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也可以像这样说：版纳的孔雀穿得就像版纳的美女，也不知道是孔雀在模仿版纳的美女，还是版纳的美女在模仿孔雀。
所以，一个初次去到版纳的外地人，看见一个傣族姑娘从一丛凤尾竹后面跑出来，还以为是一只孔雀飞出来了。惊呼：快看，一只孔雀飞出来了！
飞出来的当然不是孔雀，而是一个打扮得像孔雀的傣族美女。一只美女。
云南的少数民族男子，已经汉化了，汉族穿什么，他们也跟着穿什么。云南少数民族的女子不一样，汉族女子的服饰，她们也觉得好看，也在箱子底上整齐地放着一两件，但很少翻出来穿，一放，就放旧了。所以等于是没有。
傣族女子是最珍视老祖母传下来的那一套筒裙的，她们爱惜饰有孔雀图案的筒裙，就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平时穿，过泼水节的时候，更要穿。
说到筒裙，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版纳美女的身材。版纳女子的身材，就是脸蛋长得不好的女子也是很好的，她们中很少见到胖或是敦厚的女人。诗经中开篇第一首写到的“窈窕淑女”，我估计就是身材像傣家少女那样的女人。
傣族女人的身材不但窈窕，细瘦，而且有态。动起来，态就跟着有了。这是从小就穿着收口的筒裙走路的结果，实非一日之功。
在汉族女人中，在一百个之中找出一个有态的女人十分困难，但在傣族女人中却比比皆是。这是汉族女人大多数时候都穿裤子或是敞口的裙子、而傣族女人却一生下来就穿筒裙的缘故。
因为有一副苗条的身材和兼有态这种奇妙的东西，所以一个傣族女人的长相即便是可挑剔的，这个女人却绝对是让人心动的。态这个东西，很难用文字来形容，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一个有态的女人走路的时候，或是当她躺在床上的时候，一个女人有态还是无态，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态不仅作用于你的眼睛，也是作用于你的心灵的一种化学物质，它是性感的，能够唤醒你的欲望的。
在身材上，傣族女人个个都是美女，特别是当动起来的时候。
不动的时候，当然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上，傣族美女们由于每天都要食用味道酸辣的食物，常常就显得在整体上不够丰满，脸上需要填补的地方，因为少了一些东西，总是给人留下遗憾。
所以，傣族美女就个体或者局部而言是没有多少威慑力的，她们只有集体地呆在一起，成为一堆、一群、一窝，一窜，才会使你产生惊艳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在赶街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每年泼水节的那几天你才能够见到最美的傣族美女的缘故。
当然，也不排除一个因素，泼水节和赶街，傣族美女都穿上了她们最漂亮的裙子。
版纳美女的姿色很讲究环境，这是一定的。有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是她们呆在水里洗浴的时候。
版纳的傣族美女洗浴时所放射出来的美，跟汉族所说的出浴差不多。不同的是，傣族美女在水里洗浴多了几分情调，少了许多欲望的诱惑。在我看来，她们走到河流里去洗浴的这个过程，更像是在表演脱衣舞，只不过，她们的这个脱衣舞，是没有诉求对象的，也就是说，并不需要观众。她们的衣服只脱给自己看，如果不幸被你撞上或是偷窥到了，那是你的错，跟她们无关。
版纳美女下到河里去洗浴，乃是版纳本地的一种风俗习惯，也可以说是火热的天气使然。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说版纳的美女很讲卫生，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邋遢的美女。重要的是，她们洗浴这个过程很美，如果你有幸观看版纳美女的全部洗浴过程，你会像我一样，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洗浴，这是美女净身的日课，更是美女们以隐蔽的方式展示肉体之美的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需要三重的遮蔽物：第一重遮蔽物是河边的植物，这种植物可以是一片芭蕉林，可以是一棵合欢树，也可以是一丛凤尾竹；第二重遮蔽物是身上的衣服，一边下到水里一边将身上的筒裙慢慢地往上脱，在脱的时候，试探性地走向深水处的两腿不能停下来，这是一个去除遮蔽物，让身体不断露出来的过程，但裸露的过程又不能张扬，卤莽，不能肆无忌惮，就是说，这需要高超的技巧，在往上脱裙子的时候不能让身体裸露在空气中，露出来的部分，只是一线，随着身体朝着深水处移动，这裸露在空气中的一线也在不断地往上移动，裙子不断地往高处脱，水不断地淹没刚刚露出来的身体，但又不能让水浸泡到裙子的下沿；当裙子整个地脱离身体，被抛出，水把肩膀或脖颈以下的身体淹没，整个仪式的开头部分也就完成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仪式所需要的第三重遮蔽物――透明的水，也就寻找到了。
严格说来，透明的水，算不上是什么遮蔽物，但身体浸泡在水中，确实跟裸露在空气中有着天壤之别，水对女性身体的美具有着重新塑造的功能，空气却做不到。
荡漾在水里的女性身体，一方面巧妙地避开了诲淫诲盗的道德陷阱（他人的目光，一般是异性的、老年人的、汉族的），另一方面，也使当事人的身体得到了物质的和审美的满足。
除了上述的三重遮蔽物，其实，傣家女人的洗浴仪式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她们的长发。傣家女人一般都是留长发的，在地上时，长发被束缚起来了，或者是被盘在了头顶上，现在，长发散开来了，像水草似的飘荡在水面上，黑的、柔软的头发环绕在白的柔软的身体周围，使傣家女人身体的美整个地释放了出来。
目击过版纳美女洗浴的人应该记得，在洗浴时，也是她们的情态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如果洗浴的人不止一个，那么相互间用手泼水嬉戏就是整个洗浴仪式的高潮。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到版纳美女最响亮、最快乐的笑声。
有细心的人说，版纳傣家美女什么都好，就是脚不好。由于总是赤脚或是常年穿着拖鞋，她们的脚自小就缺乏规范，所以总是过于宽和扁，显示不出天足的曲线美来。更细心的观察者则说，傣家女人的脚的缺陷是天生的，五个脚指头两边的骨头太大，有时还十分夸张。
这种说法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自然美顶礼膜拜的人，那么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各人、各地方、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对女人天足的审美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人对女人的脚比较苛刻，女人一来到世上，她们的脚就被裹起来了，以便达到“步步生金莲”，“行行如玉立”的审美效果，其实，傣家女人不裹脚，走起路来照样“娉婷”，照样“行行如玉立”。
朱霄华
第一章
云南，云岭之南 ，云之南方。
云南是一个美女如云的地方，云南的美女，一般都比较单纯，她们的文化不是很高，但是很聪明。脸，一般都是圆的，眼睛黑而亮，身材，一般都比较苗条。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女人，长臂削肩，肤色微黑，身子，一般都要小一点，看起来小巧玲珑；北部地区的女子，个子要高大一些，与北方的女人比较相似，性情粗犷直率，比较豪爽 ，不像南方的女人 , 温和驯顺，对男人总有一种依赖感。
在中国地图上， 云南就像一只没有脚的鸟，翅膀打开，向着东方，想飞而又没有飞起来的样子。
这是一个鸟一样的省份， 因为没有飞起来，就永远地栖居在了大地上。栖居的意思，就是留下来，不走了，把这里当做世界的中心。
中国地图也是一只鸟的形状。古代中国，也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中国，就是处在世界中心的国家；“中国”之外，统统都是蛮夷之邦。
云南，一度被遗忘在“中国”之外，被称为蛮夷之地，云南人 , ，也被称为南蛮。南蛮，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听名字 , 别人这么称呼你，你必须忍受 , ，装着没有听见就是了。
天高皇帝远，日子好过；更何况，云南还是一美丽的地方，住在这样的地方 , 就好像住在陶渊明的桃花源里，“不知有汉，不论魏晋。”已经算得上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了。
云南有 25 个少数民族，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经过了本地山水的浸润，说话的口音偏软。美女一张口， 就像小鸟在唱歌一样，又像嘴巴里含着蜂蜜。
在云南明媚的天空下过日子，云南的美女每天都是快乐的。快乐，以其说是一种心情，还不如说是一种天赋。云南美女个个都能歌善舞，随时随地，只要想唱歌，开口就唱了， 不需要到专门的歌厅里去。就像北方的少数民族一样，云南人唱歌，不是唱给哪一个人听，他们是唱给自己听，唱给天地听，天上的白云，地上的河流，就是他们的五线谱；在坝子里面，唱的是一种歌，在山上，唱的又是另一种歌。从一座山后面走出来，走入另外的一座山，调子就变了。云南人唱歌，是随着不同的环境和季节而改变的，春天，就唱春天的歌；夏天来了，就唱夏天的歌；秋天，唱丰收的歌，收获的歌；冬天，比较闲散，就把一年四季的歌都翻出来唱。
云南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严格说来是没有冬天的，也没有明显的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人们对时间的记忆，是以第一场雨作为标志的；回忆某件事情，也不说是几月几号，而是说，稻谷黄的那几天，下第一场雨的那天，娜朵出生的那天，七斤从大河里捕到大鱼的那天……七斤，是隔壁邻居家小儿子的名字，因为生下来时有七斤重，就叫七斤了。
也不是没有日历。傣有傣历，彝有太阳历。 只是觉得，日历是一种硬邦邦的东西，跟日常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傣历，一年只有 10 个月，一公斤只有八两。太阳历，一年有 13 个月，这是把月份的利息，也加上去了。
唱歌跳舞，是连在一起的，唱歌，必然伴之以跳舞。单纯的唱歌也是有的，但只是心动，嘴巴动，身子不动，不过瘾，要全身都动才好。云南的少数民族男女跳舞，不是两个人，一男一女搂在一起跳，这样的跳法，快乐太有限了；他们是男男女女一大群，围着一堆大火，或是虚拟的某个东西跳；男人，一边跳，一边把怀里的乐器弄得像天塌了下来一样响；女人，则是一边跳一边唱。跳着跳着，男男女女就发一声吼。
唱歌跳舞，是云南少数民族美女的家常便饭，只要一高兴，就必然要唱要跳，如果几天不唱不跳，全身上下就会很不舒服了。身子一动，就什么都顾不得了，小蛮腰，扭起来，往前，往后，向左，向右，小伙子们的手把音乐的节奏定在哪儿，她们的腰就朝着哪儿扭。云南美女的腰，通常都是很柔软的，柔软而结实，摇摆的幅度很大。也不仅仅是腰在动，跳舞跳到高潮的时候，全身都在动，头，脖颈，肩膀，手臂，臀，都在动。有时，身体还会整个地脱离地面，悬在空中。
云南少数民族的美女，出行都是一串一串的，一群一群的，聚在一起，就是一窝、一堆，就像是五颜六色的小鸟聚在一起一样。但大规模的出动，是在节日。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节日。节日很多，伸出十个手指头，手指头数完了，节日还剩下一大堆。要知道云南少数民族全部加起来有多少节日，除非你把牛身上的毛都数一遍。当然，这是夸张的一种说法。事实上，云南的少数民族，如果所有的节日都算上，一年 365 天，就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了，天天都是节日，在这个民族的节日上，你可以看见其他民族的美女，过节，都是大家一起过，因为要这样才热闹，才快乐。在节日里，你看到的女人是最漂亮的女人，因为她们身上的衣服，都是平常舍不得穿的，但逢年过节，却是一定要把最美丽的衣裳穿出来，穿给自己看，也穿给别人看。有一句话，云南少数民族的节日，是赛装节，这话是有道理的。除了赛装，有的地方的民族，还要举办一年一度的选美大赛，这时候，比的就不仅仅是服装了，主要是看你的歌唱得怎么样，舞又跳得如何，气质神态，是不是落落大方，举首抬头，能不能让人看了喝彩。遇到这样的时候，你就有眼福了，美女们个个都花枝招展，光彩照人，一颦一笑，低首弄眉，不可方物。
每个地方、每个民族的美女，因为地理、文化习俗的不同，他们的长相，肤色，口音，衣服，举止，个性，态度，都是不同的，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般说来，云南南方和西方的女子，性情都比较温柔，个子要小巧玲珑一些，肤色也要深一点，身上的服装，也要艳丽一些。北方女子，身材要高大一些，举止大方，粗犷，衣服的颜色、款式，不像南方的美女那么艳丽和多变。在云南，越靠近南方和海拔高的地方，肤色就越深，越是纬度靠近北方和海拔低的地方，肤色就越浅，衣服的色彩和式样，跟气候的冷热和肤色的深浅很有关系。
云南是一个高高低低的地方，但无论高处低处，离天都很近。这一点使云南美女吃苦耐劳，身材都高窕不起来。低处的美女比在高处的美女要多得多，低处的美女没有高处的美女高大，但低处的美女更惹人爱，因为她们长得小巧玲珑。
云南没有撒娇的美女，只有把娇媚撒得到处都是的美女，因此云南的男人都很享福。
云南的阳光雨水都像瀑布，这一点使云南美女的皮肤显得有点黑，身体水灵、多汁。
一般说来，云南的美女不止一种，有长在坝子里的，有长在山上的，有长在水边的，有长在山脚下的，有杂交的，也有纯种的。
长在坝子里的，水边的，杂交的，一般都比较聪明胆大；长在山上的，半山上的，纯种的，一般都比较憨厚淳朴，胆子也要小一点。
云南美女大多属于闷搔型、老实型、忍耐型、持家型、诚恳型，所以云南美女一般都比较可靠，也比较有味道。
云南美女，多出产于云南之南方与西北方。这里所说的南方，是指版纳、思茅、德宏、文山和红河州一带。西北方则是指滇西偏北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和怒江一带。这些地方的美女，品种、肤色及质地都各有不同，比如说，大理的美女偏白和柔顺一些；香格里拉的美女则要高大和黑一些，性情刚烈率真；德宏和版纳的美女瘦长，脚步细碎，不能身负重物；怒江的美女通常都是褐色或古铜色的，比较结实，属于闷骚一类；版纳的美女是什么颜色都有，白的肤色如雪、黑的黑得像黑牡丹，而且个头一般都比较矮小；文山的美女大多肤色白嫩细腻；红河州金平一带的美女则比较有神秘感，肌肤富有弹性，呈金黄色，没有眉毛；临沧美女心思细密而不失大方，性情温顺开朗，比较地善解人意，等等。
至于滇中和滇东北一带，不是没有美女，而是在数量上与滇南和滇西北相比要少得多，还不足以构成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地方现象。滇东北的美女一般说来只是个别现象，并不能构成一个群体。在这一片历来都很干旱的土地上，如果偶尔冒出来一两个美女，那一般就是鸡枞了，不是牛肝菌青头菌什么的。当然，滇东北也有一两个地方是盛产美女的，像昭通的盐津、彝良牛街和宣威的西泽，这几个地方因为有水，美女肤白如雪，鼻子眼睛耳朵下巴，无一不长得小巧精致，堪称另类。但是这两个地方的美女很少到市面上来混，就不说了。
昆明是云南的省会，昆明的美女当然是最多的。但昆明美女一般都是从外地跑来的，北方的、南方的，云南地州的，她们身上的美有着某种杂交的性质，云南本地的气候再加上外地的人种基因和文化传承，使昆明美女显得很有味道，也很多元。举例来说，一个跟着她爹或者她爷爷从北方跑来昆明的美女，发育成长的结果是既不像北方女人也不像昆明本地的土著，她是一个非地域性的美女，她身上的美是复杂的，她是一个风筝一样的女人，身子飘在天上，根却系在滇池边的一棵水草上。昆明美女是一个大杂烩，什么样的人都有，除了在皮肤上深深烙印着的红土高原上阳光的印记是相同的之外，你是无法知道她们来自于何处的。昆明的风物和地气，再加上外来基因的从中媾和，造就了昆明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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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珠江源头带回来一个杜鹃木做的陀螺，我让它在客厅的地板上旋转。当它旋转的时候，它看起来只是一道灰色的影子。真希望有人能够写一本关于陀螺的书，一般来说，这种书总是有趣的，因为它跟童年有关。 平时，我是非得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的，为了淘书，也 就不管了。早上8点，非常痛苦地爬起来，刷牙洗脸出门，用了10分钟的时间。许霞的车已经等在小区的门口。倪涛也来了。 从我住的地方到马街，只须10分钟，所以我们到达马街时，才8 点多一点。但是街道上已经非常热闹了。沿着马街的一边，早已摆出了一溜的书摊。我们把车开到马街招待所的院子里停下，就赶到书摊上去。天哪，竟然满当当地摆了一条街，这样的情景，已是好多年没有见到了。我数了一下，这一溜书摊，大概有50个之多。 我们在书摊上一直流连到中午11点半左右。离开的时候，我的手里已经有了重重的一塑料袋，倪涛花10块钱得到一本《钱注杜诗选》（钱谦益注，上海古籍1978年版），许霞得到几本金石考古方面的书，都是在新书店里买不到的。 我淘到的书，点数了一下，一共19本，计有：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1999年12月第一版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下册，上海古籍2000年三月第一版 《详注聊斋志异图咏》，铁城广北宋室藏本影印，北京中国书店1981年12月第一版 《子恺风景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布莱希特戏剧选》，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北京第一版 《汉魏六朝小说选》，徐震谔选注，繁体竖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11月第一版 《汉魏六朝散文选》，陈中凡选注，繁体竖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1月第一版 《大唐西游记》，玄奘著，繁体竖行，章颛校注，上海人民1977年10月第一版 《房屋构造学》，唐英、王寿宝编著，繁体竖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四版 《妇科学》，程浩编著，繁体竖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八月版 《霍桑氏故事选录》（英文文学丛书第十二种），英文本，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一年九月第一版 《公民汤姆·潘恩》，（英）法斯特著，繁体竖行，平明出版社1954年11月第一版 其他的5本，都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其版本基本上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便宜，两块一本，就顺带把它们拿回来了。它们是：洛穆诺夫的《托尔斯泰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的《傀儡》（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查良铮译、王佐良注的《唐璜》（上下册）。这最后一套可能还有点意思，一是因为它是大诗人查良铮的译笔，大翻译家王佐良的注释，二是因为一部翻译作品同时由两个大师来操刀，那就很不容易了。不过，今天谁还读拜伦？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恐怕永远都不会去动一下这部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了。重要有什么用？只要一走出学院的大门，不知有多少重要甚或伟大的作品就会立即萎缩，变得轻飘飘的。这套《唐璜》，就权且存目吧，哪天我的书房如果拥挤到实在没有安置它的地方，也只好将它处理掉算了。 补记。我昨天淘到的几本书的情况。 7月24日，星期一。晴。 《公民汤姆·潘恩》 在这次捡来的外国文学书籍里，我比较看重的是《公民汤姆·潘恩》。我特别喜欢它的开本、封面设计以及干净整洁的品相。单从书的角度品评这本书，我觉得它堪称完美，拿在手里把玩，简直就舍不得放下。50年的岁月，彻底消除了它当初作为一本新书时所具有的暴戾之气。柔软的纸张，微微泛出温暖的黄色，拿在鼻子下一嗅，香喷喷的，这是某种只有在时间的羽翼之下经过了良好的保存才会散发出来的气息。真的，这本书好闻极了！这是真正的书香。我见过许多书，在时间上虽说也很古老了，但因为没有受到拥有它们的主人的爱护，到头来还是免不了要全身污秽、面目可憎。这样的书，实在是没有保存的必要的。书籍命运的乖戾，莫过于此！一本出身好的坏书的命运——在此不妨打个比方——很像是一个从名门世家出来的美人，因为种种的不幸与挫折，或是因为嫁错了人，或是因为自己不检点，或是因为遇到了坏人，结果品貌全毁，别人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她当初的样子来了。 《公民汤姆·潘恩》，徐汝椿、陈良廷译。译者是什么背景？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法斯特，在英美文学史上也不是很有名的作家。不过这本小说倒还是挺有意思的，小说主人公汤姆·潘恩是美国的一个职业革命家，其身份和经历都比较奇特。我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该书的最后一页上有一小段关于书中最后一个出场人物的文字注释，仔细阅读， 发现这个叫William Cobbet人的性格、品行、经历很有意思——不妨抄录如下，正式与这个奇人照个面： William Cobbet（一七六三—年—一八三五年），英国政论作家，曾撰文攻击法国革命和激进主义，一七九二年离英，赴美，在费列得尔菲亚城定居，出版《豪猪报》，专事造谣。1800年，回英，编《政治纪事周报》，初为保守党喉舌，1840年，又转变为激进派刊物，后逃至美国，1819年，携带数人至新罗撤尔潘恩墓地，掘出潘恩尸骨，潜回英国，企图展览，敛财。 法斯特的这本书是历史小说，里面出现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大都是真人真事。《公民汤姆·潘恩》这个书名，后来出版的新书通通叫《公民凯恩》。我还看到一部根据这部小说改变的电影，据说在电影史上还非常有名。 |
回来后无事，就翻开这本书。里面有几处说，《1988中国新诗年鉴》首印了20000册，立即就发完了。结合上下文，这意思是说，民间派的诗歌非常好卖，读者喜欢，不像知识分子诗歌，摆在书店里卖不掉，读者不喜欢。
这真有意思。因为《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不久前我在鼎鼎平价书店也买到过一本。《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那年我从北京回到昆明，于坚送了我一本。这样，我现在就有了三本年鉴。有两本是在平价书店买的，有一本是编者之一的于坚送的。
今天买回来的这一本，我还没有来得及看诗的部分。我先看了评论的部分。好像是两伙诗人和各自所属的诗评家在吵架。互相在攻击对方。一路翻开读下去，我觉得文字比较有性情的是西川。另外，于坚的方式也不错，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感性的青年。但是于坚1999年已经是45岁的人了。他是1954年的人，我记得。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他想当领袖，有时候像个疯子一样。这种人一般说来是比较危险的。
他们为什么要吵架？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最后只好不想了。在我的印象中，80年代以来的诗人，都在玩，因为诗歌写作，本质上就是一种玩，就看谁玩的长久了。于坚好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个像上班一样按时写作的诗人。当别的人都在以其他方式玩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写。而幸运的是，于坚又恰好具备了过人的诗歌天赋，否则的话，结果就太可怕了。
文学是现世的，中国文学尤其如此。但是，我看不出当代的这些诗人有这个打算。他们似乎想要通过文学让自身葬送在通往不朽的道路上。由于有了这个野心，中国当代诗人里面没有高人，境界大都很一般，个个看起来都像是长不大的小青年一样。
我老婆用清水煮了一锅蔬菜，美其名曰：大丰收。里面内容计有：青包谷、洋芋、小瓜、胡萝卜、大蒜。这是她一年来首次进入厨房。我们家的厨房是闲着的 ——当然了，厨房应该闲着。青包谷，这个说法是我老家那边的，北方叫玉米棒。当包谷还没有干浆，穿着绿衣服的时候，你把绿衣服撕开，就是青包谷了。青包谷，并不是说包谷本身的颜色是青色的，而是，在玉米的杆叶还在活泼泼地绿光四射，而恰好腰上包着的子粒灌满了浆汁，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包谷，就是青包谷了。青包谷这个说法是很形象的，没有在过乡下的人，不知道。在城里，我们平常所见的、从菜市场里买回来的那个裸体包谷，已经不青了，就像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锅里面的东西一样，因为已经被撕开了，绿色的衣服不见了。
今天我花了20块钱，一共买了5本书。都是两折书。《欧洲在发酵》，一个很有趣的长着小胡子的家伙写的。英国人比尔·布赖森。“翘胡子逛世界”的第二本。另一本是《一脚踩进小美国》，已经有了。今天买的这一本，是为了补充书架的空隙，因为几天前我把原来的那一本《欧洲在发酵》送给了云南最近10年来出现的最大的才女黎小桃。再说了，这么好看的书，摆在书店里无人问是很可惜的。
我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当代作家里面，仍然具有幽默感的，好象就只剩下英国人了。《小世界》的作者戴维·洛奇，以及那个《山居岁月》和《重返普罗旺斯》的作者某某。奇怪的是，他们的书，总是没有被弄到我书房里最显赫的位置上去。每次我老婆帮我整理书房，他们的命运也是如此。这就是问题所在。
《自己的视角》，翻译家董鼎山著。原价16，现价3块2角。这个人很有意思，或者说他的书很有意思。我看过一本厚的。他的这本薄书包含在那本厚书里面。我买下它，一是便宜，一是里面有照片。从照片上看，董的女儿真是个大美女。漂亮的混血种，东西方文化的结晶。因为她妈据说是一个法国女人。照片的背面有如下一行说明小字：1996年与女儿碧雅及其爱狗的圣诞节合影。董自己长得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的意思是没有特色，普通得像个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他翻译的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天里的守望者》，文笔好的不得了。不，我记错了，那本书应该是施咸荣翻译的，不是他。但董先生的文章确实好看。
《妙在不言——世界老漫画》。译林社2003年版。打折价3块6。封面黄色。一本黄色的好笑的书？看漫画要有好心情。书名好。真好。不过这种书一般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粪草书了，看完笑过即扔，不值得保存，如果不是价格低廉，也就不要了。
《明清山水精华》，好书。内容很好。天津人民社2000年版。几天前我才买到《明人小品十家》，里面就有许多山水文章。随便翻开：岳有五，而太华之神秀，冠于嵩、衡、岱宗。又翻到另外一页：由德胜门北行五十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门，实维广隰，丰草肥泉。广隰是什么意思？注释上说，广平的沃野。电脑上居然有这个隰字，也真是难为做电脑字库的人了。
论语派诗人倪涛的女友许霞打电话来，说是明天早上不要睡懒觉了，7点左右她开车来接我去马街淘书，我欣然应允。但愿能淘到一点影印的明天是星期天，昆明的书贩子都集中在马街。据说，他们在夜里5点钟就摆摊了，说是去晚了没有摊位。最近才有人告诉我，昆明的书贩子，都跑到马街了，说是城管的人不让他们在城里摆。
以后，如果在书摊上凑不齐这套书，看来也只好掏腰包到书店去买了。没有办法，一套书不齐，等于是一个喜欢穿西装的人买了西装、领带不买衬衣一样。再说了，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看笔记小说，笔记小说，一般也都有趣。在我看来，一个人喜欢写笔记小说，说明这个人是有趣的；一个有趣的人，他又怎么可以写出无趣的笔记小说来？
买回来，大略翻看了一下，编的还不错。基本上还是尊重古本的。惟一感到不满足的是这套丛书并没有将所有的笔记小说都收入，但是回过头来又一想，如果收齐了，我还能买得起吗？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以前我看到过台湾作家张大春书房的照片，他的书架的最上面三层，装的就全都是台湾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我数了数，一共是330册。据说看不见的地方还放着100册，总共是430册。每本书的厚度，看起来大概跟我买到的大陆上海古籍版差不多。真的是洋洋大观！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国历朝历代笔记小说的家底有多大。张大春收藏的430大册笔记小说大观，据他自己说，他是花了七、八年时间才陆续搜罗来的，但即便如此，也还有20册没有凑齐。
现在我开始犯嘀咕了：张大春的430册笔记，他这一辈子读得完吗？张大春是个疯子。
说到张大春，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补充，那就是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他的《小说稗类》。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人讲小说讲得最好也是最有趣的一本书，张大春的学问才识，显然非我辈可比！辽宁教育出版社有一本很好看的小刊物《万象》，每期我都要买，张大春的文章，我在上面看到过好几回。
《子恺风景画集》
这册小书当真可爱之极！薄薄的，63幅风景画，都是彩色的，印刷也不错。
丰字恺最擅长的是漫画，他的漫画，一看就是他画的，别人画不出来。别人画的漫画很热闹，就只有他的，非常安静，清幽得几近透明，单纯得可以把心收回来。他的漫画甚至让人感觉到他这个人有点笨。他不是属于讨巧的那一类画家，很拙。这可能是出于天性。
这册小书里的画，说是风景，其实画的是人。人在风景里面。人的日常生活场景，非常和谐自然。看得出来，丰子恺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入世的人。他虽然信奉佛教，喜欢陶渊明的那种生活，但他是非常入世的。他眼睛里的世界是一个田园诗人感受到的世界。丰子恺不是疯子恺。
〈子恺风景画集〉，我以前有过一册老版本的，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了。今天时代的人，心里多少都埋着一点病，如果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多看看丰子恺的画，或许就会好一点。
《布莱希特戏剧选》（上、下）
看过布莱希特的诗，没有看过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在书本上看戏剧，跟在动物园隔着铁栅栏看老虎差不多。
把这套书拿回来简直就没有任何理由。如果硬是要找出两个来，也有，第一个理由是这套书的品相还不错，第二个理由还是这套书的品相不错。
好多年前看过贝克特的舞台剧《等待戈多》，罗伯·格里耶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感觉都棒极了。不知道布莱希特的戏剧是不是也很适宜阅读？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有没有机会读完他的一个剧作。
《霍桑氏故事选录》（英文版）
这本书很漂亮，硬壳封皮做得一点都不马虎。不过里面内页的英文我是一句都看不懂。以前在学校习得的英文，早已连本带利还给老师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本薄薄的小书做工很漂亮，如果不是因为这本薄薄的小书出版于民国二十一年的中华书局，我是决计不会买的。当然，这本书便宜，只花了五块钱。
谁要是懂英文，谁要是比我更喜欢霍桑，拿去吧，我一分钱不要！
霍桑的小说，以前读过他最有名的〈红字〉，是网格本的。去年看过改编的电影。
其他几本，从内容上讲，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版本好，书品好，又便宜，看着可惜，就一并收回来了。有些书，恐怕永远都不会去读了。
晚上回到家，想：以后买书，要冷静一点，不要什么书都买。一定要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才买。
马街印象。在书摊上经常遇见熟人
7月29日，星期六
现在回头来说说马街。所谓马街，也就是从前买卖马匹的地方。云南有许多这样的地方，比如猪街，牛街、羊街，狗街、鸡街，等等，都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牲口市场，叫上口了，就成了地名。
今天的马街早已不是一条街，也没有马了。马街是一个离昆明最近的集镇，实际上它是昆明市西山区的一个镇。从我住的白马小区出发，乘车去，10来分钟也就到了。坐公共汽车，148路。很奇怪，离昆明这样近，马街居然把过去星期天赶街子的习俗保留下来了。平常，马街是冷冷清清的，很有点像加斯在小说《偏僻的内地》（威廉·加斯，美国后现代作家）里面写到的那个小镇。现在是加斯帮我描写马街：
这里有两家餐馆和一家茶室，两间酒吧，一所银行，三家理发店，其中有一家窗户上有绿色的遮凉棚。两家杂货铺，一家汽车行，一个车站。一家药店，一家五金店，一家家用电器店。几家卖饲料、谷物和农具的店，一家古董店，一家弹子铺，一家自助洗衣店，三个医生，一个水管工，一个刷成奶油色的殡仪馆。许多间美容店，或开张或倒闭，犹如昙花一现。一家小小的廉价百货商店，不大的空间却有好几层，费力地挪进去后，你可以在那里订购一个碗架，那是用弯曲的不锈钢管条、闪亮的塑料、金属线和清漆做成的家具。……一个邮局，一所学校，汽车修理站……
但事实上，马街的情形远没有加斯描写的那样冷清，对马街来说，他的描写有些超前或是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只适用于10年前或是20年后的马街。事实上马街要热闹得多，商店、银行、酒吧、茶室、学校、药店、五金店、杂货铺、医生、水管工……的数量都要多得多。关于马街，我想将来我还会写到。
一到街子天，马街就热闹起来了。许多厌倦了市区的城里人，都喜欢往马街跑，他们上午来到马街，在街子上走走，东看看，西看看，中午就在街上的小吃摊上随便吃点东西，末了，就买一点水果、蔬菜带回去。
而自从市政当局把书贩子们从城里赶到马街来以后，来马街的人就更多了。书摊就摆放马街的主街道上。主街道的一边，全是书摊。如果把所有的书摊都看一遍，需要一个小时。我每次去，都要来回好几回，生怕漏掉一本喜欢的书。常常，我在马街上会遇到熟人。有一天我遇到昆明80年代很有名的前校园诗人董光复，他已经是全国有名的心灵学大师了，经常被有钱的大公司请了去上课。我还遇到青年诗人张翔武，他在《〈都市时报〉编副刊。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毕业后就没有再见过面的大学女同学，她当时蹲一个书摊上看书，已经很老了，我差一点没有认出她来。我没有跟她打招呼。我怕彼此都感到难为情。不过遇见她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在马街的书摊上可以遇到他一次，那就必然会遇到第二次，等到第二次遇到了，再跟她打招呼不迟。我在马街遇到的最多的人是书尚。平时我买他们的书，遇着了，彼此都很高兴，互相看对方淘到手的书。淘得的书在塑料袋里装着，看过后，往往会说一句“这本不错”，要不就是“这本一般般”。有时，看到我平时想要但却被他们抢先得到的书，我会出双倍的价钱从他们手里买走。有一次我从一个姓的林的书商手里买过一本《阿赫玛托娃诗选》，他两块钱买到的，结果我给了他5块。
在马街书摊上逛的人很多，也很杂。经常会看见一个大学教授和刚刚在街上卖完一篮子梨的老农蹲在同一个书摊上。大学教授来马街是为了寻找他的论文资料，老农则是为了买几本连环画给他的小孙子。旧连环画，在马街一块钱一本。
明天仍然去马街。以后，如果没有其他要紧的事，每个星期天都去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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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家旧书店逛了半天，没有收获。最后转到卖老窗子旧石头的这边，眼前一亮，看见一个石雕在一堆石狮子中间朝着我招手，走到面前去，仔细看，看了又看，发现是一件完美的艺术杰作。
我打电话给一个在艺术学院搞雕塑的朋友，都不好意思说我买了一个石雕。他来了。他看了两个小时。这边看，那边看，左边看，右边看，从上面看，蹲着看，前面看，后面看，歪着头看，最后终于忍不住伸手去摸，摸了又摸，再摸，摸它的身子，头，脸孔，底座，他被一个不具名的民间艺术大师所彻底征服。临走的时候，他说，以后我要经常往你这儿跑了！
我的这位搞雕塑的朋友说，这是一具明代雕塑，雕塑语言已经完全成熟，他还从未在见过雕塑语言如此完美而且是来自于云南民间的作品。我说，在我发现它之前，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经过它但却熟视无睹。他说这个东西是该你的，我说可惜它是一尊财神，如果它是王阳明该有多好啊！他说，它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和谐的，而和谐，正是我一辈子追求的境界，天地的本质，我们所能够感觉到的这个空间，本来是和谐的，但我们看到的却往往只是支离破碎的表象。我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把这种和谐指给我看。现在你帮我看到了。
他看见了。他今天看起来非常满意，无论是对于这尊石头的塑像还是对他自己。
在他走后，我在电脑里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现在，我终于抵达了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幻象。它来自遥远的明朝。所有的幻象都在围着它旋转，就像那个我从乡下带回来的陀螺一样。石头的神灵，隐藏在一堆石头中间。它存在的一切意义不过是为了等待我的到来，我来了，我看见，如此而已，无话可说。
我明白了，这个夏天我为什么要焦虑，原来焦虑是必要的，焦虑是为了等它，在它出现之前完成准备。看来，我的准备已经完成。焦虑过去，接下来是空虚。一间无人的空房子，一座空了的水库。一本书，上面没有文字，没有图画，也没有署名，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还没有诞生。空虚意味着把时间和空间都空出来，前功尽弃，以便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迎接圆满。
这个人的身上长出了青苔，而青苔是时间的植物。他方面大耳，小眼如豆，胡须呈V字型垂下来，纹丝不乱。宽衣长袖。安详的头巾戴着，在头上走一圈，余下的部分自脑后垂下。他的右手缩进去了，在袖子里。左手手持那个满足或终止世俗欲望的象征物贴近胸口。高55cm，宽30cm，厚28cm。这个人坐在一块方石上。
它太重了，它的造型暗示了这一点。浑圆的体积上仅留下简单的线条，行走的正是极少主义的那条路线，一，就是多，但多又归为一。这正是老子哲学的根本，减法，恰当地、隐忍地使用减法。水落石出，明心见性。最后，什么是道？道即是心，天地万物，都要回到心上来，心，乃是一朵白莲花的云朵在宇宙中盛开，大花开放，大象无形。
我把这尊石头的雕像安置在我的书房里。坐北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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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8日
下午和老虎、李坚去看于坚的收藏。李坚，于坚。坚字跟土有关。
一本手工装订的颜真卿的八关斋拓片。是碑还没有裂成两半之前的那个稀有版本，字的笔画十分清晰，基本上可算得上是高保真了，与我此前看到的另一个模糊版本简直有天壤之别。都说颜真卿的字是外圆内方，看了这个版本，才知道原来是一种讹传。于坚说他花了1300块。李坚说，你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了，说今天即便是拿出几千来，恐怕也难以买到了。
一对体感不错的石狮子。一匹只有两条腿的直立的马。拉马俑若干。著名的十二生肖，据说昆明古玩市场上已经炒到1200块一套了，但是值得啊，男人女人，面容模糊，体态古朴柔软。于坚说，它们来自史前，那些隐姓埋名的作者，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大师。在这批俑里，有一条女娲的蛇让我爱不释手，这条造型十分夸张的蛇就好像刚刚从地里面钻出来一样，从浑圆卷曲的身子中央露出它的头来。伟大的造型，从混沌里出来，又钻进混沌里面去。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古代的艺术家，不过随便玩玩而已，泥巴在他们手上，往哪一边歪都可以，这是天地最初的形。
在于坚所有的收藏里，我对一匹泥巴雕塑的狮子最是放不下，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匹狮子完全脱离了“狮子”作为动物本身的那个形象，脱离了“狮子”这个词的全部所指。一句话，它不是一头狮子，它是一个雕像。就像那匹只有两条腿的马一样，当初那个雕塑的人，他并没有真的要用泥巴去捏造一头狮子或别的什么，他放跑了狮子，捏造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形象。对了，我记得于坚在谈论这些雕塑时使用过“似是而非”这个词。但是，真的是似是而非吗？一个现代人，在面对一件古代作品的时候，他身上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他离他想要回去的地方只会越来越远。太初有道，可是，道在哪里呢？很显然，狮子并不住在这个雕塑里面，狮子甚至也不住在那人的心里面。
我把一套其中有两册是7折（这个价位委屈了于坚）买到的《于坚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5卷本）从包里面拿出来请它的不幸的作者签名。这已经是该书发行两年以后的事了。说到我对《于坚集》的收藏，有一个小插曲：书刚出来的时候，有一天于坚说，他要送给我他的书。但是我拒绝了。我说，你把要送我的书拿去送给老韩吧，因为他更值得拥有你的书，再说了，我是时常都会得到书店的赠书票的，等有了书票，我去书店拿一套就成了。老韩，在昆明文人圈里人称二爷的便是，《大家》杂志副主编。我有一篇小文，顺便提到了他的耳朵。我说，“在一个名叫韩旭的人身上，我吃惊地看见了一对老子的耳朵：薄，透明，骨质坚硬，几乎只有很少的肉。过于轻巧的体积，显得与我惯常所获得的经验极不相称。这是一对极少主义者的耳朵，它能够辨认出古往今来一切声音的谬误所在，跟老子一样，使用的也是排除法，对减法有着狂热的崇拜。因为听觉的不必要的灵敏，韩旭经常为他所听到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感到烦恼。这是一个生产噪音的二流时代，发炎的耳膜如果不像老子那样自行关闭，或是通过幻听来与世界对抗，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
这是题外话。扯远了。现在还是回过头说说于坚给我的《于坚集》签名的事。于坚在《于坚集》的每一册上都写上他的名字和日期，我说还不够，我还想要你在你的名字旁边加上你的印章款识呢！于是于坚又去了一趟书房，把印章和印盒都取了来。盖完章，于坚开玩笑地笑着说，你的这套《于坚集》，恐怕是最独特的一套了，当初送给你，你不要，反而自己买了背到我家来让我签名。我说那是对你的劳动的报答啊，你知道吗？我是在两个书店才买齐凑成一套的，两册诗集是七折，在云大清源书屋购得，另外三本是原价，是从新知书城里打捞出来的。
这次，于坚又送了两本他的书给我，一本是新书，才出版不久的《暗盒笔记》，于坚自己的摄影作品和文字说明；一本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这本诗集是当年于坚自费出版的，那时候，他的名气还没有大到让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的程度，他自己又想出书，便只好自己掏腰包了。关于这本薄薄的《诗六十首》，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因为出版社不管发行，于坚就只好自己来弄了，书出来的时候我刚好大学毕业要到德宏芒市教书，结果我就带了100本去帮忙卖。初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结果见着喜欢诗的人就送，送了一两个月，还是没有办法送完，最后干脆把剩下的全部像教材一样发给了我的学生。这本书的定价是一块一角五分，1989年，在大学食堂里，一块钱就可以很好地吃上一顿饭了（两份肉，一份蔬菜），我把于坚的诗集送人，等于送出了一百多顿饭。
义卖《诗六十首》没有收回的钱，一年后我回到昆明，有天专门去拿给了于坚。那时，我刚在北门书屋找了一个工作，说起来，那时候我每月的收入还相当不错，比于坚在文联上班的工资还要多得多呢！
在中国地图上，云南就像一只没有脚的大鸟，鸟头在东，鸟尾在西，想飞不飞的样子。昭通的位置是在鸟头上。云南的17个地州，昭通所处的位置最好。
但奇怪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只大鸟身上的许多部位都炙手可热，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旅游热点地区，就只有处在鸟头上的昭通一声不响。昭通地区镇雄县，是云南最东北的一个县，这个县的许多村庄，据说是鸡叫一声，三个省都听得见，所谓的“鸡鸣三省”。镇雄应该算是云南的鸡嘴，照理说嘴巴一张，很容易弄出动静来。但是没有，据我所知，这个县除了在全省是一个人口大县以外，来自于其他方面的消息，似乎是很少的。
这个在20世纪一度弄出过巨大响声的地方，在2004年终于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知道，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王”出在昭通，顶尖国学大师姜亮夫也出在昭通。在当代，昭通还出了在世界范围内都堪成一流的画家刘自鸣和摄影家吴家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和二十多年的准备之后，2004年，昭通作家集体亮出他们的舌苔。
云南文学的2004年实际上就是“昭通作家年”，这一年，昭通作家群现象引起普遍关注。潘灵、雷平阳、胡性能、刘广雄、贾薇、李骞、张仲全、夏天敏、邹长铭、樊忠慰、陈衍强、阮殿文……都是昭通作家群里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的作品如果陈列在书店的某个角落里，是可以放满一个书柜的。他们或写诗、或写小说、或写散文、或写评论、或写四不像的实验作品，都颇具规模。这是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作家方阵，出身于昭通，作品的题材也大多取材于昭通，“昭通”这个词卡在了文学的喉咙里。
在昭通街上的一家小书店里，居然有罗兰·巴特的书。有人想要“发明”鸡枞，但更多的年轻人却在疯狂地向文学求爱。
1997年我到昭通去采访，感觉这个地方海拔非常高，后来查了一下，发现海拔跟昆明差不多，并不高。高的是纬度，与云南的其他地州相比，它更靠近北方一点。听说，这个地方冬天很冷，每年都要下大雪。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当然没有看到大雪。昭通的大雪是我在若干年以后才在胡性能的小说《暗处》里看到的。那个季节，沿金沙江一带很热。在绥江县城，我看见许多本地人在一座木桥上乘凉，男人都光着上身，穿着大短裤、凉鞋。
那次去采访的内容是科技。我发现，昭通人的科技意识不是很强。科技不发达，再加上交通闭塞，经济必然落后。在永善县，本地人致富的手段是种魔芋。绥江县城附近出了一个科技致富的典型，一个女孩子，她发了疯一样地培育蘑菇，她说她已经发现了怎样种植鸡纵，正打算去申请专利。其时，人工培植的鸡纵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满天飞了。
昭通最热门的不是科技，是文学。这是我在昭通街上走了几圈后得来的印象。昭通城里的书店很多，都是私人开的，每个书店里都有人，看来生意是可以的。书店里卖的一般是文学类、生活类、法律类书籍，经济类的书也有，但不多。不时可以看见一些全国性的文学杂志醒目地摆放在一堆生活类期刊里面。在一家书店，我看见了新到的一期《人民文学》，总共有三十多本。使我吃惊的是，我在外国文学书架上看见了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当然，不多，只有三本，但也够吓人的了。你想想，在昭通这样的地方居然有罗兰·巴特的书卖！这个人的作品是典型的后现代游戏文学，被认为是最艰深难懂的，一般人，包括大部分大学文科教授，根本就读不懂。他们不知道罗兰·巴特在书里胡说什么。
好吧，这件事情吃惊归吃惊，也就过去了。也许是老板盲打误撞，当爱情小说进货进来的也说不定，说不定过几年我再来昭通，那三本书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呢！说来也巧，几年后我在昆明遇到杨昭和胡性能，偶然提起我在1997年夏天在一家小书店里看见……杨昭得意而又略显羞涩地说，昭通读书人的文学水准不低，西方现代派的那些翻译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昭通就基本普及了；至于说到那家书店里的罗兰·巴特，杨昭说，是他让老板进的。
原来如此！杨昭在昭通被称为世外高人，原来是他把罗兰·巴特弄到昭通去的。据说，这个人博古通今，无书不读，在昭通以不写作著称。但是别人写到了哪一步，写了什么名堂出来，他是知道的。他能够一眼就看出他身边的那些作家朋友的写作秘密。有一次我问杨昭，除了我知道的，昭通究竟还有多少秘密的写作者？杨昭说，一只小鸟身上有多少根毛，昭通就有多少个写作者。还说，为什么我们要热爱文学？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爱得深沉，还因为在昭通这种地方，除了姑娘和文学之外我们没什么东西可爱。
昭通作家群的集体迁徙和“胜利大逃亡”。省城对以写作为生的人永远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对这些人而言，“只要那个地方摆得下一张书桌就可以了”。
我去昭通的那一次，没有见到杨昭。好像就是在那一年以后，昭通的许多本土作家都纷纷跑到昆明来了，潘灵、雷平阳、胡性能……再后来是女诗人贾薇，她跑到昆明来，没有工作，住在麻园村租来的房子里以画画为生，画卖不出去的时候，昆明作家老楷给她送过米。再后来是李骞、张仲全、刘广雄……。除了贾薇是自己跑来的以外，其他人都是通过工作调动来的，没有放弃编制。
潘灵来到昆明以后，成了云南著名的出版人，所以著名，是因为他编辑的图书获奖最多，得到的奖金也最多。他一个人就把全国三大图书奖都收入了囊中。目前，潘灵在昭通作家群里以写作数量著称，他出版别人的书，也出版自己的书，他自己的长篇小说，已经出版了4部。当然，为了避嫌和让人不说闲话，它们都是通过外省的出版社出版的。
雷平阳没有潘灵幸运，后者一来到昆明就进了出版社，雷平阳混进城却经历了崎岖而漫长的过程。他先是被调到云南建工集团位于昆明远郊安宁的一家下属企业当宣传干事，几年以后才有机会去到总公司，把户口落在城里。1997年我从昭通采访回来，昭通的另一个作家胡性能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要约见我和雷平阳，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听说过许多回的昭通诗人。我发现，从外表看，雷平阳一点都不像诗人，倒像是一个在工地上干体力活的建筑工人。他话不多，对人十分友善，一双小眼睛里充满了笑意。看起来身体相当结实。那时候，雷平阳还没有进城，他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到建筑工地上去看工人们怎么盖房子。那几年，这个人在疯狂的写诗和散文，他这个时期的散文，具有着忧伤而又柔软的质地，散发着强烈的、主要是来自于昭通老家的乡土气息，叙述的语调既孤独又任性。离开了昭通，但又暂时还无法使自己的整个生活融入昆明，这就使得他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话语资源”。
他的这批散文后来收进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的群山》一书里面，同时，这本书也是他的第一本个人作品集。雷平阳在这本书中一篇被命名为《二十八公里》的散文中写道：“在小西门远郊汽车站坐车，到我所在的单位有28公里的路，40分钟……单位所在的地方就叫28公里。在我平静的意念之中，有些重现的时光显得飘渺而朦胧，如地窖里的罐子盛装的水，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浮走的，可一旦回涌到我的大脑中来，又是那曾经盈满的一罐，可能救活许多沙漠上行将渴死的人……冬天来了，28公里处的气温往往比昆明市区低三度。”许多年以后，他说，“28公里处，就是我所在的那家建筑分公司在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呆了许多年。在昭通时总是想来昆明，到了昆明以后又一心想回昭通，不过昆明最终还是把我留下来了，对我而言，它只要摆得下一张书桌就可以了。”当这个内心非常诗人的诗人再次提到28公里时，显得相当平静。
《大家》杂志社，“昭通文学现象”的始作俑者，意外被“开除”事件及“开除”一词的形而下发音，顺便说到了国学大师姜亮夫的孙女儿。
1998年，我和雷平阳都被《大家》杂志社要去当编辑，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相对静坐。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诗人雷平阳是一个家乡情结很重的人，除了谈论文学，他谈得最多的就是昭通。他谈到他经历过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一只被大水冲走的鸭子，覆盖在一个池塘里的成千上万的毛毛虫，一条废弃不用的水渠，以及，他叔叔手持猎枪追赶乌鸦的一次英勇行为……几年后我发现，这些事物都经过书写后进入了他的第二本散文集《云南黄昏的秩序》。
在《大家》当编辑的时候，雷平阳干过一件跟昭通文学有关的事，这件事使他离开了大家：他搞了一个文学调查，《群峰之上的夏天——云南昭通文学现象调查》。结果，调查发表后，收到全国读者的许多来信，他们想要认识《调查》提到的那些人。但是有一个人不喜欢昭通，他不认为昭通的文学值得调查。我因为是这篇调查的责任编辑，也受到牵连，一并处理。我非常喜欢“开除”这两个字，它们音节响亮，斩钉截铁，非常入耳；它们也是一些意识形态部门在集权体制护航之下某些人最喜欢的一个词。“开除！”舌根顶住上颚，突然放开，尔后舌苔悬置在黑暗的口腔里，舌尖与牙齿短暂调情，牙齿一咬，嘴一瘪，“开除”就扁扁的横着出来了。说出这个词一定要咬牙切齿，还要加上感叹号，两个字并做一个说，以表示决绝、不容商量和愤怒，否则，它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但雷平阳就不那么看了，他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大家》这份刊物的，所以他很伤感。我倒觉得被开除是一件既好玩又开心的事，因为在我看来，《大家》一直所网络的那些名家早把我搞烦了，除了不多的几个以外，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基本的文学训练都还没有完成，他们成为名家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有许多名家，那几年是经常在《大家》上发表东西的，但今天已经不见了，改行了。
文坛是一个臭水塘，沉在底部的尽是乌龟和王八，是看不见几条金鱼的。真正把文学当回事的作家很少，当回事的，又很低能。所以，离开《大家》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我记得有好几次，雷平阳都向我表示歉意，说是他牵累我了，我听了哈哈大笑。雷平阳这个人，长着一副乡土现实主义的面孔和一条笨拙的舌头，喜欢沉默，轻易不开口说话，但有时候也是很幽默的。
我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昭通作家群”最初是由雷平阳这个好事者发明的，当然，他没有说“昭通作家群”，他说“昭通文学现象”，都一样。当他说出“昭通文学现象”这句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他就付出了代价，他对昭通和文学的感情就必然受到伤害。有许多人不喜欢昭通，也不喜欢文学。昭通，在他们心目中那是夜郎国的最后一个省，据说那个地方在古代是匪气十足的，喜欢造反，好汉辈出。
在上个世纪前半夜，云南王是昭通人，他家屋檐上用来装饰的小圆瓦上面的图案，采用的是经纬分明的地球的模样。还出了一个红军的高级将领和无数的红军战士。可是这些人忘记了，昭通同时也出产了另一个不朽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大人物，他就是国学大师姜亮夫。就其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力而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是非常有限的，跟这个人都无法相比，不在同一个坐标上。在20世纪，这个人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最有文化的人之一，在我看来，这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必将日益显现出来，他的那些著作，中国人要读，西方人也是不得不读的，他将成为给第二次全球化的新世界带来生机的人之一。
几年前我认识这个人的孙女，我跟她谈到她的爷爷，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其神情就像我谈论的是恐龙一样。她认识几乎所有的当代昭通作家并阅读他们的书，当然，她也偶尔阅读爷爷的著作。不过她说，爷爷的著作没有当代昭通作家的小说好看。她告诉我她最喜欢刘广雄的小说，她认为刘广雄是编故事的高手，他的小说引人入胜。她不喜欢雷平阳的诗，她认为雷平阳的散文还可以，诗就太难读了，简直就不是人写的，她不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我告诉她那是现代派，她立即说，难道他比艾略特还现代派吗？
姜亮夫的孙女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喜欢双抠，水平极高，一般的人不是她对手。老公是个记者，一个只读现代派翻译作品的人，不过他有一天跟我说，他想要一套《姜亮夫全集》，可惜太贵了。跟杨昭一样，他也是一个只读不写的人，我以为他是另一个昭通文坛外高手。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回答说：在这个年代，写作是一种耻辱。为这句话，我请他喝了一瓶名叫虚无主义的酒，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两人都喝得大醉，有一阵，我们还从地球上消失了大约五分钟左右。
在心灵的旅途上，如果没有宗教，那么文学就几乎是惟一可以获得的安慰。为什么文学在昭通遍地开花？现在看来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文学的作用，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是全然无用的。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希尼悲观地说，“一首诗抵挡不住一辆坦克。”确实，诗歌发明出来并不是用来抵挡坦克的，诗歌发明出来也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获取功名。写诗就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种花，以便让这个世界看起来不至于过分丑陋、单调、乏味，使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不至于活不下去。常常疑惑，为什么文学在昭通遍地开花？现在看来已经找到答案。昭通，确实太偏僻了，在那些大河流过的峡谷里，其实并不盛产黄金，它甚至很难让人看到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平整土地，它不发出粮食的笑声，也不予人以来自其他方面的希望。于是，就单单剩下文学了。在心灵的旅途上，如果没有宗教，那么文学就几乎是惟一可以获得的安慰。
来自昭通的文学教授李骞，也同时是昭通作家群重要的一分子，他一眼看出了引爆昭通文学的地理和人类学基因。他说，昭通文学的爆发基因并不潜藏在金沙江的暗流里，而是写在昭通人的脸上，只要是从昭通出来的人，不管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他的脸上必然流露出悲苦忧患的神情。而文学是最接近这种表情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都没有离开过这一点，而中国古代也有“文章憎命达”的说法。这就是李教授的文学相面学。
我认为他的说法是对的。在我所见过的几个昭通作家里，雷平阳说他一生下来就老了，从未年轻过；刘广雄年纪轻轻就秃了顶；潘灵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不是向外打开，而是向内收敛；胡性能举止就像少年，害羞，喜欢顾左右而言他；李骞是大学文学教授，但却匪气十足，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山大王……杨昭，儒雅但不风流，淳厚而敏感，这个人总让我感到，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让人从他的身上感到来自昭通那块土地所特有的疼痛感。他是想得很多很多的人，想了又想，但似乎永远都不打算说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他写得很少，不相信自己手中的笔和电脑，也不相信嘴巴，他把自己变成了像老子那样的思想者。杨昭是昭通师专中文系的文学教授，对昭通那块土地有着一种感恩式的虔诚，别的许多作家都先后离开了昭通，他仍然留下来播撒文学的火种。据说，在昭通，他的弟子满天下，老一代的文学青年老了，年轻一代的文学青年又成长起来，文学的野火烧不尽，靠的是杨昭的一口气。看来，杨昭这一辈子是要老死昭通了。这就是命运，谁叫他的名字里带一个昭通的“昭”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