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和基督教的世界性

民心问题一直是任何统治的心头大患。除非赢得民心, 否则统治无法长期维持。这是几乎所有统治者的共同知识( 个别弱智或者太昏之君不算) 。但这一知识平淡无奇, 仍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民心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获得民心”, 而是“如何能够获得民心”。假如民心问题无非是统治者与民众如何分权分利以及民众之间如何分利, 问题就会变得比较简单,尽管往往仍然难以得到一个普遍满意的解决。可是更为困难的是, 人们并不满足于物质利益, 即使有了公正的利益分配也仍然不能完全获得民心。虽然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需要和诱惑, 但物质收益无论如何增长都会很快使人习以为常。

物质利益与民心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不能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就不可能获得民心; 而如果只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也不可能获得民心。人民除了物质需求还要精神需求, 人民想要获得全面的“好生活”。可是这样的话, 民心问题就不再简单了, 因为精神是最麻烦的事情。事实上, 人类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 或者说, 关于“好生活”的客观知识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显然, 很难有一种政治或者一个社会能够满足各异之心所想象的各种好生活。

如今是教授辈出的年代。教授排山倒海，种类形形色色：专职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特聘教授资深教授，博导教授硕导教授A档教授B档教授C档教授，以及刚刚出笼热气腾腾的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四级……不用说，教授多不能说是坏事，再说不多我也挤不进教授行列。 
　　
然而若问及我心目中的教授——说偶像未免轻薄失礼——我眼前浮现出的则是与当下教授群体全然无涉的三个字：陈寅恪！先生仿佛珠穆朗玛摩天的冰峰，寒芒四射，又如拂晓远空孤独的银星，英气逼人。 

吾生也晚，不曾受业先生门下，专攻亦相去万里。惟一或可称上缘分的，是我和先生同样在岭南名城广州生活了20年，而且有三四年就同先生居住过的康乐园——中山大学校园比邻而居。惜乎我到达广州的时候，先生于六年前就已永远离开广州、离开人间了。 

然而我还是同先生“相遇”了。十几年后，我在暨南大学校园一家小书店里有幸“邂逅”了先生。先生静静现身于房间角落荧光灯下一个简陋的书架：《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6年7月版），于是我把先生小心请进了我的书房。从此我认识了先生，认识了20世纪一位独步孤叹的卓越的学人，认识

可怜的初中学生，从初一开始，每天就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为了考试，为了分数，中国的孩子过早地失去了童趣，青年学生从心理上失去了青春期，都变成了学习（其实已沦为记忆）、考试机器。

中小学以及中小学老师们的许多做法，只能让人绝望。收费，不停地收费，变着花样地收费，新闻里刚刚听完温家宝总理说今年义务教育国家又投入了多少，免除了多少人的学费，可是现实告诉你的正相反：收费正欢。以前学校都有校服，大家已基本接受，后来每个班都要求有班服，谁也不差这一套衣服，为了管理需要，也可理解，可是让人长见识的是，现在又出来“年级服”了。到这一步，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的校服、班服有多大成分是为了管理需要。这无非是把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变成了“市场”和“客户”，而学生们在学校和老师面前是多么的弱势群体呀，远比消费者之于商家、劳动者之于雇佣者更为弱势，对于后者尚且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可是那些被圈在校园里的学生作为消费者由谁来保护呢？他们的“商家”就是在他们心目中本该具有极高声望和威信的学校和老师呀！这是多么的可怕！更可怕的是，一旦孩子们

在“经济人”假设越来越成为现实的情势下，买书也是为了写书，前者算投入后者算产出，最终是那句古语：“著书皆为稻粱谋”。这很深刻，但不尽然。除了“稻粱谋”，还有“淘书乐”。买书、看书本身有乐趣在，自不待言。若非为了评职升级而赶制“专著”，言为心声而著书何尝不是更大的快乐。只是要求言必由衷、言必己出，并且不落俗套、益己利人，就难了。古人云“十年磨一剑”，现代体制下怕是没人能做到，但要真出一本十年后还能在书架上立住的书，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恐怕还是做不到。就此来说，情势虽然有变，古老的箴言却并未失效。

“淘书乐”“乐”在一个“淘”字。“淘”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淘”是目光如炬，历尽千辛万苦始得“金”；“淘”是慧眼独具，在成千累万琳琅满目中忽然现出一抹亮色。“淘”是一种经验，只有爱书人才体验得到。一个“淘”字道尽了读书人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性情。

“淘书”不同于大款买书。大款迁新居填书架，一度流为时尚。于是，一套套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诗》《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汉译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