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可的书房

                                   傅剑锋

    我已经告别了自由不羁的日子。

    能不去旅游就绝不去旅游，能不打的就绝不打的，能不在外吃饭就绝不在外吃饭……

    不是我想做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是房奴的命运像魔咒般降临到头上。

2007年9月，在广州房市最高峰时，我贷款买下了一套总价达90万元的广州郊区二手房。

    想想以后的日子就会崩溃。在以后二十年里，我每月工资中将有三分之一因房贷月供被银行划走，有六分之一因个人所得税被国家划走。要二十年如一日地不生病，不偷懒，无休无止工作。这真是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我曾经悠游的人生上。

    为了振作，我得找些更苦命的人来安慰自已。

    我一位同事也在广州房价

本文观点总结：

中国大片是中国电影的先锋，担任着真正走向世界，与外国大片抗衡，打通国外市场的重任，对于中国大片的讨论既是历史性的讨论，更要注重当下的思考。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中国大片是在好莱坞入侵中国电影市场的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中产生，并使中国电影百年的论题——娱乐论与启蒙论的矛盾得到化解，娱乐论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并从中产生出中国电影的新矛盾——外向化与内向化的矛盾。

（二）、中国大片以统一的运作方式走向世界，更多的导演加入中国导演的行列，说明中国大片已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新出路，而因中国大片的繁荣而引发的争议也空前的热闹，外

误区三：过于轻视国内市场

中国大片是在好莱坞大片进入后中国电影的“大跃进”，有着十分突出的外化意识，即急促地走向世界，但这种走向世界的快脚步是建立在对中国本土市场的放弃上的。笔者认为，对历来有小投资习惯的中国电影来说，国内市场依然是一个可以挖掘的“金矿”。

（一）国内的文化体制建设不断完善。在过去的历史里，中国电影的内在推到力长期是国家机器，国内电影的文化体制的封闭性和不完整性，使得中国电影陷入危机，然而进入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年代，中国也在重视着文化产业的改造。2002年，在政府的行政指令下，中国发行体制进行强制的改革，当年7月，全国电影院线制改革，全国组

误区二：急于表现能者意识

笔者认为，中国大片表现能者意识，引起中国人对中国电影的双重焦虑。这双重焦虑不仅表现在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要求上，而且表现在中国导演的风格急转上：一方面，中国观众和中国导演都希望中国电影能获得世界电影主流的认可，从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又担心中国电影的民俗性被迅速地商业化，在好莱坞电影影响下发生质变。中国电影人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思考中国电影对内与对外的关系。

美国学者Bll Hooks对这种矛盾曾经做过如此阐述：人们都同意对种族差异的承认与探索代表了一种可喜的突破，是对西方至上以及其他霸权体制的挑战，但同时也存在

“两个陈凯歌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张艺谋、冯小刚身上，关于他们的拍摄的中国大片的恶搞短片同样在网络上的流传。如关于《英雄》是否歌颂 暴君？剧中三个幽灵般的人物的三角恋关系是否是纯粹的揉合？这些问题也成为媒体的炒作点。让媒体最为恼火的莫过于《十面埋伏》的那场雪海打斗中小妹的两次醒来，把人的生命力无限地扩大，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有巨大差异，于是人们

中国大片探析之四：误区

近年来，关于中国大片的讨论加温。在时代的“下水道”——极具混杂性的网络空间——讨论得沸沸扬扬，每一部中国大片都会看到网友们无处不在的评论，笔者认为，这既因为中国大片已成为站在时代浪尖上，同时也是中国大片与人们的观影心态的差距所致。

除此之外，这又与脱离精英叙述的媒体叙述的兴起，网络、报纸对中国媒体的叙述过于边缘化有关，中国媒体多数采用娱乐化的心态去对待中国大片的产生，中国大片本身以外的花絮在网上乱飞。但中国媒体的批评似乎对着高额票房的电影无济于是，甚至在《英雄》大获全胜后，中国媒体对后来的《十面埋伏》、《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