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回国N个月之后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是通过一段变了音的media，直到最后我才确定那是她的声音，因为因为她说她是她。我不敢相信我是在听一段我以为很熟悉的人的声音，因为感觉是那么遥远，远过马耳他。

     记忆中的任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永恒，在我心里，其中一个是这样的：2003年夏的上午，我从门口进到教室，越过无数个后脑勺才看到老师的样子，她说：你们准备一个厚一点的本子。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和我现在听音频的感觉是一样的。

     当一个自己觉得熟悉而重要的人突然变的遥远和陌生，我开始思考，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心里的印象与其自身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是一种存在与再现的关系。但是这种心理再现是伴随着错位与主观虚构的，我肯定每个人都一样。在哲学上我似乎正渐渐倒向不可知论的阵营，一切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任何我们以为自己了解的东西，包括已经证实的科学发现，都有其不可知性。

     我记得去年我考研政治班的老师叫杨涯人，他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提过这样几个问题：你们确定你们都是人吗，你们确定你们是一群人在上

      对于我这个不信耶稣的中国人来说，圣诞对我的意义不过是血拼的好机会，以及一大把封存的记忆。我已好久没有踏入商场的大门，所以今年几乎没感觉到半点圣诞气氛。可是记忆却在这个时间——准确的说是昨天23点——占据我的中枢神经。

      2002年的圣诞节，我15岁，和比我大6岁的同桌看电影。已经记不得是谁约的谁了，只记得当时很惊讶她会愿意搭理我这个小P孩。电影是《英雄》，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电影原来可以拍得这么美。几年后，看完《黄金甲》，我又意识到原来美的电影也可以拍的这么烂。吃饭的时候她说她最爱吃火锅，我默默地记下。奇怪的是，在我们后来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带她吃过火锅。

      2003年圣诞，我捧着channel的no5香水去找Connie，那天才知道原来大直街是直的，我们的距离约等于大直街的长度。她租的房子有点像原来的筒子楼，我清楚记得她从走廊劲头跑出来接我的脚步声。她倒了一杯有两片柠檬的白开水给我喝，给了我一本书，书名叫《一生的计划》。那时我们刚认识几个月，却像是认识好多年。现在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却装作不认识。我觉得一

    我在年初的一片日志中写道：次贷危机让华尔街五大投行赔得头破血流，CEO们体验了一会中国人玩过的时髦--下岗。在那时，雷曼的结局我是隐约看到的。

    915之后，全世界的人都开始关注这场浩劫，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纷纷深陷其中，人们也开始质疑自由资本主义是否要被专制资本主义替代。马克思的《资本论》被搬上畅销书的榜单，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希望在书中找到启示与安慰。

    国人将这次危机看作是中国大显身手的机会，更有人在高呼着世界等着中国来拯救的豪言壮语。对于这种观点，我想说的只有两个字：冷静。首先，在出手拯救世界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危机中，我们是不可能幸免的。11月我们的出口额已经开始下降，东南沿海成百上千的中小企业倒闭，“滞胀”的效果正在显现。在救别人之前，还是应该解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其次，我坚定的相信自由资本主义仍然是最有效的经济体制，市场仍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对于这次危机的中心和发源地美国，国人的态度是大多是嘲笑和谴责，就好像上次美国遭遇浩劫时一样。2001

         今年看过两部可以称为卓越的电影，一部是《老男孩》，还有一部就是今天看的《Caotica Ana》。

        《老男孩》探讨的是伦理的命题，《C》探讨的是灵魂。

         聪明的艺术家不会愿意将自己的作品提升到这样一个深度，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广，很难调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往往更倾向于在一个微观主题中探索。而微观的往往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使艺术作品的受众群扩大，从而变的流行。比如张晓刚的东西就比徐冰的好懂，这也是为什么前者会在会在拍卖会上随随便便拍出几千万而徐冰会被编入艺术史。

        月给我买这部片子本来是为了帮助我学习西班牙语。我看到封面时映入眼帘的是这么几个字：西班牙情色大师全新作品，“情色”这个定语直接将我对这部片子的第一印象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