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出版了一本名为《落后社会的道德根据(The Moral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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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1958年,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出版了一本名为《落后社会的道德根据(The Moral Basis of
前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年轻人,到“体制内”去》,由此引发了与朋友关于年轻人究竟应不应该进体制的一点讨论。
我其实一直是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优秀的年轻人可以更积极地进入到体制中去的,只不过我过去并没有很直接、明确地表达过,而更多是将进入体制内这条道路与其他的道路放在一起泛泛而谈。
例如我在《我们只需要一个韩寒》中写道:“我相信,以中国之大,这样的年轻人的确有很多。只不过,他们不一定都选择了韩寒这条道路,他们也不应如此。当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才华放在踏踏实实做事当中的时候,当他们成长为一个个企业家、学者和官员的时候,才是真正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
又例如我在《四年记》里所说的:“就算是靠键盘与嘴皮子或许可以推翻一个政府,但是要想真正地改变一个社会,只有用自己的双手身体力行地去做才行。”
这是因为我从未认为进入体制内是唯一的出路和选择,而只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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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这是一篇迟来的纪念。
一转眼,已经是第四个夏天去景阳了。从最早有这样一个念头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四年。若是从我那年在天涯上看到徐本禹的故事算起,那更是已经整整六年了。
六年。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思想偏激、举止幼稚的小孩了。就在前两天,我还在感叹我为什么能把那么多东西都看得那么淡。但是我想六年间没有改变的,是我想做点事情的那颗心。
其实最开始的想法可以说是再简单、再简单不过,只是单纯的想亲自做点什么,去改变这些孩子们的窘况。钱并不是一个答案,至少不是一个好的答案。一是那时我没什么钱,二是这种看似简单的解决方式根本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六年前的时候,那真的是最简单、最单纯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希望我可以有朝一日,有机会做一点点、极其有限的和徐本禹以及其他所有志愿者们所做的类似的事情罢了。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一待就是两年甚至更久,但是我不想袖手旁观。
四年前,在学校看了当
前两天我正在景阳中学的宿舍里准备睡午觉,艾老师突然来告诉我他和高主任马上要下乡去。他说有一个他以前的学生,父亲得了皮肤癌,所以他们准备去家里探望一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马上爬了起来,决定和他们一起去。

在崎岖又颠簸的山路上渡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来到了茅草村上茅组。高老师把车停到了路边。接下来的路只能靠走了。其实路并不远,经过了上寨的镇宅白果树,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院,里面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木屋。这就是这位学生陈敏的家。

来到这里才发现,陈敏是我
前一段时间景阳计划与挚友计划一起在广州中山大学做志愿者培训,有幸见到了甘阳和袁伟时两位知名学者。其中在袁教授前来给我们讲课之前,他让我们事先预习了一下他的一些想法,于是看了一些他的访谈,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他对于“中国模式”概念的回应。
我记得第一次知道韩寒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在初中:有一次在学生刊物的填字游戏上有一个空是《三重门》,我没能填出来,然后就有朋友告诉了我韩寒这样一号人物。又过了一段时间,郭敬明写出了他那臭名昭著/名满天下的《幻城》,我的一个朋友大晚上的在电话里给我讲了几个小时幻城的故事是多么凄美。我当时心里只觉得——真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韩寒和郭敬明这两个名字在媒体上和在我的印象中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后现代八零后作家。不过,后来我逐渐地开始发现韩寒比郭敬明要强的太多了。不说别的,单是在剽窃这个问题上,韩寒最起码还是有一些道德水准的。
当然,再后来,尤其是这两年,韩寒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活跃的公共社会评论家,最近更是升格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社会上的任何争议事件和热点话题,基本上只要涉及政府,韩少都会跑出来品头论足一番,引来无数点击、转载和分享,进一步推波助澜,让这个话题在互联网上
不作恶的谷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