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我误解你了吗？

        12月5日，我在日本朝日电视台做客 “今日世界”特别节目时，介绍了“今日中国的头条新闻”———今天是中国的国考日，全国共有141万考生参与，平均竞争比达到88： 1，最热岗位国家能源局达到4961：1。日本人对此感到很惊讶：“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原来这么大！”

      “国家公务员考试”对日本人来说毫不陌生。它是精英聚汇的神圣场所。对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毕业生来说，“当国家公务员，进中央省厅”意味着人生成功，获得进入“赢者圈”的资格。这一基本结构近100年以来没有变化。近两年，人事院实施“再挑战考试”，试图把30到40岁的下岗人士安排在警察官或地方机关，竞争比例为99：1。

　　随着社会的进步，日本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我回日本想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见面是很困难的，他们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往往连正常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相对来说，当官的人是在日本社会最聪明、最有责任感，也是最有压力的群体。

    领土争端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我想，朝鲜和韩国肯定深知其中滋味。没想到，这个问题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0月2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外的逸夫楼做了一场主题为“留学在中国”的演讲，期间跟北外同学有过交流，我很喜欢北外的同学们。

    明天，也就是11月20日上午，我会再去北外，作为嘉宾参加北外第四届模拟联合国大会开幕式。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安全：现状与思考”。听说活动会有约21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参加。  青年学生们扮演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作为各国代表，参与到“联合国会议”当中。代表们遵循大会规则，在会议主席团的主持下，通过演讲阐述“自己国家”的观点，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进行辩论、游说，他们与友好的国家沟通协作，解决冲突；他们讨论决议草案，促进国际合作；他们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我很乐意

    自从9月7日撞船事件发生以来，中日关系始终陷入着一种恶性循环。虽然两国政府和民间始终没有放弃把两国关系往前推进的努力，比如，温家宝总理和菅直人首相在欧洲展开的“走廊外交”，

   11月2日，我接到了各国不少媒体记者的电话，不管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韩国人，电话里的那个人都或多或少带着一种“同情”的口气，向我咨询：“加藤，日本刚刚召回驻俄大使了，日本最近面临领土问题不少，你作为普通日本人，怎么看待当前的形势？”

9月7日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发生的日中“撞船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多月以来，两国之间官方和民间，高层和草根之间对话与交流纷纷被延误，甚至取消，承受了政治气氛的恶化和信任关系上的危机。

9月中旬我在海外呆了10天，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环球时报》编辑告诉我说，“在你离开的这几天，北京大堵车，超级无敌堵。一个是节前，好多人送礼，外地车多。另外就是开学了，很多家长要接送孩子”。这些现象，我毕竟在北京这座行走成本居高不下的大城市呆了7年，不难理解。编辑接着说，“中国的学校硬件不差，但是居然都没有校车”，并希望我从“中国为何没有校车文化”的角度写一篇文章。

我立即反应，“有没有校车文化与北京大堵车无关”。

据编辑介绍，中国的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没有校车文化。但日本除了部分幼儿园有，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也是没有校车文化的。日本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由公立（国立）和私立组成。公立学校根据全国各地政府所制定的行政划分进行分布。比如，若小学和初中，住在A区的孩子只能去B学校；高中稍微宽松一些，C学校从D、E、F区招生；大学就变得很自由，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申请任何地方的国立大学。私立学校就彻底无所谓了，只要考得上，交得起学费，任何人都可以去任何学校。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日本学校都不具备校车功能。还是举自己的例子吧，我从小种地，没上幼儿园，就从小学说起。小学是集体

曾经说：“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科学的想法”，这句话后来被归纳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自日中撞船事件以来，两国外交部门的交涉和谈判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果然不断受到了两国内政问题的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