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炊烟的BLOG

2005年6月18日，我随珠海市文联的朋友一起到了福建的长汀，这是我们红色之旅的其中一站。在这之前，我只在1987年到过福州，对于福建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
　　长汀有着十分悠久的城市历史，现在的热闹之地，还有唐朝留下的参天大树，上世纪30年代，曾经是福建商业比较繁华的地方，现在去看那些骑楼小街，还可以感觉到当年小上海、小广州的味道。大概正是其经济发达的原因，工农红军在革命成功时首先占领了长汀,虽然要讲艰苦朴素，革命人也是需要有良好的实际生活的，而长汀可以基本实现当时社会的小康水平。有种说法，当年林彪那么用心去打东北，有一个原因是冲着那里的皮大衣去的。
　　长汀还是个很有文化痕迹的地方，虽然现在成为不太发达的所谓革命老区，每年还不断出现大量的才子，我认识的谢有顺就是长汀人。当年，这里不仅聚居了不少参加工农革命的文化人，还有不少甚至是来中国参加革命的文化洋人。我在长汀的街头小巷从白天走到晚上，在破败的旧城墙上呆望着涨水的汀江，想象着红军当年集体远走的惨剧。很多年以来，关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我们的宣传口径都是战略转移，只有到了伟大的索尔兹伯里那里，长征才是从失败开始的

    我老家那个村庄叫深塘冲。整个村庄三面环山，地形像极了一只豁口的铁锅，七八栋灰不拉叽的土砖房鸟屙屎一样分别粘在锅的底部、中部和锅边沿。豁口的地方朝南，狭仄处挤出—条小路直通贺家里村，如果把豁口的我们叫驼背树下的地方堵上，还真像口深鱼塘，这大概也是我们村名字的由来吧。我们村很小，只有李黄两姓，人丁鼎盛时，全村捆起来也不足60人。搞集体时，我们村和下面的贺家里村合起来组成一个生产队。有一年，贺家里村的人和我们村的人不知什么原因闹起了矛盾(其实，他们一直就看不起我们深塘冲的人)，他们便借题发挥，口口声声要把我们这颗“老鼠屎”拿出来。别看我们村人少，但志气一点不短，分就分呗，谁养活了谁呀?于是，我们便独立了出来，成了一个新的生产队。
　　那时，我们村庄里的人很少出远门，没有谁见过什么大世面。黄正明被大队派往邻县的文竹修了几个月的铁路，回来就把它当资本，跟村里的人吹嘘了好些年，而后来他也老实坦白，其实他自己连火车屁股也没见过。村上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不像下面贺家里村还出了两个赤脚老师。村里李老六念过两年私塾，稍能识文断字。但走的却不是正路子，学了收魂打白虎那门手艺

   李晓君，男，1972年生，江西莲花县人，现居南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散文》、《山花》、《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青年文学》等刊。现供职于江西省作协。
　　
　　路上的人群，有着同样骄傲的心房和善良的愿望，但比那些固定在某片闲适、优裕风景的人，显得更卑微、坚韧和隐忍。我常在路上观察那些同样迁徙在路上的人们，能够轻易地闻见他们身上不同于常人的气味。对于环境的依赖和惰性，恐怕是人的天性使然，除非是浪漫主义的行为艺术者，脑子里总是充满着“在路上”的狂热细胞，对异地、流浪的渴望甚于生命和钱币。极少有人不愿意舒适地呆在某地，而热衷于做自己身体勤勉的搬运工。但事实上，大量的人是在路上移动着，迈着他们并不轻快的脚步，不是出于浪漫，而是因为生活。
　　因为生活还存在着种种的不尽如意、艰辛、贫困和压抑，许多人还是期待着通过对远方的投奔，来改写自己的境况。这种对前程未卜的生活的热切期待，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对所谓的未知探寻的兴趣。这是很显然的。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凸显了“生活”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富有者来说，诱惑来自于成倍数增长的

  夏日里，站在尘土飞扬、喧闹的街头，竟听不到一丝的鸟叫和蝉鸣。这使我异常地怀念故乡。一种莫可名状的回归意识陡然爬上心头———其实，这种乡愁已经渐渐地被概念化了，而后存放在时常可以触摸得到的某个地方。
　　许多年前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我坐在家乡的小阁楼里，第五遍或是第六遍地读着大哥落下的一本《十月》杂志，那里有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感动于篇首摘录的《苦难的历程》里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上所述这几句话，感动于主人公章永璘那个特殊的年代，政治遭受迫害，饥饿难捱的困境中依然认真地读着《资本论》的精神。窗外是几棵枣树，再过去是收割完稻子后新莳的农田，再过去就是一横村落、淡青色的远山。这一切是那样的不动声色，好像和我的阅读没有半丝的联系……一种年少莫名的忧伤打湿了我的书页，甚或掠过丁点的不安。
　　邻居的老陈时常拿着一本线装书在门口的柚子树下读，摇头晃脑，颇有意趣，很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那位念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的先生。老陈的脾气大概是全村最坏的，而且说话很是粗鲁，于是，虽然

　　杨振雩，男，1963年生于江西星子县，出版散文集《饥饿的芦苇》。江西省作协会员。现在九江日报社工作。

    乡村放映员家的女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年正是柚子飘香的时节，我们自带棉被到乡下。起先，我们住在乡政府二楼一个小间里，木地板，房里还有部抵超生罚款的黑白电视。

　　山区的柚子个头不大，但香香甜甜酸酸的，经由村姑们的肩，一筐筐挑到集镇上，很是便宜。那天，我和同伴各抱了几个回来，就着屏幕上那模模糊糊的图像吃开了。房子里一时间弥漫了浓郁的香味。

　　正当我们嘴角两边酸得轮番吸气时，门“咚”的一声响了。

　　谁呀?今天是周末，乡里的干部都骑了摩托回县城住去了。同伴把门打开，屋里黄灿灿的灯光把走廊里的黑色齐茬茬切割开来，从切口上露出一张女人的脸来。我注意到，她的眼梢微微挑起，目光在与同伴对视的一刻，旋即像兔子

　　阴刻的碑文

　　作者：洪忠佩

　　一

　　人与泥土的亲近，其实是一种宿命。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正与父亲在向山的坡地上挖红薯。父亲抖落着薯根上的泥土，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就没有了后语。父亲用衣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把锄头横在地沟上，顺势坐下，燃起一根香烟，久久地凝望着暮色里的村庄。

　　这是父亲与我一起，为数不多的一次劳作，却成了记忆的一次定格。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位不苟言笑的人，他一生的坎坷，仿佛给他填充了一肚子的怨恨与不满。在他生命的流程中，负载着太多的不幸——自小丧父，并闯荡漂泊在外。后来，有了较为稳定的工作，不是东走西调，就是挫折连连。即使一年之中与家人短暂相聚的时日，他也很少有那种舒心的微笑。

　　生活的重负，世俗的眼光，并没有压弯父亲的腰板脊梁，然而，他就被病魔摧垮了。十二年前的那个春日，当父亲

　　记忆：一个村庄的病与痛

　　作者：郭远辉

　　郭远辉，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于江西万安。做过电台DJ、电视主播和新闻记者。2000年开始散文创作，有作品在《散文》、《读者》、《青年文摘》等报刊发表。现在万安县委宣传部工作。

　　一

　　“只有千年的村庄，没有百年的人生”。从先祖开基到人兴土沃，从孤男寡女到子嗣成群，一个村庄的存续需要多少代人付出生与死的代价?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在若干年以前被称作中舍大队的第三生产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叫院下，一部分叫下坑，从远处看有点类似于八封图中的黑白两边。先祖选择到这里开基，是否缘于他们对《易经》的尊崇和对风水的仰仗?一个小小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也要以两个名字来分属，其中一个还带有不祥之意，这使我以后在每次填写籍贯的时候更愿意用第三生产队或第三小组这样没有任何人文色彩的数字来代替。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对这位给村子取名的先祖怀有怨气和不敬之情，可设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