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语录

 刚刚才从旭宇的来信中得知老师去了，霎那间不知该怎样去哀伤。匆匆在网上看到好几篇甚至包括南方周末纪念老师的文章，还有若干张似曾相识的照片，心下稍稍平坦。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育人者，几十年一路桃李芬芳，终归是不缺牵挂他的人，不缺生动的文字来寄托一样的哀思。然而旭宇说他有些嫉妒，嫉妒老师还背得出二十年前我的一两句故作老成的文字。他的话仿佛一鞭子抽醒我愚钝麻木多年的记忆，钟楼地板的巍巍颤抖，窗外栀子花的淡淡清香，老师掷地有声的朗朗读诵，清晰得让人心悸。我本不敢提笔，怕老师读来失望，叹那个灵动的少年何在。我终于还是想写些什么，到了听雨的中年，我的客舟载不动多余的遗憾。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十几年的语文课很难和生趣联系起来。于我也是，除了高中第一年。一九九一年的夏末秋初，一位衣着朴素背着老式军书包的知识青年用信马游缰的讲课方式在沉闷燥热的教室里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朱自清鲁迅还有梁实秋林语堂，除了冰心丁玲还有张爱玲。整个年纪六个班，每位老师任教两个班。这三分之一的概率是幸运的垂顾。老师对我原没什么印象。有一次选读学生描写日出的作文，老师大约念了十几篇，并无我的在内。对此我记忆尤深，并非完全出于失落，而是惊讶于再平淡的文字，经他一番顿挫，也能凭空生出意境来。初冬的一个早自习，老师把我喊到教室外。他开门见山，“如果要我评，你的文章我会评第一。”他指的是年级作文竞赛。简约的谈话给了一个颓废少年莫大的自信。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与几个同好包括旭宇筹办文学社，激扬文字，印刷刊物，被年级其他老师斥为无病呻吟，最终因为经费问题解散，经典的没有官方背书赞助的中学文学社的盛衰史。我庆幸经历过。当年的几个热血少年如今没有一个以文学或文史为事业，连业余爱好都不是。热血容易冷却，唯有信仰才能保持永远沸腾。马老师的信仰在他如炬的目光里，在他如歌的朗诵里展现无遗。

老师会把他喜欢的学生带进家里的书房。那样简陋的平房里居然藏着四面书墙。“你想看的就借回去读。”我不记得自己借了没有。其时我并无一生从文的打算。后来有一次颇有趣的谈话。依稀记得起源于老师发现他推荐的书我并没有买。老师先问我是否兄弟姊妹众多，得到否定的答复后遂直问我家里是否经济困难。原来他在奇怪我对买书的犹豫。不知老师是否当时已经了然，我缺乏像他那样的信仰。在一个封闭的城市，也许教学上的卓尔不群只能带来的是职业上的迟滞不前。未几，老师决定离湘南下，带走了他的五车藏书，带走了他可爱的马前卒（他对女儿的爱称）。他带不走但是也留不下来的是我对文字若即若离的感觉。九四年我初到广州上学时曾赴东莞看望老师。怀着一丝愧疚，我向他坦诚灵感已不复在。他安慰我道，灵感虽时有时无，但一个人领悟文字的禀赋常在。其实我知道，背叛的不是灵感，是我自己。

早年旭宇告知老师生病但恢复得不错，对生死的坦然犹如他对文学的信仰般自然而坚固。其后我趁回国的间隙和老师通过一次电话，久违的寒暄而已。偶赴省港都是行色匆匆，留下未能谋面的遗憾。不期今日老师已远行不归。杳杳重洋之外，堆一篇杂言碎语，聊谢先生多年前的知音与提携。在我的记忆中，时间并没有停滞在文家市凋敝的街头，而是在先生读完《文家市印象记》全文，话音才落，教室寂静无声的那一刻。

 

2005年4月，我去深圳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期间得知我高一的语文老师马小平身患一种绝症，当时周围没有人知道详情，都是一些猜测。我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他前几秒钟可能还没有想起我来。毕竟有14年没联系过了，而他教过的学生来来去去很多茬了。

 

我们约了在深圳中学旁边他的公寓见面。我提前到了一会儿，就坐在楼梯口等着。深圳中学和这个公寓楼一墙之隔。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中学。没多久，马老师缓步走过来，背着一个双肩包。一见如故。他是从医院化疗回来。疗程基本结束了。因为化疗的缘故，他光了头，脸有些浮肿。那一年，他刚50出头。在我眼里，他基本没有变化，只要那双眼睛炯炯如炬。

 

前阵子，我弟弟来看我，见面就哭。马老师说，我就说他，不要哭哭啼啼的，这个病的死亡率是70%以上，当我会是那20%的人。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了么， 他对我说。

 

他的公寓只有一室一厅。他家在东莞，这几年才来深圳中学的。平时有课就住这，周末回东莞的家。这个小房间两面是书架，一面是电脑书桌，一面是床。甫一坐下，就仿佛回到了1991年。

 

马老师当时在湘潭一中任教了几年。1991年，他任两个高中班的语文老师。但我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是认识了他。我至今还能闻到那个时候的气味：校园里宣传栏的讲座通知；校园扫除时喷洒的水溅起尘土的味道；足球场上高年级的男生；喧哗的课后。

 

初二的一天，听说在阶梯教室有一个诗歌讲座。听说讲座的那个老师十分了得。教室里挤满了人。这个叫马小平老师留着板寸平头（他一直留着这种鲁迅式的平头）。他讲的诗歌就是红遍80年代的伤痕诗歌和朦胧诗。我一下子就给迷住了。那些诗句从马老师嘴中朗读出来似乎有了新的意义。虽然他普通话不标准，而且多数时候是在课堂上用带着很重长沙口音的湘潭话讲课，那些诗句经他的朗读就想充满了血液。我还记得那些句子：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也是我的新诗启蒙课。两年后，我读的《朦胧诗选》每一页都有这样的句子。

 

了解一点他的年龄和求学经历，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些诗句和文章段落为什么如此充满感情和力量。和所有50年代生人一样，他错过了读书的十年。那是戕害的十年。所以他把能读书的时间都拿来读书，但追补不回来逝去的光阴。

 

进入高一，成为他的学生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进入他的书房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马老师能写一手很好看的粉笔字。上课铃声响罢，他经常一声不出，就开始在黑板上写字。经常是四句诗词。他的课上，最有趣一定是他带来的某本和语文课本无关的书籍。45分钟的课堂上，他经常会在最后十分钟做出一种姿态：把课本和讲义放在讲台上，走开两米去，手捧一本书，说，我现在讲点无关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一首诗，有时候是一本大部头小说的一个段落。他朗诵的时候经常处于一种陶醉状态，铿锵有力，眼神如焰，就像那次诗歌讲座。

 

原来最有趣的东西都不在课本上。有一次，他朗诵的是罗曼罗兰的《巨人传》之贝多芬传。那些觉得人生悲苦的人们啊，当你觉得无望的时候，你就抬头看看星空：那是人类受过苦难的巨人们遥望你的眼光。（记忆和原文或有出入）。

 

课后，我跟他说，你能借我这本贝多芬传吗。他说，你来我家坐坐。

 

一中的多数教工都住在学校北边的宿舍区。马老师家是平房。我不记得房子格局了，因为脑子里只留下了书房的样子。有一次，他在课堂黑板上写了几句，其中一句是“丈夫当坐拥百城”。进了他的书房，才知道百城当是如此。他当时的藏书大概5-6000册，四面墙都堆满到房顶。湖南夏热冬寒。他说，无论何时，摊开一本书，安坐书桌前，心就静凉静凉。从那以后，我的人生目标之一就是要坐拥百城。

 

之后，我时常会去他家书房坐坐。有时候会在新华书店碰到他。有一次，他在书店说道，书来了，钱还没有来。

 

高一结束，他调到东莞工作去了。那时候只听说东莞广东的一个地方。邓小平南巡后，最早热起来的就是广东。很多人去了深圳。我以为东莞是一个读书人的不毛之地。暑假的一个下午，我踢完足球，在学校碰到马老师，问他是否需要帮忙，因为听说他的书也都要运走。他让我去了一趟。倒不是让我去搬运书，而是留了两册书给我，《中国历代文选》。据说是他大学时候看过的书。我没看几篇这两册书，至今还在老家的书架上放着。古文基础由此可见很差。

 

马老师经常会在作文课堂里朗读点评同学的作文。好文章自然要读，不知所谓的文章也要读。当我在深圳那间书房坐下，我们寒暄起和他很熟的几个同学，这时候他便四顾去书架上找东西。杨洋的作文本我一直带着，他说。我还记得他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师的地方）游记的一些句子，开篇第一句是：时间很早就在这里停滞了。他背得只字不差。

 

我既惊讶，还有点嫉妒。洋是我的死党。去国后，他写邮件来还称我（诗社）社友。他高中时写文章能写出与年龄很不匹配的深沉来，句子经常能跳跃出诗歌的意境。他的行文推翻了我当时对造句的想象。马老师提到洋当年获得一等奖的那篇有关贫困学生求学的文章。结尾大概是这么写的：他端着碗，倚在门口，抬头看了看月亮。那月亮和手上的空碗一样的圆。

 

他谈到他考入北大的女儿。无论是语言还是写作，女胜于父，令他骄傲无比。

 

互联网和新的存储技术使得很多人不需要坐拥百城也可以拥有万册书籍。马老师把网上收集来的好书和诗歌散文按目录编辑在电脑里，刻成光盘。我也获得了一张，还有一张是天安门纪录片。

 

05后，我再去深圳见过马老师两次。人依然精神矍铄，说话从容淡定。我们的谈话已是成年人之间的观点探讨了。而且我们用普通话交谈。我突然很后悔，为什么我们之间不讲湘潭话。马老师的阅读更多带有教育家的眼光，也有一些视野上的局限。但是只要说起历史，就会动起情绪。上一次是他来我住的酒店，我们短暂地喝了杯咖啡。我看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心想这个教了数十年语文，喜欢在课堂上讲课本之外的东西，近年身患绝症的老师怎么保持这样的年轻状态。我相信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好奇心。

 

有几次，我几乎很冲动地想问他一个问题，你是否期望那些写文章很好的学生有一天能走上写作之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答案。多读书，写好文章，做个有趣的人。

 

2011年12月中， 我再次到深圳，听说马老师旧病复发，还有一中的老同事看望过他。我立即给他拨了电话，我打算推迟一天回去，专门去看看他。电话通了，没人接。拨了几次后，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兆。我留个短信。第二天再拨，无果。

 

报纸上说他1月16日辞世。我想起马老师的生，想起青葱年少时，泪流满面。

 

 

在云的时代，掌握知识和信息似乎就不像从前那么重要。那么，我们还需要阅读么？事实上，阅读正在迅速碎片化和衰退，如果阅读是一种能力的话。但阅读远非一种能力，而是体验和经历，是联系过去和未来。

 

无论如何，自从上了微博，我读的书就少了，虽然每周都会读几本杂志。最近几个月其实收集来的书还是在增加，只是没有开始读或者读完。

 

年底将至，放个假来读书。

 

You Are What You Speak。这是一本有关语言，确切地说是有关英语语言的书。有关语言之优劣或文明程度以及有关语言的规范的书很多。中学的时候学习英语语法是一件较为痛苦的事。然而，即便在英语世界，语言是否需要规范，是否需要可以保存语言的传统和传统的语言也都是争议的问题。而且语言/口音的歧视自古就有，近代更是被民族主义者利用共同语言的议题来操纵政治议题。即便在当日的政治中，语言作为身份识别的参考依然扮演很重要的政治角色。这不是一本语言学的书，读起来十分生动有趣。作者Robert Lane是《经济学人》的记者，在网站上有一个我常看的博客Johnson.

 

Steve Jobs。也许是近十年最畅销的传记。刚得到一本原版。希望能下周读完。做传者Walter Issacson是《爱因斯坦》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者。前者已有，是最好的传记之一。此君注定是为巨人立传的。

 

Opium War。我最近开始认为，中国人从来不反省自己，（虽然一方面总之指责日本人不反省），而不从历史中反省的国度一定存在某种病态。其实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要以史为鉴么，虽然中国的统治者鲜有在治理国家时以史为鉴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近现代史重写，那么就必然必须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于过去160年的历史和政治论述，鸦片战争就是我们的鸦片，不能偏离这个轴。近现代史家和政客都夸大了鸦片战争这场其实是19世纪最不起眼的战争的历史影响。从此，中国的衰落和耻辱柱都必须从鸦片战争开始论述。鸦片战争的结果就是开放了国门，而不是让更多人开始吸食鸦片，其灾难远不及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然而，鸦片战争已经无可救药地深入到现代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观中，把国家的衰落和耻辱都归结为这场战争。实在谬误。这是一本我觉得本该中国史家来写的书。遗憾的还是，竟然还是让英国人来写了。

 

之前购入的《创新者的困境》和《追求卓越》等书都是开了个头，便没有读了下去。缺乏一点诚意。

 

据说《1Q84》非常受到认可。不知道能否开个头。很久不读爱情小说了。上次是什么时候？记起来了，韩素音的自传小说《瑰宝》。

 

内人最近好上了纳兰若容的词。之前读过零星几阙。或是心境不同罢，没能进得去。难道中年男人就不能读词了么。

 

也许来年，最好废了微博。

 

 

 

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的末尾引用了英国诗人Rudyard Kipling有关东西方的非常著名的句子，因为在之前的博文中引用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英文原文：

West is West

East is Ea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当然，莫里斯在这本宏著的结论是东方最早将在2109年超过西方。这其实就是一个汇合的过程。Kipling在19世纪末，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帝国鼎盛时期的所谓“帝国诗人”，poet of Empire。不仅他的诗歌，还有他的家世和社会活动无不都与日不落帝国息息相关。

 

每当人们提到网球世界的殿堂温布尔登中央球场时，经常说那是大英帝国的一个缩影。读过很多温网的文章，很多人会提到进入中央球场的门廊上方的那两句诗：

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ors just the same

 

这首诗题目是IF。

 

作者正是帝国诗人Kipling。温布尔登也太刻意了吧。

不知道这个命题是否成立。但当今市值最大的公司苹果以及排名在三，四，六的微软，IBM和谷歌，都共同具有一个特征和一种能力：卓越，创新。埃森哲在这两个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写了无数报告。如果用这两个关键词来搜索，你会得到无数搜索结果。

 

我却从未看过一本有关卓越有关创新的书。而这类主题的书却是汗牛充栋。当我看到地铁里有人端着《从优秀到卓越》时，真的没有什么胃口。如果读的话，有两本书是必读的。一本是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作者是麦肯锡的两位合伙人；一本是《创新者的窘境》(Innovator's Dillemma)，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Clayton M. Christensen)，也是一本十多年前的书。《经济学人》新推出的管理书籍书评的处女版推荐了5本过去50年最经典的管理书籍（多数管理书籍是口水书，你一定在机场听到看到过）。这两本就是五本书之二。

 

最近克里斯坦森最出名的言论不是创新，而是如果评估人生的价值，这是他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一次演讲。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中英文的都看了，不过没有得到什么启发。克教授从癌症斗争中走过来，自然有很多感受。最重要的是，他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角度来评估人生该如何度过。以前，保尔柯察金也提出过他的人生评估方案。我没有为之所动。这次好像也铁了心似的。

 

其实好书都不用很厚。这两本都是薄薄200页左右。看完再说。话又说回来，看书的速度永远没有买书速度来得快。少睡点。

上海霞飞路周边法国梧桐树街巷两侧有一些裁缝店。十里洋场不枉一百年的半殖民化，租界是没了，但那些作派已经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基因中。即便经过几十年赤化，如今要捡回来，竟然易如反掌。老租界留下的那些红砖洋楼定下了基调，一旦复苏，一切恢复得不差毫厘。这些裁缝店可能就是样板。

 

几年前，我多次走进这些路边的裁缝店。看看陈列的布料，各种选项的衣领，袖口，衬衣纹路等等，表面上很posh，貌似很专业。如果不是逗留匆忙，一直想去定做一套工服西装。听说Bespoke如今在英国也再次时兴了。

 

最近在北京的一家定制裁缝店做衣服。上述感受才如此突出，因为北京的定制裁缝店就和北京的胡同串子一样：土。

 

本来量制衣服，挑选衣料是件很装B的事，结果进的地方像是一个服装道具工作间。这家裁缝店接很多给一些出席场合活动的人定制礼服，包括演出服。每个环节就一个感受：土。

 

这即便就是北京和上海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区别吧。我想，如果裁缝店把工作做得专业一点，其实是可以有很多溢价空间的。本来bespoke是被做成了有点势利的事，那么贵的定制，价钱其实就是从这些环节上出来的，而一定全部来自布料和裁缝手工。

 

回家路过D&G，看到他家展示的AC Milan的球员西服。很想要一套那样的东西。人家出臭汗踢足球的都要把衣服穿这么精致，这里里外外都有一样东西：专业精神。

 

请上海人来北京开裁缝店。

罗杰-费德勒，三十岁生日快乐。我很庆幸生活在有你的时代。追求完美的网球，做一个正直的男人，穿着优雅，为人谦和，心存慈善。

 

我将飞行1500公里去看你。

奇怪的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著作探讨中国如何和为何从18世纪衰落。官方历史和政治叙事都将全部脏水泼在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头上。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简化之，政治之，掩盖之。过去一百年，好像还么有哪个中国的学者试图从一个世界大历史角度来重新阐释中国过去这五百年。我猜想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自古从小就是文化沙文主义者。

 

我一直期待这本书的出现。唯一可惜的是，作者依然是英国人。尼尔-弗格森不久前在一本书中总结了西方为什么领导世界500年的killer-apps。伊恩-莫里斯的新书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信出版社的译本《西方将主宰多久》——则试图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阐释为什么过去500年西方统治世界。当然，这本书的另一个命题就是，东方崛起，西方势微，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本书名大可改为《为什么西方取代中国统治五百年。为什么西方终究衰落》，因为本书的东方多数生活就是中国。本想买本英文的，就在要下单的时候发现有了中译本。中信出版社近年在引介此类西方经世济民的主流著作方面可圈可点。

 

中国有着最久远的历史著述传统，虽然新历史研究方法还是新近的事，但是能够运用足够的历史和古典功底写出这类非学术的历史书籍的人却十分鲜有。

 

黄仁宇是少数，而且还是美国大学教出来的。虽然他的多数著作都收齐了，出了新书，还是一定要买的。《现代中国的历程》并不是一本专题著作，而是数篇他在海外中文媒体上发笔过的文章的合集。书名有点吓人，而且名不符实。他也不是试图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问题。不过不要紧，他在《万历十五年》以及其他有关明朝财政方面著作里已部分给出了一些答案：庞大的文官集团和依靠道德力量来治理国家是万历末期大明王朝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只是四百年后，中国的文官集团更加庞大，更加腐朽，业已形成秦朝以来最大的文官利益集团。每年还有数百万人哭喊着要进入这个集团。政府对国家的治理依然空虚地在依靠道德的力量，不过道德源泉不是儒家经典，而是一个叫做党的机构和它创造的各种主义和理论。当天下出现局部危机，解决之道依然依赖当朝首辅的谦卑姿态，抚慰民心，让一时动荡恢复平静。

 

虽然仙去十年多了，他的书在大陆上依然热销。仅此一点，黄长沙可以为中国大学象牙塔里里外外无论有心无心著书的人的标竿。

 

听说中国崛起了。至少是部分现代化了。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世界工厂里工作的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农村地区的男女青年。这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画面，每年春节，很多被称之为民工的男男女女从工厂回到农村老家。回家不仅是回到自己父母生活的村庄，也是回归传统和过去。张彤禾（Leslie Chang）在《华尔街日报》当记者的时候，开始报道世界工厂的故事，接触到了这个群体。然而，即便是报纸的特写版面也无法满足她的叙事欲望。她索性停薪留职来写一本书。Factory Girl其实早在2008年就出版了。昨天在读Intelligent Life的封面文章有关中国女性时，还多次提及此书。没想到今天就到了。

 

我对张彤禾写自己家族史的那章有一种八卦般的兴趣。他的祖父20年代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继而回国效力，参加了抗日，是东北矿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被党杀害在抚顺煤矿。她父亲在48年从北京去了台湾。后来有了她。她用了一个章节叙述她回到祖父出生的东北村庄，虽然张家曾经在当地是望族，然而像所有中国的故事一样，有点出息和抱负的人都会立刻出生地，去外面的世界闯。她的家族史并不唯一。和很多家族一样，张家经历了中国这100年的所有磨难。不管你去了城里，去了广东的工厂，去了美国，你都无法完全割裂和自己过去。Leslie的先祖300多年前从宛平，今天的北京，出关，在东北扎根，繁衍，她的祖父出国回国；她的父亲从北京到台湾。她从美国来到北京。你不能割裂过去。

 

这些工厂女孩也一样。她们都渴望现代化，成为中产阶级，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她们多数人也许会。她们的孩子更加可能成为未来城市人，成为中产阶级。但他们都有一个村庄要回去。都有一个过去。

 

如果把每一个人的过去都集合起来，那就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能看300年就足够好了。

 

另外还买了Christophr Hitchens的回忆录Hitch-22。这个西方公共知识份子中最喧嚣的无神论者已是癌症病入膏肓。他的文章好看，自传据评也非常好看。几年前看了他震惊四座的God Is Not Great。我早被教育成无神论者，看了也不觉得惊奇。

在英文中，普通话到底是Mandarin Chinese，还是Mandarin？《华盛顿邮报》就此类专访了美联社负责文体文字风格的人。但Johnson针对这些问题和整个采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质疑。他指出，《邮报》的记者首先就没有搞清楚语法和风格Style的区别。

 

语法有关用词的对错。比如你在英语里只能说spoke，而不能说speaked。当然，人家能听懂。后果是，如果你是中国人，你肯定考不上正规大学；如果你是英语母语人士，说明你基本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更差。有人做了个实验，把一段话里面的几乎每个词都拼错，但不妨碍你读懂这段话。然而，为什么人要上学，上名校呢？

 

而用词风格则是写作者的品位问题。很多大的媒体机构都有对自己的写作用词风格有专门的规定，称之为Style Book，或有一个Style Committee。比如，美联社就规定记者编辑指普通话时用Mandarin，而不用Mandarin Chinese。比如，有些媒体叫卡扎菲Ghaddafi，有的叫Qaddhafi。Koran在有些地方是Coran。维吾尔族人在英文里就要两种拼法，至少三种叫法。比如，《纽约客》文章中的年份都用的是英文而不是阿拉伯数字。

 

再比如，埃森哲叫自己是company，但《经济学人》只会称之为firm。因为它的Style Book规定firm用来指律师，会计师和咨询师的公司。

 

美联社的人之所以来指导《华盛顿邮报》，一家有很大影响力的美国大报，的有关风格/语法问题，那是因为美联社的Style Book在英语媒体界被奉为圭臬。但你是用E-MAIL, 还是e-mail，或是email，这个问题重要么。只要你用的不是emeil。媒体机构的Style Book其实有点像企业文化指南。长期坚持一种写法，作法，就形成了风格，风格继而成为品牌。

 

我就有一本。我还有The Economist Style Book。我还有The Elements of Style。我记得The Elements of Style里面还是涉及到了语法问题，至少是用法准确的问题。回去查查，核实看看。

 

我们也有一本《咬文嚼字》，其实也在监督中文的规范。我觉得美联社对于Mandarin 或 Mandarin Chinese的规范是不够的。虽然没有Cantonese Chinese一说，但在英人在19世纪初登陆时的确有Cantonese & Mandarin的区别的，到今天不讲广东话的人绝对会认为广东话和普通话是两种话。但Cantonese总归是Chinese, 而Mandarin并不等于Chinese,而只是其中一个子集。Chinese多去了。

 

建议美联社还是用Mandarin Chinese，因为我们还讲Sichuanese Chinese, Shanghainese Chinese, Zhejianese Chinese.

几年前买过林行止的一本书《说来话儿长》，都是有关屎尿放屁等每天要做的事情，从中国古籍到西方典故，引经据典的，每个段落都好看。该书最出彩的莫过于黄永玉的序言和他配的几幅画，都是有关中国不同地方的人上茅房的情景。那些杵着大屁股的画面这世上也许就老小孩黄永玉作得出来的。

 

如果茅房的进步代表了现代文明生活的进步，那中国人进入现代文明生活也就是这20年的事。20岁以上老北京人多数会记得在胡同里混合着煤球、鸡蛋摊饼和公厕的气味，记得每天早晚听到公厕隔壁传来的声音和对话。厕，是我们在公共场地最常见的字，以致有人忌讳起来，于是有些地方改成了“洗手间”，“化妆间”。殊不知，厕是最古典的用法。

 

其实法国人进入到这个阶段也是最近的事。在Discovery of France中，你可以看到20世纪以前的法国很多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是很脏的。作者描述道，一个酒吧的侍女浑身散发着粪的气味。他用的一个组合词来描述，我没记全，但中间那个词是dung.

 

在日本也是。昨天逛到书店看到妹尾河童的书《窥视厕所》，立即买下。一是对于林行止的一种照应，二是一定要看看有关厕所可以写成什么样。

 

好看。妹尾河童是一个年近花甲的日本设计师，最近三联出版了他的一系列书。他实地拜访和参观了日本一些文人墨客艺术界人士的私宅厕所，对各家厕所进行了详细而风趣的介绍，并不厌其烦地配以图解。日本人对厕所之考究令人叹服，仔细想，那的确是生活品质提高的重要方面。

 

我国最近社会问题多多，民愤很强烈，从制度到生活质量，已经到了罄微博难书的地步。其实想想，我们社会进步和生活品质的程度和我们的厕所的文明程度何不是正比。

 

有些地方化妆室了，很多地方还是公厕；有些地方用温水冲洗了，有些地方还要用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