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世紀版》2007年11月25日）
八月二十五日，我從紐約飛到愛荷華洲，降落於Cedar Rapids機場。我把腕錶撥慢了一小時，紐約與愛荷華有一小時的時差。在地球的時差上，紐約與香港剛好「一個對」（晨昏倒顛），愛荷華再墮後一小時，時間感覺更是遙遠了。時間之外還有空間，如果紐約還有摩天大樓、地鐵、滿溢的都市符號可資與香港對號入座的話；愛荷華全然是一片綠洲。好的，我就是希望走得更遠。
從機場到愛荷華大學，沿途盡是大片平坦的綠地，金黃色的玉蜀黍田隨處可見。玉米之外，愛荷華是美國出產豬隻的重地，據說豬的數目是這裡人口數目的三倍。說到愛荷華，不可漏掉的還有位於其中東部的愛荷華大學，公立的長春藤，偌大的校園自成天地，因為一所大學，整個洲都戴上光環──「愛荷花的光華」（聶華苓語），儘管這裡根本沒有荷花。
這所大學在愛荷華於一八四七年立洲的五十九天後創立，可說與愛荷華共生共存。風光明媚，事蹟不絕，譬如說，這裡的醫學院及醫院是全美一流的、法律系的圖書館也位列全美之冠、它是最早給女性頒授法律學位的美國大學等等。而與寫作相關的，不能不提愛荷華大學聞名遐邇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一九三六年創立，出過不少大小說家與桂冠詩人。愛荷華大學是首間頒授M.F.A. in Creative Writing的大學，開風氣之先，已成此中典範。因為愛荷華大學，愛荷華成了一個大學城；因為「作家工作坊」，愛國華大學成了一所寫作大學。
說到寫作大學，當然還有這裡的「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自一九六七年成立以來，這個計劃已把超過一百二十個國家的一千一百位作家聚合起來，
今年正好是四十周年。江山代有人才出，站在巨人肩上，這裡新添的神話有土耳其作家奧罕．柏慕克（Orhan Pamuk），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九八五年的“IWP Alum”。每年八月至十一月，在天色怡人的秋夏之交，分佈於世界不同角落的小說家、詩人，都紛紛來到這裡，像朝聖一樣，進行一季的文學交流。計劃由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詩人Paul Engle及其文學家妻子聶華苓創立，最初被視為一個瘋狂構想；看聶華苓的《三生三世》，方知這瘋狂構想源於一瞬間的念頭，在兩夫妻一次撐船的途中，聶華苓靈機一觸，向保羅提出這個空前構想。都說水是生命，愛荷華河原是播種的搖籃。多年以來，這計劃與中國有深厚淵源，
曾參與其中的中國作家近一百位之多。政治力量、國土邊界把作家打成離散的遊魂，獨獨在愛荷華，文學成了一塊強大磁鐵，奇蹟般地把離散的凝聚起來。如果人類過於理智，如果人類過早扼殺瘋狂，後來的事就斷斷不會發生。瘋狂的構思，後來在美國追隨者眾，「國際寫作計劃」成了不少文學交流計劃的模範。一九七六年，Paul Engle及聶華苓，因在「國際寫作計劃」上的貢獻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文學與和平，被放上一個和諧的天秤。
近十年，從內地到此的作家大致沒有間斷，台灣、香港的卻斷了多時（香港更久），今年因緣際會來到此地的駱以軍和我，沒料到接上了一個長長的缺口。
在我十多年的寫作人生中，二○○七年是特別的一年。在香港的文化環境中，文學作家常常都是無主孤魂，也不一定特立獨行，只是乏人問津。像這陣子三十多位作家密集地相處、感覺有點像作家公社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史無前例的經驗。要把作家所屬的（如果真有所屬的話）國家標示出來，你必須攤開一張世界地圖，把地圖當成手卷，以經為軸，從澳洲翻到亞洲，從亞洲翻到歐洲，再至非洲、南美洲、北美洲，而最後你發覺麥哲倫果真不錯：地球是圓的。有些國家比較親近，曾經踏足，有些你只在文學中交錯相會，有些則聞所未聞（詳情不贅，有興趣可看www.uiowa.edu/~iwp）。
也別笑我孤陋寡聞，在美國，有人把南斯拉夫西部的Montenegro錯認在非洲（因其”negro”之名），連蒙古都有人以為在非洲（那就情非可原）。所有作家加起來，就是一堂世界地理課。國家組合又與當前國際政治有點關係。地理之外，語言更是複雜得無以復加，阿拉伯語、土耳其話、西班牙語、蒙古語、希臘文、意大利文、中文等等；來自肯亞的作家說單單非洲就有二千種語言；來自海地的女作家會說法文、英文，
但撩撥心弦的必是海地語，一次她談著海地語時哭了（我又如何告訴他們廣東話之歷史與邊緣，以及我們長年累月口與手之交纏？）關在房門，各自磨踭於各自的大國或少數語言，我想到聖經裡的巴別塔，人們說著不同的話，彼此相隔。幸或不幸，我們有了英語，世界的共通語言，你明知權力運行其中，但你有溝通的慾望，那就只能征服英語，或被英語征服。你看到一些作家吃力地吐出英語，你忽然感激自小接受的殖民地教育──老牌的聖公會中學，在二十年後，讓你在她城少吃了一些苦頭。是的，你明白，語言與殖民歷史密不可分，帝國與國際血脈相連。你知道自身殖民歷史的特殊，母語的舌頭未被割斷。很多國家有著不同的殖民歷史，國家的觀念從來不是自有永有。你設法明白，但終究難以理解；你以英語敘說著自身城市的故事，從小漁村到國際都會，你邊說邊自我質疑，溝通的時候是否也在製造誤解。
或者，唯一共通的語言是文學，你如此理解理想國。三個月來，文學活動是頗頻繁的，一般來說，每位作家都要給三場演講，一場在愛荷華公立圖書館，文學講題不一，有談寫作與閱讀、寫作與流徙等等。另一場是「當今國際文學」課，給大學的文學生上的，每位作家說說自己的文化環境與個人寫作，然後是答問環節。另外則是朗讀作品，在「國際寫作計劃」的辦公室或一間叫Prairie Lights的書店中。跟文學課相反，這裡不設問題，把文學還原為純粹的朗讀，詩歌也好，小說也好。各人英語語音有別，有時跟不上來，如墮雲霧之中，但有人不過希冀聽聽別家語言的聲音，純粹的音節彷彿也有種魔力。愛荷華城有不少電台，有些是學生自辦的，圖書館講座和朗讀環節，都會在當地作電台廣播；我想到我城，何時才有一個像樣的文化電台。其餘還有大小不一、未能詳列的文學活動，如翻譯工作坊、電影放映、戲劇表演等。我還給這裡的高中生、愛荷華大學的中文部談文學，並到芝加哥西北大學進行文學交流。
如此這般，我想到應該也思考一下”Writers as Speakers”這個題目，如果作家的己任本是伏案寫作，也許，在「表演型社會」的要求下，作家都要自我裝備，從桌子走到台上，不一定雄辯滔滔、能言善辯，卻起碼有臨危不亂、面對聽眾不會面紅的本領。在一場演講中，我以羅蘭巴特的話自嘲說：“Who speaks is not who writes, and who writes is not
who is.” 大家都笑了，起碼明白我說甚麼。其實也不僅是說笑，深究下去也與作家的身份角色有關。我剛剛讀完的一本小說──南非作家J. M. Coetzee的Elizabeth Costello，就是以一位澳洲小說家（與小說同名）的一場場演講為故事結構的。
在大學城中，只要你說到IWP，人們都知道你是來交流的作家。當然，作家的身份其實也只是一種識辨，有時我在大學裡閒逛著，也想像或希望人們想像我是這裡的一名亞洲學生。怎可能不想像呢？美麗如斯的校園，空間設施如此充足，學生在休息室中可以在沙發上橫臥打盹，空間的窒息感不是這裡所明白的。深夜十二時有人還在跑步、踏單車，看到你會跟你打招呼；圖書館開到深宵二時，簡直是我這夜貓子一族的天堂。藍天白雲，永遠響著蟬鳴；秋收時份，紅葉燒個漫天荒野，碎步踩著落葉可以聽到脆裂。只是，面孔騙得了人，心靈卻是隨歲月積上了灰塵。你看到年輕學生在草地上擲飛碟，呀，飛碟這東西，年輕得跟你恍如隔世。歲月不能回捲，做不成學生，當個遊客倒是沒年齡限制的。我們到體育館看西部牛仔表演，到Kolona看與文明隔絕，堅執地過著虔誠簡樸生活的Amish群族，到密西西比河山脈看印弟安人留下的Effigy Mounds。沒料到一個月多來，在愛荷華竟然看到Queen Latifah（電影《芝加哥》中飾演Mama Morton一角的黑人歌手）、Suzanne Vega、Bob Dylan的演出。是的，波蘭裔英國學者波曼（Zygmunt Bauman）告訴我們，遊客是現代的朝聖者。作家、朝聖者、遊客、浪遊者、演說者、欣賞者、遁世者、偽學生、中國人、香港人，一個人本來就是不同身份的轉換與集成。
來到愛荷華不久，經常被問及的一個問題是：你喜歡愛荷華嗎？嗯，豈能不喜歡呢，這樣一個標緻的童話世界。人是年輕的，美麗的，純良的，開明的，未經風霜的；最能捉緊大眾神經的是美式足球；罪惡是看不到的，乞丐幾乎沒有；汽車讓路，塗鴉不見。天空如此澄藍，空氣如此清爽，讓你忽然想到，如果世間真有造物主，祂許是患了偏愛症的。這裡的屋子，幾乎全都是三角尖頂、頂上有煙囟、門前有一道樓梯、草地；有次跟馬他、匈牙利作家談起，我們都說，小時候在紙上畫的屋子，就是這般形狀了。好笑在我們各自的家鄉根本沒有這種屋子，怎麼會這樣畫，天曉得，也許如果柏拉圖是對的，這便是屋子的理型吧。理型的世界不就是童話嗎？但一塵不染的童話到底太輕了，我不確定寫作是否需要多一點的齷齪、骯髒，
以及晦暗（儘管晦暗在心，不在外邊）。只是看真，寂寞的老人、襤褸的流浪漢、通緝犯的告示，通通還是有的。如此，童話世界又添上一點真實，儘管這樣說也是有問題的，因為，
這一九○○畝的大學城，本來就是真真實實地存在的，於美國中西部的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