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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农民工过年的希望,就是用自己打工挣的血汗钱,为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带回一些过年的必需品。

 

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农民工承受一年的磨难,就是为了这点希望。但是他们的希望常常会落空。无论老板或美称为“民营企业家”的,都会以通过不给或者少给工人工资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的竞争力。于是农民也便只能爬上楼顶、桥头,以健康、坐牢、甚至生命为代价,讨薪。

 

理论家们把这种讨薪方式定性为“极端方式”。他们以为农民工没知识,短心眼,不会用温和的方式讨薪。但是,农民工知道,法律是公平的,但是法律要通过人来执行,才能发生效力。而人却不一定公平。

 

通过职能机关讨薪,固然也温和。但杭州风格服饰那个姓粟的那位老板说:“我告诉你,老子有钱,花10万块剁你一只手。老子就算杀个人也就两三年。”这话不仅令人心寒,也值得人深思。深圳一男子所以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牌子扛走了,就是因为温和讨薪却得不到公正处理。

 

农民工不缺心眼,他们不仅有勤劳的双手,还有智慧的头脑,试看一下,在所有的高科技行业,都有他们的劳动身影。据说,电信

真也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上海人有穿睡衣逛街的习惯,大约就是一种特色民俗。这样的民俗凝固在多大的人群中,因为没有统计学的公布,便不大详细。但既然上海市政府能作为一项要求提出,在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之前,居民“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便说明比较盛行。

 

倘若偶尔因情况特殊,穿着睡衣到弄堂买张报纸、买点小菜,倒倒垃圾,大约市政府也不会小题大做,闷头闷脑地提出这一要求。政府官员的智商,即使等同于民众,似乎也不会乱发令箭,提出一些激愤民情的要求吧。何况这个要求,也仅适用于世博会这段时间,不等于永久。大约世博会后,依旧会有洋洋大观地穿着睡衣逛街的景象,出现在大上海的街市。

 

睡衣的顾名思义,就是睡觉时穿的衣服。倘若睡衣能衬托出男人的雍容华贵,也只在于卧室。能衬托出女人的慵懒娇憨,也只在于床上。穿到大街上海逛,便不知道能有怎样的审美。人类的服装所以有内外衣的区别,应当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文化蒙昧时期,就绝不会出现内外衣的分野。如今出现了内外衣混穿的现象,便不知是一种怎样的与时俱进。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水价又要涨了吧。人民日报10月29日报道 兰州市政府近日宣布,从今年11月起,全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上调。此前,天津、上海等城市已上调水价。这样的信号,能不能激动起别的城市,也起而效尤,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便能见分晓。

 

水价上涨的原因,有专家在10月18日新华社刊物上表示,在于水资源缺乏和水污染。物以稀为贵,什么不够用了,都要启动价格杠杆进行调控,这源于当今时髦的经济学理论。通信费所以能出现各种花样翻新的价格,大抵也还在于物以稀为贵。倘若谁都不用,再先进的技术,也等于零。原子弹先进,可在中国就没有市场。因为谁也不买,那玩意不能当烟花放。

 

但是水的市场永远会有,因为她是人类天赋的生命之源,不同于后天研究的通信工具。人类数万年的进化史,都是傍水而居的。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天然的亲情,上天便总要降水给人类。因此古代有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壮举,却不曾有过渴死不喝“嗟来之水”的记载。也许那时的水比较丰沛,天再旱,喝的总会有。

 

当然,古代也有宁可嗓子冒烟,也不喝的水。那是孔子源于道德的考虑,恶盗泉其名而不喝,到别的地方喝去了。今之人比较现实,渴急了

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让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了。真是越肥越添膘,越穷越没有。好像美国就是奖章博物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不把奖章放到那一块,就不放心。

 

一个制造席卷全球金融风暴的中心,也好意思顺水推舟,乐嘻嘻地把奖金揣进怀里,这也真是对经济学的莫大讽刺。既没能预测经济走向,也拿不出扭转金融危机颓势的理论,这样的经济学家还好意思获奖,真也有点厚脸皮。与中国那些能把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给世界经济学注入新鲜活力的中国经济学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竟然被摒于诺贝尔奖之外,真让人惊愕而沮丧。

 

中国的经济学家,敏锐地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能用经济学影响一个泱泱大国的经济体制,使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能力,在世界上除了中国的经济学家,大概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而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应当是一种创新,是世界上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样的理论,却为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视而不见,只能说明这些人的偏见和无知。

 

中国经济学家的敏锐,还在于深刻地洞察了国有企业

中国经济学家在今夜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吧,这只是推测。据说,今夜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总感觉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有资历摘取这一桂冠。

 

这些年中国经济学家的表现,可谓轰轰烈烈。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固然很多,但却没有那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能把这门艰涩的学问,普及成社会显学。在中国,经济学不仅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其关注的程度甚至一度超过了那些桃色新闻,床上消息。以这样的成就与世界较量,大约那个国际的经济学家都望尘莫及。

 

中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推广的力度,也是非他国经济学家可敢与之比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经在中国独居至尊,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仅在短时间里撼动了这个尊位,甚至使其退居一隅,几近奄奄一息。这样的贡献,无论诺贝尔授予他们怎样的奖项,大约都不过分。

 

 

发票的用处也许多多,但用来报销,大概是主旋律。

 

小姐手中的发票,倘若报销,可以断言,门也没有。因为她们的职业,尚没有合法单位接收。倘若合法化了,自可以有单位的依托,那时节,另当别论。

 

单位的概念比较宽泛。上班族使用,是指那些能让自己通过劳动挣钱的地方。自然这样的地方,意味着有钱,如若没有钱,那单位也就关门大吉了。没有人会工作在光上班,不给钱的地方。

 

钱,归财务部门掌握。那里便掌有给人报销的工作,但那单据却需要权力的审批,自己是做不得主的。报销的款项,自然是单位的公款花费。但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地夹一点私货,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水至清则无鱼。

 

浑水摸鱼,蒙混过关,是小人物的手段。这恰也如小偷,大人物是羞于伸手的。一些在单位中握有生杀大权,可以让人转岗下岗的人,御笔一批的款项,够一个团队的小偷行窃终生。报销需要正规发票,也需要说得出口的理由。泡妞或嫖娼,在现阶段,还不行。

 

但是深圳的小姐手中,却握有发票。24日,深圳福田警方展开“创平安、迎国庆”专项行动,在招嫖团伙居住的5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赵本山戒酒吧(2009-10-02 13:54)

本山,戒酒吧!这实在是发自内心的期求。一个寻常的辽宁老乡,没大能耐,只能用这样的期望,这样的心声,祝福你的健康!

 

据说,本山喝酒导致这次的发病。旅途的颠簸、拍戏的劳累、友情的交往、过节的兴奋,大约都需要酒的助阵。于是,他也便被端起的酒杯,送进了医院。期求赵本山戒酒,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消息。

 

赵本山大概不属于酒徒之列。每年春晚近一个月时间的剧组生活,是不可能喝酒的。而酒徒或曰酒鬼的感知,一天不喝也难过。但重度饮酒,过量饮酒,确是在赵本山身上偶尔发生。这在他自己的酒涯陈述,或者有关报道中,是有记录的。赵本山这次凌晨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在上海紧急入院,确与贪杯有联系吧。

 

赵本山在上海紧急入院的消息,瞬间便传布于民间,成了街谈巷议的主题。这种景况的出现,是因为赵本山每年春晚带给人们的笑声,超过了任何重大题材。赵本的知名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以说,在演艺界,他是中华大地,古往今来第一人。喜欢才关注。赵本山应当用自己的健康,报答这种亲情般的关注。

 

赵本山首先是一个演员。他的小品有卖拐带来的笑声,却没有卖瓜带来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国法是用来规范所在国公民的,校规是用来规范所在学校师生言行的,离开了限定的范围,便失去了效力。世界上有卖淫合法的、赌博合法的、甚至还有吸毒合法的,但在中国,就不合法。同样,一校的校规仅对本校师生有用,奈何不得别校的学生。

 

法规有区域性,也有时效性。前些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清理法律时,便把“投机倒把”送进了历史。至于为什么,法就是法,规就是规,是一种人为决定。不是数学,标准答案,世界通用。因此,地方法和企事业单位的“规”,就不搞“一刀切”,也不可能“一刀切”。

 

工人的转岗下岗,商店的奖勤罚懒,大多依照厂纪店规执行的。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规定,不愿意遵守这一规定,自可以另找一处没有这样规定的地方。禅城试验高中有32个高三的女学生,就因为不愿剪短自己的头发,被退学了。那是因为邯郸实验高中,有远比《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更严厉的规定,是适应本校实际的产物。

 

没人对工人下岗买断提出法律疑义,事业单位的人尽管学识渊博,却也对自己所在单位实行绩效工资,无可奈何。很多单位也都有自己的化妆要求,职业服饰,却也不见专

新时期中国个性官员越来越多,敢说狠话敢说真话的官员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的一大发现。是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庄严发布的。消息发布后,迅即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

 

媒体反映的迅捷,实在令人感动。但媒体的迅捷,大概也仅限于这样的消息,有些消息,不仅出现的迟缓,甚至还能胎死腹中。还有些说假话的消息也能出现在媒体上,不过甄别的过程需要那消息出现在网络上,后面有网友的跟帖。倘若仅出现在传统媒介上,也就没有了甄别。当然,即使出现在网络上,不甄别的消息,甚至甄别后一头倒的也有,因为跟帖的内容“正在版主的审查中”。

 

媒体说狠话、说真话,尚且要斟酌一番,对别人说真话、说狠话的文章尚要有选择性发表,几个官员说点真话狠话,就使研究学部的官员兴奋起来,当真有些让人莫名其妙。这是注射的结果,还是喝药的反应。真正的兴奋点,应当是集中在媒体敢说真话、说狠话上,而不是几个官员对别人的讲话。倘若媒体敢说真话、说狠话,即使官员有几个说假话、说软话的,也能得到及时纠正,下次不再犯。

 

何况官员的实话,也是限于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听众的

8月28日,《中华新闻报》走到了终点。据说,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

 

一家报刊杂志的诞生和倒闭,本应当是文化界经常发生的事。然而《中华新闻报》的倒闭,不仅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且引起了阵阵惊呼,这样的怪哉,大约是事业单位财力支撑的结果吧。

 

文化的出现,总应当是生存需要的结果。绝不可能是几个半猿半人的东西,吃饱了没事,核计出来的。“上古结绳而治”的目的,大概就包含了奖勤罚懒的内容。如果大锅饭有的是,尽管吃就是了,结绳记事,完全没有必要。“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不过是这种功利的延伸。文化本来就和谋生相联系,他可以养家糊口,而不需要别人养活。

 

战国后期楚国的辞赋作家宋玉,在他写的一篇《对楚王问》中,记录了一位“客有歌于郢中者”。这位老兄先后在街市上唱了,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等歌。他绝不可能是吃饱了撑的,也不可能是参加快乐女声比赛。大约还是靠唱歌谋生吧。那篇对话,也反映了一点“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文化市场适应问题。

 

唱歌能挣多少钱,已经无从打听了。不过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