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改革？这既是一个问题却似乎又是一个常识。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媒体人就不断地在做改版的事情；世纪之交，与中国入世相对应，为阻挡即将踏入国门的境外广电传媒，集团化成为广电做强做大的对策从而发动了改革的一次浪潮。这时候，改革对广电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危机以及生存危机。

    今天的改革和以往的改革不同。在政治上，它具有政府转变职能、强化公共服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政治背景；经济上，它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力量将引领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发展，带来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它改变的是对文化和旅游的理解以及形态；文化上，它鼓励了多元价值以及观念的融会贯通；此外它还将拥有话语权。所以，今天的改革是一次基于文化重构的国家叙事，体现了融合这么一个当下特征和历史趋势，因此不是广电自己内部的事情，这是与历次改革的一个本质区别。

    广电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发展文化产业更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当政府明确了目标，那么战略、战术以及路线图又将由谁来制定呢？

    制播分离政策对于广电来说存在几个困难。首先是人员的分流。也就是说，原本节目部门的人员要面临公司化的身份转变，这对于端铁饭碗的媒体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其次是社会公司的节目是否可以满足媒体的需要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城市台来说比较严重。因为除了中心城市或发达城市，大多影视制作公司的制作力量

都比较薄弱。第三，与之相反的是，一些成熟的公司的制作力量很强，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城市台的力量，导致台里分流的力量竞争不过社会公司从而走向困境，这也是引起社会不安的因素。

    不过，从长远的角度看，正如前面所说的，制播分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政策会改变现状，于是，执行政策的人需要转变观念。比如，广播为什么一定是频率制才适应？中心制不行吗？制播分离对于广播如何做呢？为什么电视不能做广播、广播不能做电视？

    所以，广电发展的阻力在于广电系统自身。

    发展文化产业，传统的管理方式是自身的束缚。一定要突破常规，矫枉必须过正！

    制播分离是指在广电媒体的节目制作职能剥离出来，电台电视台只承担播出平台的职能。不过这里剥离的节目是有限定的，即除了新闻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塑造功能的节目外，那些不含政治的娱乐、服务性节目，广电媒体都可以向社会的节目制作公司购买播出。

    制播分离的好处是，由于节目购买必然引起的竞争机制将会促进节目的发展，既满足受众的需求又提高节目质量；同时改变了节目生产格局从而催生了一批节目生产企业，客观上促进以内容生产为主体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广电媒体由于其平台功能，无论是在公共服务还是经营手段上可以减少身份冲突带来的困扰，更好地进行职业化操作。

    不过，一个政策总是会对现有的做法产生改变。同样，制播分离的实施将会对广电媒体当前的体制产生影响，也许会挑战现有的管理方式。

    当前电台电视台流行的体制无法两种，频率（道）制或中心制。前者是以频率（道）为单位，负担起整个频率（道）的节目和经营工作，类似于一个独立的台的功能；后者则是由节目中心负担起全台各个频率（道）的节目制作，而经营则由广告部门负责。从目前的实践看，

    在当下，经济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国人的脑海里，所以，发展问题更多地是与经济指标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转向经济建设，被一些专家学者称之为“新意识形态”。新旧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分水岭，同样体现了我们宣传的一个导向。因此，对于一贯承担喉舌功能的广电媒体加入到经营创收工作中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经济建设也是一种舆论导向。媒体不但在宣传上为经济建设鼓与呼，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着。

    之所以多用几句话，是为了交待广电改革的历史背景。在西方，新闻业最初产生于盈利的冲动，其宣传功能是后来才被政客认识到的。相反，我们首先看到了媒体的宣传功能，直到新时期才醒悟到媒体还有市场价值。当然，这种觉醒依然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仍然和宣传息息相关。

    这种意识一旦被接受，那么经营便成为广电媒体的主要工作之一，所以现在的教科书里就明确地写明了广电媒体还具有产业功能。不过，产业功能却总是使媒体处于矛盾的角色冲突之中，即宣传者和经营者之间由于目的不同而导致行为的大相径庭。有意思的是，媒体在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商业价值时还没有生存的困顿

    广电集团化以来，不少地方的广电局由于和广电集团的行政级别相同，以至于广电局与广电集团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微妙。更有甚者，集团领导经常为宣传部领导兼任，这就使通过权力运作的广电管理体制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权力运作表现为财政和人事权的控制能力。当负有行业管理职能的广电局既没有钱的支配权，也没有人事的决定权后，那么在传统的管理思维看来，广电局除了管管卫星电视、做做村村通工程，还有什么可以管理的呢？广电局尽管设置了宣传、技术事业、社会管理等部门，但是广电集团财大气粗，级别上也不显弱势，因此广电局对于广电集团的监管，如果离开了人事任免权和财政支配权，则大大缺乏了力度。此外，广电局与新闻出版局的职能似乎也有重叠之处，加上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出现的文化傍上广电的现象更是让以往这几个政府部门缺少了单独存在的必要，因此从行政效率出发，合并这几个局便应运而生地成为大部制改革的目标。除了之前提到的广州外，福建莆田也合并成立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人们对这些部门不断萎缩的现象产生好奇的同时，不少还没被合并的广电局的工作人员不免疑问：对于同级的广电媒体，广电局在当下应如何行使行政职能？

    广电改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一个不衰的主题。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一九八四年的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政策也就不会有广播电视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不过，无论如何，这也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其实，中国的许多事情都经历了一个乱中取胜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参杂了行政色彩(或者说权力运作）与市场力量的同谋，之间也有博弈。民营企业的发展所走的原始资本积累的不规范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广播电视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从全球范围看，这似乎也是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一个过程。

    最近，上海文广集团一分为二，拆成了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东方传媒集团公司；南方广州的新闻出版与广电局也将和文化局合并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本三个局缩成了一个局。而许多集团、总台之类的媒体事业单位也在不断地往制播分离、事企分离转制。可以说，在世纪之交兴起的广电集团热以及后来的总台体制在走向辉煌的顶峰后，现在正在向新一轮的事企分离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传媒的商品属性不断地受到关注；与此同时，传媒的公共属性也日渐得到人们的认识，所

    这是一个古城。说它古，是因为有悠久的历史，其实高楼大厦已经把它撑得现代化了，人们也都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忙忙碌碌。在这个古城里，曾经有一位老人，每天下午四点半必定骑着他破旧的摩托车来到女儿的单位门口，他要等着接自己的女儿——已经三十岁的女儿——下班，载她回家。

    这个世界太乱了，谁也不能相信，老人认为。

    很多年以前，老人曾经是富有的企业家，因为拆迁，他失去了他的工厂和住宅。早期的政策不够完善，赔偿问题在经历了几任领导后，一直没有解决，他们一家人处在不断地申诉和四处租房中。一切都没有了，他也终于得了绝症。

    处处碰壁严重扭曲了老人的心理。他不再信任这个社会，戒备心理特强，以至于像开头说的，即使是成年的女儿，他也要天天守着她，怕她有危险。越是对社会的不信任，反过来老人对那些帮助自己的人便越发感恩戴德。老人的遭遇深刻地影响了女儿，甚至为了那些能让老人看到所谓的一丁点希望的人，女儿都会不惜以身相许。

    老人终于死了。临死前，他的老婆借钱买了一套二手房，让老人走之前能住在自己

    每每打开博客，白天满脑子的思绪，却发现自己此时一片空白，哪怕是冲完凉水澡。

    中国文化自古就包含了辩证的传统，类似于否极泰来、塞翁失马、居安思危、忆苦思甜、矫枉过正之类的成语无不传达出一种事物两极转化的意思在里面，它们都可以推及到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那里。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讨论问题的方式。但是改革却是在社会现实中发生在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这么说似有点阶级论的味道），所以改革总是存在着深刻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矛盾就是一对辩证关系。   

    也许现在头脑迟钝，可是等会真的关了电脑，躺倒床上，很快又浮想联翩，满腹话语，辗转到天亮。和打开电脑时的状态相比，这也是矛盾吧。

即时评：主导新闻广播

【内容摘要】新时期和新媒体语境使新闻广播回归理性的自觉，从而诞生新的节目形态——“即时评”。“即时评”是主持人或评论员乃至听众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迅速作出简短评论的广播节目形态，一般由“新闻事实+评论”组成。电话连线是“即时评”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时评”的新闻事实来源多样，大多为听众所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即时评”的美学特征在于“短平快”，是建立在广播本体及互动之上的评论节目形态。它将随着社会发展成为当代新闻广播又一主导节目形态。

【关键词】新闻广播 即时评 互动 本体特征 时代特征

作为一个主要的传统媒体，广播曾走过它的辉煌。从“二战”的高潮时期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珠江模式”，再到本世纪初交通频率的兴起，广播在经历沉寂之后的每一次崛起都与社会的发展相契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走过90年历程的中国广播始终是被关注的对象，在当下，对其本体特征的考察，不但可以在理论上丰富广播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将为广播的未来走向提出一个可能路径。

本体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