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
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
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泣不忍闻。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辰。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
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
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汝俱生存。
———张养浩《哀流民操》
上个礼拜就读完了享誉国际的中国现代问题专家,尤其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有独到的研究易劳逸的作品《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第一次通过历史作品读到那种中国当时悲惨的境况,包括甚至人吃人的可能性,让我直觉得脊背发冷。在中学时候,当时读《辽金元诗三百首》,里面就有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描写;中学课本里则有鲁迅的《药》,描写的是用人血馒头治肺结核。
对于美国学者易劳逸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范式来分析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易劳逸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其实并无新意。因为我们从中学时代开始,就被教导的学会了这种固定化模式的分析历史问题的范式了,这些结论也不过说的是,在政治上腐败,中央与地方关系松散,没有得到实质统一,各自为政,依靠军队维护自己的领袖地位;经济上货币改革的失败,战争的开支转嫁到大多百姓身上;军事上缺乏系统的作战思想,基层军官缺乏院校的系统受训,拉夫而来的新兵缺乏训练,也不知道为何打仗;他的许多结论随便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回答出来的。
作者在《毁灭的种子》开篇第一句话“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贯彻始终,这个结论就预示着蒋介石必败无疑的原因了,此结论就说明了他没有能力担当把中国从一个乡土的,各自为政的军阀中国带入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里去,参与到与世界强国的竞争中去。
让自己脊背发凉的是书中对中国当时士兵以及人民生存状态的描述。“士兵们整个冬天穿着同一件制服,不发肥皂,在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伙房常常就在厕所旁边,饮用水很少煮沸,士兵们——许多人有传染病——把他们沾有细菌的筷子伸进同一个锅里,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由于部队其他方面的不良条件而广泛蔓延的痢疾,因无知和缺少药物,常常产生致命的结果。疥疮和热皮疮是常见的,如果士兵们在夏季脱下他们长长的棉衣冬制服,他们光腿上的脓疱便明显可见。”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David.D.Barrett)报告说,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们“走了不到一英里便倒下死去”。另一位美国人的报告说“经常可以看到担架上的人被弃于路边,不是死了就是将要死去”。有着高度信誉的《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指出:“部队所经之处,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个又一个死去的士兵。”
书中的“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上校(Lyle Stephenson
Powell),一位与国民党军队负有联络职责的美国军医官,对1945年2月贵阳附近的这样一座‘兵营’作了如下的描述:新兵中心位于城外数里的一小山沟里,它由分隔在互相可以看得见的不同村庄的房屋所组成。……我们首先来到所谓的医院或诊疗所。……我曾经见过许多可怕的景象,但是,从来没有什么能像这所‘医院’那样吓我一大跳。它的房屋是一个长长的泥土地面茅草屋顶的棚子,它的四壁实际上都已不存在了,可能是用去烧火了。大约有七八十人躺在棚内的木板上。两三人盖着杂色的旧大衣,其余的人只有衫衬、裤子,或赤着脚或只有草鞋。为了取暖,他们尽可能紧地躺在一起。他们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不能起床大小便。因此,那里的肮脏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边走边看这些人时,我看到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像他们睡的木板那样僵硬。有的明显已濒临死亡,其他一些人则处于各种不同的可疑的兴奋阶段”。
“我们继续去村庄察看一些营房。我们发现这些农房都统一地被隔开,在房子的顶部放置了木板。这些茅草顶屋檐下的小小空间,积着长年的污垢和灰尘,新兵们就睡在这里。我们询问他们为什么要睡在这上面,一位中国中士告诉我们,如果不让他们睡在这上面,他们就会在夜间统统跑光。他说:‘事实上,我们必须在夜间把他们的所有衣服都脱光拿走,以防止他们穿出屋顶逃走,尽管我们在房子周围布置了岗哨。即使这样,偶尔还是有人逃掉。’这是2月份,尽管裹在毛衣里,我仍然每天感到冰冷。夜里我睡在四条毯子之下仍觉得难以保暖。这些可怜的人赤身睡在有漏洞的屋顶间,四五十个人挤在一块大约15英尺长10英尺宽的空间。这位中士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挤得紧一点,他们就能够保暖和睡得好一点。尽管不是所有的接受中心都像这个中心一样令人不快,但它也不只是个别现象。正如1940年末一位检查征兵条件的国民党官员的一份报告所显示:‘污秽、混乱、营房拥挤。士兵们衰弱憔悴。他们的衣服都成了破布条,就像一群乞丐一样。至于宿舍的肮脏、厕所的污秽、病人的喊叫、逃兵的不满,所有这些都超过了一般想象。难怪人们把训练单位视如地狱,他们宁愿在战场上以生命去冒险,而不愿在这儿忍受苦难。’”
作者在作品里,用历史事实印证了电视连续剧《潜伏》,就如国民党邓文仪将军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书中提到一个中共间谍,就是国民党参谋次长刘斐,能够了解国民党每一次重大行动,还把另一个中共间谍郭汝瑰安插到作战厅厅长的重要岗位。淮海战役失败,他们受到怀疑,刘峙说“我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都常常被共产党所预知。”但却对他们没有任何调查,据易劳逸推测,“可能是因为刘斐是一个典型模式化的国民党官员——自负、官僚化,以及批评每一个人而闻名。”此后,刘斐仍然得到高度信任,被委派另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成为去北平和谈的六人代表团的成员。谈判破裂之后,他却留在了北平。后来,毛泽东公开赞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功臣。”
蒋介石对许多违反军纪的人之所以不敢严厉处置,也在于那个时代受到的教育那么少,采取军法后怕后面在无人可以代替其职位,不得不牺牲纪律迁就,由此导致了更大的腐败与无纪律性。对国事问题的商讨,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对国事与政策的讨论最后也演变为对个人人身的攻击。
作者在书中也写到一些中国军人之勇敢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但却并不赞赏。就和在我们中国的自身拍的电影电视剧中,中国军队的冲锋陷阵也就沦为了以勇气填补器物不足的悲壮之举,就像在美国大片中日军声嘶力竭发起了自杀性的万岁冲锋。喜峰口一役,29军的大刀队名扬天下,但当时的军事记者曹聚仁和桂军高级将领黄绍竑却清醒地发出质疑。挥刀砍敌的小说式场面,迎合了中国民众对传统话本演义小说的嗜好,这依然是一种义和团心理的狂妄愚昧,可以说与深思熟虑的为胜利去作战的技术无涉。
今天读了《华商报》的深度调查报道《3.6万天价捞尸费背后的垄断黑幕》,只觉得心冷如冰冻。她们三人舍身救落水少年后自身尸骨的遭遇,与民国英雄的个别将领与士兵有何区别?这种清醒状态下的灭绝人性的无情残酷,让人心寒到了极点。我不知道当年写了《药》的鲁迅先生假如今日还活着,看到这样的报道,他是不是对我们中国人的人性会更加绝望?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冷漠与愚昧是现代科学知识与现代民主观念没有传达到中国造成的,那么今日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为何我们的心比民国时代更加冷酷?更加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