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尚未与夏霖律师解除委托协议。巴东政府网上23日高调宣布邓玉娇母亲与两位来自北京的代理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后，律师夏霖说自己“被打了一闷棍”，随后，他24日凌晨5时在博客上发表第二篇声明，称：“无论如何，都将耗在巴东。”
《广州日报》报道，从23日下午开始，邓玉娇母亲与律师夏霖失去了联系，双方还没有正式办理解除委托关系的手续。近两日，邓玉娇母亲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律师多次联系不上。夏霖表示“从与邓玉娇会见当天中午，我就再没机会与邓玉娇母亲详细面谈过，我们都是在政府网站上看到双方解除委托关系的。我是邓玉娇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所以没有取证权，只能请求警方协助。我也没有权利看警方在案发现场的询问笔录以及尸检结果。”
从业20年来第一次哭
问：5月21日，与邓玉娇会面完毕出来时，为什么哭了？
夏霖：本来我以为一出拳就可以把案子做实了，你要知道，按当时的情形发展，这案子当天就能破。
与邓玉娇会面当天
《新闻晚报》报道，邓玉娇外婆秦尚菊家住在离公路还有三四公里的高山上，外公张明瑶因严重的类风湿腿脚不方便，已经有7年时间没有下山。
因邓玉娇一岁多时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她一直和外婆生活，直到小学毕业，后来才到母亲张树梅的新家。她和外婆感情非常深，在秦尚菊家徒四壁的土坯屋里，所有的生活用品和电器几乎都是邓玉娇买回来的。
秦尚菊说，最后一次见到邓玉娇是在今年4月12日，那天，邓玉娇给外婆买了方便面、肥皂、水瓢，“借了一个背篓背上山的”，没想到“回去就出事了”。邓玉娇买给他们的方便面到现在还没吃完。
在外婆眼里，邓玉娇是个孝顺、善良的孙女，不喜欢跟人计较。她说，邓玉娇在浙江打工，在箱包厂。工资虽然微薄，也总留下一些给外公、外婆用。有一次，厂里有个同事砸破了啤酒瓶，啤酒瓶的玻璃渣把脸划破了。邓玉娇找他们赔钱，同事不肯赔，邓玉娇也就算了。
公安部：
5月10日晚上，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等三名官员，到当地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要正在休息室洗衣的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还拿出一沓钱拍打邓玉娇的头，炫燿说你怕我们没钱么。邓玉娇表示，自己不提供特殊服务，但被邓贵大两次按倒在沙发上。她于是抓起沙发边的修脚刀刺向对方，结果邓贵大被刺中动脉及肺部，伤重死亡。
我们怀疑，
很明显邓贵大等三人是要轮奸邓玉娇。三官员同时在场，邓贵大说，你觉得我们没钱么？这里说的是“我们”，包括三个人。关于这一方面公开披露的材料还不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希望钧部责成湖北省公安厅就邓贵大等三官员是否构成轮奸，进行重点调查。
我们认为，巴东县公安局在通报中存在巨大问题。如果把说把邓玉娇说成抑郁症患者，那就是在交易中语言不和引起的纠纷，从而否定三官员轮奸或者强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巴东县公安局可能是为了掩盖轮奸的真相。在轮奸、强奸、语言不和三个层次，巴东县公安局试图推到最后的性交易，暗示说，由于邓玉娇有抑郁症，三个官员语言不妥，造成邓玉娇主动攻击，从而抹煞三个官员意图强
在邓玉娇刺死邓贵大一案被以故意杀人立案后，邓玉娇家属坚持要求对邓玉娇进行精神病鉴定。邓玉娇家属似乎已认为邓玉娇是要被判刑的。他们争取的，是让邓玉娇减轻罪刑。但是，不知他们有没想过，邓贵大原本可以不死的。如果邓贵大没有死，那邓玉娇就没有任何罪可言了
首先说“足”。从警方的两次通报中都可看出，原本和邓玉娇起争吵的不是邓贵大，他是闻声赶过来替兄弟“主持公道”的。
再说“口”。邓贵大显然比他的兄弟更会骂人，更懂骂人的技巧。他虽然加入了骂战，但是他骂得有理有据。他先摆了事实，那就是他有钱；其次他还讲了“道理”，那就是告诉邓玉娇，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
最后说最关键的，“手”。在手方面，邓贵大做了两个最关键的动作，第一是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搧击；第二个动作，不论是依据警方的第一次通报的“邓贵大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还是第二次通报的“邓贵大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这
作为一名思维与行动敏捷、意识清醒的涉案当事人，同时也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她尚有关心她的爷爷和母亲在世，巴东公安部门无权将邓玉娇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同时精神病院也无权接收邓玉娇。在法治社会，公民权利不容践踏一丝一毫，公民人格尊严不容侮辱一丝一毫。甭说是民政局兴办的精神病院，哪怕是公安机关管理的的精神病院也应该遵守最起码的宪法、法律、部门规章，不可将邓玉娇强制投入到精神病院。
公安部曾在1988年《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收治精神病人，都应经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这份部门文件虽然年代有些久远，但似乎并未失效，而其中所
>>关键证据在邓玉娇内衣裤上 邓玉娇律师发出求救信息
影响案情的几大疑点
《广州日报》报道，案件的几个疑点对案情的进展产生重大影响，当中包括：邓玉娇的精神病坚定；水果刀的来源；湖北巴东县政府两次有差异的案情通报；邓玉娇一直没有任何说法以及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