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版:
左剑,闷骚狂人,网络自称“旺财”。
传奇:四川超哥,成都崽儿,蜀山剑客,因左手持剑杀人无数,所杀之人皆为该杀之人,故名左剑;
虚名:目前客居深圳故自号“深圳客”,省港十大杰出青年排行第二,广东二虎之一;
身高:缩水版007,从小缺钙,长大缺爱;
相貌:青白江边一骚人,府南河畔一侠客,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朵梨花压海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载;
结论:可能是深圳最有进取心、最执着、最专业的策划人、广告人、创意人兼草根大嘴。
职业版:
进入6月这个传统房地产的淡季以来,各地楼市情况却有些诡异,楼价不仅明显攀高,开发商也再次群体活跃起来,开始大打出手拿地。一个引发了央视二套报道的是北京土地拍卖市场接连创出地王、屡刷新高。
以下数据来自腾讯财经(蓝字):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0.2%,扭转了之前房价连续6个月同比负增长的势头。
但这次,甚至连去年和老王PK拐点论的老潘都说情况太疯狂了,有些非理性。“SOHO中国”下不去嘴,今年至今还没有拿下一块地。虽然潘总总是说他不差钱,且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潘总可能也确实不差钱了。我认为潘总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非常善于学习,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也非常务实。这次他总于肯和老王站在了同一边,虽然他碍于面子不会承认。
中国最大的开发商其实是政府。
有人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但其实地方政府才是幕后的真正推手(当然各大城市的媒体也是重大帮凶之一,不然哪来的开发商老板整版整版的巨额广告费投入呢。政府、开发商、媒体其实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但这个真相在这个多元、混淆的时代总是让人乱花迷眼)。
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相对IT、制造业或某些传统产业自然是相对较高,但这其中的相当部分是流进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腰包。所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两条腿,什么大量政府官员的落马也常常跟开发商的行贿拿地、腐败有关系。这样一个利益相关产业链条上的两者也会有矛盾,虽然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卖地收钱和挣GDP表现,更要政绩和名声,所以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一边痛斥地产商的无良,一边暗自哀愁如何继续卖地保税收、保GDP,于是乎只好再私下安抚一下开发商朋友。古人云: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正是此意。可苦了开发商,利润被政府拿去一大半,还被全国老百姓臭骂,真是背了一大口黑锅,有苦说不出哦。所以北京强哥虽然讨人骂、虽然主观,但有一部分话却是相当真实的。
那么今年以来中央政府投入的4万亿巨资会令中国经济彻底扭转吗?这很难说,这个大命题相信经济学家也未必清楚知道。时间将验证一切。但是,如果只靠印钞票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还要上帝干什么呢?格林斯潘的印钞票政策救不了金融危机,中国人就能?
投资、消费、出口,国民经济三驾马车现在齐齐陷入濒临瘫痪的境地。
出口!?那就不用提了。自从美国人开始节衣缩食以来,我国广东等沿海省份的加工制造企业倒闭了多少已成为一个影响和谐社会氛围、令政府忌惮的秘密和政治话题。不提也罢,反正郎咸平说倒了很多家,我亲闻一个老板朋友的厂里机器停了一半,人员裁了至少1/3。
消费!?对不起,虽然谢国忠、郎咸平二位老师声嘶力竭地叫嚣要政府还富于民、藏富于民,但似乎没有任何领导听进去。至今为止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有力的举措来减税、减负,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把国企股票分给民众?噢,那是个玩笑。国家有关部委已经严肃地论证了降低个人所得税将造福富人、危害普通老百姓利益。什么叫牛X,这就是之一。刺激消费!?请问人们没有钱如何消费,房价高昂、教育高昂、医疗高昂,一个人没有基本的安全感又如何消费?家电下乡!?家电下乡不知又是哪位人大代表想出来的壮举!这或许只是个短线行为,或者完全就是个错误。只会令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牛刀在近日博客中提到:中国的经济衰退远比全球任何国家都要严重,一是社会失业率到达巅峰状态,但是官方没有数据统计,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1.4亿农民工中约有6000万失业,因为失业的是农民工没有被官方统计在内,还因为农民工全部返乡,没有给城市增加压力,所以不为市场所关注;大学生群体就业率在6月30日前只有30%,按560万毕业生来算,有400万没有找到工作。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这种就业危机都是空前的。城里人被房子、教育、治疗三座大山压得抬不起腰,于是刺激的矛头对准了农民。可惜农民也没钱消费,他们大量失业,并且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受益最小、受损最大,参见本人博客《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受伤群体》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8d0f30100d0dx.html 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抢光了一个奄奄一息的穷人的钱,还引诱他去纵欲一样,其结果只能是精尽人亡。让失业的农民们去买家电表面上看一方面缓解了家电行业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政府适当财政补贴,两全其美。但是事实上是农民朋友们可能并不急于把家电冰箱搬回家,他们的生存问题、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可能更值得花钱。家电下乡救不了家电企业,家电行业影响有限,它也带动不了整个中国经济。家电下乡只会让农民朋友透支未来,今后更穷。
投资!?拯救国企不少时候就是在拯救应该被淘汰的低效率,但还是得救,帝国主义发动货币战争的威胁要求我们还是得把核心命脉产业掌握在国家手里,但运营方式是否可以改善呢?铁路等基建是该修,但效率增长到一定程度,但是否还像上一轮修高速公路时的效果明显呢?而且现在机械化程度高基建等对解决就业和拉动GDP真正贡献有多大呢?另一个问题是4万亿中到底有多少用在了基建,有多少由金融机构贷款给了开发商和企业,而企业又拿这笔钱投入到实业了呢?一个事实是,今年以来由大印钞票推高的金融市场,一方面有钱让开发商继续非理性吹大房价泡沫,一方面也让实体经济中的大量企业不敢再将资金投资于实业,因为在出口、消费都不理想、需求萎缩的形势下,投下去就是亏本。所以他们将资金再次投资到股市和楼市,因为来钱快,抵御通胀预期保值,客观上又助推了股市、楼市的非理性上涨。但这个模式不可持续,是个恶性循环,其结果只能是泡沫的吹大和爆炸,最终造成经济的彻底崩溃!楼市中近期新地王产生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矛盾的加剧,钱大量涌入了股市、楼市,中国的实体经济、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却在同时被削弱了!中国民营经济占整个GDP的比重目前已超过1/2,未来可能超过3/4;民营经济的就业人员达1.78亿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的70%。民营企业不好,中国经济能从此走出低谷?
那么,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认为科技和实体经济才是生产力。印钞票带来的虚拟经济(金融股市、楼市)的火热不可持续。可以去做这样两点:一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减税、免税,制定产业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提升技术和品牌附加值,给予特殊时期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优惠的政策,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降低个人创业门槛,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让政府成为真正为企业服务、方便企业的服务型政府;二是真正还富于民,降低居民个人所得税或免税,降低人们交易过程中的各种税收或免税,给予个人创业更多的帮助优待,降低公司注册资本金和其它相关门槛等。
附:网络打油诗一首
自娱自乐的成都人民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灾区人民。
今年这个时候,我们是疫区人民。
去年在外面躲地震,
今年在家里躲流感;
去年没事不要呆在房间里,
今年没事不要到外面晃
——成都,一个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
1、主持人由候总时代的两男或三男换成了一女一男或两女一男。与时具进,这是一个美女经济的时代嘛,什么有效益就得上什么。
2、女主持人一般衣着清凉时尚,声音柔美。大呼小叫、肢体语言极其夸张。与男主持一唱一和,宛如当年刘三姐对歌,情意绵绵,情真意切,极尽挑逗撩拨之能事,同时还获得价格上的大实惠啊!你还好意思不买?!
3、更狠更廉价的广告承诺。国外最新科技成果,虽然从未听说过。XX博士发明!一层一层的标价牌,一层一层的撕,一次又一次的降!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产品的售价,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的价格!更多的功能!大实惠!大便宜啊!感恩回馈等美词此处省去一千字。还不止这些,另外再送市场价值XXXX的礼物一套!什么?!你没听错!史无前例、挥泪、跪哭、超级感恩大甩卖!而且只有99组!或者100组!或200组!你还等什么!拿起电话订购吧,先到先得,机会有限!
早期“候总”版的电视购物广告,他可能没想到内地人迅速将他的“候派”电视购物广告进行了山寨和升级
下面是当下升级版的“惊呼版”电视购物广告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在许多城市,每平方米均价约等于或高于月平均工资的3倍,而建筑开工总量相当于目前房屋存量的三分之一。高房价和高建筑量并存的现象,必将不可持续。2008年前那种强劲的购房需求只是一个泡沫现象,原因在于消费者预计房价将进一步走高,试图赶在房价高不可及之前,及早买房、锁定风险。
经济不景气农民工和大学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社会的和谐稳定存在巨大隐患。中国的经济问题在于疲软的居民需求,其根源在于民众收入低、财富积累少。为了解决需求疲软问题,中国政府必须刺激居民消费,以抵销出口下滑带来的影响;降低房地产购买成本,以消化眼下的存量房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便不能重现高速增长。信心虽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过去十年,强劲的出口支撑了中国的高额投资。如今,迫切希望居民需求可以取代出口,令投资获益。
以下文字转自王石同志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233d0f0100c8p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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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陈绍华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473a80100byag.html,标题由本人改写,原题为《不堪回首的mao huo》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国家的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报道,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这个队是梨园公社比较小的一个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如果说凤阳是个穷得出了名的县,那么前王生产队可以说是这个县穷得“冒尖”的一个队。这个队仅有10户人家68口人,就有4户没有门(什么门都没有),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中外的巨大差距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1、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
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3、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
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第558页)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