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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潇湘晨报《晨报周刊》2011.03.09,160期“长沙客”,原文题为《钟宁:我快乐,因为我生活的标准不是浮动的》。)
2009年刚搬来的时候,因为卫生问题,钟宁还有些不适应。但其实,没什么不能适应的。
钟宁是地道的长沙人,光头,个子大,脸盘大,耳垂也大。他总是笑呵呵的,说话却很硬气。
他1964年出生,自小拜师学画,曾经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梵高、米勒。父亲送他去张家界、三峡写生,他背着几个馒头、一瓶辣椒酱、一块画板、几支画笔,游走在还未开发的风景里。中学的时候,他除了练武,也爱看书。一本《红楼梦》,他反复翻看过好几遍,印象最深的是贾宝玉谢别红尘,毅然出家一节。
1980年,16岁的钟宁参加高考,无奈名落孙山。本想收拾心情,来年再考,适逢银行招干,他便考进去参加工作,成了一名业务员。不过,他仍没有放弃成为画家的理想,他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成人教育班,因为是晚上授课,他主动申请调到金库值夜班。
师大美术系毕业后,本想继续深造报考中央美院,却被湖南一家进出口公司看中,后来又被一家外企的老板聘为总裁助理。哪怕是现在,这样的高级白领也是令人艳羡的职业,更何况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
可钟宁不这么想。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一直充满理想的他,心中的困惑日益膨胀。他开始意识到,他并不想要这种浮躁的生活。1995年,他决定放弃对物质的追求,辞去工作。
辞职之后,带着一笔不小的积蓄,他十几年孑然一身,去了康区、藏区,后来,又去了峨眉山,遇到一个不太起眼的和尚。钟宁问他:“您是在哪儿修行?”和尚乡音很重:“修什么行咯,修地球!”和尚把钟宁引进屋中,一席长谈之后,钟宁皈依了。
怕钟宁出家,父亲跟着他在峨眉山守了三天。钟宁于心不忍,没有当和尚,而是做一个在家修行的佛教徒。居士不用剃度,也可以结婚,父母也希望钟家有后。
2007年,钟宁和朋友在长沙县,开始修建“道场”。就在这一年,他在学佛的同道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高毓镁,并注册结婚。2009年,因为房屋纠纷,钟宁一行人搬到浏阳北盛镇,回归田园生活。
有人评价他们是消极遁世,高毓镁也曾因此困惑,钟宁说:“我们不是在逃避,我们只是放弃对物质的追求,积极的面对自己,面对自身的困惑。”
他从前的同事、同学,有的已经是高校的老师,有的已经是银行的主任、高管。钟宁,却穿着十几年前的衣服,一年的用度也只有千元上下。但“每当坐在屋前听鸟鸣流水声,感受大自然的舒畅,我便有种身心超健康的感觉。”
明年就是钟宁的本命年。他打算把道场搬到山林更深处,自己掏钱买下一块地,稳定下来,大部分自给自足,自己榨的菜籽油可以拿出去卖。弟子们有工作和没工作的互相帮助,每人收两三百块的费用,一来维持生活和道场维护的开销,二来支援藏区、深山里的寺庙。
2008年,在70多岁父母的强烈要求下,钟宁和高毓镁生了一个女儿,爷爷给她取名钟思炎,意思是时刻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她和父母一样吃着粗茶淡饭。2岁就已经双手合十,可以向师傅讨教问题了。
晨报周刊:你们不是没有剃度吗?为什么都要剃光头?
钟宁:在农村,卫生条件不是很好,洗头也不太方便,剃成光头,清爽。以前注重穿着打扮,现在也不在乎这些了。
晨报周刊:那你鼓励别人放弃工作来求佛问道吗?
钟宁:我不鼓励他们这样。我鼓励一个人要有生活目标,但这个标准不要是浮动的,有好还有更好,今天开桑塔纳、明天就想开奥迪,后天就像开奔驰,欲望要适可而止。还有,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目标而奋斗,然后就要敬业。敬业要承受很多、付出很多,为了这个目标,无论是金钱上,还是心理上,都要做好准备。
晨报周刊:你来乡下是为了追求田园生活还是讲经弘法?如果讲经弘法,城里人听讲的不是更多吗?
钟宁:我是为了修行和弘法。我在长沙也有一个讲经的地方,在一个弟子家里,取名叫百草园。在城里学佛的人就可以去那里交流。而乡下主要是我和常随静下来修行的地方,后来也有人到这里来听讲。
晨报周刊:你的人生选择确实不能被多数人理解,你的生活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
钟宁:很多人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曾说,我们这不是隐居,不是遁世,而是找一个可以静下来的地方面对自我。
我从小就是个不怕困难的人。有一次,一位年轻老师的课,老师给每个同学指点,但当我请他来指导我的画的时候,他却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让我心里很难受。没关系,从那天起,我蹭他的课上,他怎么画,我怎么学,自己去理解。但我已经不敢和他说话了了。不到两个月,他主动地走到我面前,把我的画拿到讲台前对全班说:“你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学画画的。”这句话是最高的肯定。因此,做事、学佛,道理是一样的。
晨报周刊:你说过你不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但你为什么开博客呢?
钟宁:是的,我从前辞掉高薪工作,我也就是到那儿说了一句就走了。我求佛修行,最开始家人都反对。我现在每周六在这里讲经弘法,然后让弟子整理录音,放到博客上去,让别人了解我讲了什么,并不是在诓骗别人。我觉得我父亲现在试图和我交流,但我母亲还是不能理解。
晨报周刊:看到以前那些同事现在成为高管,生活富足,你后悔吗?
钟宁:不后悔。有钱人有他们的烦恼,我有我的快乐。一万块钱一顿的饭和5块钱一顿的饭没什么区别,价钱不是问题,多少才是问题,我觉得吃饱了吃好了就行了。
做饭用的柴禾用完了,就用这个刀去砍柴。
钟宁的修行场所。他是2009年搬过来的。一个朋友的房子,不用给钱,他只要负责日常维护就行。
进入老宅子必须经过这个厨房。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人才大国,江山代有才人出,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才俊,他们有眼光、有想法、有魄力,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新时期的人才观,更应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解放人才,不断破除束缚人才成长的老观念、旧思想,突破一些僵化的体制机制,不拘一格选人才,让他们早担担子,为干部队伍注入新的血液,激发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不拘一格”反对的是“拘泥于一种规格或格局”,反对的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强调的是多格局、多渠道、多元化。因此,不拘一格并非只是旨在一个“破”字。破除旧观念、突破旧机制,将人才从僵化的选用、提拔程序中解放出来,只是不拘一格的第一步。要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关键在于“破”后有“立”,建立健全新的、全面、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机制,创新完善人才培养、检察监督机制,否则,不拘一格便会离题渐远。
古今中外,二十几岁已身居要职的人,并不鲜见。但近些年,年轻干部之所以屡受质疑,真正的焦点其实不在他们的年龄,而在于人才考察、选拔、培养、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年轻干部横空出世,既没有能力考察通报,又缺乏公开选拔程序,既没有长期培养规划,也没有实时监督机制。如此,当少数采取不正当手段上位的人被曝光后,公众难免不去猜测,这一个年轻干部是否是有真材实料呢?因此,确立全面、健全的人才规划和配套机制,是打破人才选拔旧格局、不拘一格选人才的重中之重。
一、确立正确、客观的人才选拔规划。
2010年,39岁的麦卡利斯特任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29岁的“80后”凯瑟琳出任英格兰北部温莎市市长,26岁的华裔罗达伦开始美国坎贝尔市市长任期的头一年。70后,80后在世界各地政坛崛起,年轻人从政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并提出“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已经将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置于未来十年的人才战略之中。
在人才投资、培养模式、结构性调整、改革机制、法制建设等诸多方面,我们期待更多具体的方案出台。同时,也要警惕错误的人才政绩观,不要为年轻干部的选拔划范围、列数字、分名额、定比例,从而导致相关部门为破格而破格,为完成指标、拼凑比例而选拔干部。与选才部门或地区的整体规划相结合,制定人才选拔、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按需选才,按岗用才,面向全社会,建立人才数据库,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才的后备力量。
二、建立科学的荐才、识才、考察机制。
甘罗的祖父曾是战国时秦国左丞相,但受人排挤逃离秦国。甘罗小小年纪投奔吕不韦。他主动请缨,先是劝说张唐出使燕国,后又前往赵国游说,说服赵王割让五城给秦,并将赵所攻取的部分燕地分给秦。年仅12岁的甘罗因此被封为上卿。汉朝霍去病,出身卑微,生为奴子,长于绮罗,但从来不沉溺于富贵豪华。他17岁大破匈奴受封冠军侯,19岁晋升骠骑将军,留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
年纪、出身都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给年轻人展示自己的机会,择贤而用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选贤任能,既要用改革的办法,广开举贤荐能之路,为优秀年轻人才开辟绿色通道,让他们及时了解人才需求并获得荐举、展示才能的机会;也要辅之以科学完善的考察机制,对人才进行鉴别、考察和指导。年轻人才各有所长,干部岗位各有所需,将人才请进来并将之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这就需要组织部门对人才得出考察结论,为人才选拔做好准备。
三、选拔程序务须公开透明,建立监督、公示的长效机制。
24岁女孩王圣淇当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29岁的周森锋被任命为湖北省宜城市代理市长……类似这样一个个普通的人事任免通知,近年来屡见报端,引起争议。公众的质疑来自于对“我爸爸是李刚”的揣测和忧虑。因为缺乏透明的背景资料和及时的官方回应,疑问不断膨胀,从而引发连锁效应。
其实,哪怕王圣淇和周森锋真与某领导有亲戚关系,如果其能力出众,才学拔尖,对他们的提拔也无可厚非、值得肯定。然而,在他们的履历表上,除了他们的学历和任职情况等信息,并没有对他们即将履新的岗位进行说明,对他们能力的客观认定和曾经取得的成绩也缺乏交代。这便给公众留下了许多臆想空间,各种流言甚嚣尘上,真假难辨,给组织工作和年轻干部的事业和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因此,选拔程序的公开透明,公示、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可防止靠背景、走关系、“潜规则”等人才腐败现象出现,也为消除人们对破格选拔人才的疑惑,另一方面也保证组织工作严谨有序有信,更能保护优秀的年轻干部的工作热情,使之更好地施展工作能力。
在科学完善的考察结果基础上,选拔程序务须公开透明,向社会公示岗位级别、岗位的权利与义务、岗位的工作内容等情况,以及备选人才的履历和综合实力的分析。监督部门应全程监督选拔过程,并将结果向外通报。公示期间,选拔人才的部门应及时回答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正当质疑。以事实的证据和合理的解释回应质疑,依法从政,让年轻干部沐浴在阳光下。
四、建立全面有效的培养机制。
人才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培养。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24岁为中郞将。大破曹操80万军于赤壁时,年仅33岁。意气风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兵荒马乱的三国时代,周瑜是在战火硝烟中一步步学习成长起来的。而后来叱咤江东的吕蒙,如果不是潜心向学、锤炼自己,也不会让吴王“刮目相看”。
温家宝2010年与浙江大学师生座谈的时候提出,年轻干部“要做事不要做官”,并指出如今在年轻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一部分人比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吃苦不够,要求却多;沉不下身子、放不下架子,不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热衷于唱高调、摆花架子;静不下心来做事,却活跃于在人际关系中周旋辗转,热衷于寻找“进步”的捷径。
不是所有的年轻人才一开始便能担当大任,他们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业务能力等都应该在基层岗位上得到全面有效的锻炼。领导者既要有眼光,及时吸纳年轻人才进入干部队伍,但也不要对他们听之任之,而要爱惜人才,不断培养他们的能力,为以后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准备。要切实重视和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入贯彻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为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添砖加瓦。
当一批批优秀年轻人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如何选对人、用好人也成了我们最大的课题。年轻干部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对外通报,有理有据,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展示自己的才能,博得信任。广大干部群众也要对年轻人才循循善诱、着力培养,为青年才俊成长创业创造宽松的环境。既要解放思想、破除旧习,也要公正公开、改革创新,建立健全检察监督机制,让年轻干部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如此,我们的干部队伍才能更有生机和活力,更能与时俱进,为人民所仰赖,为社会谋福祉,为国家图富强。
3、庶民的胜利
在学校的时候,我曾为“受众是否能称其为‘把关人’”的问题而与老师有过争论。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现代传媒的发展,已经使得受众自身掌握了信息传播之门的开关权限。随着手机、相机、DV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受众,走出去便是生产者,坐下来就是传播者,点击鼠标便成了把关人。庶民正在争取发言的机会,在电影业也是如此。
我们所处的现实总是缺乏解读,电影人总是在强调满足大众,他们往往过分地估计了观众的欲望,却低估了观众的智商。从荧屏到银屏,每天充斥着没有营养的、狂欢式的娱乐快餐,却没有一部深得人心的电影作品。如此大的空间,虚位以待有志之士有所为,便无疑会吸引众多非主流、非大牌的加入。
从年初的《待业青年》,到年末的《11度青春》系列电影,2010年似乎是庶民叙事正式走上主流舞台的重要节点。
《待业青年》讲了一群不爱上学的孩子,他们有自己追求。也许受贾樟柯的影响,独立电影导演张内咸第一次执导,便“采用半记录半剧情的方式,记录部分与剧情部分来回穿插,结合章节体的分段方法,将几十个似乎毫不相关的小人物命运串到了一起”。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年轻人都显得很非主流,但却能在整个年轻人群体中引起共鸣。赞也好,骂也好,这都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青春。也许每个人都曾有冲动想要拍这样的纪录片,但没几个人付诸实践,能做出这样一部成型的片子的人便更少了。
《11度青春》系列电影在网络上启动,应该感谢亿万网民。如果没有《李献计历险记》,没有《网瘾战争》这样的草根巨作,网络将永远只被电影视为盗版市场、垃圾场、不入流的传播场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民的自发与自觉,已经使得传统媒体不能再忽视它的存在。《11度青春》发端于网络,从一开始便注定,它的叙事不应该脱离大众,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谈一些不可企及的空想,而必须脚踏实地地聊聊正事儿。这就是电影叙事的落地。如果故事不能亲近于大众,那么它除了新鲜感,就不能引起共鸣。
因为张艺谋的名气大,尹丽川当初不得不把《山楂树之恋》的指导权让给他,而她自己则为《11度青春》贡献了一部比较受欢迎的短片《哎》。《哎》叙事简洁,讲述一对进入到大都市跑龙套的男女,五年的梦想、奋斗和情感,以一声“哎”作为转折标志,使得情节不空乏不单调。
作为系列电影中片场最长的压轴短片《老男孩》,不仅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而且引爆了一系列的话题。《老男孩》的故事是三段式的:追梦的、朦胧的青葱岁月;不如意的中年生活;突破藩篱的梦想舞台。两个老男人为了当初的音乐梦想,站上选秀舞台,大受欢迎。虽然他们最终被潜规则掉了,但他们却活得更加坦然。
其实,《11度青春》的10部短片,无论是制作上,还是叙事上,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老男孩》也是如此,三段式分段明显。从无厘头的童年,到直抒胸臆的中年情怀,再到励志故事,最后,所有人都在“圣咏”中得到救赎,悟道成仁。三个段落都是老套的叙事,拼在一起也不会焕然一新。
然而,我从来不认为那些在豆瓣上给《待业青年》和《老男孩》打四星、五星的人脑子有毛病。在这些作品下长长的评论列表中,大多数都不是从电影的制作、拍摄手法、表现方式去解析导演风格、叙事风格,而是围绕着电影所探讨的主题延伸开来,谈角色、说自己。投过镜头,他们看到的是自我。
我们的电影人如今变得越来越高高在上,越来越懒于述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他们拼命地娱乐,自顾自地拿腔拿调,却绝少俯身倾听大众的声音。以至于现在,我们不得不靠自己,或是通过代言人,用并不太熟稔的方法,说段故事给自己听。这无疑是中国电影人的悲哀。但成就了庶民的胜利。
结语
叙事的三个方面,说起来挺简单:创造一个新世界,构筑一套新价值,说点众所周知的事;发现和展现现实世界不为人熟知的人和事;另一个视角再现、重读我们熟知的世界。说到底,故事始终是在可控世界与不可控世界、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展开,然而,要讲好每一个故事却并不容易。
叙事是电影的灵魂,但却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弱项。中国导演往往有很多掣肘因素,但这绝不是没有好故事的主因。在管制力量最强的时代,我们也生产过好电影;在条条框框之内,故事仍有很大的叙述空间。中国电影往往和中国动画处于同样的困境,所有的人都忙着追赶技术革新,忙着适应市场,效仿国外产品,却忘了讲故事的老本行。本土的叙事风格得不到传承,国外的又没有得其精髓,因此,我们的电影叙事总是在东施效颦或是在吃老本。
至于电影评论,我比较不赞同给某些影人分门别类,也不赞同给某一个导演划定什么时期、什么风格。每个人都是特殊的,每个人的每一个时期也是特殊的。影评给他赋予的就是给他扣上了帽子,让我们今后总是透过这顶帽子看他们。
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他最后一本讽刺小说《梵蒂冈地窖》的序言中说道:我认为今日作品的缺点在于早产,在于艺术家不再花时间来孕育它。愿阿波罗阻止我批评我们的时代!不满会显得装腔作势。我在这里无非是提醒某些人,别将《地窖》看做是回归,对旧作的否定,别描绘我创作生涯的曲线,揭示其演变……只有技巧问题对我最重要,我只希望成为好艺人。
对于一个优秀的“艺人”而言,给他们画出创作曲线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同样,对待电影,我也不太赞同这类愚蠢的行为。从叙事和表现手法去评每一部电影,从观众的直观感觉入手,不盲从于票房,也不脱离观众,已经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了。
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别把专业知识当做炫技,清楚影评到底是干什么的。影评不可能名垂青史,最终只会有限地影响观众和电影人,这已是它最高的使命。而什么风格、流派,就留给电影学院编教科书的60年“笔耕不辍者”们吧。

2、那些身边的事儿
比起创造一个新世界和展现你不知道的世界,说说老百姓身边的事儿是最难讲的故事。如果导演和编剧选择了这样的叙事,故事讲的却和观众日常的观感相同,这样差点电影便注定会失败。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这个世界,必然不能站在“常态的我”的角度,而应该将自己从中适当的抽离,获取新的体验。这样的故事,虽然似曾相识,但却角度新颖且发人深思。
(1)再现情感
有这么一对情侣,他们只能靠一根小棍儿完成牵手的仪式,他们不曾亲吻,他们有至死不渝的承诺,但一方却因绝症早早离世。这就是张艺谋2010年的《山楂树之恋》。从叙事的角度来说,该片可谓极不成功。老谋子再次暴露了自己近年来在情节演绎方面的缺陷,碎片式的视频片段,只能依靠字幕衔接。这使得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像在是看一套冗长的幻灯片。而主角从相识到相知,情感的升华也缺乏深入的交代。谢晋当年说老谋子的电影越来越不真实,“纯,属虚构”,太纯白,就不真实,便也毫无生气了。原著小说中所有值得玩味的枝节全砍掉了,山楂树成了光杆司令。真正的清纯,与肉体无关,与心灵有关。而《山楂树之恋》则恰恰是一部只管讲贞洁,心灵描写贫乏到空白的故事。
同样是特殊年代,张艺谋讲爱情,蒋雯丽讲亲情。《我们天上见》是蒋雯丽作为导演的处女作,该片在擅长拍此类电影的韩国夺得观众最喜爱影片奖,其叙事的能力也被认为超过了她的丈夫顾长卫。我不习惯以“女性电影”这样的角度去揣度导演的叙事风格,蒋雯丽是一个老演员、新导演,她用自己的电影语言说了自己的故事,仅此而已。画面上,蒋雯丽受长期担任摄影师的丈夫的影响,影像构图唯美,角度自然。但她的叙事并不因此而矫饰、做作,反而呈现出平实、情意盎然的自然观感。祖孙亲情在画面与叙事的配合下巧妙铺开,油纸伞、走雪地、挤牙膏、烤馒头,导演充分利用这些道具,通过细节的描写,将故事渲染得辛酸而温馨。《我们天上见》是今年华语影片里的一大亮点,它用“他者”讲述了每一个人自己或身边的故事,特殊年代的背景也得到了巧妙的处理。与张艺谋对比,蒋雯丽更具风格化而流畅的叙事更称得上“最美”、“最纯”。
此类电影往往低调却不乏诚意,这些故事来源于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许它已经变得遥远而记不起,也许它被放置在一旁而不留意,但当它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总能触动人最柔软的情感。典型如当年的的韩国电影《爱•回家》,同样也是讲祖孙亲情,故事发生在农村,城里来的外孙不适应农村生活,更不理解外婆对外孙的爱。最终,小男孩在农村有了玩伴,有了快乐,和外婆难舍难分。此片比《我们天上见》更加朴实,没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没有雕饰的画面,孩子的童趣和外婆的“无趣”的对比是故事的主要矛盾。没有大导演、大制作和畅销书,此类电影往往靠口口相传树立口碑。
今年国内外类似的有韩国电影《诗》、日本电影《步履不停》、美国电影《忠犬八公》、以及中国的《全城热恋》、《听说》、《岁月神偷》、《志明与春娇》、《钢的琴》、《日照重庆》等,它们大多与情感有关,亲情、友情、爱情,娓娓道来,几乎是它们共同追求的效果。但当叙事变得自说自话,不再具有一种普遍的可接受性,便会像《日照重庆》一样,哪边都靠不上。
《非诚勿扰2》有别于以往的冯氏喜剧,也应当属于此类。2010年的《非2》是一部以葛优为噱头,以孙红雷为主角的探讨人生的文艺片。在王朔的帮助下,冯小刚再次发挥自己的长处:精致的影像和精致的语言。而在电影叙事上,《非2》可以说很平淡。《非2》更像是一集《真情》或《人间》的电视节目,通过有故事的主持人葛优,采访到叫孙红雷的人,让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回顾人生、探讨生死。
就是这样一部算不上电影的电影,票房能和《让子弹飞》比肩,事实上是在于冯小刚所探讨的小人物的悲喜,与普通观众的生活休戚相关。忙碌的都市生活,一般人无暇静下心来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的生死,而冯小刚和王朔对这些问题的市民化思考,既有深度,也浅显易懂,一不小心就能让人痛哭流涕。
葛优和孙红雷,其实是普通人——虽说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在电影里的钱只为画面美服务——一个代表喜,一个代表悲。人的生存,除了平淡,就是悲喜,还有什么比悲喜更扣人心弦的呢?冯小刚的成功,并不能表示他在电影叙事上的成功,而是他把握了社会上许多观影的普通人的脉搏。他的电影并不是要名垂青史,也不为影评人服务,它们只是拍给普通人看。为此,观众愿意掏腰包,客户愿意做广告,冯氏电影图一乐图一哭,没别的追求。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便是几个80后年轻人讲述“3个80后的轻狂和迷茫、梦想与执着”的《初见》。《初见》的故事由3个关于初见和遗忘、青春和梦想的人生故事组成,全片150分钟,却全部用照片衔接而成。有评论说它“画面很美,节奏很差,故事肤浅,音效泛滥,诚意之作,功力欠佳,小演员赞”。所谓诚意,是观众的直观感受,即看完全片,是否能感觉到导演是在诚心诚意、实实在在地给我们讲故事,故事也许有些瑕疵,但只要我知道讲故事的人不敷衍、真实在就行。《初见》的形式大于内容,其标新立异的形式也注定使故事在声画之外缺乏深刻和延展性。伟大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但不代表若干精美的图片就能组成一部伟大的电影。
(2)现实的狂欢
在中国,现实题材的电影并不好拍,因为条条框框比较多。因此,我们的电影要么含情脉脉,要么嬉皮笑脸,打点擦边球,说点敏感词,总会遭遇禁播的命运。小成本喜剧片《人在囧途》在暑期档收获3000多万的票房,可谓是皆大欢喜,而徐峥颇见功力的《无人区》却迟迟没能上映,虽然最终过审,但据传电影被严重阉割。自《疯狂的石头》火爆以来,类似的剧本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始终缺乏如国外同类影片一样的精品之作。《人在囧途》讲述了两个地位悬殊的人阴差阳错碰到一起,共同遭遇意外而搞笑的磨难。故事发生在路上,到处都是熟悉的风景、身边的事物,但总会让人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故事越到后来,越变成一个宣扬美德的公益广告,充斥着理想化的教条,越来越不真实。该片意外地获得了不少好评,这也许是因为国产的此类电影实在是少之又少,能有几个笑点的更是不多,我们不可能把它和好莱坞电影做同类对比。观众对它的要求不高,对徐峥和王宝强也颇有好感,3000万,其实也挺好赚。
其实只要稍微严肃一点,我们现实题材的电影也不会都如此之烂。今年,有一部印度电影叫“三个傻逼”《Three Idiot》,它没有在我国公映,却通过网络赢得广泛的赞誉。有人将它和《人在囧途》做了个对比,并认为“一部优秀的喜剧片手段高明与否取决于对笑料的组织结构。《三傻》在全片的叙事结构上,采用了现在、过去两条叙事线索交替进行,互为解释。从而加强了影片的因果联系,增加了紧凑感。如果《三傻》采用顺叙的方式拍摄,结果就会成为《囧途》这种拖沓的电影。”
其二,“真正的幽默是含蓄的,不经意间就埋下伏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包袱’,是笑料在细节层次上的组织结构。”《三傻》在主线情节之外,设置了“撒尿被电”、“太空笔”、“遥控直升机”等一系列可供伏笔的道具和细节,为叙事增添了可口的作料。反观《囧途》,实在是平淡如水,毫无惊喜。
最主要的差距还是在立意上。《三傻》反映了许多印度的社会问题:教育制度,贫富差距,高校自杀率,医疗状况等等。而《囧途》除了把春运问题简化为交通问题,将社会问题导向道德升华,几乎就是说了个童话。
相比而言,国产导演在叙事技巧方面的确是乏善可陈,只会平铺直叙,不善于利用道具,不注重细节,不会抖包袱,就像是主流相声演员的春晚相声,除了几声干笑,实在是品不出什么来。在这一点,冯小刚之前导演的贺岁片,已算是国内此类电影的最高水准。
此外,还存在如《维多利亚一号》这样的情感宣泄方式。彭浩翔以一种极端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高房价面前失意的购房者,走上血腥杀戮之路的故事。故事十分简单,简单到似乎只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但正因为如此,彭浩翔才会以重口味的杀人场面,来提醒观众,回头看看这个你早已习惯但却如此不合情理的血淋淋的城市,思考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有何所依。当我们对身边那么多不合理的事物都习以为常的时候,一个原本可以平铺直叙的故事不得不走向极端,才能引起人们的警觉,这也是导演个人的选择。如果你想要去享受《买凶拍人》式的叙事快感,或者如果你的心脏和肠胃多少有点问题,此片还是不要看的好。
——————————>下回预告:终结篇:庶民的胜利(11度青春、老男孩、结语)

(3)触不到的世界
纪实类的电影也属于此类叙事的范畴。今年在国内较有影响力的纪实类电影,当属《海豚湾》和《海上传奇》。《海豚湾》是地道的纪录片,讲述日本人虐杀海豚的事实,它的传播靠的是口口相传。贾樟柯自《24城记》之后,再次以类似的手法拍摄了这部《海上传奇》,只不过,这次粉墨登场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除了跟孤魂野鬼一样的赵涛跑完全片。纪实类电影缺少戏剧冲突,大多平铺直叙,若非对象本身具备,叙事很难出现大的波澜和兴奋点。它们的意义,更贴近于新闻中的调查报道,告诉你不熟悉的事。
恐怖片是讲述不可控世界故事的代表,故事往往基于人身边难以用常理解释、解决的现象,讲述角色在一系列黑暗、诡秘、悬疑、血腥的感官刺激中,寻求解脱出路,回归可控现实。恐怖片在国内的传播,以日、韩、泰、美等国的电影为主。亚洲的恐怖电影往往强调气氛营造,注重心理描写,叙事中常常带有复仇、哀怨的情节,鬼并不经常出现,悬疑总会延续到最后,常常只是主角的心理认知和精神轨迹出现偏差导致,如《咒怨》、《鬼来点》等。欧美的恐怖片,很多都以视觉震撼、惊悚场面为主,带有浓烈的血腥味,如《电锯惊魂》等。国产电影在这方面的产出则相当少,但它们基本上就是烂片的代名词。
为什么我们就拍不出好看的恐怖片,这也可能是《荒村公寓》必然面临的尴尬。由于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我们的恐怖片不能出现真正的鬼,罪案不能出现严谨的作案细节,因此无论是恐怖情节,还是其中涉及的犯罪、复仇的故事都会受到限制,恐怖和血腥的画面也会被剪。这样,成片送审之后,就会被要求剪掉让人不舒服的部分,而这些部分一经处理,恐怖片的效果就达不到,叙事也变得零碎而且莫名其妙。
《荒村公寓》根据同名小说改变,叙事还算是比较经典的,与日韩同类叙事可谓一脉相承,无非是恐怖的遭遇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歌可泣的往事。故事既然是老套的,视觉和气氛就少不了。然而,纵观全片,音乐、色调、剪辑,都乏善可陈。偶像派的余文乐搭上一个演技平庸还没什么人气的张雨绮,和一群路人,装模作样地演了一场话剧。结果,连预告片里的恐怖镜头都被一刀剪去,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4)小结
2010年,国外也出现了不少此类电影,《禁闭岛》和《社交网络》是其中的佼佼者。《禁闭岛》的场景放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监狱岛屿上,脱胎于越狱的经典叙事,强调一种精神逃离的强烈愿望。故事本身便存在对现实世界的2种解读,这2种解读一直在主人公脑中纠缠,直到最后都没有分出胜负。影片给了观众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将悬念延续到底。《社交网络》是Facebook创始人的传记,属于高端人士、明星这一类“天使降临人间”的叙事。但它却并未流于平淡,而是有效地以主角生平的两场官司为节点,向前后延伸,讲述了这位目今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的天才、情感和成长。故事充分利用了人物原型的自身的“缺点”和他生活中所经历的矛盾冲突,适时地以插叙、倒叙的方式进入叙事过程,调整节奏,设置兴奋点,从而排除了冗长的说明性的背景交代,避免了字幕提供信息这一效果不佳的手段。
总的说来,这一类叙事,看点主要在于它的新鲜性和不可控性。对观众而言,它们所展示的世界可能是你无法一时触及或掌控的,从而能够激起你的兴趣和观赏欲望。然而,当此类故事讲得太多,申发太烂,影响便会变得平庸。以《肖申克的救赎》为例。后人往往把此片定义为越狱逃脱题材的经典叙事。但是,早在1960年上映的法国犯罪片大师雅克•贝克的遗作《洞》,就已经给此类叙事定下了调子。《洞》全片基本上都是在室内完成,没有音乐,没有女人,却引人入胜,它向观众展现一个高墙里的人如何逃脱的故事。巡查、放哨、挖洞,紧张的气氛伴随着拉锯的声响,平淡的画面将故事讲得跌宕起伏。《肖申克的救赎》无疑也受其影响,之后又出现了美剧《越狱》,导致近年来同类题材的影视剧屡见不鲜。有没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的观众,看过《越狱》和其他同类电影之后,再回头看这部经典电影的时候惊呼:这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越狱嘛!因此,所谓的经典,始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一件新奇的事物渐渐地变得不再新鲜,它的意义也就自然地被时间消解了。
——————————>现实的情感与狂欢:山楂树之恋,我们天上见,非诚勿扰2,人在囧途等

三、重读世界
告诉你不知道的事和告诉你所忽视的事,可以说就是故事的使命。一个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要么是因为它是崭新的,之前并非众所周知的,要么是因为它经常被忽略或是它通常被误读或是简单解读,现在又得到了重新解读。因此,我们的故事,一方面在创造新世界,构建新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在重新解读我们存在的,可以回顾的、理解的、展望的几十年内的人类世界。这个时间的阈限,以我们存在的现实为节点,上溯至童年,直到父母后半生的起点,向下预见5~10年。这段时间的确定,基于我们自童年以来所接受的所有信息,距离自己最近的10~20年的历史,加上自己的亲身体验,还有根据知识与经验的推测,构成了人对现实世界最直观最明晰的认知。因此,现实题材的电影,往往都是带领观众重读自己所认知的现世。
1、你不知道的事
“你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吗?”这是此类重新解读最直观的表述。这类故事所讲述的,是在你熟悉的世界里,游离于你眼界之外的“另类”。也许你们擦肩而过,也许你们有点头之交,但你却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世界。这些故事也许是大部分人都不曾听过的,也有可能是一群人讲给另一群人听。电影充当观众的第三只眼,去观察两眼平常没有顾及的地方和人群,揭开一个不可控世界神秘的面纱。
(1)他者的世界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天天穿名牌戴名品,整日莺莺燕燕,只为那点小资情调和同事间的勾心斗角发愁,他们是所谓的白骨精,《杜拉拉升职记》可以说就是这批人自我炫耀的电影。这本是一个“励志+爱情”的故事,原著即是如此。但到了徐静蕾的电影里,励志的情节便淡化了,剩下的便是光鲜的打扮和无休止的情感纠葛,最终来了个奢侈的结尾。此类一般人不可企及的生活状态,同样出现在讲述明星故事的《恋爱通告》里。王力宏首次执导电影,果然只讲了个十分简单的故事:神仙思凡,偶遇人间美女,追求之,事成。这两部片子,名义上是讲特殊人群的故事,但实际上都是以俗套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白骨精”、“明星”只不过是2个标签,卖点在于演员本人或是包装本身,最终产出的只会是一些没什么营养的口水片。不过,电影市场也少不了此类影片,如果所有的电影都像新闻调查一样,剖析社会现象,谈人生谈理想,那也太无趣了。
有这样一个孩子,他患有自闭症,他父亲身患绝症,父子相依为命,但不得不面对社会保障空白的尴尬。这就是《海洋天堂》。这是一部商业电影,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导演没有借此大放催泪弹,而是以一种克制的姿态娓娓道来。然而,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宁愿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哭一场。如果只把它看做一部文艺片,它的叙事无疑算是成功的。但当它被放在电影院线,赢取票房的时候,它的失败却是显而易见的。
今年下半年在各大媒体上奔走呼号,炒得最热的当属标榜为开中国现代警匪类型片先河的高群书作品《西风烈》,有好莱坞全明星阵容的《敢死队》老珠玉在前,葛优领衔的三大大片殿后,高导占住这么一个大好的空当,不免有点“任尔东南西北风”的意思。
故事根据滇边著名缉毒“四大名捕”的新闻故事改编而成,场景转战荒凉的西部边陲,展开了一场4V4的正邪较量。本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只要有火爆的爆破、打斗场面,立体的人物塑造,注重细节和道具的利用,叙事上再讲求一点技巧和新意,即使成不了经典,票房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然而,因为《风声》而被惯坏的高群书此次亲自执剪,却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云里雾里。凭一己之力端掉警察局的吴镇宇,却在一个警察面前变得心慈手软起来,难道有基情?夏雨在地道捣鼓了半天,摸摸索索埋了一对炸药,却毛用都没顶一个。枪是乱打的,人是乱窜的。漫漫黄沙地,谁是谁都弄不清楚,这故事还怎么往下讲。文戏温吞,武戏乱炖,《西风烈》里的男人们不仅是逞凶斗狠的,还是神经错乱的,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除了所谓的硬汉咆哮,还有什么性格支撑。
电影难看也就罢了,《西风烈》最可恶的一点,在于其宣传时高调地给自己戴了一个牛逼的帽子,用开拓创新、反叛主流的外衣将自己精心装扮了一番,结果,它连一部主旋律电影都不如。
(2)所谓改编的《唐山大地震》
原著改编成电影向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它需要较高的悟性和再叙事的功力,如何用电影语言代替小说语言,并不失其神髓,往往是此类电影最大的难题。2010年较受关注的改编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和后面将要提到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山楂树之恋》都无一例外地被指责为“脱离原旨”、“叙事乏力”。而本年度关于最牛气的改编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争论则更加激烈。《余震》是一篇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关于一个普通家庭几个普通人生存的苦痛与抉择的小说。它所揭示的是天灾之后残酷的现实,和留在震后人心中难以弥合的伤痕。然而,由冯小刚据此改编的《唐山大地震》却将它拍成了“知音体”故事,主题先行且流于表面。
作为政府投资的主旋律命题作文,《唐山大地震》的叙事一开始就逃不开集体领导、众志成城。在苏小卫改编剧本之前,制片方就提出要求:这不是个人化的片子,要大格局;这是一个温暖的情感故事。
影片出来后,已经与《余震》相去甚远,主角视角变成多线索推进,时代描写代替了内心刻画。与小说相同,经历了生死抉择元妮独自抚养着儿子,坚强地活下去,劫后余生的方登被军人王德清夫妇领养,改名王登。接下来,电影便以每隔十年的时代背景为节点,双线讲述各自的生活。李元妮和方登过上了好日子;王登考上大学,因未婚先孕退学,后嫁到加拿大,但她一直因母亲选择了弟弟而在心中结下死结。汶川大地震,王登回国参加救援,偶遇弟弟方达,于是回到唐山,母女俩见面,消解了恩怨。
电影监制陈国富曾提出,按照小说的叙述,采用倒叙,制造悬念,这一提议最终被否决,因为其他人坚持情感故事不要玩花样;编剧苏小卫的剧本提供了近3小时长度的电影,她被迫删掉了“李元妮被骂狐狸精,小孩子们混战”,“张静初与养父母的微妙关系”等大量情节,致使最后的成片情节跳跃,养母临终的忏悔不知所云;电影中毛主席逝世的剧情几乎脱离了剧情,只因为制片方华谊董事长王中军出身于38军,这是他回忆中珍贵的部分,他舍不得。
冯小刚把近一半的钱砸在前后20分钟的特效上,却没讲好剩下2小时的故事。事实证明,《唐山大地震》的精华确实在于开头和结尾。徐帆成了灾难剧的主角,后来和一直惺惺作态的文艺片主角张静初合演了一段伦理剧;陈道明的家庭剧像极了《手机》里的费墨;陆毅那一甩头,偶像剧就昙花一现了。
在中国,灾难叙事容不得你不说感动,就像是捐钱的时候,你即使不知道这钱最终会落在谁手里,但钱你总得往外掏,不然别人就会质问你:你是不爱国呢,还是不爱国呢,还是不爱国呢?
《唐山大地震》是唐山市政府的,也可能是王中军的,但就不是冯小刚的。我们的主流电影叙事总是五味杂陈,说不出什么滋味。
同样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美国电影《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也并不成功。囿于原著小说中独白式的描写,电影将“时错人”亨利穿梭于时间隧道的每一次经历,零碎地表现出来,却让电影的整体叙事缺失了一条流畅的叙述。也因此,亨利和克莱尔的爱情显得不那么刻骨铭心,亨利的消失与出现也并不那么令人惊喜或令人担忧。本来就缺乏前奏和铺垫,使得人物单调而无质感,加之导演在结尾舍弃了小说结尾中80岁克莱尔见到40岁亨利穿越时空而来的经典情节,全片便在索然寡味中结束了。
————————>下期预告:触不到的世界(纪录片、恐怖片);第三部分小结(社交网络、禁闭岛、越狱)

2、历史的回归
历史题材的电影其实也属于此类。历史虽然不是新世界,但它却异于现实社会。现在那些拍此类题材电影的电影人们,越来越强调这种差异性,力求还原历史真实。因此,在表象上,它们的外观和我们的认知便越来越远,成为了一个不现实存在的新世界。
此类电影无非两端,一为还原,二为杜撰。前者更趋近于纪实,忠实文献;后者更类似于上面提到的虚拟世界中的故事——给人类的故事穿上一套历史时代的外衣。在中国,前者往往以历史大片的形象示人,后者则呈现小制作、玩儿票电影泛滥的现象。2010年,《孔子》无疑是还原历史的代表,它以历史文献为蓝本,讲述了孔子的后半生。影片从道具还原到人物塑造,都可以说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其叙事却似乎像《论语》本身,只是将散见于文献的若干大事串连在一起,情怀有余而功力不足,不得不靠杜撰颜回之死来触动观众。还原历史的叙事,若是纪录片,则贴近于纪实文学,须事事以古为基;若是商业电影,则更应贴近于小说,以史为据、合理想象,在不影响主线流动大势的前提下,增加戏剧冲突,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孔子》无疑走了一个折中的路线,结果,两边都不讨好。
在这一点上,陈凯歌一开始便选择了后者,但他却在重新编写故事的过程中失败了。
改编自古典故事的《赵氏孤儿》是陈凯歌继《无极》之后再次挑战历史题材的商业大片。虽然他本人对《无极》的评价现在依然是有所保留的,但观众的意见仍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试图以一个成熟的故事为蓝本,拍一部自己和观众都满意的电影。今年,他和姜文都面临一个挑战:陈凯歌的任务是要把故事讲得好看;姜文的任务是要把故事说个明白。
《赵氏孤儿》开篇算是不错的,葛优不像在《夜宴》里那样,一上来就招笑。王、大夫、将军、平民,一条线串起来,戏剧冲突迸发,故事一下子就清晰起来。但当故事往后行进,故事便脱节了。如果说故事的前半部分是悬疑小说,那后半部分就是漫长的散文。据后来的一些新闻,恰恰是陈凯歌本人掌控了电影后半段的叙事权。他试图将自己的人生思考与生活感悟融入程婴的悲剧,但却忽视了故事的可看性。三人对戏成了赵孤最大的软肋,三人抢孤、杀屠岸贾最为典型,矫揉造作、动作迟滞。结尾的灵魂游离部分,陈凯歌过分抒情,却落入了散文的俗套,白白浪费胶片。
陈凯歌的历史大片,既没有忠实于原著,又没有照进现实,而是不伦不类地拍了一部历史剧情文艺杂糅片,加之编剧风格混乱,导致电影前重后轻、前短后长,大而化之的一笔带过多于细节描写,使得整个故事肤浅、冗长,完全背离了陈凯歌的初衷。
近年来,以历史为背景的杜撰电影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是那种爆米花电影。从《大内密探零零狗》到《龙凤店》,再到《唐伯虎点秋香2》、《嘻游记》、《大兵小将》、《三笑才子佳人》、《刀客外传》、《唐吉可德》,最后到《武林外传》,都是穿着历史的外衣,打着搞笑的幌子,干着自娱自乐的事。目前,似乎只有《大内密探零零狗》意外地站在亿元大关的门前,还或多或少地沾了“空档”的光。这些电影,你不妨把它当做情景喜剧来看,历史道具只不过是制片厂的存货,人还是现代的那几个人,任贤齐主演客串好几出,主持人、相声演员争相跑来玩儿票。故事就更单薄了,王子与公主、冒险故事、主人和仆人、和小团队任务这类故事,加上时髦用语,就拼凑出这么一部口水电影,像口水歌一样,容易上口,效果还行。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却属于个中异类。狄仁杰起用了历史人物原型,创造性地还原了武周时代,以近年来大热的狄仁杰探案为蓝本,讲了一个还不错的武侠版的侦探故事。大佛和鬼市是该片所构建的新概念,全片呈现出一种诡秘而奇幻的色彩,从而掩盖了该片在逻辑推理和悬疑设置上的不足。在这场复仇与冒险的纠缠中,侦探推理其实被淡化了,关于狄仁杰个人、武周集团和李唐集团博弈的探讨也浅尝辄止,这就让该片的叙事变得单一,而使主线人物缺乏立体感和时代感。因此,与同年上映的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福尔摩斯》一样,《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只能是一部还比较成功商业电影、娱乐消费产品,没有拔高的意义。
然而,去年年底的一部《我的唐朝兄弟》却让人眼前一亮。电影通过小人物、小地方、小冲突,很不严肃地讲述了一场官、民、贼三方对抗的故事。不可调和却又相互依存,故事多少蕴含了一些现实意义。虽然有些嘻哈,但它还是一部严肃的电影。尽管票房不佳,但仍然得到了一部分理解和口碑。
可以说,如果《我的唐朝兄弟》拍得好看一点,就应该是《让子弹飞》这个样子。
姜文的《让子弹飞》是一部典型的以戏谑历史而引发照进历史的无限遐想的电影。张麻子、黄四郎、“汤师爷”鼎足而三的群戏,完全没有被葛优一个人抢尽风头。同样是官、商、匪三方角力,《让子弹飞》加强了戏剧冲突的密度和真正可笑的笑点。而且,故事并没有像《我的唐朝兄弟》那样,把一些问题放到村民大会上去讨论,而是以撒金子收金子、撒枪收枪这样的情节去直观展现墙里面人的心理。
在叙事节奏上,同期上档的赵孤其实很早就把事情讲完了,但后面还磨磨唧唧讲半天;子弹是一上来就矛盾凸显,没有前戏,直接高潮,而且高潮不断……直到结尾,还依然坚挺。就像你看这一群人狂奔,说说笑笑,你看着他们挺有意思,但唰一下跑过去了。所以有人说:赵氏孤儿是插两下就射了;子弹上来就插,射完了还是硬着的。
虽然谈不上伟大,但《让子弹飞》无疑是2010年国产电影里最成功的,也进一步印证了冯小刚那句话:商业起来的姜文不得了。
3、沉沦的江湖
在《卧虎藏龙》之前,很多人都认为,银屏上的江湖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卧虎藏龙》之后,观众与影人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影人觉得李安的有所为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但越来越多的观众认为,《卧虎藏龙》已然给江湖画上了句号。
中国有自己的新世界,但不是依靠技术,而是构筑于概念:武侠与江湖。小说家将中国功夫与侠义精神发挥到极致,成就了武侠,借此引申出寓于其中却形于其外的江湖世界。武侠电影与功夫电影的叙事,脱胎于小说,往往以儿女情长、私人恩怨、门派斗争、民族气节为主线情节。故事缺乏创新,过分追求精彩打斗,只求视觉刺激,导致了此类电影越来越不能赢得票房。
武侠的沉沦让我们了解到,当一种形式成为一种常态,观众必然会转而对叙事有更高的要求。《卧虎藏龙》一改从前武侠电影的拼杀气,呈现了一种藏而不露、哲思式的书卷气,获得了认可。张艺谋曾照猫画虎,可惜老谋子是个外化惯了的人,纯色大战开打,一招一式都刻意为之,逃不出其拍大片来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
江湖再掀腥风血雨,不在于新奇的武功,而在于精彩的叙事。武侠的故事如果不能有所突破、立意不能创新,江湖上便只留下前人的传说。2010年银屏上的武侠电影,似乎都是在向前辈致敬。《苏乞儿》、《叶问2》、《精武风云》和当年的《霍元甲》一样,无一不是走“失落-发奋-功成”的三段式叙事模式。英雄末路,奋发图强,击退强敌,成为主角们不变的人生经历。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观众们只能欣赏那些似曾相识的武打设计了。
今年也可以说是甄子丹的武侠年,他一人独撑三部功夫大戏,除了同质电影《叶问2》和《精武风云》,还有一部就是《锦衣卫》。《锦衣卫》让观众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新龙门客栈》里演死太监的甄子丹,熬了这么多年,他也终于成了正面人物了。但《锦衣卫》着实是一部打得莫名其妙,故事讲得一塌糊涂的电影。情节充斥着漫无目的的拖沓交代和让人无所适从的事件转折,加上本来就不够精细的特技和在《西游记》、《加勒比海盗》、烂片《见龙卸甲》里随处可见的雷人造型,《锦衣卫》最终1.44亿元已经算是恩惠了。
其实,武侠片不愁票房,中国人骨子里对武侠都有一种天然的认同。《锦衣卫》1.44亿元、《叶问2》2.32亿元、《精武风云》1亿元,动辄破亿,甄子丹算是遇上了好时候。但如果他今年拍第四部此类同质电影,难保不会重蹈年初《苏乞儿》票房惨败的覆辙。
不过,今年众多的武侠电影中,也有一个异类——《剑雨》。吴宇森和苏照彬似乎有意另辟蹊径,给武侠片一个崭新的诠释。叫每位侠客都回归生活,于是出现了卖衣服的杨紫琼、送信的郑雨盛、会煮面的余文乐、变戏法的戴立忍、卖身的大S、当太监的王学圻……按照上映前有关方面的宣传,《剑雨》俨然是一部武侠版的《媳妇的美好时代》。
其实,《剑雨》就是关于一个阉人想借传说中的罗摩遗体过上正常男人生活的阴谋之中,他所网罗的几个杀手,杀掉对手,夺回遗体,然后窝里反,未死的对手复仇的故事。贯穿始终的,是主角杨紫琼扮演的阉人老大手下的杀手之一,她是个女人,厌倦了杀手行当,也想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于是她整了容,大隐于市,认识了一个憨厚却略显猥琐的韩国男子,却没想到这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竟然就是当初没死掉的对手。夫妻俩最终得到了相互宽容与理解,复仇成功。
但《剑雨》的故事多少有些游离,它几乎与整个江湖没有太多的牵扯,基本上是这个杀手组织在自娱自乐;作为武侠电影主要要素的武功与侠义精神,都做得十分平淡;所谓从江湖向平凡回归的新视角,也并没有脱离大侠归隐的旧的叙事模式。至于罗摩遗体,用武汉话说,它就是个“眼子”,江湖因它起烽烟,它却什么作用都没有。故事的前半部分,让人看到了导演力求创新的诚意,但随着在故事中略显鸡肋的风骚大S和老大王学圻抢夺遗体的戏份展开,情节越来越变得好笑——原来杀手们都是挺会过日子的。
《剑雨》在与《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国庆档对抗中落败,国内票房8000万,差5000万回本,其海外票房也十分惨淡。这说明,有新概念不一定能出好作品,电影宣传和票房并不能成正比。和吴宇森没太大关系的《剑雨》在叙事上多少有点首鼠两端,它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概念,却并没有将其贯穿始终,人物和道具也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和立体的塑造,这使得本来就不多的角色流于平淡,道具都成了摆设,新概念更是停留在形式上的买房、摆摊、吃面、卖身、变戏法。求变的脚迈出了半步,最后还是讲了一个不新鲜的故事,结果两边都不讨巧。

本文原名《中国电影的叙事困境——2010年中国电影综述兼论叙事的三个方向》,全文16500余字,写于2010年11月19日,是应某人之邀以媒体人的身份写的。没有立即发布是因为对方如果采用,可能会结集发表。时间拖了很久,但一直没有音讯,联系对方,对方也一直没有答复,所以我就在博客上给朋友们看看,反正我这里就是私人平台,读者也是小众,无伤大雅。原文我在微博上发过一部分,后来停了,今天再发,又把12月份主要的三部贺岁片补齐,这个题才算是完整了。
对于本文的性质,我觉得它既算不上影评,也算不上学术论文。因为刚毕业没多久,所以框架上,弄成了论文的形式,但没用什么电影理论。写完本文之后,我才在豆瓣上关注了戴锦华,看了她的《电影叙事学》,我觉得我和她应该是一个路数。有些专业影评人,尤其是科班出身的影评人,对“影评”这两个字有洁癖,认为观众的一些观影感想和媒体的那些观影文章,算不上影评。这种“影评纯洁化”的行为,初衷是好的,但不见得可取。对于一部电影作品,只要是针对其任何一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无论好赖,用什么理论,是否真实,都可以叫“影评”。影评并不伟大,最大限度地影响观众和电影人,就是它的贡献;更重的任务,比如电影史观、电影人、流派、国别、风格的研究,我倒觉得这不算是影评,而是学术探讨。当然,这个界限是模糊的,你也可以把影评写的很专业很牛逼,但对于观众来讲,影评是一个事前触发、事后启发的东西,如果你的影评不是写给大众看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一篇博客肯定是贴不下了,分批次上吧。
2010年贺岁档变成单调的葛优个人秀,影评人为混迹于与中国足球同在的中国电影界、不愁满腔的才情无处发泄而庆幸的同时,不免会感觉有些落寞,他们偶尔也会期待一下遍地好电影而无处吐槽的日子;而像我一样,为国产电影上映前摇旗呐喊、票房统计面前却偃旗息鼓的那些言不由衷的媒体人,也会选择在国庆档、暑期档、贺岁档的电影躁动期,找个安静的地儿,调出几部老片回味回味,调养调养,不至于忘了经典的滋味。
如今的院线里,导演没有不伟大的,制作没有不大过从前的,明星没有不大牌的,叙事没有不宏大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来的很容易,我们有拍过《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导过《活着》的张艺谋;热钱疯狂涌入,中影、华谊也是大手一挥、天下影从;有了钱,国际明星尽用之,更何况,还有不花钱便能聚拢在一起的172人组成的明星队伍。
在这片土地上,只要你想创造奇迹,你随时都能见证,然而,观众普遍发现:导演有名,不代表电影好看;演员牛逼,不代表电影带劲;名著改编,不代表故事叫好;砸钱越多,不代表票房越高。归根结底,电影的失败还是根源于叙事的失败。
连篇累牍的宣传最终成了浮云,导演、出品方、媒体都是一个个谎言的共谋者和失败者,每个人都在臆想观众的接受水平和市场的美好前景中自我安慰,然后又一批大片上马。中国的电影,一直在砸钱,却很少把故事讲好。有怎样的电影市场便会有怎样的电影评选。2010年的金鸡奖没有编剧奖,恰恰印证了中国电影“叙事难”的困境。
一、早已讲完的故事
人类的故事其实早就讲完了。善良的西西弗斯总会触怒天庭,不得不周而复始地推动大石头,成为反抗旧体制而又身心痛苦的救世者;俄狄浦斯的故事,早已将男人挑战父权、恋母情结说尽;即使不是女娲补天,也可能是精卫填海,还可能是愚公移山;灾难和英雄更是永恒的主题,过去洪水,现在是地震,过去有大禹团队,现在有党中央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
故事,其实是给人以认识与再认识的体验,将人类在可控世界与不可控世界的不理解、交融和冲突中的疑惑、经验和结论,广而告之,满足人们对新奇世界的认知欲求,让人们对已知世界进行重新修订,进而获得再思考的灵感。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从人类起源活到现在,一定会感觉很无聊,因为除了那些层出不穷的发明,人类的故事总是如此这般,人们总是演绎着它们的现代版,所以学者们经常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生而有涯的人们,不可能从头开始复习。
在信息贫乏的时代,文献、经验和有限区域的交流构成了人认识世界的全部,有的人直到老死,这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但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只要你愿意,这个世界每天几乎如潮水般涌来,这就是现代传播的力量。
媒体无异于一本故事书,电影与新闻就是在讲故事。新闻同行们常常抱怨,天天报,年年报,也就那点破事,新闻事件总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媒体把前几年的社会新闻拿到几年后播,也没人发现它过时。然而,新闻再烂,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它或许关乎我们的生活。电影则不同,烂电影只会被放进回收站,然后被彻底清理。
二、创造世界
与新闻不同,电影叙事更接近于我们惯常所说的“故事”,它基于人的生活,又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隐喻。人们可以天马行空地创造一个新世界,来解释自己所身处的现实世界。新世界是神话的,或是童话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它只不过是剥去了现世的外壳,将主要的要素置换,但其实还是遵循着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规律。
1、技术的狂欢
2010年伊始,《阿凡达》在全世界掀起3D狂潮,各大影业巨头都不惜掷重金打造3D航母,越来越多的电影都把3D当做炒作的噱头。即使后来者前赴后继,却罕有能与《阿凡达》匹敌者,由此,它也成为中国2010年电影票房破百亿的敲门砖,才让众多的预言家说起中国电影市场时如此有底气。
卡车司机卡梅隆再一次刷新了电影技术的榜单,创造了新人种、新星球、新语言、新能量……这个纳美版“拆迁户大战城管队”的故事,的确引起了不少共鸣,但是这不能掩盖他讲了一个老套故事的事实:占有与守卫,救世主诞生。没人说这个故事有太多引人入胜之处,真正赢得喝彩的还是影视视觉的革命给观众带来的惊喜与愉悦。
炫技和悬疑是两剂致幻药,永远都是观众乐见的。年中公映的《盗梦空间》都做到。它基于现实世界创造了一个梦的空间,这个世界因为真假难辨、若即若离,让人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吊悬感,故事便在这样的观感中展开。“莱奥纳多带领的‘梦之队’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就是故事的内核,这和黑泽明的《七武士》又有多大差别呢?每个小队成员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为着不同的目标和喜好走在一起,去完成同一个任务,任务如此艰难,结局殊难预料。只不过前者貌似成功了,后者貌似失败了。《盗梦空间》的取胜在于三点:对于梦世界的构建;主线故事附着的哲学思考;悬疑的运用。和21世纪初大部分韩国恐怖片一样,影片结尾,观众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最后一个镜头都会否定这个结论。
技术的运用可以制造绚烂的效果,从而麻痹观众对于故事和逻辑的关注与思考,这一手段往往应用于讲述虚拟世界的故事中。这类电影强调新世界的虚拟细节,更多地以新奇事物和感官吸引观众,常常采用经典叙事,故事简单,在剧本编辑上相对保守。《2012》自然是再讲“诺亚方舟”的故事,而一直传说要拍成电影的《魔兽世界》,其实就是人类战国时代的翻版,观众更关注的还是异于人类的种族特性和包裹着魔幻效果的战争场面和英雄形象。动画电影则大多属于此类,《爱丽丝梦游仙境》、《玩具总动员》、《怪物史莱克》、《驯龙高手》等等,说的其实都是人类那点事儿。
然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电影。在媒体宣传的话语中,大凡国产电影大制作,哪怕就是爆炸之类战争场面,都会斥巨资请国外的团队,更别说产出一部以技术为看点的电影。曾经,我们也花大价钱拍了一部叫《魔比斯环》的动画电影,但中国影人所扮演的无疑是个代孕妈妈的角色,借外国进口的受精卵,生了一个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孩子,结果走到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今年上映的《阿童木》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制作公司也被拖垮了。
这2个例子也说明,新世界的创造是一种原创的力量,它的独创性本身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新世界不得不依靠新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双重滋养以延续生命,当观众熟悉了新世界里的事物,便会对故事产生更高的需求。《魔比斯环》和《阿童木》的失败还表明,新世界如果失去了创造它们的土壤,便会变得水土不服。
——————————————>下期预告:历史的回归(赵孤、子弹等》;沉沦的江湖(剑雨等)


今天,长沙的雪疯似的,横斜摇落,从前晚到今天白天,倾泻不停。
很久没有在南方看到能没住小腿的积雪了,堆积在灌木上的雪,压垮了枝桠,又轻轻地打在雪地里。
午后,零零星星的雪花仿佛已经不是来自天上,而只是高处那些不安的蒲公英,愿意随风飘散。同事们陆陆续续回家,我决定在办公室看完《国王的演讲》再离开,哪怕早已过了我日常下班的时间。电影里的故事也总是发生在冬季,英国的冬天,也是白雪皑皑。BBC版《傲慢与偏见》中的男女主角,年轻,属于夏天,阳光灿烂;《国王的演讲》里,二位只有一场对手戏,老了,总是冬天,迟暮苍凉。
原以为雪早就停了,没想到临走时,雪又纷纷扬扬落下来,越来越稠密。我在公交站牌下等了许久,看着一辆辆填充着无数人头的公交车踩着雪色泥浆蹒跚驶过,没几个人能挤上车,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一辆黑的停下,一对夫妇赶忙迎上。去×××。一个小姑娘赶忙跟上去。我也去×××。刚抢上副驾驶座的男人脸上掠过一丝不满,但旋即又满不在乎地扭过头,关上了门。这样不便的天气,谁都希望自己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被拒绝。
我撑开伞,决定走一段路。好歹我也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鞋。
我专拣绝少人走过的雪记得最厚、最白的地方踏过去,那感觉就像赤脚踩在细软的沙滩上,但雪地更有颗粒感。又像极了咬苹果时的感觉,多汁、光滑、质感、清脆的声音。正因为讨厌这种口感,我不那么喜欢苹果,越脆越不爱。但这种感觉发生在脚上,就变成了乐趣。它让你感觉踏实,落地。
往常矗立在大路两旁的大树,曾经像威武的军队,现在都被压得直不起腰,路上随处可见倒下的列兵。折枝落在泥泞的融雪里,灰蒙蒙的阴郁里,多少有些肃杀。这种感觉,当我跨过那道铁轨的时候,异常强烈。这道长沙城里仅剩的铁轨,现在仍然负载着几列车厢。当我跨过它之后,才感觉一丝后怕,想起库斯图里卡的《生命是个奇迹》里,卢卡两次想要在铁轨上了却此生。第二次,他选择卧轨,死命抓住铁轨不放,可火车头还是刹住了车,因为那头可爱的驴子奇迹般地站在他的前面。库斯图里卡才不会像我这样悲观地看着铁轨,他的故事里一直都是充满着笑声和亢奋的音乐。他,宫崎骏,两个可爱的老头子。
跋涉过一段布满来去匆匆的脚印的雪泥地,重新探入汉白玉般质感、纯白的路,我开始大口呼吸。像是维瓦尔第《四季·冬·第二乐章》里每一乐句结束,弓弦擦身而过时的声音。
我以为自己走过了3站路,却原来刚好过了一站。一段路,原来那么长。路两旁尽是雪人的半成品,制作者来不及给它们添上眉眼便舍弃了他们。这个缺乏创意的城市,会被网上那些可爱的雪人们嘲笑,嘲笑它一次次将自己的乏味与肤浅作为自夸的资本。
树叶上的雪跌落下来,像天鹅绒。记得哪部电影里,男主抱着女主,娇滴滴地说,你的肚子像天鹅绒。这样的情形换成我,我可能顶多会说,你的肚子真软和。这多煞风景。相比异性,我更善于和大自然调情。
一个冬季,一个行人,不一定总是悲凉。冷的时候,头和手自然地缩回身体里,靠近心脏,并不一定就比大摇大摆、摇头晃脑那样欠缺潇洒、自信和温暖。曾经有人问,春天的新绿,夏天的小溪,秋天的月亮,冬天的太阳,你更喜欢哪一个意象呢?当然是冬天的太阳,而且地上一定是白雪铺满。踩在洁白的雪地里,仰望暖阳当空,呼出一团棉花糖模样的蒸汽……
走过一站,反而觉得下一站便不远了,我决定就这样走下去。暖暖的街灯渐渐亮起,霓虹灯也开始闪烁,我突然想如果身边有一个女生挽着我,就这样挽着,不说话,只是听我喃喃自语,只是这样听着,多好。
去年这个时候,我早已把写好的信寄到全国各地朋友的手中,没想到只是一年过去,从前在一起欢闹的朋友便没有那么亲近了。地已偏,心已远。我们是不是因为太多俗事、太多自己纠缠不清的事情忘了彼此呢,多年后,我们再见,是否能像当初在一起的时候真心拥抱彼此呢?我承认在这些事情上,通常表现得很悲观,因此我才无限地憧憬库斯图里卡电影里的世界。无论多悲伤,笑着过每一天。在自省的路上,谁都没有什么好夸耀的,谁都没有。
走了一路,想了一路。为什么不能就这样一路走下去,只是单纯地走,走下去就好,想那么多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