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翔鶴博客

    我等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从有模糊的记忆开始，就对春节联欢晚会记忆深刻，这是社会环境使然。在文化贫乏的年代，接受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渠道十分单一，一台春晚已经足以让了无生趣的年代闪过一抹亮色。除了一台闹剧，其实没什么文化的春晚，年年伴着中国人走过童真的八十年代，激情的九十年代，拜金的一零年代，到今天终于成了强弩之末，再也无法承载起新年大戏的重担。

    按说，农历新年是华夏民族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时刻，夏历正确地描述了北回归线附近国家的季节变迁，指导这个民族适时劳作和休息，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但是一台没文化的春晚，却在16世纪格里高利教皇历的误导下，在西历凌晨十二点带领全国百姓倒计时，迎接农历新年的来临。殊不知传统的中国干支计时早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西历的晚十一点左右进入了新的一元。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已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持续了三十年，可谓蔚为壮观。

    三十多年前，我父亲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从农村进入一所重点大学，第一次看到电视机，第一次看到南斯拉夫电影，当时惊为神剧。以今天的眼光再来看当时的这些电影，一定觉得了无

    2009年，我曾有机会跟大陆某机构代表团去台湾。同行的团员属我年纪最小，因此童言无忌，国台办随行北京老大姐说：“这孩子说话真实在”。但不久后又说，“挺提气的！”

    这个团属于两岸合作性质，台湾方面出了些新台币，免不了要做一些台湾成就宣传，大有我花开处你花杀的意思。彼岸政府机构文化处请吃饭，曲姓女处长送了些礼物，其中有闽南语读古文的影音资料，目的是为了证明台湾传承了中原正宗。另外还有些文档资料就不多说了，偏偏遇上我这个“刺儿头”，当即指出——闽南语和汉语许多方言一样，都是携带了一些中古汉语元素的地方方言，并不能说是完整传承了中古汉语。比如，闽南语发不出“我”字的喉音，和北京方言一样，都受了外来语言要素的影响，发音位置前移了。另外，还举出一些例证，说明闽南语发音受到地方民族语音影响。

    于是席上气氛有些紧张，彼岸人士开始大谈台湾的好。正相持不下之时，我见对方一男士姓王，就立马举例说，我奶奶即是王氏，属于中古时期太原王氏（族谱载）之后。大约汉族人都颇在意这种门第的区分，尤其是汉魏隋唐以来，王氏可称我夏甲组，先于李唐的氏族便

    “达芬奇”家具绝地反扑开始了，我也来说两句。

     其实我并不太关心“达芬奇”的家具是不是真的意大利产的。当下中国人有种很奇怪的癖好，吃穿用度但凡沾上法国、意大利品牌，似乎自己也浪漫了，也文艺复兴了，也倍儿有面子了，相信有这一癖好的媒体人也不在少数。作为一个深度报道记者，我在生活中对这一现象很不感冒，别人在我面前显摆阿玛尼，我还是穿我的班尼路牛仔裤。我们的祖先比现在这班人有份儿多了，布衣亦可傲王侯，相反遍身名牌的在从前是被看不起的……

     这些都扯远了，还是从新闻专业角度来谈谈央视“达芬奇密码”系列报道的技术缺憾。其实我对央视的前辈一向是很尊敬的，我的朋友、导师里面，很多都是央视名牌栏目的的编导或者资深记者，他们的采访扎实程度是超过我的。但是这么个大新闻机构，不排除少数采访里头有那么一两次小问题造成大影响的。这次纯属技术探讨，相信各位同行能够同意。

     看了《财新》等媒体关于“达芬奇”举报被敲诈的报道后，我觉得一般的读者和观众可能主要关心的还是媒体记者有没有敲钱的问题。不过从新闻从业

    21日晨接到苏州傅奇的短信，“朱先生昨夜去世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一感觉是悔恨，本拟月初就去探望朱先生——兄长王中伟了解到他艰难的境况后，曾打算每月捐资2000元，改善一下他在物质上艰苦的晚年生活，尽管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但是我们本想有所作为。但因家中急事所累，我推迟了行程，接下来又突然赴北京处理国事攸关的任务，一系列的事情本来将于年前结束，再赶赴苏州，不想先生已经溘然长逝。

    民国文人之中，如朱季海之学养者寥寥无几，被章太炎唤作“千里驹”的他，20出头就给一群后来名字如雷贯耳的人讲课。排辈而言，陈寅恪是他的同辈，那些先生早已离在我出生前离我们而去，他却依然还倔强地活在这个世上，傲视这个时代的所谓大师们许久，才驾鹤西去了。

    某个受到御笔嘘寒问暖的大师，年尚轻时拿着朱先生的十七史校译准备出版，结果遗失了十六卷，仅存者却成为史学界翘楚之作。

    先生20多岁时写成《楚辞解故》，一句一用典，被称作“学界天书”，而今所谓教授、大师均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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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服原型：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银首男人俑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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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在阿富汗 和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在一起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这些年跑了全球不少局势动荡的地方——苏丹达尔富尔、阿富汗、印尼日惹、索马里。同时，我也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局势动荡的地方有一定的了解。按照我的理解，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死亡并不是和平的开始，也不是自由的开始，而是一个苦难国家的开端。按照目前的情况，利比亚很可能变成第二个阿富汗。

    在1970年代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前，阿富汗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甚至可以说小富即安，在中亚地区几国中还算相对富裕。但是前苏联把阿明政权移除后，西方国家开始通过巴基斯坦扶持反苏势力，南方的普什图人借机取得了自己的武装，在苏联撤

     办了7年多的招某银行信用卡，记得只在数年换过一次小礼物。最近因为手机遗失，突然想起积分应该已经很高了，当年积分兑换的网站上，曾经有许多手机可供兑换，于是登陆积分兑换网页，想换一部手机。

     7年前因为刚参加工作，刷卡并不频繁，因此曾对有些高分物品望洋兴叹。这几年刷卡多了，反而不去怎么想积分的问题，现在猛然想起这个东西似乎可行，然而上网一看，真是沧海桑田——当年琳琅满目的物品大都人间蒸发，剩下的都是些味同鸡肋的玩意——酸奶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实际功用，我并没有养奶牛，用超市盒装牛奶自己造酸奶，还不如直接买盒酸奶得了。饮水机、吸尘器、电动牙刷……看了这些积分可以换的数码产品，我基本就崩溃了——为什么没有PSP，为什么没有移动电话，为什么……

      太多的为什么让我转而想起，我在某程旅行网也是钻石客户，积分也有好几万了，是否应该上去看看可以不可以换手机呢。一个月前，上面起码还有一两部山寨机可以换吧。然而看了的结果，还是晕厥：手机已经蒸发了，可以换的电子产品包括“超声波清洗机”——恕我孤陋寡闻，

    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饱受诟病，但“靖国神社”四个汉字本意却很好，这很少有人玩味。“靖国”，其实是使国家和平安定的意思，战犯非但未能让国家和平安定，反而让日本国民及他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其实进入这个神社是名不副实的。所以日本右翼并未准确理解他们所运用的汉字的意思，至今贻笑大方。但值得中国思考的是，日本自汉代以来接受中国文明洗礼，逐渐有了国家意识至今，自上而下一直相当团结，就算是作出了错误的战争决定，但决心一下，就能团结赴死，这与彼国的国家意识，以及吸收了中国儒家“事君能致其身”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在二战以后，日本人在为国经济崛起中体现出的团结与坚韧，也值得我国思考。

    今年是辛亥百年，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孙先生当年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我们是否实行得完美了呢？这一条思想，有没有被时光所曲解或误会，以至于讳莫如深呢？昨日党报文章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民族英雄。但今日之中国国民，民族意识有多强呢？民族自尊在何处呢？就拿我生活的上海市而言，十个市民，有一多半在做着出国梦，民族传统的大家庭正在涣散，效法西洋的小家庭大行其道，邻里关系

    跟王勇平谈不上认识，提过几次问题，他也回答过我的问题，但是他大概记不起他身边围绕着提问的成百上千记者中的某一人。不过我对王勇平印象还算可以，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尽管我对动车悲剧深感哀恸，但公众群起围攻一个敢于说话的新闻发言人，也让我感到了另一层的悲凉。

    有句老话，多说多错。新闻发言人往往就是这么个职位。因此，许多新闻发言人事前背讲稿，理出几十个问题，事先想好对策，甚至发布会前就钦点熟识的或者“听话”的记者提问，因此风险全无，像表演一场乏味的相声。但教育部从前的发言人王旭明和铁道部的王勇平，是我眼中还算敬业的二位，他们鲜有上述“无风险”做派，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左道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答问。这种答问往往在某些发言人看来是有风险的，但作为发言人，他们是尽职尽责的，总是尽一切可能满足记者们的要求，这种答问是没有准备讲稿的，这加大了出纰漏的风险，于是有了诸多“放炮事件”。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