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提琴的鼠小弟

抓牢幻觉之真实的诗人

蓝蓝

                                一

    他16岁考上大学，大概是1978年郑州大学中文系录取的新生里年龄最小的学生。

    他在大学里就开始写诗，迄今已经三十多年。

    在2010年7月之前，他仅仅只只出过极薄的一本诗集《焚烧的目光》。

    和批评家、诗人耿占春一样，他影响过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河南诗人。周围熟悉他的诗人有海因、森子、张永伟、冯新伟、田雪峰、田桑、简单、高春林、铁哥……等等，虽是多年诗友，其中仍有人尊称他为“罗老师”。

    他向我们推荐过无数好诗、好书，至少使我——获益终身。

    他的性格和直率的说话方式，令身边的几位朋友曾与他多次反目（然后再和好如初）。

    他是个不藏奸的人。

    我认为他是中国目前最好的诗人之一。

    一般读者都会认为他的诗极其晦涩难懂。但我想起一句圣琼·佩斯说的话：“人们都说我晦涩，而我却在光辉之中。”

    他有个在我看来不好的嗜好：喜欢喝酒。酒精损害了他的身体，也妨碍着他的创作，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生活简朴，藏书极多。用博览群书来形容恰是名副其实。

    在我所认识的诗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对北方植物的名称、种类、形态了如指掌的诗人。他的诗中涉及植物名称之多，令人望尘莫及。

    他性格乖张、孤僻，但爱憎分明，为人忠直单纯，是那种在任何时候可以信任托付的朋友，即便你刚刚为一个诗学问题和他吵过架、摔过杯子。

    他虽然已到中年，却是一位还在不断生长的诗人，他的诗歌文本呈现了这种可怕的“年轻性”，自然，这一切都将交由时间来证明。

    他本名罗金羽，笔名罗羽。

                                  二

    在见到罗羽之前，我认识的诗人只有两位，高继恒和邓万鹏。

    他们都是河南省平顶山日报社的编辑，都来自东北。平顶山这座煤城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才设置的城市，此前就是大片的丘陵。由于发现了这座富矿，来自全国各地的矿工、工程技术人员集聚于此，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有别于周遭其他城镇的城市。

    高继恒到平顶山早一些，邓万鹏晚一些。我至今还记得邓老师第一次到河南，坐火车夜里经过黄河时写的一首诗《平顶山啊，我向你报到》。我是个初学写诗的高中生，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了。平顶山离我所在的宝丰小城很近，坐公共汽车一个小时就到。等我高中毕业进工厂，我已经对平顶山日报社比较熟悉了。那是一个安静的院落，一栋灰色的大楼，楼下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平顶山日报社”的字样。

    高继恒老师编发过我一些诗，后来的邓万鹏老师还邀请我到他家吃过饭。那是一间狭小屋子，他和新婚的妻子生了煤炉自己做饭，生活极其俭朴。

    从他们嘴里，我常听到一个名字：金羽。或罗羽。然后就是发自内心由衷地赞叹：诗写得真好。那是惺惺相惜的诗人间最无私真挚的赞美。

    这是个神秘的诗人。

    1982年秋季的一天，我在平顶山日报社副刊的编辑部，第一次见到了罗羽。

    将近中午，阳光从南窗照进来，金子般铺展到一张大桌子上堆放的稿件、报纸、笔筒、回形针和茶杯上。高继恒和邓万鹏在看我的稿子，这时，走进来一个人年轻人，中等身材，低着头，不说话，不打招呼。似乎根本没有看见我。

    及至高老师和邓老师介绍，他才抬起脸，点了一下头。

    仍是没话。

    我这才看清他的脸：一头卷发，略微浮肿的眼睑，侧面看有点像普希金的自画像。眼神里有着冷冷的傲气，眉头紧皱。（我后来才得知，罗羽的身上或许流淌着突厥人古老的血液。）

    在我坐在屋里的半个小时，他出去洗了几次手，给人一种有洁癖的感觉。

    我和他没说什么话。

    这便是我和罗羽的第一次见面。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再写了。

    但是，那次在编辑部，高继恒给我看了我几页罗羽的诗，字迹整洁、隽秀，我现在忘了那些诗的内容，只记得有“我输光了情感”这一句。印象自然是大为惊讶，因为我从没有读过这样的诗。

    一个有可能影响你的人，未必是第一次见面就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和高继恒、邓万鹏老师的和蔼可亲相比，这个人的冷淡显然并不十分友好。

    但这不重要。

    我本能地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诗人。

    随着我们见面次数的增多，我和罗羽也渐渐熟悉起来，才发现他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人。

有一次，他拿出一沓复印的诗歌给我看，我第一次读到了多多、北岛、芒克等人的诗。

    还有一次，他翻开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整齐地抄写着他喜欢的诗歌，我读到了很多完全陌生的名字，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深深喜欢上了这些诗人的诗。

    还有一次，他送我一本署名王家新的诗集《纪念》，诗集是用报社的划版纸精心包好的。他的书几乎全部包好了书皮。这一点也让我惊讶。他住的那间房子窗户朝北，屋里的书柜中整齐地放着很多很多我没有看到过的书。

    他曾经向我推荐韩东的诗，那种写法在当时没有别人写过。

    “你一定要读读耿占春的文章，他是当代最有见地的诗歌批评家。”他再三叮嘱我。

    当时，我叫他“罗老师”，虽然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对于一个初学写诗的人来说，他对诗歌的见地赢得了我的敬重。

    虽然这是一篇写与某位诗人第一次见面的文章，但我依旧认为，如果没有后来漫长岁月显示出这次见面的重要性，那么这篇文章就没有必要落笔。因为，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写罗羽，不单为了友情，更是为了我们对于诗歌共同的热爱。

                                  三

    很难说认识罗羽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他向我推荐的那些诗歌，向我推荐的书和文章，和我此前读过的大多数作品都不同。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开始帮助我扭转了我对诗歌的看法，开始建立起新的读书趣味，开始有了更为清晰的写作方向，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

    布卢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引用王尔德的话说道：“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你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一旦受到影响）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奏出的音乐的回声。”这些话的前半部分放在那时的我的身上，应该确切无疑。但是由于我的个性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的互相作用，显然我幸运地没有仅仅成为一个“回声”，从而我确信，每个人都会以其独特的气质和个性，将这些“养料”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精神面貌。罗羽对我的影响体现在阅读的趣味、诗艺标准的建立以及精神价值的确立，而这一切对于十几岁的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阶段和契机，正如惠特曼的诗：

    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

    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

    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

    在当天或者当天某个时候那个对象就成为他的一部分，

    或者继续多年或一个个世纪连绵不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离开河南到深圳大学读书，基本和罗羽没了联系。及至大学毕业后到河南省文联《大河》诗刊工作，便认识了另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诗人和批评家耿占春，而他恰恰就是早年罗羽极力向我推荐的人。在此期间，我认识了森子和海因，他们都来自平顶山，我从他们的嘴里再次听到了罗羽的消息。其后，大约有几年间，罗羽到南方工作，然后再回平顶山。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末期，罗羽调到郑州日报社，和早来的邓万鹏老师会合。这样一来，我们见面的次数再次多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比河南这些诗人更多地谈论诗歌的人们。这些朋友们经常聚会，虽然也是吃饭小酌，但诗歌永远是最重要的话题。我不会忘记，围绕着诗歌展开的严肃的讨论，也会伴着争执，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自然，在场的诗人们会慢慢在日后的岁月里伴随着这些争论不断地成长，丰富着内心的思索。

    这种时候，罗羽依旧会向我们推荐他新近读到的书，抑或是他对某位诗人作品的理解。我相信，有不少更为年轻的诗人，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其影响。

                                  四

    罗羽曾经有过一段时光写诗较少，但自从他来到郑州工作，便开始恢复了创作。我记得最早写出的一批诗中有诸如《百花里》这样的作品。百花里是他的工作单位郑州日报社附近的一条街道，而我熟悉他这种带有个人强烈印记的视角：他永远在写最贴近身边现实的事物，他那不羁的想象力永远会把美学的翅膀再度拽回到脚下含泥带沙的生活中。

    这种倔强，来自他强烈的对他人命运的关注，抑或正确地说，也是来自对自身命运的关注。

    2003年，我曾经在一篇题为《那经历着变化的》（《新文学》丛书，大象文艺出版社）一文中写道：“诗人罗羽在试图说服一棵泡桐生下一只臆想中的‘美学狐狸’后，他写道：‘一个艰难的磨具厂在狐狸附近，工人们的劳动/使泡桐复原为泡桐。一树桐花开放/工厂在某个夜间倒闭，速度/超过狐狸的奔跑’,而‘形容词’‘凄美的’，已发育成压力’。这压力正是一个诗人的良知。”而这样的诗歌，在罗羽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所谓“友情”，大约指我和诗友们拥有的漫长的共同的回忆，以及和对生活、艺术的看法、价值观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我记得2004年，老诗人马长风因病去世。这位一生坎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而惨遭毒打侮辱的老诗人，为人和蔼宽厚，磊落忠直；他与诗人苏金伞、青勃、徐玉诺等相交甚笃，彼此视为肝胆相照的兄弟知己，其人品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后辈。罗羽与我相约各自为马长风写一首诗，于是我便有了《纪念马长风》，他则写出了《记载》。

    平顶山西面的伏牛山区鲁山县，是诗人徐玉诺的故乡。在徐营村还保留着徐玉诺的故居。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将来之花园》和《雪朝》等作品，揭露当时社会黑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人极大的赞同。闲时和罗羽经常谈到徐玉诺，这位近在咫尺的故乡诗人的作品，同样也滋养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在罗羽写出《在徐玉诺纪念馆》之后，我也写出了《鞋匠之死》。

    我曾在《归来为看草堂春》一文中，回顾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河南诗人和浙江诗人的交往，我将梁晓明、阿九、刘翔、梁健等诗人称为精神上的“亲戚”，而我和身边这些河南诗人，更有着血缘、地域、生活经历中骨肉亲人般的联系。这些诗人互相慷慨地贡献出彼此的精神财富，在各自的成长过程中滋养着对方的心灵。对于成熟的诗人来说，在这样一种彼此深刻的影响中，每个人的作品和风格却形成了与此相悖的阻力。彼方的风格成了此方需要回避和超越的标准，这一点在我身边河南诗人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举例来说，无论是罗羽还是我，包括邓万鹏、森子、海因、田桑、简单、高春林、张永伟、冯新伟、田雪峰、铁哥等等，我看不到他们之间文本上的雷同。好的影响总是这样：令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发展独特的自己。

                                  五

    罗羽的诗很难评说，但这不意味着他的诗真的不可理解。

    诗人、批评家耿占春和王东东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罗羽有时的拙于辩解让他成为了一位沉默的诗人，也可能是一个易被埋没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歌中，词语在说话。但是他在语言技术方面要艰深复杂得多。”

    和他从不相识的诗人木朵在文章中写道：“罗羽的诗独树一帜。……他补充了诗学手册的整整一页，也就是说，他是一种类型诗人：我们可以把与之相似的作法统称为‘罗氏镶嵌法’。在这个领域，我们难以想像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替代者。留给他的使命在于尽其所能地丰富这种类型诗歌，适当地以诗的可信性以及合理的写作量，来削弱这种类型诗歌对陌生读者的感官刺激——他将使之变成常态化的诗行，外人不再轻易地当它们是在争奇斗艳，而是作为人类对社会生活予以妥善理解的一种正式渠道。”

    罗羽对自己创作的谈论惜墨如金，几乎看不到他对自己作品的任何说明文字。所有可能理解他的诗歌的路径，似乎只能从对他的阅读中得来。生活中熟悉他的诗人们，则会从他的日常生活、阅读的作品、喜爱的诗人中得以一窥那讳莫如深的诗歌的来源。

在记录一场可怕的灾难时，他写道：

    她是目标，或是偏移

    是废墟中的哭声，游走在继续，哀悼日

   一张快照建立牺牲的特征

   我们在具体，她在抽象（《诗篇七》）

被抽象了的是活生生的肉体，是有情感有爱憎的人，同时也是我们血管里流淌的热乎乎的鲜血。抽象杀死了人。而“炼狱在升级，几乎要封住我们的饼盒/生活已没了全部，阴影的合并/带来血腥”，幸存者做能做的，仅仅是“我们用固定的手，抓牢我们幻觉的真实”。

    2008年11月，几十位诗人聚集在河南舞钢石漫滩水库。1975年8月下旬，连日暴雨致使包括石漫滩水库以及周边共58所水库大坝在短短数小时内全部溃破，洪水一泻而下，数百万百姓泡在水中。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2.6万。这一数字在后来遭到来自各方的强烈质疑。据当时随部队亲历参加救援的我父亲讲，他们所见遍地是死尸，大水落后树林里积满了尸体。那次诗会，有经历过垮坝事件的当地人给我们讲述了当时可怕的景象。有文献认为，这次大规模垮坝事件是由水库的决议者和设计者的严重失误造成。当时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公开承认：“对于发生板桥、石漫滩水库的垮坝，责任在水电部，首先我应负主要责任。”

    三十多年后，诗人们站在石漫滩水库大坝上，瞭望坝下那片生长旺盛郁郁葱葱的树林，想到的肯定是泥土下无数冤死的亡灵。罗羽的《在石漫滩》这首诗中说，“梦见事件真相后，水葬展开它的纪录”，因为诗人的天职就是记录真相：

    南北气候在半山坡交汇，一群人

    用手工清理出一片脸。我们在更多的头发中

    沉到埂上村，如果那好酒、被醉掉的纪念

    不够黑暗，我们就做些补充

过去和现在，死亡和对遗忘的反抗在此地交汇。放眼所见当下的石漫滩美丽景色，诗人眼睛里却是——

    我们一直在看细浪涌出的嘴唇，这是清晨

    过去的死亡，比跳出水面的鱼还要明亮

    听到的，听不到的声音

    继续破裂。刚下的小雨，忽然停了

    在这个一切都已碎片化了的时代，这样的诗篇正是我们所匮乏的。或许，应该有更专业的批评家来为罗羽的诗歌做一个全面的评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优秀诗人应该得到的关注，同样地，也是为一个时代作一次见证者纪录的严肃评说。

    罗羽曾说：“诗是对地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善意表达。‘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一个诗人在他的当代知音稀少，表现的是写作的诚实。现实与诗人及语言形成共生关系，如果一群鹌鹑和语言都在飞翔，现实感恰好是它们翅膀之间的距离。”我对此的理解，正如他在给我们共同的老友邓万鹏所写的《行动》一诗中强调的那样，归根结底诗人的现实感最终指向“仅仅是做一个人”。

    我愿意在此郑重推荐诗人罗羽近期出版的诗集《音乐手册》，我认为这是一本探触到当代汉语诗歌表达形式边界的、为诗歌创作提供更多可能性的重要诗歌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