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4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和敬爱埋藏在心底。徐向前常常为此暗自神伤。但看到聪明好学的女儿，很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他又感到无限欣慰。 　　好在徐向前满腔的父爱很快有了新的寄托。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步入中年的徐向前，再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除了去前线打仗，他尽一切可能和妻儿在一起，就是去后方养病，他也要他们一同前往。徐向前在养病期间，为了调节身心，增进体力，常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不过他的琴技实在不高明。有一次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琴声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大笑着放下手中的琴，把女儿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年过半百才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这份儿女之情对他是何等珍贵啊。不过他毕竟是位军人，强烈的责任感总能使他在关键时刻理智战胜感情。所以他能多次离开幼子，奔赴前线。临终前还不忘嘱吒儿女们“永远跟着党走”。

 　　令他痛心的是文革期间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凡高干子女都被揪。在他被“疏散”到河南开封后，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他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这一切，直到他重新复出，才冰消雪融。 徐向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需要温情，需要儿女的感情爱抚，更需要向儿女们输出父爱。他很幸运，他得到了。

举办方：    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京金百通网络投资公司

网络支持：  新浪读书频道独家承办

活动时间：  4月10日－4月30日    

抽奖时间：  5月9日

活动说明：

四百年前，先哲培根历经二十八载，几易其稿，终成旷世之作――《培根论人生》；四百年后，金百通公司的业余创作团队继先哲之遗风，历时一年，集体编著《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

 

四百年间，人生几度轮回，先哲的处世之道是否依旧至圣至理、适之四海？还是已经时过境迁、沧海桑田？《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又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新的感悟？

 

中国经济出版社联合金百通公司共同举办生命主题论坛有奖征文活动，力邀天下网友共话生命，畅谈人生！一个出版社和一群虔诚执着的业余作者，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与大家共话人生，期望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先哲和人生！

 

生命论坛 有你更精彩！

活动安排：

请读者从对生命及人生的认识出发，结合《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中各篇文章所论述的主题，就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生命》相关问题：
1、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也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爱”，还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攀登”，您更认同哪种说法？为什么？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知识》相关问题：
2、“知识就是力量”是大师培根的至理名言，您认为有“知识”就一定能形成“力量”吗？面对某些高级知识分子违法犯罪问题，您又是如何看待这句话的？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自由》相关问题：
3、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在自由、生命、爱情中选择一个，您会选择谁？为什么？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财富》相关问题：
4、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您怎样理解这句话？换作是您，做执鞭之士只为求富，您愿意吗？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健康》相关问题：
5、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您是否认同？如果让您将健康、爱情、友谊、智慧、自由和金钱等，这些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排序的话，您会将健康放在第几位？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人生》相关问题：

6、古语有云“知足者常乐”；李白豪言“人生得意需尽欢”；而林则徐慷慨言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知足”是否就意味着平淡？“得意尽欢”是否才算是人生幸福？为人民和国家而大义凛然地面对“祸福”，是否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您认同哪种人生态度？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友谊》相关问题：

7、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是否也是您的友谊准则？结合当前“非酒池肉林，不足以为交情”的现象，请谈谈您的看法。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爱情》相关问题：
8、《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爱情》中提到了爱情的三个必要条件“性爱”、“情爱”与“真诚”，您觉得除了这三点以外，爱情还有哪些必要条件呢？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意志》相关问题：
9、意志需要“发动”和“抑制”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吗？为什么？

 

《金百通生命论坛2006——论学习》相关问题：

10、学海无涯是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又有多少人一直在“苦作舟”呢，不多。您怎样看待现在这种“知无涯而学有尽”的现象？

活动要求：

请参加讨论的读者就相关问题回复邮件或留言探讨，其表述正文不应低于200字，文体不限。所表述的文字应为自我感悟，内容健康，不得摘抄转贴。

参加方式：

1、 直接进入新浪博客的本活动专题页面发帖回复。

2、 发电子邮件到以下邮箱投稿： jinbaitong@sina.com

（注：请参加讨论的朋友附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及时与您联系。）

奖品设置：

1、一等奖   佳能A550数码相机一台（价值1380元）     1名
2、二等奖   清华紫光 VP893(2GB)MP4一部（价值390元）2名          
3、三等奖   人生励志书籍套装（《培根论人生》、《蒙田随笔》、《金百通生命论坛》）     一套（价值85元）              5名
4、鼓励奖   《金百通生命论坛》一本（价值30元）   20名（可视情增加）

奖项说明：

本活动一至三等奖都将通过活动最后抽奖产生，参加本次活动的所有朋友都将有机会参与抽奖。

 

我们会把所有参与者的信息进行统一编号排序，每个参与者在参与活动之后都将得到我们的惟一指定编号，入围幸运抽奖。在活动截止后，我们还将抽选出其中20位表现突出者给予鼓励奖。

抽奖安排：

凡参加本次活动的朋友，无论是在新浪博客回帖，还是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参与，都将获得我们的一个特定编号，与参与者本人信息对应。在活动最后，我们将会把所有参与者的信息按对应编号全部输入抽奖系统进行幸运抽奖。获奖名单一旦产生，我们将第一时间在本活动专题页面予以公布，并及时与获奖者联系兑奖事宜。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金百通网络投资公司）

活动友情链接：

1、图书交易网

2、中华图书网          
3、图书试用网           
4、书业中国 
5、华文在线           
6、中国新书发布网          
7、中国思想图书网     
8、易书网              
9、中原图书市场网               
10、中国图书采购网     
11、中国图书信息网      
12、中关村图书大厦网

13、中国书籍网 

14、北方图书网

15、中国新书网

16、中图网

“寻找蝴蝶公墓主题活动”颁奖仪式暨蔡骏上海签售仪式

蔡骏现场签售并一展歌喉

“寻找蝴蝶公墓有奖活动”优胜图片

蔡骏为现场读者签名

5月12日下午，“寻找蝴蝶公墓主题活动”颁奖仪式暨蔡骏博库书城签售仪式在上海博库书城举行。这是新书《蝴蝶公墓》推出后，蔡骏在上海的首场签售活动。活动现场，蔡骏还首次公开展示歌喉，并与书迷代表互赠礼物，亲切互动。

《蝴蝶公墓》自今年1月在两岸同步上市以来，实际销量已经突破20万册。为更好与读者交流，3月25日开始，博库书城、作家出版社、贝塔斯曼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新浪网读书频道和万众传媒联合举办“寻找蝴蝶公墓”主题摄影作品评选活动。网友们选取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一场景，拍摄符合自己所设想的蝴蝶公墓照片，网上投稿，截至5月7日，主办方就收到全国各地网友发来的大量参赛作品，投稿邮箱一度爆满。其间，蔡骏从中选取部分参赛作品在博客上发布，逐一点评，并亲自评选出三张优胜图片和十张优秀图片。

颁奖仪式上，蔡骏亲自宣布评选结果，三名来自北京、上海和南京的网友的作品被评为优胜图片，其中，上海网友的作品当选为年度《蝴蝶公墓》最佳代言照片，拍摄者亲自到场，领取了由贝塔斯曼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提供的现金2000元奖励，并介绍自己拍摄过程。另外，两名北京和南京的优胜者各获得500元奖金。由于正值周末补课，南京获奖者无法到场也不方便接听电话，主持人代读了他的获奖感言；北京获奖者也因为日程安排冲突不能到场，主持人通过电话现场连线，蔡骏与他通话交流。另外，来自广西、广州、武汉等地网友的作品入选十张优秀图片。

活动现场，蔡骏向现场观众和广大读者表示感谢，还对自己心中的蝴蝶公墓进行了描述，与读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读者的要求下，蔡骏首次在公开场合一展歌喉，现场演唱一曲助兴。尚雯婕的歌迷“芝麻”代表，应邀来到现场，为蔡骏送上礼物，蔡骏也当场签书回赠。现场书迷踊跃提问，蔡骏一一作答。著名恐怖小说作家李西闽也到场捧场。蔡骏对李西闽最近喜得千金、新书《崩溃》即将面世表达了祝贺。

蔡骏表示，根据评选结果，他会安排时间，探访北京和南京的蝴蝶公墓所在地，并在当地读者见面会。蔡骏相关作品的影视开发也在稳步进展当中。颁奖仪式结束后，蔡骏在博库书城一楼进行签售活动。

本次活动目前正在蔡骏博客首页火爆推荐！！！

活动时间：     从即日起至5月7日，颁奖典礼定于5月12号。

说明：应广大网友强烈要求，特将投稿期限延长至五一长假结束，方便大家五一出行拍照并参与活动。

活动举办方：   作家出版社、贝塔斯曼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独家网络支持： 新浪网读书频道

相关链接：     蔡骏最新长篇力作：《蝴蝶公墓》新浪独家连载

              荒村——蔡骏的博客       蔡骏作品新浪连载书库

              蔡骏帮你寻找蝴蝶公墓：蝴蝶公墓在此，你能找到它吗？

活动方式：

从即日起，网友可以拍摄自己所在城市的任一场景，要求符合拍摄者心目中对蝴蝶公墓的设想。请选择1-2张图片发至指定邮箱：xzhdgm#sina.com（发邮件时，请将“#”改成“@”）

每天《蝴蝶公墓》作者蔡骏将亲自在博客上点评网友发送到邮箱的优秀图片，同时图片评论开放给所有的网友，您的图片将在蔡骏博客上得到千万蔡骏迷的关注和支持。

您还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赶紧上传您自己心目中的蝴蝶公墓吧！也许您的摄影作品就是蔡骏第一个点评的“蝴蝶公墓”。

活动评奖：

1、5月7日，停止接受图片上传。颁奖典礼定于5月12号。

2、将由蔡骏从所有参选图片中，选出三幅优胜图片并从中选出一幅年度《蝴蝶公墓》最佳代言照片。

蔡骏将亲自前往三个城市，和网友一起去往蝴蝶公墓所在地，并在当地举办读者见面会，新浪将把此视频及图片公布在本活动页面。

3、最佳图片将获得贝塔斯曼提供的现金2000元奖励，其它两幅图片将获得现金各500元的奖励。十幅优秀图片将获得蔡骏签名书。最佳代言地点有可能被选作《蝴蝶公墓》影视产品的拍摄地。

参与办法：

1、您可以将您心目中的蝴蝶公墓的照片、姓名和个人联系方式发至我们的活动邮箱： xzhdgm#sina.com（发邮件时，请将“#”改成“@”）

2、您还可以把自己心目中的蝴蝶公墓照片发布到自己的新浪网博客上，并把您的博客地址和个人姓名、联系方式通过上面邮件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去欣赏您的大作！

寻找蝴蝶公墓主题活动图片示例：

（绝对不能踏入的神秘门洞：就是蝴蝶的埋葬之处？）

   你看过《蝴蝶公墓》吗？

   世界上每座城市都有一个蝴蝶公墓，隐藏在城市边缘的某个角落，顾名思义就是蝴蝶埋葬之处。

   我们平时极少目睹蝴蝶之死，因为它们会在寿命将近之时，飞入蝴蝶公墓等待死亡降临。

   围绕着蝴蝶公墓，总有很多奇异传说，或恐怖或诡异，或悲壮或凄美。

   蝴蝶公墓是城市的另一个中心，是幽灵们聚会的地方，是地狱与天堂的窗口。

喜欢蔡骏、喜欢《蝴蝶公墓》的朋友们，你们还等什么？赶快行动吧！蔡骏正期待你们的佳作呢！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作家出版社和贝塔斯曼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所有）

《论语》凭借电视而传播，在它2000多年的传播史上，电视传播的广泛程度和速度远超汉朝独尊儒术的霸道功效，而其诠释的《论语》再次衔接了2000年来《论语》在民间传播中树立的励志、宽慰、规训等形象。

　　◎舒可文

　　在《论语》2000多年的诠释史中，一直存在的学者与民间两种诠释方式。学者的诠释总是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民间诠释则总是心有所得地借题联想，不忌离题万里。不能否认，《论语》是在这两种不同方式不同渠道的诠释和传播中承担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构成了是中国文化的现实面貌。所以，李泽厚1994年作《论语今读》时说，他本人远非钟爱此书，却不能回避《论语》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

　　《论语》的传播史，也就是被诠释的历史。有《论语》以来，历史中注疏家多达2000家，民初注家程树德的《论语集注》所参考的注家就有600家，从汉代郑玄为《论语》做注，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疏解读《论语》是历代读书思想的标准功夫。直到近现代，依然有刘宝楠、康有为、胡适、杨伯峻、钱穆等学者的解读，这个延续2000年的解读传统并没有被“打到孔家店”的时代呼声所中断，而发生在30多年前的那场“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又形成了一次诠释解读的高潮。

　　各家注疏议论有相同的，也有非常对立的，其中的区别不仅是对词语理解的历史变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对立。宋代的儒学在解读《论语》的同时，有一项工作是辨伪书，为了正经，朱熹把先秦诸子中一些对孔子解释不符的多斥为伪书。清朝也有过辨伪学，和宋儒一样，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合时代理想的孔子。李泽厚《论语今读》则是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在历史沿革中发掘出《论语》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渗透力量，所构造的中国情感本体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区别于基督文化具有两个世界，它只有生活现实这一个世界，而同样成为一种人生归宿，形成中国人的准宗教体验。李泽厚说，中国没有外在的拯救依托，必须在各自人生路途中建立一种归依，而《论语》儒学能够在世俗中见高远。同时也因为只有一个世界，所以对现实生活的肯定使我们能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探寻美和价值。

　　《论语》注家钱穆则把孔子和朱熹当作儒学传统的中心，在他的解释中，只有到了朱熹的孔孟儒学，儒学才真正成为独尊。而孔孟儒学这个道统本身又被一些研究者质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被宋儒反追出来的。真实的孔子儒学，要比这个道统中的儒学丰富生动得多。但朱熹理学对论语的阐释却在更深入细致的程度上传播了孔子及《论语》。

　　《论语》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借口，从公元1年汉平帝时，孔子被奉为“褒成宣尼公”，到公元628年唐太宗时被奉为“先圣”，历代被封，到康有为倡说立宪共和时，正式奏请以“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

　　《论语》是读书入仕的基础读本，那些没能入仕的读书人或成村里的教书先生，或入幕当谋士，或游走江湖占卜算卦，如果是有钱人家的，还可以吟诗作画当名士，从而形成了另一个传播和诠释的渠道和方式。他们以各自的生活智慧制造并不严谨的格言警句，或简化了儒学的思想，或杂糅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小宗教或地方小传统。虽然不被纳入儒家道统，但也在民间众口相传中形成了民间的伦理习俗。-

　　◎舒可文

　　关于孔子及《论语》的公案

　　《史记·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真正有《论语》这个书名是在汉武帝时，这是王充在《论衡》里记述的，他说，汉武帝时，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用辑纂成册的孔子言论来教学生，从那时开始称之为《论语》。钱穆考证，《论语》中所记其实不仅是出于孔子弟子，也有出于再传弟子之手的部分，最后的编定者并没有记载。柳宗元之后，很多人认为是孔门弟子曾参的学生编定，其中理由之一是，《论语》里竟称曾参为曾子，而且有太多的“曾子曰”。

　　在汉朝时《论语》有三个版本，流传的有两个版本来自鲁国和齐国，这两个版本被张禹合二为一，因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因此张禹版成为一般儒生所尊奉的读本。第三个版本是古文论语，传说是汉景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上发现的，当时只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研究它，一直并没有传授，因为当时谁都不能确定是否伪作，这一官司一直没有真正了断。我们现在所读的还是张禹的版本。

　　“儒”是何意对于后世儒学也是一段公案，章太炎说是求雨的巫祝，《说文》说儒是术士之称;胡适说，儒是主持礼仪的教师，出于殷商后代，专以司礼为周朝人服务所形成的一个特殊人群。这个字在后世使用中，那种研习五经孔学并成一时气候的人被称为大儒，而衍生出的儒雅、腐儒等词汇，大概还是与拘礼仪有关联，现在它又落在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人口中。

　　《论语》中的孔子崇周公，周公重六艺，不知孔子因为崇周公而以六艺教人，还是因为他教六艺，而追述周公，当时诸子百家各自所依据的文化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孔子以教人六艺著名，而“六艺”之名并提却见于《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艺中的《诗》、《书》、《礼》、《易》、《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更严谨的研究说，是经孔子编辑过的。其实，相隔2000多年来想象孔子的时代根本没有可能，根据《论语》来揣摩孔子的原意也是少有确证，但是其中的议论，时时会忽然穿越时空出现在今天的某一个场合，其时其景似乎遥远地对应补充着《论语》中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上下文。有时候，这时间的隔阂又坚不可破，比如对“君子”、“小人”这种词汇的现实使用是具有道德含义的，而历史记述中，《论语》说到的君子、小人只是社会阶层的名称，君子是士以上的阶层，小人是士以下的人群。周朝的封建等级制度崩溃，作为阶级称谓已经意义不大，在比喻的意义上君子、小人才有了道德含义，由等级区别变为人格区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几乎无法判定这漫长时间的两端，哪一端的《论语》更是真实的《论语》。

　　如果盘根蔓节地去追述时间另一端的《论语》，会发现孔子沿用了很多在当时就是传统的概念，如天，命，仁，乐等，孔子时，仁已经是一个公认的道德原则，而孔子把仁提到了一个更有解释空间的高度——仁者，人也。于是后世儒家各有所解，莫衷一是。孔子言“性相近”，却又没有明确论述，后世弟子孟子阐发“性善论”，荀子论证“性恶说”，性善性恶遂成为后来儒学的一大问题，很多现代学者从中看到了它对人的尊重。

　　中国思想史家劳思光断定，孔子立说，原是以政治秩序问题为主，其他关于仁、礼、名、天等等概念都是以解决政治秩序问题为诱因，推而进入的。周公时代被孔子看作是一个礼仪完整的好社会，到了春秋乱世，虽还有周时的遗风，但礼仪背后的观念内容变化了，周朝制度所依赖的阶级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论语》讲“礼”，是在讲礼仪的观念，这个观念所依据的是人间的秩序，进而更深入地推寻到外在秩序的情感基础，从儿子为父亲隐瞒罪过的自然亲情，又归结到对社会邦国的政治秩序上。

　　孔子之后，“七十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教士大夫，祸隐而不见”。战国韩非说，后来“儒分为八”，分别是子张、子思、颜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乐正氏。民初杨幼炯考:根据《论语》里提到的“十哲”，这八个人应该分别来自孔子的八个好学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孟子来自曾子之学，荀子来自有子之学。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弟子77人的姓名，在《论语》中出现只有29个，从中得见，这些学生在当时就有同门不合的言论，子张就看不上曾参每天三省、战战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门中的武侠派自有理想，子张和漆雕氏的学说早不传世，“儒分为八”中也就没有被当作孔门正传。这也许与《论语》编纂者是曾参弟子的公案有关。

　　八儒中，在战国时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实高于孟轲，荀子强调了儒学里实用的入世倾向，而孟子开发了心性的伦理观念。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轲的心性说不以为然，指责他们:没有理解孔子，只学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识。所鼓吹的五常，被世上的糊涂人不知真相地往下传，这是子思和孟轲的罪啊。荀子认为:孔子的思想成体系，言行一致，孔子主讲仁，有时仁和智并讲，偶尔也讲勇，从没有把仁义理智信平行而论，义和理是从仁和智延伸出来的，被孟子搞成并列关系，就叫做“不伦不类”。

　　战国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后代的儒家传记里，孟子、荀子并没有被纪录为儒，还属百家诸子。但是孟子1000多年后，从八家之中脱离出来在元朝被奉为与孔子并称的亚圣人。

　　《论语》与《孝经》并列

　　传闻两汉儒家多有对《论语》的注释，但基本都失传了，最早有郑玄的注释还留有一些残卷，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论语集注》。而后，代有人注。因为《论语》是孔子在教人六艺时的言论辑录，所以它具有阐释性，西汉时《论语》、《孝经》并列为小学，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到东汉时立为经书。

　　汉初的儒者很少有纯儒，如陆贾在《汉书》里被列为儒家，他有关历史的言论很近于荀子，但他言论政治又与老子近似。从叔孙通为汉朝定制了一套礼仪制度，董仲舒以阴阳家言糅合于儒学，汉代儒学向实用政治接近。

　　《史记·董仲舒传》记:前134年，汉武帝问策，董仲舒答:《春秋》是天地之常经，可是朝廷是以别的道为样板，人们的言论思想各种各样，国家不断调整政策，臣民都不知该怎么应对，所以，他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样制度统一，法度清楚，臣民才知道遵守什么。

　　先秦儒，认定人不是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所以讲伦常秩序。从血缘上最近的人际推广到君臣朋友，所以讲制度。但是汉儒没有利用荀子的政治理论，却发挥阴阳五行来讲五经，因为孔子有天道人道之说，董仲舒的基本概念也是“天”，但他论证天君王是受命于天，所以是天子，天子要以天为法，这是天子该尽的孝道。国家行事如不合天意，天就会显出灾害来警告:君王对臣子没有礼法，夏天就会多暴风;如果君王的旨意不能被执行，秋天就多霹雳;如果君王视听不明，秋天就多闪电，春天和夏天就暴雨不断;如果君王的心胸不宽阔，秋天就多雷。所谓天人感应。因为天是不会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汉武帝问策的时候，他对策说的道就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之道。因为他讲阴阳，又把此对应于人事，“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于诸阴阳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王道之三纲。三纲五常，由天推理出来。

　　六艺中，《乐》没有经书传下，其他五经被奉为国家经典，立五经博士传授，汉儒根据五经为汉朝制定法制，所以“孔子为汉制法”，而且这一制度一直为后世仿效。

　　儒学的经书在汉武帝推崇下成为国家经典，为学人所必修，从此以后，直到康有为，凡著书立说，如果要取信于人，无不以五经为名。司马迁修史自序中道: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继承孔子正《易传》，继《春秋》的，就是我了。“小子何敢让焉。”从这豪言中大概能看出，司马迁也是要继承孔子大业。《史记》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本着这个传统，表面写世事兴亡，荣辱得失，其实是写治国安邦之道，甚至天命人道。

　　孔子儒学被定于一尊，与大帝国的局势相关联。汉初基本没有明确的政治蓝图，而依黄老，主张无为，制度上沿用秦制。按《春秋》所论，周朝八百年，而秦只有二世，其中有王朝兴亡的微言大义，儒学政论当然更符合建立一个千秋大帝国的理想。汉武帝选择儒学独尊，之所以重《春秋》，讲制度等级规范，讲孝，以伦理道德而讲国家制度，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先学《论语》、《孝经》，然后入官学五经，在董仲舒提议下各州郡每年向国家举荐茂才孝廉，此后，公卿、大夫多文学之士。这样也把春秋以来的个体游士重新纳入社会组织中，从此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整体命运。秦朝曾提出“以吏为师”，汉以后，“以师为吏”，“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理想道路和心理传统。

　　关于人生的学说在汉初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孔子说仁，讲做人的道理，汉儒则讲《论语》的同时传讲《孝经》。

　　自孔子删述六经之后，经过秦朝的焚火，楚汉战争，多有遗失损散，汉成帝时命刘向等一批人校理各类旧书籍，刘向是校理经传诗赋的，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职。哀帝时，把所有的书总归为七类，编成《七略》上奏，书布天下。首先是六艺略(《乐》首次列出，但一直被怀疑是伪作)，第二是诸子略，儒家如曾子、孟子、荀子都列在诸子略之内，而孔子不在其中，《论语》和《孝经》一起附在六艺略之后。可见在西汉末年的儒学更尊儒学经书，而超过对孔子的尊崇。也许是对儒家之名的理解不同，在汉代编的儒林传中，诸儒是从汉开始排，曾子、孟子、荀子都不在那个序列里而属百家诸子。汉朝的儒，都是以传经论治为业，而战国的儒是以明道教人为任。

　　章丙麟对刘歆编《七略》评价极高，他说:传播典籍，从孔子开始，其后只有刘歆了。汉兴后，虽不像秦皇那样禁书，但在民间，即使是五经、《论语》，如果没有老师传授也读不到。刘歆整理了典籍后，就可以复制，书商就可以卖书于民间。

　　汉代的经学有今古文之争，与《论语》的今古文版本同样，今文经是由儒家弟子口授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录下的五经，古文经是当时从孔子家墙壁上发现的用战国时流行的大篆录下的经书。在西汉时被立为官学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学尊崇孔子，以孔子为受命于天的素王，认定六经都是出自孔子之作，以《公羊春秋》为主，在五经中论证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尊崇周公，孔子只是史学先师而已，相信孔子述而不作，六经就都是史料，刘歆校书之后有“六经皆史”一说，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流传于民间，东汉时盛行，训诂学发达开来，经典被弄得烦琐杂碎，《汉书·艺文志》评价:“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不能通。”

　　虽然汉初有大师董仲舒，但他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论证，在思想上比不上《淮南子》或《论衡》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道教流行与此不无关系。独尊儒术，道教在政治上完全被排挤，只能在个人生命上开发意义，而汉儒无论是读《春秋》的，还是训诂的都无法形成广泛的精神生活，跟百姓几乎没有关系，只好另择他说，到东汉末年汇成了道教。

　　《孟子》并列于《论语》

　　魏晋之后，佛教道教已成盛行之势。佛道之兴，或与魏晋以来的战乱不断有关。儒学的一个弱点是回避了关于死的问题，这是人人关心而不安的事情。佛道的解释在此能够补充儒学之不足，更兼佛道均有避世出世的追求，这也比较符合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失望晦暗心情。

　　佛道虽兴，但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动摇。比如梁武帝信佛，对佛教的支持一度十分夸张，打仗征兵都找不到人，但他仍然不抛弃儒家的政治制度。于是形成儒学主政治而佛道主信仰的并立局面，正如后来宋仁宗所说:“以佛治心，以儒治国。”

　　南北朝时，儒学在南北各有不同处境。北朝的体制已经破败，朝廷重用儒生，意在治理修复政治秩序。北儒笃守汉学，沿袭汉儒治国的一面。那种儒学非专家不能治之。北周崛起应该有北儒的贡献。南朝虽然偏安一方，但政治体制朝廷规制基本沿袭两汉旧制，又有佛道盛行，所以南朝儒生依然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善谈名理，雅俗共赏。

　　长期分裂和割据也造成儒学理解的分歧，至唐太宗时，儒学状况还是经师们各有所注，解释各异。太宗不满儒学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遂命孔颖达召集儒家重新校定五经。这个重新撰定的《五经正义》由官方传习天下，科举以《五经正义》取仕。在此之前，虽有佛道勃兴，几乎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活，但在儒学内部，注经训诂等活动并没有停止。经义定于一尊之后，天下士子为求进仕，不能再另起新意，儒学本身反而开始消沉，几乎没有新论。但这也许反而给文人们留出了创作诗文的空间。

　　唐朝佛教发达，对此有一解释说:经学衰落，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精神生活却不能停止，学理深厚的佛教正好填充了这个思想空隙，受佛教影响，做官进仕，在唐朝文人的观念中，不过是私人功名，俗业而已，远非汉儒心目中那么崇高。风尚所及，以致唐朝在录用官员的时候，经学地位也不高于文学。只有唐中后期时的韩愈尽力排佛，极尊孟子，竭力复兴儒学，但他在政治上的靠山宰相裴度，还有和他一起提倡古文的柳宗元都是信佛的，韩愈的努力似乎除了在他一度任职的潮州这样偏僻之地有些影响之外，几乎毫无收效。

　　杨东莼认为，佛教对儒学的最大影响，就是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形成。晚唐至宋初时，有学问的文人多与禅师过从甚密，佛教中也有人想促成儒释融合，当时有一佛学大师说道，“妙道之意，圣人寓之于《易》”。也有僧人在寺庙里读韩愈。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一些学儒的文人在读到儒释融合的著书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佛学对心之觉悟的重视对儒学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它促使宋儒极力突出孟子的重要性。与孔子对政治制度建构的重视有所不同，孟子更重视心性问题。宋代王安石尊孟子，把孟子奉入孔子庙。苏洵、苏轼父子为文，也都效法孟子。自北宋以下，世人开始以孔孟并称，而以前都是周公孔子并称。这是一个大改变，暗含着后来的心性之路。

　　李零认为，从孟子、子思，再追到曾子和孔子，这个道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儒编造出来的。从现在出土的一些竹简上可以看到，被这个道统忽视的颜回、子路等都有记载。其实曾子时代，孔门的掌门是子路，后来有子被推为掌门，曾子还想跟有子争。因为汉唐儒学的主要领域在政治，心性之学拱手让给了佛教，宋儒要把这个领域争回来，他们就重新构造道统，而追溯到儒门中比较重心性之学的这一线索，由此开创了所谓“新儒家”。

　　朱熹是宋明新儒家的理学代表。朱熹著《四书集注》，第一次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四书并称，树立了儒学新经典，之后元、明、清三代都以此为取仕标准。《大学》和《中庸》是从《礼记》中抽出的单篇，到底是谁的作品，并无定论。有说是子思所作，但也少有证据。胡适说，到了重《大学》、《中庸》的儒学，早期儒家那种重实际的伦理就进入了一种内观的伦理。钱穆以为，宋儒从汉儒的经学转到了子学，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绝大转变。

　　宋儒用心性之学，上连天道，下接伦常，以替代佛教和道教。它也讲孔子的一些概念，讲“道心”，可道心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伦常规范，这些概念都被完全理性化，与功利、感性脱离了干系。人见小孩落井，就必须去救，被说成是不可以违反的天理，这与孟子所说的理由已有很大区别，孟子说人见小孩落井去救，是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还是感性的。朱熹们基本的要求是存天理，灭人欲，甚至夸张到宣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孔子认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应该为父亲隐瞒才是合“天理”的。而宋明时，大义灭亲才合“天理”。这种儒学渐渐丧失了儒学原来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变为一些刚性教条，更重要的是深入到家法、族规而普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几乎具有法律的地位。

　　清儒戴震斥理学家完全同于酷吏，“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这也许不是宋明理学的精髓要义，却是它的现实作用。理学的作用一直到清末民国都很强大，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控诉的“吃人”，以及巴金在《家》中控诉的对生命活力的谋杀，无不以反理学为基本主题。

　　维新派抬高孔子轻视《论语》

　　清朝一意地提倡宋学，特尊朱熹，康熙五十一年，升朱熹配享孔庙。朝廷越是刻意崇扬朱熹于上，文人们越是肆意贬低于下，“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都是直指理学的。有人作《四书改错》，斥责朱熹的注没一条不是错的，其错之大是“聚九州四海之铁也铸不成的大错”。清儒在《宋儒渊源记》里，对那些在清初传述朱熹而获朝廷崇信的人，都不被列入其中。此书虽不重要，但其学风可见。

　　儒家与王朝之间的这种学理不合，在历史上少有，这个特殊性明显与异族统治有关。在王朝交替之际，清初诸儒抱有反清复明的意愿检讨前朝，以及前朝的理学心学。顾炎武在《日知录》考据典制的同时把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理学、心学的空谈而不务实:“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谈孔孟，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对孔子论政论学的根本要义完全不问，一味地讲心性。随着清朝稳定，复明无望，儒家们开始做基础的研究，结果成盛极一时的专重训诂名物的汉学，避开了朱熹的理学，也就等于避开了《论语》。

　　到乾隆嘉庆时代，一方面因为有朝廷尊朱熹，一方面有取媚于朝廷的文人奉朱熹为正学，又有清廷的文字狱，很多文人只能改做经学，在故纸堆里争意气。虽然很重视“学以致用”，但实际上他们的考证越深入，与现实的政治文化相隔的越远。也有今文学的重倡者，专求微言大义，提出了“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一些被认为很怪异的议论。道光年间，今文学日盛，龚自珍、魏源是其中的著名人物，龚自珍通《公羊春秋》，但他所作《古史钩沉论》已经不像清初儒家那样因循古史，而有了阐发民权的议论，他对清末的学者影响很大，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而魏源除了辨伪书，作《海国图志》，鼓励了目光向外的姿态。

　　实际上，宋明理学已经深入在社会的细密机理中，儒家的案头努力并没有改变现实中的文化状态，即使在儒生中也有桐城一派儒生重倡古文学，以儒学道统自任，为宋学辩护。曾国藩的为文也尊桐城一派，在朝在野他都是儒家道德模范的形象。

　　清末康有为，从广东大儒次琦学习六年，那个时候，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他买来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各种西学著作，那些书还都只是最浅显的普及书籍，或工艺医学等书，完全没有政治哲学的书，但梁启超说康有为“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

　　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表面上是辨伪书，实则他已经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变法动员。从汉朝以来，经学就有今文古文之不同，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方向。康有为说，今文学所依的《公羊春秋》等五经版本都是孔子的真经，经孔子70多弟子后学们口说传授，虽然后来有些窜乱，但大致是可信的;而东汉以刘歆为主力的古文经学所依赖的《左氏春秋》等五经版本全部都是刘歆伪撰或篡改的，刘歆所为是为了协助王莽篡汉，所以要掩盖孔子的微言大义。他说:两千年岁月时日，聚千百万士子问学，统二十朝制度，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竟没有一人敢违抗，没有一人敢怀疑，把孔子托古改制的圣法完全弃之一边了。所以“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而刘歆所说今文不可信的理由，是说秦始皇已经把后世所传的六经烧毁了。康有为辩驳说:秦始皇烧的是民间流传的书，博士职业所用的书百家自存，因为秦皇焚书是想“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所以他说，秦皇尽烧六经完全是刘歆造的谣言，他为了作伪书，又听说有秦皇焚书一事，就“一举而归之”。康有为这一番改写历史的辨伪实际上是在为他以后要说的话铺路。

　　光绪末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说，尧舜只是孔子所托之古，真实的六经都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不仅是孔子，在康有为的诠释中，先秦诸子的学说全部都是托古改制之说，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的微言大义，《春秋》所说的不过是“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而三世、三统的说法就是以进化之理，解释制度的演变。他的《大同书》的书名也是引申《礼运》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的大同说，《春秋》中的太平世就是《礼运》里的大同，就是孔子的理想社会。康有为说，子游听受了孔子的微言，往后传到了孟子，微言所指就是理想的太平、大同，而子夏听受了孔子的大义，后传到荀子，所谓大义指的是升平世、小康社会。

　　他几乎把孔子比作了基督，“孔教”之说就是起于康有为，变法期间他正式奏请以“孔子为教主”，成立孔教为国教。他的这种儒学，显然是为他自己的托古改制立论，这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当时的腐儒说他“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而对《论语》一书，康有为也接受朱熹的说法，认为多是由曾子的弟子所辑录，不同于朱熹，康有为认为《论语》只记录了孔子思想中非常次要的方面，而不被他所重。康有为的这种不诠释是不是也相当于一种诠释.

文章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