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一些车主最近两个月因为单双号限制必须选择公共交通。其中一个结果是他们重新体验到了普罗众生的生活方式。其实大家公车时代对他们远去得也不是很久，不过3年或8年的。体验的新鲜感和落差感仿佛人间已过50年。当然，这说明祖国首都的变化真的是巨大的。公车的硬件更好了，多数都有空调。最要命的是:太便宜了。但是，公车和地铁上的美女越来越少。至少体验生活的人这么抱怨。私车空间小了，当然更加不可能看到美女。连意yín的空间都没有了。

河东河西．我的职业生涯似乎总在两种对立／对面的角色中转换．今天参加Economist China Branding Roundtable，遇到很多熟面孔．当然碰到很多旧雇主的同事，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客户了．看到他们，让我觉得上次在香港和北京的见面仿佛去了很远，仿佛又在昨天．

 

要命的是，我发现很多与会者的面孔和去年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很多人十分相似．虽然会议谈的是branding, 但大家都不过在brand自己．

《伯恩的身份》Bourne's Identity的原著和电影《谍影重重》差不多是两回事。我在看到原著最后50页的时候基本上就在人物对话中失去了方向，真的像伯恩一样，不知身在何方。书中的这个美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杀手只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而电影里的伯恩不仅要寻找自己的身份和真正的对手，编剧和导演还在帮助美国寻找一个身份：敌人是谁。

 

冷战结束后10多年，美国失去了明确的敌人。90年代中期之前的几乎所有好莱坞间谍电影都有一个明确的敌人，苏联。虽然后来恐怖份子时常成为电影中的美国敌人，但这是一个没有具体身份的对象。比如在《24》当中，所有所谓中东恐怖份子都没有明确的国籍身份；在某些部分有俄罗斯人的介入，他们不过是没落帝国抱着某些幻想的投机者。真正在《24》中明确了敌人身份是中国。

 

这多少也说明编剧和导演的某种敌人身份焦虑。

 

而在《谍影重重》中，（由于缺少明确的敌人），伯恩的敌人就是从前的自己人，雇主CIA。这也多少有些对现实的隐喻。CIA在欧洲很多地方设立了无从查询的黑洞监狱。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披露了过去50年CIA失败的历史，他们如何策划政变，政治暗杀。和电影不同的是，其实他们的特工并没后那么大能量，很多时候出奇的无能。

天国盛举，诸蕃来朝。看到奢华盛大想象力丰富的奥运会开幕式以及胡总宴请百国贵宾的场面，我恍惚有点梦回唐朝的意思。这也难怪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写北京奥运毫不掩饰其酸溜溜的心态，至少英国人难有的想象力把12年的开幕式搞得更加夸张：如果表现日不落帝国曾经的辉煌和英语的全球胜利？

 

对于北京奥运，我既pro又con——直到昨天去网球中心观看比赛。身临其境，感受体育的美丽，才觉得奥运会有那么点意思。我们和那么多语言不通的人坐在一起（当然更多的人语言相通），距离费德勒，纳达尔，郑洁，库茨涅佐娃那么近。如果奥运变得真正忠实体育本身，那才美丽了。

    上次跟人打架大概是大四的时候。最近一次就是今天早上。

    早上出门看到地摊小商贩往小区四处逃窜，后面是追来的是城管。这样的场景在北京街头和报纸上屡见不鲜了。落在最后的的一个40多岁踩着三轮车卖衣服的妇女。当被抓到的时候，她绝望地抵抗。城管人员粗暴地把她从三轮车上拽下来。她随后倒地挣扎，嚎啕大哭。本来已经走开的我回过头来，走到三个城管人员面前，说：你会这么对待你妈么？别人会这样对待你妈么？也许这很让他们受刺激，于是开始跟我对峙。其中年轻的一个把过程都拍摄下来，然后开始对我推搡。我当然愤怒地还手。

    这个时候小区的一些老头老太太都走过来，对他们粗暴的行为表示不满，也有人我让我闪人。城管质问我凭什么管这个，我说：她是公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公民。

    无论如何，这都是国家机器在暴力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工作手段。如果政府不能帮助他们解决基本就业，为什么还要粗暴剥夺他们自谋生路，而且粗暴地侵犯他们的身体。他们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粗暴令人发指。

    跟他们动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

今天收到三卷《古拉格群岛》。其实数月前我在亚马逊上看到了这本书的第一卷英文版。中译本是根据苏联1989年版翻译的。其实我对该书中译本的出版（2006年）感到意外，毕竟我们名义上还是共产党国家。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去世的消息，我恐怕还淘不到这套“内部发行”5000册的巨著。

 

在英语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直被当成对共产主义集权社会的样板戏。其实，这真的是奥威尔的名字卖得更好。在索尔仁尼琴面前，奥威尔和《1984》都要弱小很多。甚至，如果把这本书归到卡夫卡名下，你一点都不会怀疑。但是《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纪实。

 

古拉格群岛不在西伯利亚，也不在远东。虽然苏联地图上并不存在古拉格群岛这个地方，但它存在苏联60年，遍布从欧洲到西伯利亚到高加索到远东的苏联帝国版图上。古拉格群岛就是苏联的奴隶劳动集中营。古拉格是由俄语中的ГУЛАГ音译而来的，而俄语的ГУЛАГ是一个缩写词，全称是“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г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意思是“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据估计有3000万人先后在这些集中营强迫劳动，他们有犹太人，知识分子，政治异己份子，还有很多莫名其妙进去的人。

 

有多少人死在古拉格？不确定。如果把古拉格和奥茨威辛相比，一点都不过分。不同是在古拉格很多人是劳动累死病死饿死打死的。

 

作者在致谢词中写道：为本书提供资料的，还有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首的三十六名苏联作家，他们是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关于白海运河的那本可耻的书的作者。

 

30多年前中国也有劳动改造的干校等机构。还好，我们没有古拉格。还好，我们的斯大林时期短了很多年。不过我们的学校还在用高尔基教育我们。

David Remnick在《列宁的坟墓》书中多次提到The Gulag Archipelago这本书。这是关于苏联劳动集中营的史诗巨著。俄国人的名字很难记，所以他在书中的名字我基本只能记住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斯大林等已经就认识的名字。The Gulag Archipelago的作者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名字我就不记得。直到今天看到他的卟告。

 

Solzhenitsyn恐怕是20世纪共产主义阵营最著名的流亡作者，也是成就最高的流亡作者。苏联共产主义最邪恶一面都体现在这本书中了。反过来想到中国，好像我们只有伤痕文学。大概与劳动集中营和政治迫害程度成正比吧。

大概高一的时候我在旧书摊淘到一本《北岛诗选》，至今都是我很珍视的书。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北岛大概即将去国或已然。80年代末，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比较多。他过去的这20年，基本不再写诗，或者没有写出比《诗选》更好的诗；他游历多国，参加很多诗歌会，然后教授诗歌写作为生。虽然不出诗集了，北岛最近几年在这边还是出了几本散文集。现有《失败的书》，然后是《时间的玫瑰》，最近的《青灯》。他的书我必然要买。

 

昨晚读完新书《青灯》。为他一声叹息。和前面的书很接近，《青灯》辑录的主要是他的放逐生活，薄薄的书是厚厚的乡愁和故人往事的哀怨。不断游历不同国家，游走诸多诗歌会，认识一些西方主流的或边缘的文人诗人，01年后他开始有机会回国，然后留下一些回国印象。身在这个时候的故乡北京，他感到非常陌生，在故乡乡愁更重，物非人也非，认不出来了。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没有了他熟悉的离开前的那种语言了。

 

这里越来越少异己人士，越来越少流亡。

 

在冷战的语境中，来自红色阵营的流亡诗人和知识份子构成了那个时代西方知识界和媒体圈的独特风景。流亡成为捷克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最核心的议题，他的小说和评论似乎只能建立在对故国的回忆和当局的批判上而无二法。如果不是写那个他早不熟悉也被遗忘的故国往事，高行健也许很难找到吸引欧洲人的写作主题。虽然他们流亡去国，但又生活在故乡的过去。

 

他们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现在。

 

这就是现在的北岛。他已经不属于现在的中国，也不属于他生活和工作的加州；他的书告诉人们，他依然生活在过去，而且必须以过去为生。而流亡者的哀愁与今天的中国似乎有那么种的隔阂，甚至无关。我总是不禁要猜想，如果北岛90年代自由生活在北京，又会怎么样呢？既然离开了写诗的土地，自然也就不能写了。现在我们没有了杰出诗人，也不产生愤怒的流亡者。

 

他为伯克利的尊师写了首诗'青灯'，淡淡的不如当年朦胧的美和力量，似乎勉强为之。我看见的是青灯下60岁北岛的背影。

 

北岛失去了中国，中国失去了北岛。这都是我们的哀愁。

《爱因斯坦传》的作者Walter Isaacson写道：E=MC^2（平方）是科学史上最优美和最具革命性的公式。它竟然如此简单，一个物理盲都能记住这个公式。这些天每晚睡觉前我都看一个小时这本传记，结果会做一些很复杂很无解的梦，一直到天亮。也许，这暗示爱因斯坦搞思考的问题对我的智力来说永远搞不懂。

 

小学语文课本说，爱因斯坦直到快五岁才开始说话，智力水平令人质疑。Isaacson的传记介绍，爱因斯坦从小的思维习惯是图像/视觉化的，他能visionalized他想的事。这可能与后来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成就有某种关系，虽然他也证明他是个不错的发明家和工程师。但这世界上少一个发明家没有关系，但不能没有苏黎世专利局的三等专利审核员爱因斯坦。

 

这个公式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或许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或者东方文明国家。科学可能必然是西方的产物。当看到E=MC2这个公式，我想，中国的方块字文明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这个样的公式啊。现代科学中的数理化难道不都是拉丁字母表述的么？

 

“李约瑟难题”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在15世纪以后的600年都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任何贡献，虽然之前领先欧洲1000多年。除了诸多如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农业文明扼制竞争、禁海等原因，也许他们可以用拉丁字母不在中国以及它代表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这个难题。

 

还好，如今我们都能用这些字母了。但是我们是否具有它的思维方式呢。这或已不重要。有人说，爱因斯坦这样的成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在英国的文明里的，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可能源于他的犹太基因，一个能向斯宾诺莎那样抽象思考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