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作协又出了件挺搞笑的事，著名作家张扬打人了。打的是湖南作协一个姓彭的女干部。据张扬说，此女干部在他看来有多桩罪恶，包括担任多个职务，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等。打她是要引起媒体关注，好把作协的种种丑事抖出来。对此我有些看法。第一，先不论此彭干部是女人，小人，还是女小人，在我看来，打人总归是不对的，我表示反对。第二，就算非要打人，也不该打这种小鱼小虾，真要打，该打她的领导。因为就算她“为非作歹”，那也是领导惯的，我就不信她能牛B过作协的领导，能够撇开领导一手遮天。第三，以此方式引起媒体关注当然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过要借以达成老作家的愿望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今的作协基本上可以说是官场，全中国都一个样。每年花纳税人无数钱，养着一些厅级处级科级科员级的闲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吃喝玩乐，因为闲得慌，所以不时互相掐架，所谓正经事几乎不做，对作家却极尽刻薄之能事。我对官场之种种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也对作协了然于心。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罢了。

  要说打人之心，我今年也

一、    红楼概况

海关红楼，位于广州市沙面东端，现沙面大街2、4、6号，曾是粤海关外籍高级官员住宅楼兼关员俱乐部。因其外观为红顶、红墙，被俗称为海关“红楼”。

红楼为前后两排三层楼房。主楼位于南，一到三层建筑面积约4200平方米，地下设净高2 米的半地下层作地库，地库外墙开通风采光窗。全楼大小房间41间，有窗？？？？，蔚为大观。后院的副楼位于北，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前后两楼造价25.5万两银元。

主楼一、二、三层都设南北外廊。南外廊宽3米，北外廊宽2.3米。第一层东面也设一段外廊。第三层东面还设有悬挑阳台。各层平面被两堵南北向横墙分为左中右三部分。正立面设左中右三座台阶

精雕细刻 珠圆玉润

——评长篇小说《九龙破》

                                         赵东

一拿起这本沉甸甸的《九龙破》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竟然不知不觉中一口气把三十多万字的一个长篇读完了。这部小说写的是大背景下的大事件，却处理得细致入微、珠圆玉润，小说擅于从人物和生活的细微处落笔，取材上不外乎是日常琐事和世间常情百态，却在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上演绎得环环紧扣、风生水起，把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地域文化烘托得淋漓尽致。

这部小说让我不禁想起杜牧的一句

  番禺的垃圾焚烧厂终于闹得人尽皆知。先是周围的住户反对把焚烧厂建在自家门口。接着闹出了垃圾门事件，扯出了市府一高官与垄断企业的特殊关联。由此又扯到了政务公开、透明和问责等等问题。我对垃圾焚烧厂本来不太关心，正像某副市长说的，垃圾焚烧厂总得建，总得放在某些人的家门口，这就免不了有人有意见，所以理当哪里的垃圾就该在哪里焚烧，番禺的垃圾不在番禺烧，难道拉到从化去烧吗？就在番禺人民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有一天我从北二环下来，赫然发现某副市长提及的李坑垃圾焚烧厂就在离我家往北八公里处，当时也就骂了一声他妈的。我是说，自己的运气看来不坏。可也没办法，谁让你在置业前不到周围作一番深入调查呢?事实上是，调查了又如何？人算不如天算，就算你有幸今天不与垃圾焚烧厂为伴，难保明天不会从天上掉下个垃圾焚烧厂来，番禺就是个好榜样。中国人真是可怜，你永远不知道家门口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一不小心就会有条高架桥、一个垃圾厂、一个化工厂或是一座垓电站从天而降。最近除了城南的垃圾焚烧厂，还有件事也闹得沸沸扬扬，那就是城西的金沙洲。众所周知，那是规划给广州的穷人住的，

这些年少逛菜市场，不知道如今蔬菜是啥行情，但偶尔在门口的水果档买些水果，知道价钱贵得离谱，苹果少则三块五块，多则六块八块，香蕉从来就没少过一块五的。其他水果则更贵得离谱了。切不要以为水果蔬菜卖贵了，咱农民兄弟就发了，报纸上说了，江西的橙子贱到论堆买，只好任其烂掉，广西的香蕉才二三毛钱一斤。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价，无非是中间环节费用太高，物流太贵，而物流之所以贵，众所周知，是因为油贵，路贵，税贵，也就是说钱都给政府和利益集团拿去了。到头来吃亏的是两头：农民和市民。市民咱就不说了，好歹有福利一类的东西，还有人为他们争取权益，譬如说，咱广州市就为底层市民和非市民定了个最低工资标准。我就在想，咋不为农民兄弟种的东西定个最低限价呢？我这想法可能天真得很，都贱到卖不出价了，还限价呢，你以为你那东西是石油、煤气、电信、有限电视呀？如果国家不给补贴，你限倒是限了，最终还是城市的老百姓买单。咱们石油、煤气、电信、有线电视啥的都可以由国家贴钱搞基础建设，然后让利益集团收钱，发高工资、高消费、游山玩水，农民兄弟就

 今天收到北京蒋建伟老弟寄来《长篇小说》和《散文选刊》下半月第十一期。翻看了一下，先不论内容，以个人之力能办这样两本刊物本身就十分难得。这都是拿钱印出来的。前几天老蒋打电话来，笑称我的《九龙破》在后记里一句也没提他，他生气了，就把“后记”拿到《散文选刊》十二期上晒了。要说这部电视剧，他还真关心过，曾经要求我把小说节选后送他发，只是我当时太懒，抗旨了。我已经有三个朋友在办刊物了，深圳的大伟办《诗林》下半月，也是每月拿真金白银去印，广州的黄礼孩在办内部交流刊物（有关部门称非法出版物）。都是体制下不得已为之的，可怜黄礼孩担着违法的名，另两个兄弟就得交管理费。最近得知广东有个牛人，写了“某伟人的真情和假意”的书，找到主管部门要出书，遭到拒绝后自己出了（自然属于非法出版物），然后自己拿到街上卖，自然，城管来查了，公安来管了，他不得已穿上“地状衣”上街示众，甚至跑到北大三角地亮相，自然，咱们北大也不好惹，把他轰了出去。我等没有这个勇气，写书就想好了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免得遭遇枪毙的厄运，至于书卖不卖得动，那是自己决定不了的。

国家税务总局首次以公告的形式公布了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详见《关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公告》（公告2009年第1号）。自然，这是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件大事，所以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拿出来晒一下。不过，这一晒就晒出了毛病，2009年已经是年底了，公告居然是首次，可见纳税人的知情权的确要加紧落实。从权利和义务的对比来看，权利似乎多，有十四项，而义务则只有十项，可见国家税务总局的确下了功夫，七拼八凑的搞出十四项，确实难为了他们。

在我看来，这件事本来不该他们做，作为一个负责收税的部门，按章收税就行了，该收的税不收，不该收的收了按规定是要挨板子的，当然咱们的规定往往是针对老百姓的，政府部门往往不大守规矩，咱们税务总局也不例外，这些就先不去说他。问题是，咱们纳税人的权利如何去落实，谁来保证这些权利能落到实处？对于义务，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你放心，他们一定会一条条地抓落实，对于不尽义务的人，轻则割肉，重

今天被告知，要捐五十个大洋，项目是：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活动。还说，钱已经由组织出面集中捐了，现在是补窟窿。看来城乡差别不光针对普通公民，也包括党组织。贵为我党的基层组织，不幸生在农村，也难逃缺钱的厄运。因此我看有必要广泛宣传一下，不光咱们农民父老兄弟被共和国政府广泛欠债，咱们农村党组织也活得不容易。农村基层组织估计党产不多，经费也有限，这就是我党有些不对了，同是基层组织，咋不能一碗水端平呢？苦了农民兄弟没关系，咋也不能苦了基层党组织啊。让咱们捐点款倒没什么，就是不知道这款如何用法，又如何算法。其实我也是多余，我党多年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何算得清楚，又哪里有必要算呢？也罢。

我倒是很想知道咱们结对的那个基层党组织是何方神圣。我想应该地处偏远，因为交通不便，很难享受到我党的资源，不得不让我等普通党员被捐一回。这也叫资源共享吧。

最近我还荣幸地

报上又在讲最低工资，似乎是工会主席发话了，说广州的最低工资850元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应该涨到1000元。有个傻B就发评论，先是生造了一个词语“血汗工厂”，然后叫嚣着“血汗工厂”应该玩完，早该“滚出广州”。看字面意思很难理解“血汗工厂”是个啥东西，你得把这篇垃圾文章读完才明白，人家说的是靠压榨工人血汗才能生存的工厂（靠压榨工人血汗发大财的工厂不在此列）。我不想拿工人的最低工资说事，如果让我说，我觉得咱的农民兄弟拿得越多越好，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会把他们赖以存身的企业搞破产了。我想说的是，既然拿这么少的工资，咱们的农民兄弟为什么还赖在广州不走呢？咱们的工会主席算了一笔账，咱们的农民兄弟在大广州生活每月最少要1200元，这样说来，他们忙来忙去还得欠一屁股债，还不如回家种点田，尽管种田一年也是欠一屁股债，至少不用在城里遭人白眼。我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外面打工，每次回家，我要带回来的不光是自己的肉身，还有一堆找工的承诺。我知道这些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在外面不容易，可是他们回去更难。我也有一些朋友在搞企业，其中很多人基本上勉强维持或干脆是亏本经营。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