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安阳人民智慧过人，打破“七十二疑冢”的魔咒，终叫曹操这奸厮的亲墓大白于天下。真耶，假耶？说真，反正河南省文物局的领导、安阳市的领导都跑来北京开新闻发布会了，同时也奉劝大家不要往“曹老虎”的方向想，因为已专门跑到北京宣布不做商业开发了；说假，那就看你愿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了。

说起来这事儿有点怪，据称从墓里出土的石碑上刻有“魏武王”的字样，好像放石碑进去的这人对曹操死后的历史相当了解。我看到新闻说，发现有据称墓里出土的“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几个字，还以为真是一根大戟，看了照片才知道，那只是一块石碑。真不知曹操那厮脑子进过水，会把石碑当成大戟，反正历史上没有这么记载。也或许这个碑是竖在大戟旁边的吧，有点像未来建成的“曹操墓博物馆”里的指示牌，只是大戟得凭旅游开发者的想象来复制了。我这里给旅游家们提个醒，复制大戟的时候，千万别再把“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几个字刻到大戟上。因为既然是“常用”，自然不是死了以后用的，曹操那厮再奸诈，料想他活着时知道自己是“魏王”，也不知他死后叫“武王”。因此，把“武王”这个谥号刻到生前常用的大戟上，

                               野人皮

李自成背了三个月的行李，把行李背到了宝鸡附近的太白山。这里山高林密，地貌恶猛。勘探队员们砍刀开路，拄棍爬山，捆绳攀岩，无头苍蝇似的在密林中东奔西突。想把这片区域踅摸清楚，无异于瞎子摸象。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找一个山民做向导，可摸来摸去，似乎这方圆百里之内就没有人烟。摸了三天，才摸见一堆树枝和柴草的遗骸，疑似窝棚。队员们都围着这黑糊糊的一大堆，议论这是猴子搭的，熊搭的，还是野猪拱的，里面突然钻出来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原来是人搭的。队员们都吓了一大跳，老头和老婆也呆愣了好半天。癔症过来对方都是人后，老头问队员们：日本人打过来没有？队员们都笑，说日本人都被打死了。老头也笑了，又问地主家现在放租是啥行情？队员们说，没有地主了，地主都成农民了。老头反应不过来，问：那农民呢？队员们说，农民都成地的主人了。老头都听傻了。队员们就问老头在这儿隐居多少年了

                                            一

宇宙之中，除了地球以外，还有别的球；这世界上，除了人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人？有专家学者说，有。不过呢，他们又说，既然是别的人，那就是介于人兽之间，说人不人，说兽不兽，是野人。

他们可真行！怎么不说是介于人仙之间，说人不人，说仙不仙，是仙人呢？他们就是这样，生怕有人比他们能。有谁说有人比他们能，他们就说那是迷信，好让大家都迷信他们。有这种私心很不好，跟他们有关系的信他们，不是他们家亲戚的都不敢信。

就说这野人吧，他们说“有”，跟他们能攀上关系的，还真就说见过了；可是没见过的人，跟他们攀不上亲戚，就只敢骂，不敢信。云南

文化人讲故事，开头总爱说“很久以前”；很久以前还真有一个文化村，村里人都很有文化。这个有文化的文化村人都做学问，比才气，比文笔，比能耐，比辈分大小，自然是谁也不服气谁。这村有俩人，一个姓刘，叫刘晨；一个姓阮，叫阮肇。这俩人啥也不会，只会进山采药。离村五十里有个天台山，山上有草药，俩人去采。别人都不去采，他们有文化。

这天俩人又去天台山采药，辛苦了大半天，也没采多少。刘晨说，回去吧，下回再来。阮肇不想回，说，再往里走走，再往里走走，这山可大呢，好药材都在深山里。回去也烦，净听他们聒噪。又往里走。又采了一天。刘晨说，就这吧？阮肇说，不急，不急，再走走。一直钻进老深山。干粮吃完了，水也喝光了，回也回不去了，饿了十三天。刘晨说：

“看这药采的！饿死人了！”

阮肇说：“是有点饿，我眼都绿了。”

抬头看对面山上有棵桃树，桃红叶绿的，刘晨说：

“有棵桃树。”

阮肇说：“是有棵桃树。”

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一书最后的两个字是：“妈的”。那是一个两岁的小孩骂的，时间是1960年。刘震云那时候刚两岁。那天他跟他姥姥去看他母亲回来，遇到了一地的死人。死人都是饿死的，头上都盖了一顶草帽。他揭开一顶草帽，发现下面是个死人；又揭开一顶草帽，发现下面又是一个死人。他跟他姥姥一直揭到“夕阳西下”，揭下的草帽摞起来有打谷场那么大、那么多。这时候，他像“望着一片永远割不完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样，嘴里竟无师自通地骂道：

妈的！”

他是在骂谁呢？答案只有一个：Chairman.

骂“妈的”这段文字在最后一节的“附录”里。文字不长，不到一千字，开头写道：

“一位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

然后，开始叙述他、他母亲、他姥姥祖孙三人如何在1960年没有饿死，又如何看到延津饿死的第七批人，直到骂了一声“妈的”。后面这些文字跟前面“一位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这句话没有任何关联，乍看上去“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根本就是一句废话。不去

先生不抽烟，爱喝酒。

那天看完《神木》，我问他：“喝什么酒，高度，低度？”

“高度吧，”他说。

“那我拿瓶茅台吧？茅台是高度。”

“不用拿，我家里有。”他说。

出来门，上了车，忽然发现忘记带酒了。我说坏了，忘带酒了，我下去买瓶酒去。朋友说什么酒？不用买了吧？我车上有。问他车上什么酒，他说宁夏的“龙根酒”，好几百块钱一瓶呢，相当不错。我问他多少度？他说五十二度。我说，那还行。

晚到了十几分钟，先生已定好了餐桌，点好了菜，出来餐馆，站街边等。有点窘迫，赶紧解释如何努力赶来云云。先生仿佛没听见，说这个地方还行，上次我们在某处吃，没这儿好。先生中等身材，留分头，间杂几根银丝；高眉骨，眼睛大而深，是一种严厉的相貌。可是穿一件夹克，斜挎一个包包，垂在小腹位置，有饭盒那么大，使我想起活泼调皮的中学生。

餐桌上搁着先生新出的《黄花绣》，作家出版社“共和国作家

到今天，阎连科我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朋友家里改剧本。他的剧本写得乱七八糟，我刚说了两句，他就自己埋头敲字，把我扔到一边。无聊之下，抓起一本“获奖短篇小说集”，从第一个短篇看起，名字叫《黑猪毛白猪毛》。于是我看到了一个四人争相替镇长坐牢的故事，闻到了车祸的血腥味，看见了村里的月光和如塌坟样的茅屋顶，听到了脑中驰过的马队，最后看见了“太阳又升高了些，艳红艳红哩”。惊愣了半晌，再看后面的获奖小说，竟一个也看不下去了。又翻到这篇小说的最前面，看到了“阎连科”三个字。那天，我记住了他。

第二次是在自己家里。闲来无聊，翻开一篇小说，名字叫《黄金洞》。一个傻子，带着原始的性意识，目睹了他的家庭从淘金暴富，到兄弟、父子相残，直至毁灭的全过程。性的意识统领着全篇，故事退隐在意识之后。如此纯熟的西方文学技巧，令我叹为观止。

第三次是在阎连科家里。他穿着褐色丝绒棉衣，蓝裤子，白球鞋，一手拎着眼镜，一手拎着带耳机的超薄手机。面相呢，完全不像书籍封面上的一脸沧桑，而是泛着红光，神采奕奕。

如今，纯文学的读者是越来越少了，诸多纯文学刊物或倒闭，或挣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只能养活《当代》、《收获》、《十月》等三几家刊物。何以故？有评论哀叹国民之素质，人心之浮躁，皆非中肯。恰恰相反，纯文学的不景气实乃社会进步之标志，源自国民素质之提高，也源自人心的不再浮躁。

所谓纯文学者，西方文学方式之临摹者也。凡新诗，凡西式小说，凡话剧，这些西方文学的方式，百年之前，在国内是没有的。中国的文学方式是律诗、词曲、古小说以及传统戏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引介西方文学的方式为手段，对抗封建文化，图求革命，遂渐成风潮。待及以文化革命为标志的革命文学一统天下后，西方文学方式又成为冲破禁锢的工具，也达到了目标。改革开放后，尤其九十年代后，社会恢复常态，西方文学完成了它的打开思想大门的工具作用，其退潮，其走入低谷，也是情理之中，十分自然之事。何以故？因为西方文学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上，自是水土不服，可热为工具，难热到永久。

西方的文化有其特点，比如：讲求以我为中心，自我出发，推而远之；再比如：从细微出

我的长篇小说《煤老板》已经签约，将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1月底面世。

                                 序言

你在城里住久了，可以出来走走。

欢迎你到我们福昌县来。

你出北京城，往西南方向扎，山越来越多。别着急，继续往前扎，五百公里后，准能扎进山窝子里。这时候你抬头远望，山连山，岭叠岭，一望无际。据说方圆好几万平方公里呢，你看不到边。你得小心着脚下。这山里的路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但有一个共同的特

郑小驴跟我讲他新写的长篇小说《西洲曲》，全是坟墓、活死人、疯子、奸杀和他杀之类。我说：

“我靠，很恐怖啊！”

他说：

“其实不恐怖呢。我的童年经历委实有些特殊。”

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说：

“我见过鬼。你肯定没见过吧？”

我说：

“切！有鬼吗？那是人好不好？”

小驴说：

“所以说，你不可能有我的童年经历。”

小驴说：

“八月的一天，黄昏将至。从南棉通往石门的路上，经过一个四周无人的乱葬岗时，我突然听到右侧五十米左右的乱葬岗上传来歌唱声。这是一种不知所云的歌唱，当我转头朝那边张望时，发现一个一米高左右的全身着白色衣裤的小男孩，正在朝我招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孤寂，冰冷得不带人间烟火气息。我凝神地聆听许久，竟然听不懂他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