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otiCyborg

昨晚一麻将搭子发布消息：小泽玛丽亚来杭州了，场面人山人海，全是男的。

工会主席问：她是谁啊？

搭子说：说明你已经欧脱了，她是我青春期时的老师啊。

工会主席半玩笑地说：那你以后别叫我老师了，她是老师，我们算什么？

说着说着突然有些认真起来：现在人怎么都堕落到这种地步，这种事都被当作再正常不过的事来津津乐道，真是世风日下啊，笑贫不笑娼……

今天想起了亚瑟伯格写的《喜剧理论：我们因何发笑》

他介绍了五种答案，其中一个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的：我们发笑因为我们觉得比别人优越，尤其是那些被塑造成荒诞的人。喜剧是对那些比平常人低下的人的模仿。

我曾经用这个说法向学生解释为何读新闻也有快感。

因为灾难、案件、冲突中的人物故事让你产生优越感。

它可以解释为何“负面性”是多么重要的新闻价值

以及人们为何厌憎正面宣传。

笑贫，是因为阶级地位上的优越感，

房子就是房子，车子就是车子，那种优越感有凭有据地存在。

不笑娼，是因为现在谁还敢说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

更何况性话语

    在G157次京沪高铁上，一群结伴而行的上海乘客（其中一位男士系D&G休闲皮带，价格介于1000-2000元）蠢蠢欲动，企图打破车厢禁烟规则。

    在安徽亳州开往温州的K8401次列车上，餐车的空间功能被篡改，餐车上的时间被分割成一段一段出售。

前者，富有阶层企图殖民任何公共空间。

    无独有偶，后者，留给穷人的空间福利被私有化。

    在G157我是权利受威胁者，在K8401我是利益分享者。无论哪里，我都是一个时而无力时而优越的社会中层，保守而且沉默。

    早间从杭州到北京的高铁上，一位乘客念给同行听的新闻—京珠高速一辆超载的汽车焚毁，几十人死亡—给我下午的回程造成了巨大障碍。

    从北京回杭州的高铁二等票已售罄，一等票1050元，显然是给自己不用掏腰包的人坐的。可能为了迫使人们去买一等票，高铁拒绝卖站票或上车补票。

    我选择了从北京坐高铁到上海虹桥，此时已过晚上10点，往杭州的只有途经上海南站、路程三个多小时的K8401次列车。

    以往的经验是K

    “铁托”是系主任，却是系里唯一不担任正导的教师。

我原先的猜想是：一定是学生怕他怕得要死，不愿意做他的研究生。这种猜想不是没有依据。

他是我的副导，但是按照当地的规矩，如果正导不离开学校，根本没必要去见副导。当我的正导安对我第一章做出“布尔迪厄也会含笑九泉”的评价时（当然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每当我看到封面上他那张异常冷峻的脸

    小强所写的其实与真实发生的有所出入。那时小强还没有出生。我才15岁，刚刚从农村考上舟山中学。我母亲渴望过城市生活，正好我父亲的渔船所获甚丰，于是在念亩墩买下一处古宅，酿酒作坊老板（也就是小强说的被日本鬼子挑死的那位）的正房。那时古宅后面还是一片菜地，护城河从菜地中间穿过。我从学校回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卫海路，二是寿星桥路，两条路都得绕行。我一般会选择后者。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总是惴惴的，害怕父母又吵上了。在古宅十二年，他们整整吵了十年，在香港回归不久，十年恶梦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嘎然而止。

    鬼压床发生在夏天，能记住的至少两次，睡梦中有人想拉开白色的蚊帐，跑上床来，我拼命狂喊，就是喊不出来。最后可能是侥幸成功了，将睡在堂屋后面的奶奶惊醒了，她起身过来，给我打扇，等我入睡了她自己睡在另一张床上。我高考前的那天晚上，也是我奶奶为我打扇。那晚我有点紧张，睡不着，初中校长又登门来跟我母亲聊天，被我大喝一声。第二天去考试，路上自行车又破胎了，好象影响了情绪，早上的语文考试考到后来不知怎么着脑

    这几天有点不务“正业”，本来在写一篇关于次公共的论文，结果因为次公共概念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有关，但吾国（“吾国”也是一种话语策略）又没有显在的女性主义运动，只好找与此有点“血缘”关系的吾国同志性别政治作为例子（两者都是弱势群体）。借了好几本书，试着了解同志性别政治的发展现状与理论演进。有一本香港大学的

    最近，某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消极的正直。”

    搬到了一个Chinese ghetto居住后，某发现这里标语特多：从前门的“轻手关门”，到楼梯旁的“此楼年事已久，请轻声上楼”，到厕所的“请勿将小便排出马桶外，尊重他人就是尊重你自己”，再到后门的“请锁门关灯”，似乎每个动作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遥控着着你的手、脚或生殖器。“爱国者”们可能一进去就找到了习惯性的“自豪感”——吾国真不愧是标语大国啊，或者吾国的文化输出真是卓有成效啊。但如果你住久了，会发现这些标语还真是不够用——比如总有人会将房东放在屋外厕所里的卫生纸挪作己用，总有人将吃剩的肉骨头包在报纸里扔在桌上不管，总有人不关卫生间的电灯...

    这个Chinese ghetto由四栋楼组成，属于一个马尔它籍的老太太。她以慈善价出租这些房间，比如我住的房间至少是我原来在Newtown房间的两倍大（恰110元一周），才掐（charge）65元一周。按照市价，同样大小的房间在这个地段要掐200多。而这些租金的收入，可能还抵不上维修的钱——比如修一个坍塌的天花板，都要好几千。上百年的房子，维修就是家常便饭。你不要以为老太太神经搭

挟名人以自重：borrowing symbolic capital from celebrities by virtue of social capital to enhance one’s own symbolic capital.

遛弯儿：这一北京方言虽然意义与“散步”相近，但绝非后者所能代替。有人晚上遛弯从灯市口出发向南，到东单右拐

    他说，期待作家成为精神旗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将吾国现、当代文学划分为革命前的文学与革命后的文学。直陈革命后文学的尴尬：在伟大的革命之后，文学该怎么办？文学批判的使命还该不该继续？（假设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做？）

    他企图为文学自赋或他赋的使命作自我解构。他说放眼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还存在着伟大的文学与作家。他说作家在维语中与“记帐员”是同一个词，在英语中只不过是一个“writer”。他说有一年他访问哈佛大学，老外开玩笑地建议他不要说自己是个“writer”,因为群众会误解为你都付不起信用卡账单。

    前几天，受一本商业新闻写作教材的牵引，链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这才发现我在2005年所从事的财经新闻报道教学的模式，居然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模式不谋而合——由财经记者转行的教师在教财经新闻采写前先进行金融知识的教学。原因在于没有起码的金融知识，不仅读不懂专业性强的财经新闻，更谈不上什么新闻敏感（旧《财报》金融版的记者没有一个不被时任金融版主编、现任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钮文新骂哭过；旧《财报》记者的培训由钮文新负责，先看录相《资本市场》，再讲解一些金融知识）；而新闻采写技能可以无师自通，有时跟文学一样，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可能比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做得更好。只是我在职称转评砖家听课时做了一次愚蠢的决定——内容是关于菲尔普斯曲线、通胀与失业率，由此遭到上至教务、人事两部门，下至同行的奚落。今日道出，无非是希望能够扯起哥伦比亚大学的“虎皮”说明那是

这种生存，是非典型性的生存。这种非典型性，也是胡舒立式“地里麻”（dilemma）的源头。

胡舒立是吾国第一位在西方新闻界获得credential的记者，又是吾国新闻学界舶入“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名词后新闻业界对号入座册封（或者借用胡舒立的习语--“他赋”）的符号式人物。

可是“新闻专业主义”是什么？其核心含义之一是non-partisanship, 以及《财经》喊出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