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对于社会支配理论的经典定义中，支配被认为是权力的一个特殊个案。尽管并非任何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皆代表了我们所谓的“支配”，“支配”的基础与持续也并非都得利用到经济和政治势力。韦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支配乃是分布在法律上的“权力者”手中的。接下来他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分为两类，两种相互对立的支配类型的存在：基于利害状况的支配和基于权威，即命令权力与服从义务的支配。前者最纯粹的类型是市场的独占性支配；后者则为家长权力，官职权力或君候权力。前者所基于的影响力纯粹来自于对财货或具有市场价值之技能的掌握，不过，被支配者仍维持形式上的自由，并且单纯只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后一类型的支配则基于支配者所要求的绝对的服从义务，而无视于任何个人的动机或利害关系。当然他这里谈的支配是社会层面上的，
在平静的湖面泛出金色光芒
天空在远处和连绵的山岭分不出边界
同样缠绵的还有山顶不愿离去的云
天边的乌云随风飘 不知去向何方
是消失无踪 还是会再次不期而遇
仿佛淡淡的哀愁在心中徘徊
不能放弃 正是这令人愉悦的忧伤
26号离校吧
希望时间可以走的慢一点
就这样结束了么
毕业的季节
曾经因为彷徨浪费了太多时间
以为可以一直欺骗自己
但是即便可以把时间填满
为什么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
我不想放手
就这样逃
（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不慎忘记了本博客的账号，因此在这半年期间用的新的博客
今天因为无意中找回了账号，现在开始关掉新博，有计划的把文章转移过来
因此以下6篇左右都是09年5月到8月之间写的，特此声明）
听力 一开始没进入状态 第一篇竟然有三个空都没听到
阅读 都挺简单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为什么国力不如西方且差距越来越大。在最初仅仅关注技术层面上的差距之后，开始了对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的思考，同时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国民在素质上的差距。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是中国制度上的落后导致了国民性的差距还是国民性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显然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正如我们不能说到底是一个人的生活际遇决定了他的性格还是他的性格选择了他的命运。
在这里可以把科技理解为人类的技术和物
我们讨论过很多社会问题,其中有些被认为是现代化引起的现代性的问题,比如信仰和价值观的缺失;有些更多的是社会结构特别是制度本身直接引起的,比如户籍制度和贪污腐败.但是随着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将发现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不能被孤立的看待,它们交织在一起,任何企图通过采取一个单独的办法,比如立法和制定相关规定都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课堂讨论中以及平时听到的一些意见中我感觉很多人的思想仍然有一种幼稚化的倾向,认为一旦取消某些规定,比如户籍制度,或者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当然还有最直接的一种,彻底改变我国的政治制度,比如说改成资本主义,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这种天真的美好期待在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以去年刚刚颁布的新劳动法为例,显然它的初衷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很快就被企业随后的对策化解了,其直接影响是明显的权利侵害,并且是合法的,接下来也许有些人认为它就可以发挥应有作用了,但是其效果仍然值得怀疑.特别是在现在资方权力占绝对上风且缺乏执法部门监管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单纯的描述社会现状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只是第一步,重复那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并不能
这个年代从不缺少话题，因为娱乐界一直不断的生产着这种大众精神食粮。高晓松在评价杨丽娟事件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到位：如果没有这些没大脑的粉丝，娱乐界又从哪里骗钱那？在现代娱乐工业的流水线上，娱乐明星的崇拜者――“粉丝”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此前，各种各样的粉丝已经为我们表演过无数次集体性的癫狂，但杨这次则是把这种癫狂推向了顶端。她这次的极端行为又为我国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更不要提她间接创造的GDP了。
即使在大众文化如此蓬勃发展的西方，追求偶像也不足为怪，而中国传统以集体主义作为目标使偶像崇拜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集体图景。这种伴随消费主义兴起的副产品，使青少年摆脱了政治需求，疏离政治，降低政治的敏感度。回想一下就可以发现，娱乐明星在中国大陆开始盛行不正是90年代初的事情么，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青年被迫远离政治，当时政府对于这些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是积极的，青年的兴趣从政治转移到娱乐上无论对于政党的统治还是国家安定都是一件好事。现代的娱乐明星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宗教的作用，无论那些老家伙们是怎么想的，娱乐明星确实在不断提醒着青年们生活还是美好的（摇滚也可以看作一种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之中，柏拉图关于社会构成的思想同他的哲学思想是一脉而成的，社会的建立其根本是维护正义，而正义必定来源于理念世界而非经验世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对话表明了如果正义仅仅是来源于经验的给予的话，正义本身将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来源于理念世界的正义惟有哲学家能够认识，所以要建立一个公正而完善的社会，哲学家成为其统治者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明正义必定要通过城邦的建立而获得其可能性，现在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成为了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核心，而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的唯一可能只有让哲学家成为王，因此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在他看来，最好的社会模式是由哲学家统治的社会，柏拉图同时区分了五种政体，分别为(1)国王或贵族制，是由最优秀的人或人们进行统治，追求的是善或美德，此是正义城邦的政体；（2）荣誉至上的政体，统治者是热爱荣誉的人或志在优胜的人；（3）寡头政体和最重财富的富人的统治；（4）民主政体，最重自由的自由人统治；（5）最不正义的人的统治，坚持的是彻底的、恬不知耻的不正义。在苏格拉底看来，所谓的民主制的来源正是寡头制，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