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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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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78年秋从黄土高原的一座水电站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当时对“哲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记得刚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一位文革前毕业于清华的同队技术员对我说:北大哲学系可是有几位才子,一个冯友兰,一个冯定,还有张岱年。进校不久,系里召集我们新生开会,由一位姓秦的老师介绍系史系况和课程师资等,也提到了这几个名字。

    冯定有一本《平凡的真理》,在文革前颇为流行,我这个和哲学毫无“前缘”的人,竟然也在家里文革被抄没后的一堆残籍烂刊里和它照过面,但只留下个硬壳本、封面很精美的印象,其余的就概不知晓了。在我们入校的第一个学期,冯定被任命为文革结束后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但他似乎并没有真正“到位”,所以我自始至终也就没能见到过这位“才子”。对于他的了解,还是在若干年后,通过老系友们的记忆和描述,可以隐隐约约地遥想一番这位当年叱咤于理论界和纵横于讲堂之上的知名人物的风采。

    冯友兰先生在当时的哲学系肯定是No.1,但由于文革刚刚收场,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再加上他年事已高,的确不宜太多露面,所以我们也就很少能有机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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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自晚清迄今,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清朝末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90年代中期以来。最初出现有抵御西方文化之意,画地为牢,以示区别。继尔退居书斋,在学科化的现代学术体制之内做有限的研究,内容也已经典籍化、材料化了。这十来年的国学复兴,有亟待“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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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长假,闭门不出,颇觉心绪不宁,不知其故。偶然上网,看到朱伯崑先生去逝的消息,才知是朱先生遽归道山了,冥冥之中似有那魂牵梦绕,原来这般。
    朱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回想起北大研究生就学阶段的课程,受教最多、聆听最切、感受最深的课堂记忆,当属于朱先生。本科时,虽没有上过先生的课,好像他只教了77级,78以后就不上本科的课了,但毕业论文却有幸得到了他的指导,在先生所居斗室中,手把手指点的情景,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于心存焉。在北大哲学系中哲80年代早期的研究生教学中,朱先生是绝对的主力,可能担当了当时最多的课程。像“易学概要”每周是4节课,整整上了两学期,这在眼下的高校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先生开得课程,不但门数多、课时量大,而且从来不缺课,我的感觉是他上课比本科的课还要“饱满”,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来,有时课间也不休息,一带而过。当时先生很少出去走动,好像会也不去参加。记得1983年夏武大的《周易》会,那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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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还有生命力吗?儒学在商潮汹涌的当代社会还能自存和进一步发展吗?三十年前,对此问题的回答泰半是否定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恰如杜维明教授所形容的,“一阳来复”的局面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能否认或者漠视上面的问题,而试图作进一步的解答。

 

升华心灵的积习    
  
    首先碰到的是儒学的现实土壤问题。近百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剧变几乎荡除了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一切形式:封闭自足的小农经济、聚族而居的宗法家庭、读经取士的科举制度、希贤修身的书院教育。百年前儒学得以植根发育、枝繁叶茂的丰沃土壤,今天多半已盐碱化、沙漠化,变得贫瘠无比。以至于要想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具有某种鲜活形式的儒学,难似缘木求鱼。但无可否认的,不论环境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今天的中国人仍能时时感受到儒学的影响,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习俗之中,在举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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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所谓的“多元化处境”可作三层分疏:一是指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儒学所可能拥有的声音,二是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儒学所应担当的角色,三是儒学自身在当代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取向。
   
    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于谋求现代化的儒学来说,后者更具重要性。从“文明的冲突”讨论中露出端倪的客观事实是,只有放诸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儒学的重要性及其现代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事实上,早在700年前,儒学已渐次成为整个东亚文明的主流形式,一直到今天,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文化、韩国文化、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东西文化的交融,其他国别和地区的儒学很有可能由笑谈演变成为事实(如“波士顿新儒家”)。这样一来,呈现在全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就不只是传统的、狭义的中国儒学,而是含蕴更为深广的诸多形式的各国(地区)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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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荪(1886—1973)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家之一。早在少年时代,他便钟情于哲学,其一生波澜起伏、颇多磨难,又双栖学、政两界,但对哲学的挚爱,从未稍减过。今天看来,其最有成就的工作还要当数哲学了,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上个世纪前半叶,张东荪是哲学界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几乎每一件哲学方面的大事都和他有关。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介绍,在前沿性和深度方面,更是冠绝一时。他是《柏拉图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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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虚云老和尚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绝世高僧。他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代,而圆寂前则经历了新中国的“大炼钢铁”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识过威声赫赫的“大字报”,足足活了120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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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为儒家的悠久历史和辉煌过去感到自豪和欣喜之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儒家的现实境遇问题,对儒学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和诸多的挑战多一些忧思。
   
    记得傅伟勋教授刚去世不久,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遗作。在那篇文章中,傅先生对当代新儒家严加质疑,猛烈批评,特别针对儒学现实关怀层面的种种无奈与严重缺失这一现状,提出了所谓“草根性”的问题。认为当代新儒家若不能及时应对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将很难在社会大众当中获得普遍的说服力,其发展的前景堪忧。傅先生的疑虑和推论是基于他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来自于当代佛教的刺激和挑战。民国初年,佛教也曾经凋敝不堪,“庙产兴学”差一点让它遭受了灭顶之灾,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更是长久的使之难以得到喘息。但经过几十年的狂风骤雨之后,佛教终于挺过来了,不但没有消失,当年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想反终能大行其道。特别是在台湾,印顺法师的理论种子和证严法师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使得佛法与现代生活能够高度地融澈,民间化的佛教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星云法师的佛光山事业也使僧伽佛教脱胎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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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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