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国共情报战史，沈之岳是不能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除了在台湾他多年执掌“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被称为“调查局之父”(对此段经历，毁誉不一，誉之者称其为“中国的胡佛”，毁之者称其为“中国的贝利亚”，但不管怎样，他作为一代特务头子，在中国的情报史上终归还是能留下一笔的。)之外，其早年打入中共的经历也成为一段传奇。而正因为沈之岳是一位传奇人物，身上总是罩着很多神秘的光环，所以有关他的一些情况，能说得清楚且准确的实在是不多。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沈之岳的学历问题。

(1951年8月沈之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四期受训时所登记资料)

大陆出版的一些资料中，基本上都标明沈之岳的第一个学历是“陆军军官学校”(即俗称的黄埔军校，持此说的有崔之清的《当代台湾人物辞典》、余克礼等编的《中国国民党全书》)，但均未提及他是哪年入校的，不过也有白纸黑字的写着“沈之岳(1914.2.18-)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交通科毕业”(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第627页，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1955年沈之岳第一次调到调查局之前，他始终是军人，而且还有少将军衔，作为一个国民党军人，“陆军军官学校”的资历是绝对不会在履历中漏掉的，但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四期登记的资料中，仅见的两个学历却没有陆军军官学校字样，这让我有理由怀疑沈之岳是不是黄埔出身。

黄埔军校第八期在黄埔历史上是很特别的一期，因为从这一期开始，黄埔才开始确定三年的学制，该期学生是从1930年5月开始招收的，1932年3月武汉分校第八期学生并入南京总校后分两个总队（武汉分校学生为第二总队），到1933年5月20日第一总队学生毕业，计305人，当年11月25日第二总队学生毕业，计1240人。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由湖南省档案馆校编的《黄埔军校同学录》，详细收录了该校前二十三期的学员及教职员名单，我仔细翻检了一遍第八期的全部名单，没有看到沈之岳的名字，转念一想，沈之岳既然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也许“沈之岳”之名只是一个化名，毕竟他还曾用过沈辉、李国栋等多个化名，就读军校时是不是用的是本名呢？于是我又从头查起，这次用的线索是他“浙江仙居”的籍贯，不过该期1000多名学生中竟然没有仙居人士。线索就此中断，但我还是不死心，根据某些材料上对沈之岳籍贯的另一说法“浙江金华”，又去查对了一遍，结果只是找到叫“张中一”和“李俊峰”的两人符合条件，而核对年龄，这两人又都不符合条件。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沈之岳应该不是黄埔出身的。之所以在众多资料中都记载他是黄埔毕业的，只能说是相互传抄、以讹传讹。那么，沈之岳自己所述的“中央警官学校(警政、六)”的学历又该怎么解释呢？马振犊所著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有这样的表述“沈之岳是浙江人，早年在杭州读中学，后在戴笠主持的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时即加入了国民党。1932年，他经大特务叶翔之介绍，进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的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活动。”(见该书第376页，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标榜是作者“在广泛搜集了国内外档案馆所保藏的开放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上，悉心写成的一部关于中统与军统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专著”，但仅从上面这段不长的关于沈之岳的记载来看，就有一些问题，1932年的时候，叶翔之根本就不是特务，叶翔之加入军统是在1939年由其妻兄李崇诗介绍的，他怎么能在1932年介绍沈之岳做了特务的呢？再者，1932年戴笠的特务组织也不是军委会特务处，而是力行社特务处。

沈之岳曾经在浙江警官学校读过书是事实，但他把学历写成“中央警官学校”却不是笔误或攀龙附凤，而是因为浙江警官学校于1937年并入了中央警官学校，原来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获得相应的中央警官学校的学历。至于沈之岳曾经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作职业学生特务的经历，某些材料里还说沈之岳是先在上海读大学(有说是在复旦大学)，得到戴笠赏识后加入了特务组织，这算起来不能算是学历，否则沈之岳也不会不在履历中提及的。

而沈之岳人生最大的传奇就是他打入延安的经历，关于这段经历已经有很多人做过考证，但除了证明沈之岳不是萧致平带到延安的，别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王芳回忆录》或是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所述基本差不多。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主要是以他的抗大学员身份进行的。某些资料上说是沈之岳入的是抗大二期，用的是化名“沈辉”，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查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录，却查不到抗大的同学录，所以也无法查证，仅能知道的是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开学的，到当年11月学员毕业，如果沈之岳真是入读的抗大二期，那么他一定是1937年到的延安(某些材料上说是1938年)。但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特务，抗大的学历是不会写出来的。

至于后来沈之岳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陆军参谋大学”、“国防大学”、“国防研究院”等机构受训的经历，只能算是在职培训，学历是算不上的吧。

香港。医院的病房里。

吴敬中躺在病床上，余则成前来探望。

余则成：老师，伤得怎么样？

吴敬中苦笑：还好，在医院里躺上个把月就可以出院了。老了老了，还得演这么一出苦肉计来了。哎。则成，这次我真是要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安排得这么周详，恐怕我这把老骨头就得扔给共产党了。

余则成：这是学生应该做的。王兆槐已经找过我了，局本部同意由我代您去东北。

吴敬中：这次让你涉身险地，我心里真是颇为不安。

余则成：您放心吧，上次去南京制裁李海丰那么危险的任务，我这也顺利完成了嘛。我就不信共产党比日本人还厉害？再说，东北那边也没有知道我底细的人，只要小心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吴敬中：照我看，共产党比日本可厉害多了，你要记住，到了那边如果感觉不好，哪怕完不成任务也要及时撤退，保住本钱要紧。

余则成点头：学生明白。

吴敬中：还有，在那边长期潜伏的人员，一定要告诫他们不要擅自行动，只要能够扎下根去，将来总会有用得到他们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说起来，东北那边你也不是没有熟人的。

余则成：熟人？我平生从未去过东北，哪里会有熟人？

吴敬中：还记得在你这实习的内湖训练班学员杜凯吗？他离开你这里后就被派到东北去了，他现在用的是林有成的本名，在沈阳的第一橡胶厂做事，接触他你一定要当心，他可是知道你底细的。

余则成：我会注意。

吴敬中：千万要当心，我等着你平安归来。

香港，街道上。

吴敬中与王兆槐并肩而行。

王兆槐：吴兄，毛局长怎么会让你去东北呢？现在那边的情形可是不太妙啊。

吴敬中：呵呵，没什么，我们干这个的，不就是提着脑袋在做事嘛，对生死我看得倒是很淡，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能为党国做些事情，也就算不枉党国的栽培了。

王兆槐：老兄有此见解真是让我敬佩，越境的事情我都已经布置好了，只待老兄的命令。

吴敬中：越快越好吧，这个时候估计局本部也是想要在那边有点作为的，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

正说着话间，一辆汽车从二人身后驶来，驶近时汽车将吴敬中刮倒后猛然加速离开。王兆槐急忙去搀扶吴敬中，汽车已经驶远了。

汽车里，余则成坐在副驾驶座上回过头去看王、吴二人。

开着车的龙二紧张的说：余先生，这，这不能撞坏吧？

余则成：我看了，问题不大，放心吧，吴先生谢你还来不及呢。

龙二：要不是你来跟我说，我真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情。

余则成：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忘了吧。

香港。一家餐厅。

吴敬中与余则成一起用餐。

吴敬中：则成，毛局长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去东北视察潜伏工作。

余则成：去东北？怎么这么突然？

吴敬中：我也有些意外，不过自打王新衡遇袭，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现在看真是是祸躲不过啊。则成，我也好久没和你好好谈谈了，今后我们可能就没这样的机会了。

余则成：老师，您怎么这么说？以您的经验这次任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吴敬中摇摇头，苦笑：经验？世道变了，过去的经验只能是害死人的。共产党在地下的时候，我们都斗不过他们，现在，他们坐了天下，我们拿什么去和他们斗？

余则成：我想我们办法总还是有的，共产党也是人，是人就都会有弱点。

吴敬中：不过我们的弱点更多，所以才败得这么惨。我早年的经历想必你也有所耳闻吧？说起来，那边的大员很多人的资历还比不上我，我昔日的同学、同志幸存下来的现在都是独挡一面的人物了。则成，你当年为什么参加特务处？

余则成：那个时候也没想别的，国难当头，书是没法读下去了，做为一个中国人，多少也要做些抗日的事情。

吴敬中：是吕宗方介绍你参加的吧？

余则成：是。北平沦陷，我和几个同学从塘沽坐船南下，恰好遇到吕宗方也在船上，到了上海，他帮我们安顿下来，日本人跟着就打了进来。正好青浦训练班招生，听他介绍，特务处是保卫领袖的革命团体，我们几个就都参加了。

吴敬中：革命？说到革命上，共产党的理解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把自己的金钱、地位什么都抛弃了，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就是想让大多数人能过上好日子，这是他们的革命。我们为的是什么？我思来想去，既然都是革命，那为什么不选一个让自己更安逸的革命，所以这些年我是能捞就捞，能混就混。没想到，现在这样的日子也过不成了。

余则成：老师，既然这样，不如你和毛局长建议，由我代你去东北。

吴敬中眼睛一亮，旋又暗淡：你代我去？不行，他既然让我去，自是有他的打算，是不会同意你去的。

余则成：我看我们是不是想想办法，让他同意我代您去。

吴敬中：办法？什么办法。推是推不掉的，我要是抗命，就会比王新衡还要惨。

余则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只是多少有些风险。

香港。一辆汽车内。

叶翔之接过余则成递过来的文件袋，打开翻看着。

叶翔之：你看过了吗？

余则成：看过了，内子帮我译出来的，这个就是英国人最后的调查报告。

叶翔之：这么说英国人认为是中统的人做的？

余则成：是，我看有可能是英国人也不想搞下去了，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错了。不过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说着，余则成掏出了两张照片递给叶翔之。

余则成：您看，这一张是英国人在凶手身上找到的王新衡的照片上取到的指纹，这一张是我偶然得到的一份指纹。

叶翔之细细的对照两张照片：嗯，这应该是一个人。你怎么弄到的？

余则成：这张照片和报告都是那个郑约翰卖给我的，两根大黄鱼呢。这后一张照片，说来是我们自己人的。

叶翔之：自己人？呵呵，好啊，不出我所料，是谁？

余则成：是贾允修。

叶翔之：贾允修？他是什么货色，还敢动王新衡？我看不是这么简单呢。看来我得找他谈谈了。

(由于后续的情节涉及到老余和翠平的女儿，现请各位网友为她取个名字。谢谢。另外，应网友之请，将我所整理的《大陆及台港地区情报类书籍名录》上传，供各位参考。)

近年来，大陆有人写书，把陈恭澍与王天木、赵理君、沈醉并称为“军统四凶”，在我看来，这个称呼多少有些牵强。军统里搞行动工作的专家不知凡几，这四个人之所以有此盛名，无外乎就是因为关于他们的资料较多，资料多了写起来就有看头，而资料的来源则主要是在台湾的陈恭澍和在大陆的沈醉所写的回忆录。对于沈醉大家当然很熟悉，没看过他的书至少也会听过他的名字，而对于陈恭澍，知道的人恐怕就不会太多了。

1942年4月，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一部名为《蓝衣社内幕》的书，列为国民新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的行销于市，虽然此书只有薄薄的一百多页、十五万字，却一时之间洛阳纸贵，一版再版起来，直印了十几万册(一说二百万册)，此书作者的署名就是陈恭澍，从这时起陈恭澍就由一个见不得光的特务变成知名人物了。

(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蓝衣社内幕》一书，全书共126页，除署名陈恭澍的文稿外，还附录有王天木《我所知道的蓝衣社》一文。)
    说起来陈恭澍的来头可不一般，他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后因病转入第五期毕业，1932年又从戴笠主办的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毕业，其后在华北主持特务工作，又调任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1939年秋调军统上海区长，负责军统在上海的敌后工作。对他参加戴笠领导的特务工作，在《蓝衣社内幕》中多有描述，特别是关于刺杀张敬尧等事件更是言之甚详。《蓝衣社内幕》一书不但把戴笠领导的特务机关的前身及沿革、现行组织及一般人事、国内各主要区站人事表、主办训练班情况、主要工作现状、戴笠分析、戴笠今后工作预测、重要案件的内幕与实施经过等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把许多密电、手令之类的特务机关最见不得光的东西都影印出来，图文并茂，把军统的秘密工作弄了个底掉。

(《蓝衣社内幕》第126页所载的陈恭澍简介及手迹。)

但是，拉拉杂杂说了这许多，却不能不说的是，这世上并没有蓝衣社这个机构，《蓝衣社内幕》这本书更不是陈恭澍写的。《蓝衣社内幕》一书所讲的都是戴笠所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1932年成立，抗战时改为军统局)的情况，对这个机构此前很少有人知道。关于蓝衣社之谓，此前有过很多专家作过考证，据云是1932年春夏之间，坊间盛传军事委员会成立法西斯组织，以蓝衣社名之(仿意大利黑衫、德国褐衫)，对此事尤为关注的是日本的情报机关，其实这个时候成立的是力行社及由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他们从未以蓝衣社自称，但以讹传讹，一般人都以蓝衣社来称呼戴笠领导的特务机关，及至《蓝衣社内幕》一出，蓝衣社的称谓倒是被世人所熟知了，已至于谬种流传。

而说《蓝衣社内幕》一书是陈恭澍所写，更是一个谍报战中的阴谋。原来，陈恭澍在1941年11月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后，对形势看得很清楚，要是与汪伪方面对着干，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把自己领导下的军统上海区140多名特工合盘托出，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真是很有感慨，“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汪伪特务机关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举扫荡了军统上海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电台、秘密文件，汪伪宣传机关也大力吹捧“这是和平运动开展以来，在上海的最大一次破获”。陈恭澍虽然出卖了自己的下属，却不愿意为汪伪效力。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遂使出一招釜底抽薪之计，让先期已投降汪伪的王天木写出了《蓝衣社内幕》，据说还由胡兰成(没错，这位就是与张爱玲厮混于滚滚红尘的文化汉奸胡兰成)润色，又移花接木署上了陈恭澍的名字，以断其后路。这一篇篇的内幕就这样由李士群任社长的《国民新闻》报连载了出来，远在重庆的戴笠哪知内情，对陈恭澍恨得是牙根直痒痒。陈恭澍眼见如此，不得已也为李士群做了些事，但却很有心计的把王天木的原稿收藏了起来，这才逃过一死。且看抗战后负责在上海肃奸的程一鸣怎么说的，“陈恭澍知道我到上海，拿了《蓝衣社内幕》的底稿来见我，请我把这本底稿送给戴笠，说‘这本书是王天木写的，和我没有关系。王天木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戴笠认识王天木的笔迹，请你帮忙，希望戴笠不要杀我’。”程一鸣遵照陈恭澍的嘱托，把这个底稿交给了戴笠，“戴笠叹了一口气说：‘先把陈恭澍关起来’。”就这样陈恭澍逃过了一死，没多久戴笠就因飞机失事死了，郑介民作了局长，陈恭澍与郑介民的私交很好(刺杀张敬尧就是郑介民亲自指挥的)，郑就把陈释放了，派到北平担任绥靖第一大队大队长。及至郑介民在台湾死了，陈恭澍还不忘郑的恩情，写了一篇《悼恩公郑局长》来纪念他。(参见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载于《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p244)

1949年，陈恭澍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继续在情报机关任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1955年由保密局改编而来)第二处处长。虽然《蓝衣社内幕》并非陈恭澍所作，他的文才在晚年却也是锋芒毕露，著述甚丰，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连载了多篇回忆文章，后结集成书《英雄无名》，厚厚的五大部，足有两千二百多页。

(陈恭澍在台湾出版的《英雄无名》系列共分五部，即《北国锄奸》、《河内汪案始末》、《上海抗日敌后活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均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部出于1981年11月，最后一部则出于1988年1月。1988年2月，北京的档案出版社以《北国锄奸》为题出版了《英雄无名》的第一部。图片摘自孔夫子旧书网。)

标题是借用的，取自于英国谍报史家迪肯的同名著作。

小时候，家里的书极少，所看的书自然就不多，所以对能看到的不多的书都是看了又看，看得最多的是平托上校的《我的反间谍生涯》，再有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另外还有不是书的书，是父亲从报纸上剪下来装订在一起的薄薄三册沈醉所著的《魔窟生涯》。这几本不多的书引发了我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对阅读趣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年来我是如饥似渴的在寻觅、阅读有关的书籍，也乐于把自己的发现与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是“以史觅谍、以谍观史”，就是探究历史上的情报机关和情报机关对历史的作用，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得很。关于情报机关，素来正史鲜有所载，而野史又多不可靠，比如血滴子之类的传说，公案、侠义小说倒是津津乐道的，但真相如何，恐怕没有几人说得清楚。这些年的阅读体会是，时事出版社、群众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军事谊（译）文出版社和金城出版社的相关书籍称得上是善本，如果是对情报类书籍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从看这些出版社出的书入手。

沈醉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过，最后读到的是《沈醉日记》，虽然这本日记是经过删节的版本，并且所记多是琐碎小事，但细细读来，会发现，他在军统里的成长也并非如他在《魔窟生涯》里描绘得那么顺利，日记中所记很多都是不如意的事，也多有他的反省之语，日记的真实与回忆录的真实哪个更可信？我觉得还是前者。在以往的印象里，国民党特务的形象就是凶神恶煞般的赳赳武夫，但仔细读过军统沈醉、陈恭澍、谷正文、乔家才等人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绝不只是孔武有力的打手，虽不能算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全才，其辈的文采也非一般了。军统里是如此，中统更是高级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徐恩曾，本身就是非常有名气的工程师，张道藩的文采风流在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再有领导密电破译工作的温毓庆、魏大铭等人，那头脑就更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国民党的特务是如此，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更是出色，比较著名的情报工作者，如做胡宗南秘书的熊向晖、做白崇禧秘书的谢和赓、做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都是扎根敌营许多年，所获情报无数多，最后又都能全身而退，让人惊为天人。还有不甚出名的在红军时期草创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曾希圣、曹祥仁、蔡威等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简直无法衡量。

而对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康生的评价简直是个历史性的难题。他当然是一个政治品质极其差的人物，但作为曾经担任过特科负责人和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部长的人物，如果只是揪住延安抢救运动时他的错误不放，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当时在情报战线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又怎么认识？抛开这些不说，仅以康生的学识、才干来说，国共两党鲜有人可匹敌，试举一例，文革中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及佚书，国家文物局安排故宫的专家作了研究后将结果送康生审读，康生一读之下就有根有据的推翻了专家的结论，康生的才学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我通过CNKI检索到数十篇有关康生的文章，多是阴谋家之类的论断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正面的评价。对康生在历史上的作用，外国人却比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法国人Roger Faligot和Remi Kauffer就曾著有《中国情报史：康生和红色中国的影子政府》一书，惜乎国内未有译本印行。

（这是该书1989年英文版的书影，法文版是1987年出版的。）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由外国人来研究中国的情报史总是怪怪的，从前看魏斐德所写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虽然作者是以中国专家和考订翔实著称的学者，书中旁征博引、洋洋大观，但看他所写的东西，每每还是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的，甚是不过瘾，我想，作者作为置身在外的洋学者，可以用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研究问题，但毕竟他还是与中国有很大隔膜的外国人，其研究自然会有一种疏离感。说到戴笠，就不能不说到他所“著”的《政治侦探》一书，虽然书上标明是戴笠所著，大家都清楚，不可能是他亲自著作的，因为他忙啊，据说那时候他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是在浴缸里泡个澡就当是休息过了，哪里会有时间来写这样的专著呢？中国名人写东西是出了名的爱找人捉刀的，这一传统至迟也是从《吕氏春秋》的时代开始的，戴笠一生追随的蒋校长也是有这个习惯的，想来上行下效，戴笠从他的校长那也学会了这手的。但细细说起来，这本书的内容确实颇有可观之处的，与他多年的老对手李士珍“主编”的那本《美国谍报研究部》比起来，强得不是一点半点，李氏的那本书，基本上是译述雅德利的《美国黑室》，李士珍竟然忝颜将这样的作品归到自己的名下，完全称得上中国学术腐败的早期代表，其脸皮可不是一般的厚了，戴笠与他比起来简直算是至诚君子了，难怪戴笠后来会在与他争夺警政大权中失利，甚至因此堕机而亡，这都是拜李士珍的不要脸所赐。

（《政治侦探》一书是1938年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名义印行的，其时周恩来正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会通过他的手传到延安；而《美国谍报研究部》其实应该算是最早的《美国黑室》的中文版。）

上面的这本《明密码电报书》，是2005年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的，64开线装，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版，卖家是上海的，我不过花了20元钱就买到这本在历史中游走了70多年的书，至今想起来都甚为兴奋，我觉得这真是物超所值的好东西。按说这本书算不上是情报类的书，不过一说到密码本，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间谍、特务之类的字眼，这《明密码电报书》实际上就是中文电码本，是当时在街边书肆就可以买得到的书，那个时代家里有这本书也是非常正常的，毕竟那时候电报就算得上是最快捷的长途通讯方式了。但这本书却并不普通，通过书前的使用介绍，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对中文电报密码的一般认识，也就是所谓的“横直码”变换，后来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横直码”变换的密码编制法极不可靠，稍具电码常识的人都可以破译，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在与诸军阀的斗争中屡掌先机的秘密，而蒋介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共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在与蒋介石的对抗中成长壮大，最终成为打败他的秘密武器。至今，这段历史鲜有人提及，有关的资料星散各处极不系统，我从2004年开始收集有关资料，其间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但细细分析起来，已成脉络，让我自得其乐。

但金子不是总能淘到的，我买到一本署名王世祯的作品《中日间谍作战史（为历史作证）》，因为是台湾出版的，再加上有着“史”的标题，所以我是满心期待这本书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惊喜的，没想到，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最蹩脚的间谍小说，至于作者是不是因为这本小说太过差劲而没敢用自己的名字，直接冒用渔洋山人的名讳就不可知了。书中描绘了一位出神入化的国民党特工“第七号特派员”（明显是向007学习），主要情节就是第七号特派员在香港沦陷前后与日本间谍机关斗法的故事，依我看，如果非要为这位特派员找到一位历史原型的话，那就非王新衡莫属了，但这部小说情节太过于荒诞，读来读去简直让人对自己的认知能力产生了怀疑。虽然这是一本不怎么样的书，不过我买到的这本书的身世却极其显赫，在这本书的末页上钤着一方某市国家安全机关图书室的鲜红印章，显然是从这个地方流散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倒也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宝贝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到国家安全机关的藏书的，为此，我也没事偷着乐了。

近几年，随着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特别是网络资源的大量增加，为我搜寻情报类书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方面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等电子商务网站购买了很多绝版书，数量在百种以上，另一方面通过超星等网上文献数据库也搜集了两三百种书，前面提及的戴笠和李士珍的书就是在网上找到的电子版，在没有网络之前，想搜集这么多的资料基本上是无法可想的，对照省、市图书馆可以借阅的相关书籍来看，我所掌握的品种甚至比一般公立图书馆还要多。即使这样，我所搜集到的还远远不足以让我满足，特别是近日我对照《中国公安图书总目》，发现不要论港台版和1949年前的相关书籍，即使是国内2000年前出版的相关书籍都近千种，我所掌握的资源还只是沧海一粟。

在占有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我也试着写出一些东西来与大家分享，我既不愿人云亦云也不想哗众取宠，只是尽量客观的去分析判断一些事情，没有了功利色彩我的心情倒真是放松了许多。比如隐蔽战线后三杰，比如金无怠，都是口口相传，真相如何，却很少有人琢磨，所以我就写出了自己研究后的一些心得，这并非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全部认识，有些认识囿于某些原因，我是不会写出来的，因为历史与现实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时常会为人所曲解，所以索性不说为好。今后，这种读书与写作的生活我还是愿意继续下去的。

写下这些，算是对自己的新年寄语吧。

去年12月的时候，偶然看到里程表出现了这组数字，信手拍了下来，作为对逝去时光的纪念。

茂隆商行。余则成的办公室。

余则成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几瓶没有标签的酒，余则成仔细的擦拭着一个酒瓶。

贾允修推门进来：则成，你找我？

余则成放下手中的酒瓶，招呼他：过来，尝尝好东西。

贾允修走到桌前，拿起一瓶酒：什么东西？怎么连商标都没有。

余则成：噢，这是龙二给我拿过来的，都是地道的好酒。

贾允修：好酒？别是假酒吧？我可是听说这龙二从前是专门贩卖假酒的。

余则成微笑：呵呵，他卖过假酒是不假，不过他也有好酒，这几瓶就是他特意挑出来给我送来的，你打开尝尝。

贾允修取过桌上的开瓶器开启酒瓶：则成，你找我不是就为了喝酒吧？

余则成：广州那边出事后，书报的来源就断了，局本部让我们想办法保持这个渠道，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贾允修把酒倒进玻璃杯：收集点书报倒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把这个渠道长期保持下去，我来想想办法。

余则成举起酒杯：好，这件事就拜托老兄了。

贾允修与余则成碰杯后一饮而尽。贾允修离开房间，余则成从抽屉中取出手套戴上，小心的分别拿起贾允修用过的酒瓶和玻璃杯端详，随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工具箱，用毛刷沾着细细的粉末将贾允修留在酒瓶和玻璃杯上的指纹刷了出来，随后与郑约翰提供的指纹照片进行了比对，发现了与照片上指纹完全一致的两枚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