为家族成员保驾护航

“家族办公室”承担了守护家族成员的职能,其法律团队为他们提供贴身、私密的专业法律服务,包括解决争议、处理危机、投融资、配置全球资产、规划遗产等各项内容,主要形式是定制式的私人法律顾问服务。

这方面的例子大家在影视剧中看过许多,比如惯坏了的儿子陷入麻烦、挥霍无度的女儿信用卡需要监控等,都由家族律师出面处理。有一部印象深刻的悬疑剧《林肯律师》,其中的富豪之子在受到谋杀指控后,就由家族律师来物色、甄选最适合的诉讼律师。

 

所以为了实现家族和家族企业的长远目标,“家族办公室”需要建立一支由专业律师牵头的律师团队,积极主动采取法律筹划手段,为家族提供全方位、私人定制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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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两年前,我为客户的家族信托赴港奔走、连续数月多方协调时,国内多家私人银行、信托公司还在酝酿家族信托本土产品的开发,当时已经达成共识,量身定做一单家族信托的资金起点为5000万,但我的一位客户在等待数月磋商无果后还是选择了设立境外信托。直到2012年下半年,国内首单家族信托在平安信托诞生,20135月,继信托公司之后,家族信托私人银行领域实现“破冰”,花落招商银行。

家族信托以其有效的风险隔离财富传承功能,越来越受到国内名商富贾的青睐,但这一领域在境内毕竟还刚刚起步,处于探索阶段,许多业内外人士往往管中窥豹,不得要领,更有甚者,委托人自身面临法律风险而不自知。因此,我们从“财富法律风险管理”的特有视角出发,为您解析几种国内外知名信托案例类型,以供借鉴参考:

、综合型信托

综合型信托集多种目的于一体,如风险隔离、财富传承、信息保密、合理税等,因涉及多种利益,因而对信托安排要求较高,结构上需要层层架设非常复杂。顶级富豪家族,往往选择设置这类型的信托,如洛克菲勒家族、李嘉诚家族等。

1洛克菲勒家族

美国总统几代更迭,洛克菲勒家族的王朝却始终未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洛克菲勒家族设置了自己的信托公司来打理家族成员的私人财富,以达到财富增值保值、顺利传承、合理避税等功能。

据资料显示,小洛克菲勒成立了专门的家族信托公司,用于持有家族90%股权这样可以保证家族对公司股权的有效控制。

同时信托的受益人分别设置为洛克菲勒家族的子女、孙辈及对应的慈善机构,一份信托协议对应一个受益人,每份信托的本金自动传给其受益人的子女。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获得分红收益,不能动用本金,30岁之后可以动用本金,但要信托委员会同意例外的是,小洛克菲勒的妻子和女儿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动用信托的本金,只能获取收益。这一安排可以达到家族财富的有序传承,避免纠纷的产生,保证家族财富至少能够传承至第四代。同时设置慈善机构作为受益人,实现家族的慈善目的,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而且这些信托全部采用不可撤销信托形式。这意味着,委托人把资产注入信托之后,即在法律上完全失去该资产的所有权以及控制权,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出于税收的考虑

当然为了保证设立人对信托的有效控制小洛克菲勒成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信托委员会,并给予其处置信托资产的绝对权力,包括有权指示受托人按其指令行动以及在信托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的情况下更换受托等。这个五人小组全部由小洛克菲勒的亲信担任,通过这种设计信托设立人其实事实上仍然间接控制着他设立的所有信托。

2李嘉诚家族

2012525日,李嘉诚家族分家方案公之于众。李嘉诚将次子李泽楷持有的三分之一家族信托权益转让给长子李泽钜而李泽楷则将获得数倍于其资产的现金支持,以发展新事业。2900亿港元的分家仅通过一步股权转让就轻松完成,李嘉诚家族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奥秘就在于构建复杂而精巧的双层信托结构。再持有长江实业股权时,最上层是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Unity Holdco,控制下层两个全权信托的受托人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权,而这两个受托人公司又分别持有第二层结构的房产信托中的若干物业;在持有和记黄埔时,也如法炮制采用了几乎相同的双层结构,用Li Ka-Shing Castle Holdings LimitedCastle Holdco来做最上层结构,也就是说李氏家族只要控制Unity HoldcoCastle Holdco就可以控制整个李嘉诚家族企业王国。这些信托的受益人分别为李氏家族的子孙及李泽钜的妻子。此外,还单独设立了李嘉诚慈善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

这种层层信托设置,对家族财富进行了“隔离再隔离”。在这两层信托架构间有股权关系,但注入不同信托中的财产关系实际上是分割开的,这样股权转让更方便,且不会对信托里的财产造成任何影响。

通过这种信托设计,李嘉诚家族可以实现对财富的有效控制,给予子孙后辈充分的生活保障,同时便捷的股权转让方式为第二代继承人提供了顺利分家的可能性,以便鼓励家族成员不同方向的发展,稳定家族企业内部结构。这为面临分家困扰的富豪们提供了借鉴。

3新鸿基郭氏家族

新鸿基地产由已故著名港商郭得胜创办,在世时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基金,将其拥有的大部分新鸿基地产股权转入该信托基金管理。郭氏三兄弟所持新鸿基地产权益由信托统一持有兄弟三人均为受益人。  

从信托设计可以看出郭得胜在辞世前设立信托基金的目的,就是想让三个儿子“同上同落”,每个人都无法单独出售股权,或分拆业务出来自立门户。这种安排有利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避免分散股权。

然而根据郭氏家族信托基金的契约规定如委托人身故又没有代理人的情况下,除非公司进入僵局,否则公司董事的任用、解聘等事宜全部由董事会决定,这就导致家族企业实际上被董事会所控制。郭炳江和郭炳联在董事会更具影响力因此导致长子郭炳湘虽名义上兼董事长和行政总裁,没有实际控制权从而引发家庭矛盾。

郭氏家族信托的失败的原因很多:家族信托执行人安排不当,家族信托的设计不尽合理等。这些经验教训对财富拥有者设立家族信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慈善信托

家族慈善信托基金目前在国内尚属新鲜事物,但在发达国家却是富豪家族财富传承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不仅能够实现信托的功能,满足“留富于己”的传承目的,更能实现“还富于民”的社会价值。

1、邵逸夫家族

邵氏信托基金是邵氏资产的最终持有人,邵氏信托基金的受托人为Shaw Trustee Private) Limited(下称邵氏受托),邵逸夫通过信托契约授权受托人一定的酌情权用于挑选的任何个人或慈善组织作为信托基金的受益人从而实现信托在慈善与家族传承两方面的作用。

2、王永庆家族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也设立了慈善信托——长庚纪念医院基金会。该基金会于1976以捐赠股份形式成立,台塑集团核心企业的主要股东随后不断注入大额资产然后购买核心企业的股权,持股比例不断提升。王永庆还透过基金会理事会让子女们把持基金营运权,领导长庚纪念医院,实际上等于间接控制了集团的核心企业同时王永庆还赋予理事会选择慈善基金受益人的权利,这样家族就可以全面控制该基金的流向。

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信托存在一定弊端。因为受托人的职责在于为受益人利益服务,这意味着受托人需要权衡受益人的身份利益。如果一个信托的受益人全都是家族成员,他们的性质比较相同,而如果受益人分为慈善组织和家庭成员两种类型,则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导致部分受益人对受托人行使权利的效力不与认可,进而影响信托的执行

三、信托式持股

利用信托持有公司股权的设计,在多种功能、架构复杂的家族信托中往往是最关键的结构之一,例如上述被我们总结为“综合性信托”的洛克菲勒家族信托、李嘉诚家族信托中都主要运用了这一手段。这里单独列出来专门解读,是为进一步聚焦分析信托式持股在抵御股权分散风险方面的突出优势。

1、默多克家族

默多克并不直接持有新闻集团的股权,而是通过家族信托基金持有15%的股份。但实际上默多克通过同股不同权机制,使得家族信托基金实质上拥有对新闻集团38.4%投票权。这种安排确保默多克家族可以有效规避因离婚、继承而引起的家族企业股权变动。

另外默多克还采取了不同子女区别对待的策略,前妻的4名子女享有基金的表决权,而邓文迪所生的两个女儿并不享有表决权,而仅拥有受益权。这一设计进一步加强了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控制,防止外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2、龙湖地产

2012年龙湖地产掌门人吴亚军与前夫蔡奎结束婚姻关系,而股权分割却波澜不惊,这是由于公司上市前,两人已将各自的股权分别设立了信托。吴亚军通过吴氏家族信托基金持有超过公司45%的资产,前夫则通过蔡氏家族基金持有公司30%的权益。两个信托独立持有股权,分别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独立管理相关资产。 

这两个例子很好的展示了信托式持股安排,可以有效防止因股东自身原因引起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因婚变和继承纠纷影响企业运营的风险。

、败家子信托

为防止家族继承人成为纨绔子弟,或者受益人挥霍财产,一些富人在设立信托时会专门设置“败家子条款”,又称“限制挥霍条款”,即禁止受益人转让、授予或者处理信托财产,达到保证子女富足生活,防止过度骄奢的目的

1、沈殿霞信托

据媒体报道,肥肥去世时将留下的数千万港元遗产成立信托,受益人当然是她最疼爱的女儿郑欣宜,信托规定待郑欣宜结婚时可以领取部分资金,并规定面对资产运用等重大事项时,最终决定都由受托人负责审批、协助同时肥肥指定前夫郑少秋和信赖的朋友共同组成信托监察人,监督受托人在管理与运用信托财产时有无违反信托合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郑欣宜因年纪太小、涉世未深而挥霍遗产,二来可以防止有心人士觊觎庞大财产,三来杜绝受托人“监守自盗”

2、梅艳芳信托

梅艳芳去世时也为母亲设立了类似目的的信托,以防止母亲赌博挥霍,并保证其晚年富足生活。然而,由于其遗嘱效力受到挑战,且缺少“保护人”、“监察人”等角色设置,执行不力,所以自阿梅去世,就不断遭遇诉讼,近日媒体更是爆出梅妈无钱生活,交不起房租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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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家族信托在财富传承方面的功能非常突出。国际上利用信托传富的案例不胜枚举。戴安娜王妃就成功运用遗嘱信托,给两位年少的王子留下了巨额财富。

    根据戴妃生前立下的遗嘱,她将自己遗留的2100多万英镑的巨额遗产,其中包括她与查尔斯离婚时获得的1700万英镑赡养费和她拥有的股票、证券、珠宝、名贵衣服等个人物品全部纳入信托。并要求将1/4财产平分给17名教子,另外3/4财产则留给威廉和哈里王子,他们每年可以不受限制的支取金额25万至30万英镑,等到年满25周岁才能正式领取全部本金。同时戴妃还在一封给受托人的“愿望信”中表明:“我希望你把我所有的珠宝平分给两个儿子,将来他们的妻子可以拥有这些珠宝,并在特定的场合佩戴。”

这笔巨额遗产在扣除遗产税850多万英镑后,净额为1200多万英镑,但经过信托受托人的多年运作,在威廉王子25岁生日前其收益已达到800万至1000万英镑。

更被传为佳话的是,2010年威廉王子向凯特求婚,使用的订婚戒指正是戴妃遗留给爱子的礼物,当年她与查尔斯订婚时也是佩戴着这枚钻戒。威廉王子说:“母亲会见证我们的喜悦和兴奋。”

其实,戴安娜王妃是在与查尔斯离婚前就做好了这一安排,虽然其去世后17名教子的受益权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但在两名王子的受益方面却执行得非常成功,瑕不掩瑜、堪称典范。从中我们可以领略,信托的财富传承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专业运作,防止财富“缩水”

    “传富”,首先要想办法解决财富的损耗,否则因为通货膨胀、汇率变动、税收等诸多因素的作用,财富在传递和持有过程中必然缩水,越来越少。因此财富的“保值、增值”是代际传承的计划和执行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继承人自己往往缺乏投资理财的专业技能,尤其当继承人年老或尚幼时,除了不善理财、容易挥霍,还有财富被他人觊觎因而流失的风险;但如果由受托人来管理财富,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他们可以聘请由律师、会计师、投资顾问等组成专业团队,通过各种专业技术手段有效避险,并致力于实现财富的稳健增长。例如刚讲到的戴安娜王妃,遗产在身后几年就增长了60%到接近一倍的比例,功劳全在信托。另一个例子是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遗产在身后以每年高达九位数的速度创收,年收入甚至超过当红明星麦当娜,也都是依靠信托受托人进行运营的成绩。

    二、你能想到,信托就能做到

   有人说信托是“坟墓里伸出的一只手”,这个毛骨悚然的比喻非常形象的诠释了,信托在保障传承人意愿得以实现上的强效作用。传承人可以通过信托契约和“意愿书”来对自己的想法予以明确,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实现“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想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想附什么条件就附什么条件”的自由意志,当然这里要排除一些违法情形。

  “意愿书”的撰写非常灵活,并可以随时修改,这方面可以极尽传承人之想象,比如:曾有人约定,受益人必须每三个月清扫一次墓地,否则将取消受益资格;还有人约定受益人必须按照标准照顾好自己的宠物,才可以获得相应信托资金。至于规定子女在一定年龄之前只能定期获取生活费,满龄后方能一次或几次提取本金,更是常规做法。

   信托设立后,受托人即负有按照信托契约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义务,并且一般会将“意愿书”作为其管理信托的指引,尽管“意愿书”在法律上并没有强制的约束力。而受益人相应就信托财产对受托人拥有权利,如果受托人怠于履行职责,可以要求其承担责任,并予赔偿。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保证传承人的放进信托的财产始终按照其生前意愿进行分配。

三、隔代传承,实现财富跨代流转

    在我国当前的继承法理论和实践中,被继承人如果在遗嘱中写明,继承人死亡时或满足某种条件时,应把遗产转给指定的其他人(后位继承人),会被认为无效。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父亲在遗嘱中说,我的别墅给儿子继承,但儿子死亡后要把别墅留给孙子,不能给别人。那么我们来分析执行效果,别墅给到儿子这一层是没问题的,但是儿子百年之后就不把别墅给自己儿子(孙子),而给了外面的私生女,这也没有办法,因为从法理上说,儿子继承了别墅就拥有了所有权,可以按照其自己的意愿来处分,父亲的遗嘱对他并不能进行约束。

    也就是说如果选用遗嘱作为传承工具,仅能实现财富在下一代之间如何分配,无法对财富在第三代之间如何处理进行安排。这对于那些梦想“富过三代”的财富拥有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信托,却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传承人可以在信托文件中指定继承人和后位继承人都为受益人,并且约定在什么情况下,受托人才把财产分配给后位继承人。比如父亲在信托文件中指定儿子和孙子都是受益人,要求受托人在自己去世后,首先是把财产的收益和本金每年分配一定额度给儿子,但如果儿子去世了,就分配给孙子,甚至还可以约定,如果孙子去世了,就给孙子的下一代等等。因为信托构架使受托人保有财产的所有权,受益人拥有的仅仅是财产价值的受益权,所以不存在法理上的处分他人所有权障碍。

    加之信托可以存在较长期限,如我国香港地区可以设置为80年,而在美国的个别州,甚至可以设立永久的、无限期的信托。那么传承人在这个信托期限范围里,就实现了隔代传承的目标,对其财富在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后位的继承者之间如何分配进行安排

    最后分享一个案例,美国曾经有一份著名的“百年遗嘱”。写下这份遗嘱的是一个亿万富翁叫威灵顿。为防止因为财富影响后代的创业精神,他去世前将财产全交给律师保管,并在遗嘱中明确规定:自己死后,除了给每位儿孙留下一万美元的生活费和创业基金外,其他所有财产全部“冻结”起来,直到自己死后100年,他的后人才能继承全部遗产。2011年5月,威灵顿去世100年。负责处理威灵顿遗嘱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找到了威灵顿的曾孙们,告诉他们,根据威灵顿先生的遗嘱,现在,你们这些后辈已经可以继承他的这份遗产了。另外,律师还告诉他们,威灵顿先生当时留下的遗产是1.1亿美元,但100年过去了,这笔巨款所产生的利息远远超过了本金,达到了5亿美元。曾孙们经过商量,最后一致决定,将这5亿美元以威灵顿的名义设立一个基金,专门用来帮助社会上那些自我创业的年轻人,让威灵顿的创业精神世代传下去。这份百年遗嘱通过信托的形式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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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引言:香港著名歌星梅艳芳香消玉殒已经十多年,但江湖关于她的纷争从未间断。上月26日,梅艳芳的母亲,人称梅妈搭电车返跑马地寓所,下车时不慎失足跌倒,入住铜锣湾圣保禄医院。在医院里,梅妈公开阿梅于2003年12月3日,也就是去世前27天订立的遗嘱,作出控诉声称自己生活困苦。作为孝顺女的梅艳芳曾在遗嘱中表示,为母亲安排了优质的晚年生活,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梅妈却处境如此狼狈?梅艳芳的遗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本文不涉及对梅艳芳家庭关系和母女纠葛的讨论,仅从法律角度就其遗产安排进行专业分析和评价。

    一、梅艳芳对遗产的安排

   梅艳芳去世后,留下了总价值约6800万港元的遗产,其中包括6处物业和300多万港元的现金。她在2003年12月3日签署的一份遗嘱中,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了分配:位于香港跑马地毓秀街的物业及位于英国伦敦的物业,赠给好友刘培基;给兄长梅德明及已故胞姐梅爱芳的4名子女共170万港元,作为大学学费。

同时梅艳芳通过遗嘱,设立了一个家庭信托,用于保证母亲的生活。该遗嘱信托受托人为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汇丰国际信托),受益人为梅妈,受托人每月支付受益人梅妈7万港元,以确保其优质生活。待梅妈去世后,信托财产将由受托人捐赠给妙境佛学会。

   二、梅艳芳遗愿执行情况

   1、遗产纷争不断

   梅艳芳去世三个月后,梅妈就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妙境佛学会和刘培基,要求法院宣布梅艳芳生前所立遗嘱无效。经过长达四年的审判,香港一审法院于2008年6月16日认定该遗嘱有效。梅妈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再次驳回了梅妈的诉讼请求。之后又于2006年3月和2007年8月,将以上几方连同主诊医师一并告上法院,质疑他们串通欺骗梅艳芳立下遗嘱窃取其遗产。直至2011年5月10日,香港高院下达终审判决书,梅妈最终败诉。

   2、母亲老无所依

   但是这场纷争历时六年有余,却并未尘埃落定。在法院最终裁判梅艳芳遗嘱有效情况下,梅妈因不满每月只获7万元生活费而屡兴诉讼,后经法庭改判每月可获生活费12万元。然而作为信托受托人的汇丰国际信托却一直延迟发放梅妈的生活费,甚至曾一度迟发9个月之久,以至于梅妈债务缠身。

   3、个人隐私曝光

   2011年在获知遗产官司败诉后,时年88岁高龄的梅妈曾向记者大爆女儿不为人知的隐私,并声称为筹钱打官司,将不惜出书进一步公开梅艳芳生前各种隐秘,以吸引大众眼球捞金上诉。

   4、故居遭到拍卖

   梅艳芳去世后,梅妈屡次将遗产信托受托人——汇丰国际信托诉至法院,要求支付生活费,但受托人向法庭表示遗产中流动资金不足,且每月还需为物业支付管理费及差饷、遗产执行人每月法律费用等20万,因此不得不考虑出售梅艳芳故居,以支付相关费用。

   三、解析梅艳芳信托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1、遗嘱信托的基础——遗嘱,效力遭质疑

    梅艳芳的遗产安排中,所使用的法律手段是“遗嘱信托”,而所谓“遗嘱信托”是指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来设立信托以处分身后遗产的制度。立遗嘱人,也就是委托人,在遗嘱中表明将遗产交付于受托人管理的意愿,同时指定受益人,并详细规定如何分配、运用及给付。待遗嘱生效后,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此时信托方才成立。

   因此,这类信托的成立必须依托一份生效的遗嘱,一旦遗嘱本身无法产生效力,信托也就丧失了合法存在的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意味着如果财产分配方案,不能让所有人继承人或受益人满意,相关利益人就极有可能剑指遗嘱效力,并采取“釜底抽薪”策略,启动诉讼程序来推翻遗嘱。

而围绕梅艳芳信托发生的纠纷,有前后两类:2011年5月前的至少五次诉讼程序都是遗嘱效力之争;之后则是要求受托人履行职责之诉。其原因就是梅妈认为自己作为梅艳芳唯一的直系血亲,理应成为最大获益者,但事实是遗嘱显示,梅艳芳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了“外人”,而她只有每月领取生活费的受益权,不可能是阿梅真实意愿;加之梅艳芳遗嘱是在其死前27天订立,已经是在弥留之际,这也成为梅妈怀疑遗嘱真实性的主要攻击点。

    事实上,在遗嘱信托案例中,因遗嘱效力发生的纠纷层出不穷。远的不说,在近年来被媒体频繁报道的,香港前女首富龚如心的遗产纠纷案中,风水师陈振聪与龚氏家族也是因为遗嘱的效力发生争议。在该案中,双方分别持有2006年版遗嘱和2002年版遗嘱,究竟哪份有效?戏剧性的是,两方各自聘请全球最顶尖的笔迹鉴定专家,竟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该案历经4年审判,最终确认了龚氏家族持有的2002年版遗嘱有效。

   启示:可见遗嘱信托最大的风险,来源于遗嘱效力的认定。对此给出两条建议:一是订立遗嘱时,不仅程序操作上尽可能委托专业人士,实体内容的设计也应该征求专业意见,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遗嘱被挑战的风险;二是再完美的方案也难以抵御人性的风险,而遗嘱的问题在于“死无对证”,所以在健康的时候就要考虑传承规划,尽可能用“遗嘱”之外的工具,去解决主要财产的重要安排。这样在生前就可以确保,自己的财富能够有序的在继承人之间,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传承,以免后顾之忧。

   2、没有设置保护人角色,无法监督受托人

   当然对于财富拥有者,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做好最完美的财富传承规划。例如梅艳芳因癌症去世时才40岁,从公开消息到香消玉殒只得数月,遗嘱是去世前27天时订立,我们没有立场去苛责阿梅,为什么没有再早点做安排,毕竟她比未曾留下只言片语的其他人,要明智的多。而且为了防止母亲和家兄挥霍财产,专门设立信托也说明她用心良苦。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这个信托中依然有一个漏洞,就是没有设置“保护人”这个角色。

    在信托构架中,委托人可以安排一个或几个人担任保护人,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监管,以保证受益人的利益。保护人最大的权力是撤换受托人,一般由关系密切的亲友或家庭律师来担任。这方面规划的比较成功的,是另一位著名香港艺人沈殿霞的遗嘱信托。同样也是罹患癌症,沈殿霞就较早开始考虑身后事,为年仅20岁的女儿郑欣宜设立遗嘱信托,把价值到1亿港元的全部资产,包括不动产、金融资产和珠宝首饰,全部放到信托里面。同时她选择女儿生父郑少秋、自己的大姐及其他两名好友,组成保护人委员会,共同监督信托的运营,以保证受托人按照信托契约,为了郑欣宜的利益尽职管理信托财产。

     而在梅艳芳的案例中,梅妈一直以各种形式控诉受托人汇丰国际信托,称阿梅在遗嘱中承诺要保证其晚年优质生活,却未曾实现。无论媒体和公众对梅妈作何评价,至少从公开资料看,2012年到2013间梅妈有长达9个月未曾收到生活费,欠下房租几十万。这不禁引发疑问,受托人是否尽职的履行了信托契约?由于缺少保护人设置,受托人实际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那么其是否充分保护了梅妈的利益,就只能通过法院进行事后监督,费时费财,且效果不甚理想。

    启示:建议财富拥有者在设计信托架构和签订信托契约时,一定要有能代表己方利益的专业律师深度参与,因为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往往是私人银行或信托公司)实际上是甲方乙方的关系,利益并不一致,全由对方主导等于放弃自身权益。请律师综合分析信托目的、信托资产特性、信托成立地法律法规等因素,评估信托构架方案,其中尽可能考虑设置保护人角色,以更好的保障信托将来的运转符合初衷。

    3、受托人与资产类型不相匹配

   在梅艳芳信托中,受托人为汇丰国际信托公司,系汇丰集团旗下子公司,属于非独立信托机构。这类信托公司附属于银行或上层金融集团,在帮助客户管理金融资产方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但同时也因为与本银行其他业务部门的关联性,而使其在投资决策上的客观性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此类银行背景的非独立信托机构,虽然擅长打理存款、基金、股票等金融资产,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类型资产的管理。而梅艳芳遗留的财产除了几处的物业和少量的现金这些有形资产外,更多的是作为名人可能产生的无形资产。遗憾的是梅艳芳留下的无形资产并没有得到恰当的管理和运营,因此导致她遗产不仅没有保值增值,反而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变卖物业支付梅妈的生活费用。

    如果当初梅艳芳选择独立的第三方信托机构,或者根据需求成立私人信托公司来作为受托人,甚至成立私人基金,就可以更加灵活、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其各类资产,包括肖像权、音乐版权等无形资产。例如梅妈在采访中曾表示,希望成立梅艳芳纪念馆,这就可以成立由家人、好友、专业人士等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建设和运营,将能更好的保证受益人的权益,同时还有利于延续艺人的艺术品牌和精神。

    如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就有遗产管理委员会组建专业团队,对其无形财产进行经营管理,发布纪念唱片,销售周边产品等。仅仅在他去世后12个月内,相关盈利就高达1.73亿英镑。

    另外鉴于梅艳芳留下的现金不多,遗产流动性相对较差,应避免选择按总资产比例收取费用的受托人,减少资金占用,这对于保障受益人利益会更为明智。

    启示:选择受托人是一个全面考察、综合衡量的过程,需要考虑受托人的类型、专长、信誉、收费、所在国法律等诸多因素,应当充分了解、多方比较、谨慎决策,因为一旦托付,将关系到财富传承安排的执行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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