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反常之论

降大任[1]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傅山的反常之论已佚，但考其现存其他文献，似可推断有如下三方面的要旨，一是尊个性、斥奴性；二是重民众、反专制；三是爱穷板、鄙权贵。这是傅山在明清之际超越同时代进步思想家最富特色、且高出一筹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傅山；反常之论；思想超越

傅山（1607～1684）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中，最杰出可贵之处不在其学问渊博、书画精到、多才多艺，而在于其超越时辈的卓越见解，亦即他自称的“反常之论”。傅山文集有《家训》一章，内有“文训”一则说：

贫道昔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遭乱失矣。间有其说存之故纸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条，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见《傅山全集》，以下所引傅山语皆见此书，不另注）

按此，傅山《性史》，既是深论孝友之理而反其常，当是

过情之誉不敢当

《山西晚报》2005年7月15日发表《从姚奠中到张颔》一文，对我的一些学术成果加以肯定和称扬，文中有不少过誉之词，读后使我非常不安和惶惧。我感谢文章作者对我的抬爱和鼓励，其初衷或许是出于对文化建设的倡导，这是能够理解的。但就其对我学术评价而言，觉得颇有夸大不实之嫌，故而不得不作此小文有所表白，以正视听。

文章称我有“当西泠印社社长的实力”。此言差矣。我只是从小热爱书法篆刻，时而不免弄笔操刀，所作亦时有可观；但我确实算不上什么书法家、篆刻家，不是谦虚，而是确实不够格。西泠印社肯于大度地吸收我为会员，是给我的一份荣幸，内心十分感激，但我自知实力单薄。作为一名会员尚感惭愧，岂敢骤言竞选社长？文中称我的一些学术成绩“无论怎么评论都不为过”，又说已故的启功、赵朴初、沙孟海先生都不能比。这种称赞是不对的，荒谬的。我只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小有成绩而已，决不可以说怎么评论都不为过，而应说由学术界怎么批评都可以，我谨愿听取不同的意见，哪怕是尖锐的批评，以匡我不逮，决不能承认自己是什么一流的学术大家。就启功、赵朴初、沙孟海三先生的学术成就而言，不是他们

五“以民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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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为天”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该语出自《史记·郦食其传》。但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叫“以民为天”，也出于该传郦氏之口，全句为“臣闻……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一般人对前语甚为留意，这或许是自古以来国人以吃饭为头等大事的缘故，不足为怪。

    然而，“以民为天”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这是中国远古以来民主制的遗风。向来学术界只重西方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伟大传统，不知何故，却对自家远古民主制不屑措意。实则中国原儒所尊崇的远古民主遗风也是明显的，否则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语便不知所从来。孟子“民贵”之说，在孔子那里似未涉及，孔子尊天命但罕言之，似乎只重等级，不重民意。但倘知孔子所言尊天即尊民，包括有民主理念，那就不可错怪孔子不知民主为何物了。

    先秦诸子讲天，本有两重涵义，一指自然之天，如《老子》；一指人伦之天即以民众为天，如儒家。这关系重大，涉及对儒家的历史评价。为什么说以民为天是儒家传统？盖因儒家“祖述尧

四　人权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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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集体、贬人权、抑个性，是历来批评儒家最严厉的罪名。但这一罪名并不能成立。

    孔孟之道产生于宗法制的先秦。在宗法社会里，以血亲家庭为核心形成家族、宗族，同宗同族相互关怀扶助，这是先天血亲关系决定的。宗法社会产生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个人求生力量薄弱，不可能脱离家庭宗族的关照。这时的重集体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而这时的重集体并没有排斥人权个性的必然性，相反倒是人权个性的必要保障。中国人之重集体超过重个人，限制人权个性，是先秦之后皇权暴政造成奴隶主义的严酷统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与原儒孔孟无干。相反，原儒倡导人权个性倒是十分鲜明突出的。

    首先需要明辨，孔孟所倡中庸之道，主张和为贵，很容易被认为是讲圆滑、无原则，但求一团和气。其实中庸，不过是倡导凡事不可过犹不及，追求适度合理、恰如其分，并非让人做好好先生，和稀泥。对于庸俗的和事佬，孔子明确反对，严斥之为“乡愿，德之贼也。”所谓乡愿，孟子指出是“奄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即无原则地讨

三　先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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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最有价值的思想，是其倡导的民主理念。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的批孔派对此从来不提，更不研究。批孔干将们都是从小读孔孟过来的，并号称学贯中西了，为什么对为此重大的传统遗产不置一词？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

    孔孟讲民主。孟子明言民贵君轻，人所共知。孔子体恤民艰，控诉苛政，提倡“泛爱众而亲仁”。重民思想至为明显。后人却认为这不是讲民主，而是民本主义。所谓民本，来自《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既然民为邦本，民即政治主体。民既为主体，这不明明白白是民主么。民主的要义是以多数人的意愿主持政治，即所谓多数原则。这种民主在中国远古是存在的

二　原儒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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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学先要读原儒典籍，具体说先要读孔孟，入门书首推四书五经。但有人说当今读孔孟不合时宜。孔孟不能发财生利，不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形势。这话要以孔孟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增加财富，自然是对的。但全面地看问题，强国富民却不能只抓物质生产力，要两手抓。物质生产力是硬实力，还要辅以强劲的精神文明动力即文化，文化是软实力。这是国人的共识。而发展文化、创造新文化，首先要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最基本的国情。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也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中国化，就没有同中国大众的亲和力，中国人难以接受。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总结，是十分正确的。而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必

一   国学综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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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是什么，答案有种种，至今纷然。或曰国学即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或曰国学指经史百家，或曰国学是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学问，或曰是指国故之学。拙以为国学的定义暂不下也罢。综观学界研讨国学，并不因没有同一的国学定义而生妨碍。大体而言，五四以来谈国学，是针对西学以强势文化传入而兴起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但统称中国历史文化，似亦浮泛。因为研究者多偏于古代典籍研究，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涉及较少。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传统文化之精华，集中于古代典籍之传承。典籍是中华智慧的载体。研究历史文化不能不先重于典籍，典籍中当然有不合时宜的东西，有糟粕。但不研究，连好坏也无法区分，何以去粗

于《归潜志》

   《归潜志》是刘祁代表性的著作，学术界往往把《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相提并论，认为两书是修撰金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归潜志》书名来源于刘祁金亡以后归隐浑源老家所居的“归潜堂”。在该书的序中，刘祁说：

独念昔所与交游 ，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书，以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

   《归潜志》写作的时间，在乙末年间，即1235年，蒙古太宗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也就是金亡后的第二年，当时刘

四、气节平义

    那么，为崔立撰碑之事为何总是遭到“士议”？这里有必要论述一番元好问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刘祁与元好问关系密切，而且有关元好问的气节争议有典型性。正确评价元好问的气节问题，就能对刘祁的问题迎刃而解。

    刘祁、元好问都曾在文章中表述过他们有一种“畏祸”心理，故无奈中只好以“实叙其事”以应付撰碑之事，却没有刻意去为那位暴君、奸佞、极端自私自利的民族败类歌功颂德，应该算不上失节。古来南董直笔，

围城变乱

    蒙古兵围困汴京，是金朝大厦终于倒塌的决定性事件。围城中，金廷元帅之一崔立叛降蒙古军，责元遗山等人为其立功德碑，引得“士议”不断，也使元遗山与刘祁间友谊出现裂痕。

    金正大八年（1231年）辛卯冬十一月，蒙古兵南渡，朝廷内外十分忧惧，不知该怎样应对势力逐渐强大的蒙古军队。当时，金朝的军队被完颜合打和伊喇蒲阿两名将帅掌领着，朝廷将国家的生死寄希望在这两位将帅上。同时，任命参知政事徒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