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军
　　司法腐败因为从根本上腐蚀了社会正义的底线，往往被视为“最难以容忍的腐败”。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法的行为后果严重得多，因为这些不法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把水源污染了。”

　　而在中国，从基层法院到最高院，从苏如明到黄松有，近年来，中国法官频频落马。其中不乏学者型法官，像武汉中院13名法官腐败案中的武汉中院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四川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罗书平，几个月前刚刚被免职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等。这些人有的著述颇丰，有的是法学博士，还有的兼任高校法学教授。

　　反观一些法治发达的国家，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统计，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也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美国自立国200年来仅40余名法官犯案。是什么导致中国法官成了腐败的高危人群？

　　 名不副实的法官？

　　2001年之前，中国法官来源比较多，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个途径：法律院校毕业生，社会招干人员，军队转业干部。当时法律界普遍认为法官的整体素质不如律师，因为所有的执业律师都必须通过律考。《法官法

　　作者：张千帆

　　司法改革断断续续进行了10个年头，今天似乎走到了人们基本不满意的地步。在法治国家，虽然官员腐败也偶有所闻，司法腐败还是十分鲜见的。但是在转型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不仅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吃了原告吃被告”早已成了市井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而且腐败方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譬如，一些地区的法官违规经营入股企业，竟雇佣职业经理人作为“替身经理”帮助打理。今年“两会”期间，一位广东代表当场揭露某市副检察长到处滥用检察权为自己捞好处，被老百姓称为“打捞队长”。

　　 责任归谁

　　10年改革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是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却见仁见智，而不同的归责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改革方向。

　　一种归责方式，是将司法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简单归咎于司法改革本身，认为过去10年主张的司法职业化造成法官高高在上、照搬法条、脱离群众，致使司法判决不能“让人民满意”，主张法官“放下法槌、脱下法袍”，回到“田间地头”、深入群众办案。

　　河南省高级法院就是推行“司法大众化”的急先锋，该院院长的一句名言是

    当下，付封口费、签封口协议的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了许多行业的潜规则，私人之间也多有发生。但是，这种“封口”协议的合同性质及法律效力如何，却鲜有人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很没有成熟的思路。但是，总觉得想当然的认为“封口”协议都是无效合同，也有不妥之处。诚然，许多“封口”协议涉及的内容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者有悖于公序良俗，作为无效合同处理没有问题。可是，那些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悖于公序良俗的“封口”协议法律地位如何呢？这类协议属于什么性质的合同，能否作为合同当事人收取封口费的合法依据呢？敬请高人指点。

    为方便讨论，假设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是否合适？某人买一个商品有严重质量问题，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有将事实情况向媒体曝光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商家为了使他不作为，自愿付出一定数额的现金作为要求其沉默的代价，这个协议是否有效？如果不是商家自愿，而是公民主动索取的，合同性质会不会有变化？

   为了使希腊人和异帮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于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录下来。——希罗多德《历史》
 
   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修昔底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历史之特殊功用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波里比阿《罗马史》
 
   历史具有垂训后世的作用，其中包括爱国主义、道德训诲和英雄形象教育。——老加图
 
   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作为借鉴。——李维《罗马史》
 
   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堙没不彰，而把千秋晚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塔西佗
 
   人性既然不变，而且各地相同

    人大代表们在慷慨激昂斥责司法腐败、痛说黄松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法院独立审判，在长官意志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黄松有虽然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可并不是具体案件承办人，按照宪法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有监督关系，各自依法独立审判，黄松有是如何干涉地方法院的案件处理的，地方法院为什么要秉承黄的意志办案，则是代表们更应该深入思考的。其实，出一两个巨贪并不可怕，只要制度没有问题，铲除了也就完了。可是，如果制度有问题，那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设身处地想想，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具体办案的法官面对庭长、院长、区长、县长、市长等等的领导授意，能不能顶住压力，公正司法？我们，有这样的制度支撑吗？不解决制度问题，仅仅在那里痛骂司法腐败，根本于事无补。

(作者：杨玉豪) 摘要：潜规则渗透到法律运作过程的情形经常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其主要原由在于目前司法体制的行政化运作和法律主体追求利益最化大，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每个人的行为目标，本身无可厚非，司法体制的缺陷却可以通过司法改革来纠正。消除潜规则影响法律运作的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在改革司法体制上，建构外部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内部独立于上级法院和法院行政长官的司法体制，使法律在封闭的环境下运作，堵住潜规则入侵的突破口。
关键词：潜规则；司法体制；行政化；司法独立
    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理想的形式莫过于法律关系能纯粹地转化为社会关系，以法律关系为基础建构法律调整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既有法律规则直接转化为社会规则的情形，又有大量隐藏在法律背后的潜规则影响法律运作，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取代法律的情形。在法律实践中，“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谁给钱多谁就赢”、“官司未进门，双方都托人”等潜规则经常影响正常的司法运作,“公事私办”、“走后门，拉关系”常常发生在法律的运作场。大量的潜规则的入侵，扭曲了法律从抽象规则到具体规则转变，法律期望构架的社会秩序渗入了潜规则的

    黄松有腐败案给法院系统带来了沉重打击，这次人大会高达519票反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严管法院队伍的呼声，在代表中此起彼伏。最高也在两会之前，忙不迭地下了五条禁令。可是，真正的法官队伍难道是能靠铁腕管出来的吗？难道以前的规范、禁令、法规还不够多，不够全吗？加强行政式管理的思路是最直接的、管理成本也是最低的。如果管用，世界法治各国为何还要优法官之待遇、隆法官之地位？是纳税人的钱多的花不出去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靠行政管理完全管不住的，也替代不了的。这是司法工作的特有规律。如果管得太死，消灭了自由裁量权，也就等于消灭了司法。真正法官队伍的管理，重心还是在法官自我利益衡量后的自律。当前中国的大多数法官混淆于普通公务员，薪水微薄，仰人鼻息，在社会中自身还多有求人之处，怎么可能在欠了一堆人情之后，还公正司法。所以，对于大多数法官来讲，在没有充足的职业保障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来要求其公正清廉、铁面无私、护法不屈，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