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汶川地震期间最可怕的言论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比方说日本救援队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却救不出一个活人；又比如说比较某些艺人商人捐钱捐得够不够多。很多人都已正确地指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对立、分化与偏见了。

    然而在这些涉及人群的比较和分类的各种言论里面，有一种还是格外值得挑出来和大家研究，那就是几条事后终被证明没有根据的谣传了。例如，姚明这回献出的款项是不是还不如他捐给美国新奥尔良风灾灾民的多呢？灾后第三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许多人一时气不过，纷纷大骂姚明不是中国人，向美国球迷献媚，浑然忘了祖国的苦难。直到有人认真核查过资料，发现这是没有凭据的「误传」之后，这个故事才算止于智者，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奇的故事。话说某城某夜，一间酒吧里来了一位面貌甚是斯文的男子，他主动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们攀谈。然后他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一直

有理由对2008年的中国感到兴奋，不为了奥运会这个come-out 大趴，不为了举国赈灾力量彰显，不为了Tibet事件让政府终于又坐到谈判桌前，不为了火炬和体育明星让许多中国人第一次听说Sudan和Darfur....只是因为借助了媒体这盏聚光灯，这许许多多的争议话题，终于进入了中文社会的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的社会话语环境，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

但许多对话中，确实经常听到这样的逻辑，欧洲人不理解中国所以无权指手画脚，他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没有发言权。且不说这样的表达本身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现代媒体，也是为什么媒体是不够的，所以要有更深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对话的缘故-- 且说许多中国人对于欧洲的理解，至少我觉得，也只停留在50年代前的欧洲--所以就有“西方列强”之类恍如隔世的语言，或者以为扔出个北爱尔兰，科西嘉欧洲就该乖乖闭嘴...这个就是cynical到完全无视对方50年来的政治文明的进步了。

刚才又看了一遍BBC的Andrew Marr's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很欣赏这个版本的对于英国社会历史的discourse。 如果说历史是一串散乱的事实，讲述它的方式其实不可能客观也无需客观，讲述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 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 （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为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源、动力，但是在维系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另外，台湾的经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会妨碍现代经济、政治的转型和发展。
    要讨论“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的问题，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文化，然后要在什么是“中国文化”上达成共识，另外还应该澄清“有前途”的含义。
    广义地说，文化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所说。显而易见，我们现在不可能在这么宽泛的意义上谈文化，为了目前的目的，我只是说，“中国文化”指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所谓有前途，指能够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其核心是宪政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提供文化资源，以及在应付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时作出贡献。这样定义“中国文化”和理解中国文化的前途当然会受到各种批评，但结合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及其争论，在这个范围内讨论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基于两种理由，我对“中国文化是否有前途”抱悲观态度，这与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中国文

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演讲）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与凸显。面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袖手旁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之后就一直在参与辩论，他们对当下中国的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
    
    1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现状
    
    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广州，和大家一道交流。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界产生分化，同时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作为参与思潮争论的活跃分子，我把有关情况和我的观点向大家作一些介绍。 
    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大致轮廓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争论的人大多数在80年代立场是一致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vector>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vector<int>ivec;
 int ival;
 cout << 'enter nambers(Ctrl + C to end): '<< endl;
 while(cin >> ival)
  ivec.push_back(ival);

 int *pia = new int[ivec.size()];
 int *tp = pia;
 for(vector<int>::iterator iter = ivec.begin(); iter != ivec.end(); ++iter, ++tp)
 {
  *tp = *iter;
     cout << *tp << endl;
 }
 delete [] pia;
    return 0;

}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string s1, s2;
 cout << 'enter two string:' << endl;
 cin >> s1 >> s2;
 if(s1 == s2)
  cout << 'si = s2' <<endl;
 else if(s1 < s2)
 
  
   cout << 'the longer is ' << s2 << endl;
 
   else
   cout << 'the longer is ' << s1 << endl;    

    return 0;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sum = 0,i = 0;

 while(i<=10)
 {
  sum += i;
  ++i;
 }
     cout << sum << endl;

 return 0;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sum = 0,i;
 for (i = 0; i <= 10; ++i )
 {
  sum += i;
 }
     cout << sum << end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