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师婊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计划的同学啊。今天干嘛，明天干嘛；上午干嘛，下午干嘛；这一刻干嘛，下一刻干嘛，甚至家里挂块大黑板，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写得清清楚楚！我却不行。我曾也兴致勃勃给自己的生活列出了详细的计划，以求按部就班，日臻完美，但，就是执行不了。

最近发生的事情就典型刻画了我的这种拖延病。本来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一篇论文，刚开始我就暗自发狠，打算提早准备，精雕细作，最后海纳百川，吸天地之精华，最后结晶出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之作。结果，才刚刚写了几句提纲，我就跑去开始看一本讲美国大学精神的书，明其名曰寻找灵感。结果书写得太精彩，我就一直看下去，灵感不断，却完全忘了论文的事。此后的两个星期，我的论文又分别让位于美剧、小说、网购等若干不相干的日常杂事。终于，第四个星期开始，我如梦方醒，开始兵荒马乱起来。好一番折腾，最终论文如期提交，但计划中的旁征博引和宏篇大论统统都没了踪影，不过就是一篇干瘪文字的堆积，了无生气，充满了慌乱和愚蠢。

又比如某位同学，在qq上抱怨，说他整个周末都在无所事事，该洗的衣服没洗，该打扫的房间也没打扫，阳台上还有若干狗屎等

    事情很多，又杂，还闹心。于是他找个小本子，把事情一件一件记下来，按紧急程度排序，然后又按闹心程度排序。用圆珠笔潦草写完，又用铅笔工工整整抄一遍。当年在大学跟一铁哥们聊天，经常提到一个结论：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其实就是古人的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管好坏，总会有个结果。万一出来个坏结果，再说呗。

如此心里默默念叨着，瞎忙一阵，心情顿时舒畅了很多。觉得很多麻烦都成了浮云，远在天边，其实也没那么着急。据心理学家说，人都倾向于接受负面消息。难怪网上呆久了，大家都变得忧国忧民起来。以至于有一天，某人很正经地对他说“我觉得现在老百姓过得挺幸福的”，他顿时就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惊讶，觉得他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

    适逢9·11十周年纪念。美国人非常有耐心地花了几个小时把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念了一遍。对局外人而言，未免小题大做，因为那些枯燥的名字只是一个个代号。对于遇难者家属而言，那些代号是一段段鲜活的历史。你所擦肩而过的符号，确成为别人一辈子的家族记忆，甚至梦魇。在十年前的某一个瞬间，这些记忆被终结了，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叙事，从个人的家仇，升华成了国恨。而十年之后，美国人再回首，国恨的背后，那个哀恸呼号的悲惨瞬间，最终还是被还原为一个一个关于个人的历史，

期末的某一天，平淡无奇。他睡到自然醒，睁开眼睛，忽然觉得校园里安静一片。天空被浓厚的云朵覆盖着，却出奇地明亮。不见阳光，却有一种隐约的灼热。忽然有一种巨大的落寞和焦虑，像圣灵的鸽子，轻缓温柔，仁慈哀伤，从天而降。他心里一惊，莫非是中年危机？

毕业季，倒是蛮配合这惨淡的情绪。只是他从来不是伤离别的人。大学毕业，全班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聚餐，酒过三巡，吃到最后，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还拍桌子跟老板娘对骂，乱成一片。他坐在角落，冷眼睥睨。有人过来敬酒：恭喜你呀，比我们高级。他慌忙陪笑，心里却想，说不定是越读越低级。果然，一语成谶。十年之后，高级的是他们，肥马轻裘，俨然一副中产阶级的波涛汹涌。当初的客套，谁还记得？

    貌似有人（王尔德？）说过：抵抗诱惑的最好办法，就是接受它。所以，犹犹豫豫，扭扭捏捏，经历长久的挣扎，最终他买下了心仪已久的智能手机。价格不菲。可是刷卡消费，按下几个按钮，滴滴哒哒，POS机吐出一张薄薄的纸条，大笔一挥，然后拿上东西走人。利索简单，竟然一点都不心痛和纠结。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可见现代科技与人的物质欲望配合得天衣无缝。

意义风发地凯旋。还没来得及欣赏战利品，忽而就陷入一种巨大的空洞和失落，坐在床上默默发呆。

那天他蹲在屋檐下等人，百无聊赖，用手机刷微博，忽然刷出来一则消息：本·拉登死了。他匆匆看过，毫不在意。等到晚上回家上网，已是铺天盖地的各种新闻。各种细节源源不断，仿佛一场好莱坞大片。甚至有消息声称本·拉登的豪宅大门用的国内知名品牌三环锁，于是有人进一步表示美国海豹突击队无法打开此锁，不得不翻墙进入，云云。总之，各种怪力乱神，各种信誓旦旦。人们讨论得越是热火朝天，他越是觉得事不关己，有一种置身事外的隔膜。是他太冷淡？孟子早就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见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感情这事，向来是由己及人，跟自己无关的事，从来都非常容易沦为一种纯粹的谈资。所以，很多宗教的伟大，就在于努力打破这种爱的局限。相比，孟子倒是实在人，知道人的局限，我们的爱有限，只能先爱身边的人。所以，一个有亲友丧身于911

这天早上，他被吵醒。噼里啪啦，原来是青楼外有工人在锯树。高高大大的一棵树，工人们锯掉细枝末节，只留下光秃秃的主干。然后工人们在树的根部挖掘，断掉它的盘根错节。最后给树套上绳索，工人们一起使力，试图把它拉倒。结果它颤巍巍，就是不倒，倔强得令人心痛。仿佛一场沉默的拔河，它顽固地对抗。后来他下楼出门，它已经被放倒，无声地躺在那里，裸露着生鲜的截面，等着被运去新的家。损枝折叶，这就是迁徙的代价。他顿时想起庄子。庄子的故事里，在路边肆意地生长着的野树，大而无用，却免于刀斧。人类却是相反，从婴孩长大成人，总在不停地砍去自己的那些萌蘖，这是成长之痛，不然不成材。这是人的困境。更有甚者，不但要被剔除，更要被扭曲。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如是说。怒放的青春，需要的是恣意和打破一切束缚。然而青春逝去，终究是要回归主流的。

    二战结束，战败国不仅在道德上人人喊打，更被从法律上进行了清算。当然，“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不会出现在被告席上，代表这个概念出庭的，则是大大小小的所谓战争罪犯。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不管是纽伦堡大审判，还是东京大审判，这些战争罪犯们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贩夫走卒，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一一出场受审。胜利的人们饱噙着泪水，以正义之名，高高在上，慷慨激昂。但很快，审判遇到了法律上的难题：很多被告解释（或者狡辩）说他们不过是在依照当时的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办事，他们不过仅仅是在遵纪守法。没有人会认同这些罪犯的解释，但他们的确给出了一个法理上的难题，当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一部建立在告密和屠杀之上的“恶法”，战争带来的累累罪行，只不过是执行这些恶法的毁灭性后果，那么执行它们的人们到底该不该负有法律责任呢？舆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沸反盈天。有人应和：恶法也是法，恶法固然需要被修正，但法不朔及既往，战争犯们在道德上固然是恶，但在法理上应该是无罪的。这样的观点自然无法赢得大多数的认同，尤其是战争的受害者们，但又不能绕开法律程序，直接以道德的名义定罪。

    很快，人们

    “百乐会”KTV的大包房，灯光昏暗，音响震天，喝酒抽烟，乌烟瘴气。两个男孩子，各拿着一支麦克风，嘶声力竭地大吼。另外一对小男女，紧紧搂着，不知道在说些啥。有一个男孩子喝高了，倒在沙发上，死命抓着另一女孩子的手，嘴里咕噜个不停。女孩子似乎有些厌恶，想狠狠甩开他，却又挣不脱。几个中年人，早就溜走不知道干嘛去了。剩下的几个人，沉默地坐在沙发上，隐遁在暗色里，仿佛光怪陆离的深海底，几只灰溜溜的鱼。其中就有他。

    他不会唱歌，也很少来KTV之类的娱乐场所。年轻的时候倒是去过酒吧，但也顶多是坐那里安静地喝酒，看着别人发疯。性格中所有叛逆的一面在最需要叛逆的时候，偏偏全部都缴械投降。张狂肆意的青春，远得像是很久前的一场梦，依稀，大概，只留下淡淡的惆怅。他在想，生活是很奇妙的。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机缘，这些人他应该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认识吧。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还有各种街头小混混，有人玲珑剔透，透精于世故，有人懵懂不知，混沌污臭。这间包房，仿佛一辆火车，挤满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彼此之间称兄道弟，摇摇晃晃地朝前走着。可等到站的那一天，车门洞开，大家散出

他此刻的音箱里，单曲循环着汪峰的《再见青春》。会不会显得矫揉造作？课间，他在教室里大声地播放这首歌，特别是到了最后贝斯solo的那段，仿佛一段悲鸣的挣扎。顿时教室里荒草丛生，兵荒马乱后，死一般的沉寂。

上课，实在受不了书上那些大道理。他开始逐渐偏离轨道，开始讲两会，讲政治改革，讲社会不公，讲内心信仰。他知道没几个人在听，依旧讲得兴高采烈，仿佛孤独的传道士。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矫揉造作？

忽然，有同学问他，老师的理想是什么。他拼命地想，结果想不出来。活生生的讽刺。一根刺，扎破气球，连个爆裂的巨响都没有，仿佛无精打采的一个屁。

晚上，开着100W的大灯，看书。忽然内心涌起一股厌烦。他对自己的生活又陷入那种熟悉的自我厌恶。看这些书到底有什么用？忧国忧民到底有什么用？知道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又有什么用？地震一来，海啸一来，一切都化为乌有。就这么浑浑噩噩一辈子了么？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再见，青春。

是哀歌，亦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